今年是辛亥革命90周年。每逢回顾这段历史，内心总不免涌现深沉的惋惜。1911年10月中旬，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各省相继宣告独立。到1911年年底，革命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孙中山刚回国便被独立各省代表一致推举为临时大总统，随即在南京建立临时中央政府。形势仿佛大好，可是不到四个月，这个革命政权便迅速夭折，孙中山被迫让位给袁世凯。“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当年革命党人的悲愤，至今仍可引发我们内心的共鸣。
　　辛亥革命的失败有客观的和主观的多方面原因，而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革命党在匆忙执政之前并未做好起码的执政准备。这不能怪孙中山，因为革命的胜利来得太快，不仅使清朝政府措手不及，也使革命党人措手不及。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成立于1905年，距革命爆发只不过六年。在这六年中，革命党人主要忙于筹款和运动会党、新军以发动武装起义。这些起义都是小型而分散的，因此旋起旋灭很难持久，连运动战都谈不上遑论什么革命根据地，因此也就没有积累什么议会政治与治邦安国的经验。各级革命军政府相继成立以后，他们不得不借重某些立宪派和旧官僚的声望与执政经验，而革命也就被这些貌合神离的暂时伙伴引入向袁世凯妥协的歧途。革命的胜利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革命者并非自愿接受这一结局，但主观上的严重缺陷却迫使他们只有咽下这个苦果。相比之下，我们中国共产党1949年取得全国革命胜利并建立新的共和国，那就具有极为充分的全面准备。因为中共在此以前已经具有长期而丰富的革命根据地建设经验，从全国范围来说是革命党，而在根据地则是名副其实的执政党，并且是具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体系的一元化领导的执政党。当然他们的经验并非是成熟的，更不完全是正确的，而其错误路线则曾使党几乎失去所有的根据地，被迫进行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但也正是由于不断经历如此复杂而又艰险的事变，党的领导核心逐渐成熟起来。他们不仅把抗日战争的胜利正确引向人民的胜利，而且在许多抗日根据地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建设和革新的经验，并且为其后共和国的诞生培育储备了大批人才。而在这将近二十个根据地当中，地位最为重要而且成效最为卓著的，就是举世瞩目的陕甘宁边区。
　　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内容极为丰富，相关文献资料也是非常之多，所以本书作者把自己研究的课题限定为“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他在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中，充分肯定了这个“示范区”红色政权的重要历史地位：“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它前承工农苏维埃政权，后接人民民主政权，经历十七个春秋，完整地经历了中国革命的三种政权模式；它在极端艰难的战争环境下，开展全面建设，彻底改变了边区的面貌，同时也培养了干部，为其后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成为新中国的‘雏形’和‘摇篮’。”因此，这个具有永恒的魅力的课题，不仅使作者倾注大量心血，而且也深深感染了指导组的全体老师，尽管他们并非都专门研究抗日战争史。
　　对于陕甘宁边区政权的研究，前人成果已经较多，但大多是从党史或革命史的角度加以论述。本书作者则努力扩大研究视野，把政权形态与边区社会的发展变化结合起来研究，这无疑拓展了学术思维驰骋的天地，体现出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刻意创新的追求。本书一、二章侧重从边区定位、三三制、精兵简政、一元化领导、新民主主义国家雏形等方面论述边区政权形态，三、四、五章则从人口、民族、社区、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保障和教育、治安和边防等方面论述边区社会的发展变化。上编讲的政权本身，下编讲的政权具体运作及其主要业绩，两者实为有机的统一体，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学术撰著的酸甜苦辣当然只有作者自己体会最深，但对于智勇这样公务极为繁忙的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者，我深知他为此牺牲多少业余休息时间，付出多少心血汗水。他非常尊重老师的指导，除在北京各大图书馆认真搜集和阅读大量资料外，还一再到边区故地作调查研究，并向当地专史研究者虚心请教。而且，对于前期的相关课程学习，他也是一丝不苟地认真读书和写作业，为最后一年的论文撰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者和我当年承担繁忙的校务期间一样，每天都是利用早晨4点多钟到上班前的“黄金时间”沉潜于研究与写作。因此，在论文答辩会上，答辩委员不仅一致给这篇论文以较高的评价，而且特别肯定了作者这种刻苦攻读的可贵精神。
　　历史不仅是前人的集体记忆，而且是前人的集体智慧。研究历史当然要把历史过程说得一清二楚，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对历史作出必要的比较、合理的解释。解释是有层次区分的，一般的解释无非是探求因果关系或总结经验教训，深层次的解释则常能在往事陈迹中发掘出智慧，即所谓因识成智是也。当年的陕甘宁边区是在极端复杂艰险的国内外环境中存在与发展的，边区每一项重要成就都体现了我党领导核心的大智大勇，其胆识与谋略均非常人所可及。这些智慧的结晶不仅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障，也是我们今天从事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继承发扬的一笔宝贵遗产。我同意作者说过的一段话：“用社会史的眼光俯视陕甘宁边区政权，其政权形态的诸多特点，归根结底，代表了当时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史为鉴，已经迈入新世纪的共和国国家政权，应当在延续自己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同时，不断自我调姿，使政权形态更好地适应世界政治多极化、世界经济全球化、世界文化多元化和祖国和平统一的新形势，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得悉此书业经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即将出版，作为导师的我感到非常欣慰，希望作者珍惜这三年苦读的成绩，继续结合工作研究学问，并且用心得改进工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以副此间师友之厚望。
　　辛巳盛夏40℃高温于武汉桂子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