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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地位——2


  二、国共两党谈判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中共中央为促进和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采取了许多实际步骤。从1937年2月到全国抗战爆发时,国共两党进行过三次谈判。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在庐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中央,约定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接着发表蒋介石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国共产党宣言提出了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的基本主张;并声明愿为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改称陕甘宁特区政府,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中国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指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它的基本内容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一致的。蒋介石,汪精卫的国民党在1927年反共以后,完全背叛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如果国民党彻底改变这种立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能够成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7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等在庐山又一次举行会谈。中共代表提议以中国共产党的《宣言》的内容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尽快发动全国抗战。但这时蒋介石对抗日还没有下定最后决心。他仍公开说:“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同时又不愿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谈判无结果。7月18日,周恩来将所拟“关于谈判的十二条意见”,通过宋庆龄转交蒋介石,内容有:应允许各报刊载《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中央书面谈话表示赞同;迅速发表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从张继、宋子文、于佑任三人中择一人担任正职,林伯渠任副职,边区范围包括现在所辖18县(陕西境内的延安、甘泉、富县、延川,延长、安塞、保安、安定、靖边、定边、淳化、旬邑。甘肃境内的正宁、宁县,庆阳、合水、环县。宁夏境内的盐池),其疆界请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边区政府划定;国共双方派人分赴鄂豫皖、闽浙赣、闽粤赣、湘鄂赣等地联络与传达国共合作方针,对南方红军实行改编;允许中共在延安出版解放周刊,在全国发行。由于蒋介石坚持红军在改编后不设统一的指挥机关,使谈判陷于僵局,因此谈判没有结果。
  7月27日,周恩来在西安同蒋鼎文会谈。蒋说:“蒋介石催促红军迅速出动抗日”。周说:“这没问题,要蒋介石立即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邀在南京出席国民党召开的国防会议。在此期间,继续同蒋介石会谈发表《宣言》和红军改编问题。《宣言》经国民党指派康泽修改后,把三项政治主张删掉了,只留共产党向国民党的四项保证。中共中央坚持《宣言》的完整内容,并反对蒋介石关于在红军改编后由国民党方面派政治部主任的主张,主张设立总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指挥。
  “八·一三”事变后,国民党终于不得不认真对待国共合作这一关系国内团结的大事。但他仍然不愿接受共产党7月15日的《宣言》中所提出的政治主张,而只考虑红军的改编问题。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设总指挥部,但指定改编后的红军只能活动于山西五台山东北一块狭窄地区。共产党虽然看到国民党限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日中独立自主地发挥作用,并通过改编控制和吞并这支军队的企图,但还是决定尽快实行改编。因为两党间首先实现军事上的联合,有利于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和进行全国的抗日战争。
  8月24日,周恩来致电张冲、康泽,并转蒋介石,说明八路军先头师(指第一一五师)已于22日由陕西三原出发向指定区域开进,希望蒋介石迅速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表示赞同此宣言的谈话。
  由于红军改编后立即开赴前线作战,加上中国共产党的催促,9月22日,国民党终于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了团结御侮的必要,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谈活的发表,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中央认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有一个固定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可以是国民党本身变为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又保持各自的独立性,或者是各党派共同组织民族联盟。但是,对于这两种形式,国民党都不愿采取。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而只能是遇有重大事情,双方临时进行协商。
  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受到了陕甘宁边区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当时国民党左派领袖、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宋庆龄于37年11月表示热烈支持。她声明指出:“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工农劳动阶级利益的政党。孙中山知道没有这些劳动阶级的热烈支持与合作,就不可能顺利地实现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①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7人在1937年7月底被释放出狱,他们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拥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的抗战团结。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以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卢沟桥事变后,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普遍动员、武装民众,实行民主政治等项政治主张,10月间,它的领导人章伯钧等从香港回到南京,积极参加抗战工作。
  对于中共来说,从十年内战到国共合作抗日,是一个重大的发展转变。这个转变是符合中国革命发展的要求、合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虚伪的“阴谋”,也不是向国民党“投降”。中国共产党做了积极的让步,这种让步是以国民党实行抗日政策,进行民主改革和承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合法地位为条件的。这是共产党人推动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继续向前发展的必由之路。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已经有过两次。第一次合作使中国革命发展成为五卅运动,省港罢工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这次合作将“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
  中国共产党人,赞成国共两党合作,不赞成两党分裂。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先生共同倡议的。当年,孙中山力排众议,坚持联共,历史证明他是伟大的、具有远见卓识的革命先行者。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以及其它爱国的党派、民主人士和其他爱国军民共同努力促成的。特别是红军和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以后,当蒋介石不顾祖国危机,倾兵剿共的时候,张杨二将军力挽狂澜,坚持联共抗日,他们成了公认的民族英雄。当然,蒋介石在历史大潮的推动下,实行联共抗日,也是他一生中的光辉点。
  反之,当国共两党分裂时,人民就更加受灾难,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干涉就加强起来。分裂,对人民没有好处,对国民党也没好处;联共则荣,反共则衰。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①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第109页
  

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建立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1937年7月—1940年12月)/雷云峰.—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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