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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第二节 边区的三三制政权建设——2


  二 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
  1941年9月8日,在各级选举基本完成之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以民政厅长刘景范为主任,组成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筹备委员会。同日,边区政府又发出《关于边区参议会开会致各县信》,指出“边区参议会决定11月5日开会”,到会的议员“是代表全边区人民来决定边区抗日救国的大计”,因此,“是一件大事”。要求各县应广泛宣传,搜集人民的意见和提案,连同各县需在边区参议会讨论解决的问题,交给参议员带到会上,并就有关参议会和参议员的具体问题作了布置。
  10月12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迎接边区参议会》的社论,指出“民主是自由光明的象征”,“它的显明的标志是将要在本年11月举行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社论明确指出这届参议会所担负的崇高使命,和要保证完成使命所要进行的工作,号召全边区人民动员起来,为拥护、庆祝参议会的开幕与成功,造成热烈的运动。并且强调指出:“没有什么比民主对于我们更贵重的,过去我们流血牺牲为的是民主,今天能够安居乐业是因为有了民主,未来的幸福快乐也离不了民主。这就要在这届边区参议会中,珍视自己的民主权利,做出光辉的民主榜样,让全世界都瞻望到边区参议会场上飘扬着的新民主主义的旗帜”。
  经过两个多月的积极筹备工作,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于1941年11月6日至21日在延安新建的参议会大礼堂隆重召开。因为本届参议会在1944年又召开过一次全体会议,所以,我们把这次称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当时并没有第一次的称谓。
  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正式参议员219名,候补参议员16名,陕甘著名的开明士绅,如米脂的李鼎铭、贺连城,绥德的安文钦,延安的商会会长白振邦等;回族同胞马生福阿訇、鲜维峻,蒙古族同胞那素滴勒盖,以及国际友人日本的森健、朝鲜的武亭、印度尼西亚的阿里阿汗、印度的巴苏华等,均以参议员的身分出席了会议。
  6日,举行开幕典礼。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以及晋西北行署主任续范亭、晋察冀、晋冀豫、胶东、鲁西、华中、苏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代表,国民党中央军委驻十八集团军的高级联络参谋陈宏谟、周励武、郭亚生等出席了开幕典礼。中共西北局书记高岗致开会词,①他分析了上届参议会到这届参议会之间两年多当中,在国际上、在中国、在陕甘宁边区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之后说:“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抗日,坚持团结,坚决的主张中国的民主,我们和全中国人民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他说:我们这届参议会应该做些什么事?首先是要检讨政府工作;第二、确定今后的大政方针;第三、改选政府机关。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致词中说:“我们陕甘宁边区要在实施民主中,做出光辉的模范。在这届参议会,我们抱着无限的希望”。第一、希望我们各参议员,尽量反映各个角落的人民的意见,人民的要求与呼声。第二、希望参议员很坦白的指责政府工作的缺点。第三、希望这届参议会给政府指出今后的大政方针。第四、希望这届参议会选出新的政府工作人员,要忠诚的为人民谋福利。②
  毛泽东在开幕典礼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边区召开参议会的重大意义,明确指出,参议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现在边区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超出革命的三民主义的范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是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不仅在边区能实行,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能实行,在全国也能实行。毛泽东以共产党领袖的博大胸怀,尖锐批评我们自己存在的缺点,强调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重要性。他说:“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毛泽东郑重地说:“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现在就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毛泽东的讲话使与会者深受教益,是开好这次大会的指导方针。
  7日,召开预备会。会议首先选举参议会议长,高岗再次当选为议长,谢觉哉、李鼎铭当选为副议长。李鼎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他说:“我今年已61岁了,本来没有能力,加之衰病交加,十余年不出家门,纵然有点思想,也是闭门造车,不能出门合辄。今天大家选举我,我觉得惭愧得很。但是既蒙选举,自当勉尽棉力”。李鼎铭称赞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政策。他说,从共产党宣布的施政纲领和“三三制”就可看出,“把所有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都看成一家人,同心合作,干这抗战建国的事”。他坦诚的提出,各党各派无党无派要“化除成见,互相信任,互相亲爱,有些不对处,只责备自己,不要责备别人”,以加强团结。李鼎铭强调,抗战建国,离不开经济。“因为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候,人人都应该毁家输难,把中国救下再说别的事。但是在这种状况之下,对于经济必须要有整个的计划,一方面开发资源,一方面避免浪费,称我们的力量,做我们的事,务使经济常有余力”。“若是我们没有整个的计划,常常入不敷出,处在经济压迫之下,将来政府与人民交困,前途的危险,何堪设想”?③对李鼎铭的就职演说,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预备会选举林伯渠、肖劲光、徐特立、白茜、那素滴勒盖、安文钦、范文澜、柳湜、张邦英、任绍亭、李丹生、马国藩、刘培基、靳体元、贺连城、杨本荣、高岗、谢觉哉、李鼎铭等19人为大会主席委员;还通过了会议规程和议事日程。为大会的顺利进行,作了必要的准备。
  8、9两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三年来边区的环境与内部发生的变化,总结了边区人民在粉碎日寇的进攻中,保卫了河防,保卫了边区,成为西北的屏障。同时,在打破“不明大义的人”对边区的军事与经济封锁中,“始终坚持着抗战的团结”,在边区实行了统一战线的政策,既坚持了抗战,又增进了人民的福利。第二部分,我们如何执行上届参议会所通过的边区施政纲领,从实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个方面,总结了三年来的各项工作。第三部分,阐明了边区当前的中心工作与方针,强调边区“正进行着新民主主义的建设,而且是已经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基础”。同时,边区还“处在战争的环境中,它需要用尽一切力量,来支持全国的抗战,而且还因为它直接受着战争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和工作基础上,边区政府的历史任务:第一、我们的一切努力应该是为了战争,为了保障战争前线的胜利,以保卫边区,保卫西北;第二,“为了坚持抗战并争取战争的胜利,应该坚持与边区境外抗日党派友军及全体人民的团结,更应该团结边区内部各社会阶层,各抗日党派和各民族,并且要更加密切党政军民的关系”;第三,“保障部队的物质供给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中心一环,是发展生产,繁荣贸易,大量运盐和稳定金融”;第四,“更加健全民主机构,发扬民主作风,提高人民参政热忱”;第五,“为了巩固与扩大抗日团结,为了提高我们的民主政治,不但要保障人民的民权,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居住、迁徙与信仰的自由,而且要更完备的保障人民的财权”;第六,“普及国民教育,消灭文盲,提高人民的民族精神与生活知识”;第七,“提高工作效率,改善工作方式,发扬廉洁奉公和实事求是的民主作风”。最后,林伯渠满怀激情地说:“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亦即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陕甘宁边区安放下第一块基石。我们应继续完成此伟大的建筑,为了它,必须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同时也只有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才有基地建立我们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④报告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三年来边区政府的工作,既肯定了成绩,又指出了存在的缺点,诚恳期待大会审议,受到参议员的热烈欢迎。
  在林伯渠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以后,上届参议会副议长张邦英作了常驻议会工作报告,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作了军事工作报告,财政厅厅长南汉宸作了财政工作报告,建设厅厅长高自立作了经济建设报告,边府秘书长谢觉哉作了民主建设报告。从12日起,参议员分组对政府工作报告等进行了热烈地讨论,此间,林伯渠、肖劲光、谢觉哉、南汉宸还答复了参议员的质问。17日,大会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总决议》。决议充分肯定了边区政府三年来的工作成就,还指出了各项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如各级的民主制度和保障人民人权财权的工作与秩序还不够正规化;税收制度还不够健全;个别地方负担的分配还未充分合理;各项具体政策和优良的工作制度还未普遍贯彻,工作方式上的强迫命令、自流主义和自由主义,还在某些地方和干部中存在着;个别不称职的渎职的干部,尚未受到应有的制裁;经济和文化建设还需要更有计划有中心的进行等,责成边区政府依照参议会已采纳的“五一”施政纲领和报告中所提的今后工作方针,切实纠正上述缺点,“以彻底完成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和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神圣任务”。⑤
  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五一”施政纲领公布后,受到边区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也引起敌后抗日根据地乃至全国各界人士的重视和好评。在第二届参议会上,收到贺连城等108人和樊作材、习仲勋、白治民、辛兰亭、李延禄73人的6个提案,提请大会讨论接受“五一”施政纲领为全边区人民共同的施政纲领。为此,11月15日,中共西北局书记高岗就“五一”施政纲领作了解释。他指出“五一”施政纲领的基本精神,就是“团结、抗战、救中国”。团结才有出路,分裂就没有出路,团结和分裂利害是很分明的,所以,我们的施政纲领开头就主张团结抗战。中国至今还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因此,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既不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某一阶级某一党派的独裁,而是实行真正的民主,大家来赶跑日本,大家来治理国家。高岗强调,中国共产党提出这个施政纲领,不是为了宣传,更重要的是要坚决贯彻。为要保证这个纲领的实现,首先就要保证政权三三制,“要大家都来参加政权,而不是一意孤行,把持包办”。“还要保证各级参议会确实成为一个有力的机关而不是请客吃饭的摆设。它是超乎政府之上的机关,它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还有检查督促政府的权利”。高岗还就一些具体政策作了解释。他最后提议说:“我现在正式向大家提出这个加紧团结的纲领,请全体参议员讨论,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它作为全边区政府与人民共同奋斗的方针。”⑥
  经过参议员认真的研究讨论,17日,大会一致通过施政纲领决议。决议指出:“五一”施政纲领“不但适合于边区的需要,而且完全符合于中国的国情,是唯一正确的边区施政方针,也是团结抗战以救中国的良策。因此,本会全部接受,作为政府今后的施政纲领,并责成政府督导全边区人民切实执行之”。⑦“五一”施政纲领被参议会认可后,就不再是共产党一党的施政纲领,而以法制的形式,确定成为全边区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各阶级阶层人民的共同纲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边区具有“宪法”性质的基本法规。
  从13日起,大会审议讨论了由单行法规委员会修改或新起草的9个法规,即《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各县区公署组织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各乡市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战时动员壮丁与牲口条例》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会议规程》等。17日,边区参议会通过了上述条例。这些条例的修订与制定,是对“五一”施政纲领有关内容的具体化,对于进一步完善边区的法制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不仅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史上首创了用法律形式保障人权的历史,而且在中国人民民主法制建设史上揭开了用法律保障人权的新篇章。
  大会从15日起,穿插审理参议员提出的各种提案。会议共收到各种提案400余件,经过分类合并整理,大会正式通过的提案,为112件,其中军事提案13件、政法提案35件、财政提案12件、文教提案35件、经建提案6件、特种提案11件,交政府和有关部门执行或办理。⑧
  20日,大会选举边区政府主席和边区政府委员会委员。选举结果林伯渠再次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参议员们为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李鼎铭在会议期间的工作精神所感动,又选举李鼎铭为边区政府副主席。边区政府委员会委员的选举结果,高自立、南汉宸、肖劲光、贺连城、刘景范、马明方、柳湜、霍子乐、那素滴勒盖(蒙古族)、毕光斗、肖筱梅、高步范、杨正甲、马生福(回族)、高崇珊、徐特立等16人当选。但是,在包括边区正副主席18名政府委员当中,共有共产党员7人,即林伯渠、高自立、南汉宸、肖劲光、刘景范、马明方和徐特立,超过了“三三制”的要求。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声明,请求退出,得到大会的赞赏和同意,按得票的多少,依次由非党人士白文焕递补为边区政府委员。此举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行“三三制”政策的诚意和决心。
  21日,大会选举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鉴于李鼎铭既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又当选为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两职,根据他本人的意愿和大会表决结果,李鼎铭留任边区政府副主席一职。另选安文钦为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大会选举李丹生、乔松山、任绍亭、王锡成、刘培基、崔田夫为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连同高岗、安文钦、谢觉哉3位正副议长,共9名常驻议员,其中高岗、谢觉哉、崔田夫3名共产党员,符合“三三制”原则,大会还选举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
  大会通过《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宣言》和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致国民政府林主席蒋委员长电”、“致边区留守兵团保安队电”等电文。
  高岗致闭幕词,他兴奋地说:“我们这一次参议会是开成功了,历史和人民交给这次参议会的任务,我们都已顺利的园满的解决了”。在热烈的掌声中宣布历时16天的参议会大会胜利闭幕。这次参议会,严格的执行了共产党在民意机关和政府机关中的“三三制”原则,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政治史上崭新的一页。这一政策的贯彻,使非党人士大为感动,边区非党参议员、79岁老人李丹生称颂共产党“诚能感人”,希望共产党“说到做到,以信义昭示天下,则天下都是你们的”。续范亭流着眼泪说:“只有共产党,才真正实行了三民主义”。这次大会以建立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里程碑而载入史册。
  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第235页。
  ②《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第240页。
  ③《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第241—242页。
  ④林伯渠:《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第257—277页)。
  ⑤《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第278页。
  ⑥高岗:《关于‘五一’施政纲领的解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第267—271页。
  ⑦《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第272页。
  ⑧《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第306—350页。
  

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雷云峰.—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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