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中共洛川会议。八路军誓师关中，开赴抗日前线。
　　为了研究确立军队开赴前线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的政治、军事等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具体制定在抗战中的纲领和政策，以便动员一切力量实行全面抗战。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凯丰、博古、张国焘等，还有军队及各方面的负责人刘伯承、徐向前、关向应、聂荣臻、罗瑞卿、贺龙、李富春、徐海东、张浩、林彪、周建屏、肖劲光，张文彬等。其中军队的领导人大都是从三原、泾阳、富平等地赶来的。
　　会上，毛泽东在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中，分析了中日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和当时敌人用兵的战略方向(以夺取华北为主)，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红军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已经发展为能够进行运动战的正规军。但在新的形势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分散使用的游击军和游击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牵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保存与扩大红军，争取我党我军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关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阶级独立性和政治警觉性，要记取1927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毛泽东着重阐明，在统一战线中，有一个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的问题，也就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呢?总之，必须坚持统一战线小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周恩来报告了南京谈判，上海抗战，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南京政府的国防、外交等情况。指出对形势要有持久战的估计，要继续推动国民党抗战，要加强对全国群众运动的发动工作。
　　会议就国共关系、战略方针和出兵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对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主次关系有些不同的认识和提法，当时，因急于上前线，未能充分交换意见，所以在一部分军事领导干部中认识没有完全统一。鉴于华北危急，虽然这时国民党还没有正式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会议仍然决定立即出动红军主力到山西前线。
　　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要点是：1、打倒日本帝国土义；2、全国军事总动员；3、全国人民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6、实行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加强抗日的民族闭结。在关于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和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中，提出“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经济政策是：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农产品的自给。提倡国货，改良土产。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以及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救济失业，调节粮食，赈济灾荒等条款，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在抗日时期的具体化，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具体纲领，因此，它在实际上就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的“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当前，“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国民党不要人民参加的片面抗战路线，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由于存在着这种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共产党员及其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核心。
　　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11人组成，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8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
　　洛川会议是在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它通过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指明了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是抵制和克服蒋介石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消极方面的基本指针。洛川会议的历史功绩是高举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旗帜，坚持全面抗战路线，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和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蒋介石国民党执行的是单纯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它虽然比不抵抗主义进了一步，也是为保卫祖国而战，因而具有着革命性，但是，由于没有真正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参加战争，它的革命性是不完全的。这种状况，就使国民党自己在政治上处于自相矛盾的、极其被动的地位。
　　抗战需要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这是国民党不能不看到的事实。蒋介石在7月17日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所以，国民党在抗战初期有了些进步的表现，如释放了一些政治犯、给了人民一些民主自由。但是，国民党和它的政府不久又收回了曾经作出的让步。他们在上海、西安、武汉等地解散了许多群众自动组织起来的抗日团体、尤其害怕在日本侵略军即将到来的地方人民群众自己武装起来。同时，国民党虽然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也承认共产党以外其它民主党派的合法存在，但他又总是想把抗战大业由它一党承办，始终不愿意由各党派讨论制定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共同建立一个统一战线的固定的组织形式。国民党的抗战是片面的脱离群众的“中间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①它限制人民的抗日活动，限制、削弱以至企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力量，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以为可以用它代替各党派协商讨论制定的共同的政治纲领。但是，由国民党单方面提出的这个纲领，没有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为坚持抗战而实行民主改革的全部主张。国民党这时决定设立的国民参政会，虽有各党派的代表参加，但它既不是各党派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也不是真正的民意机关，而是一个毫无权力的咨询性质的机构。中国共产党当时表示赞同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因为其中有一些表示要实行抗战和进行民主改革的条文。中国共产党当时接受国民党政府的聘请派代表参加国民参政会②因为国民参政会多少还是一个各党派可以讲话和宣传政见的讲台。在发布《抗战建国纲领》和成立国民参政会这两件事上，都表明了国民党不得不多少对共产党和人民的合理要求作一些让步，但又尽量把让步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这是他们执行片面抗战路线的必然表现。
　　国民党没有在根本上放弃反共反人民的立场，继续坚持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的一党专政，因而同人民大众的阶级矛盾仍然严重存在。他们把抗战的使命当作只需由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包揽的事情，不放手发动群众，不愿给人民以真正的民主权利，尤其是反对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起来抗战。他们企图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决定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程度和抗战的道路与方法，不让人民有发言权。
　　1937年底，日本政府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诱降条件，同国民党政府就这些条件进行暗中谈判。由于日本在占领南京后提出的条件更加苛刻，加上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妥协投降，这次和谈才未能成功。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了“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这是日本近卫文磨内阁的第一次对华声明，这时国民党政府只是撤回了驻日大使，仍没有正式对日宣战，继续保持着对日本秘密联系的各种渠道。国民党政府对抗战的动摇，是同它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密切联系着的。
　　共产党人既要坚持抗日斗争，又要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对日妥协、反共活动；既要坚持国共合作，团结国民党抗日，又要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溶共、限共、反共活动作斗争；既不能一味斗争，斗而不止，又不能一味退让。这是极其复杂的斗争。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③，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以原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十五军团为主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④，罗荣桓；第一二〇师以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第一二九师以原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1937年8月29日成立了三个师的军政委员会：一一五师为林彪、聂荣臻、罗荣恒、周昆、萧华，林彪为书记；一二〇师为贺龙、关向应、萧克、甘泗淇、王震，贺龙为书记；一二九师为刘伯承、张浩、徐向前、张赓、王宏坤，刘伯承为书记。军政委员会是这一级部队党的最高领导。与此同时，仍存在师党委会，这是在同级军政委员会领导下，大体上只负责党务工作的组织。
　　全军编制共45000人。接着，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将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十三个地区的红军(广东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同时，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项英任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任军分会副书记。全军编为四个支队，共10300人。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其中，第一、二、三支队由长江以南各省游击队编成，第四支队由长江以北鄂豫皖地区的红二十八军和豫南游击队编成。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若干城市，设立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办事处、通讯处、1938年2月，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实行国共合作、坚决进行抗日战争的诚意。共产党并没有因为红军改编而放弃对于这支军队的领导，因而这支军队能够充分发挥它在抗战中的作用。这支军队在共产党独立领导下同国民党军队合作共同进行抗日战争，这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主要内容。
　　①《毛泽东选集》新版第二卷第397页)
　　②1938年6月17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以汪精卫、张伯苓为正副议长的二百名国民参政员名单，其中包括以所谓“文化团体代表”名义参加的共产党参政员七人：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林祖涵、吴玉章、邓颖超。
　　③1937年9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又将第八路军番号改为第十八集团军。随之，总指挥部改称总司令部，总指挥，副总指挥改称总司令、副总司令。
　　④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并将政训处改称政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