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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二节 结束双重政权,统一政令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边区境内不少地方,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着由边区政府委派的县长、政府工作人员和由国民党省政府委派的县长、政府官员两套政权班子。在绥德地区,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还委派了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形成这种双重政权的历史原因,是原属陕北、陕甘边老革命根据地的部分地区,如绥德、米脂、葭县、清涧、延川、吴堡、延长等县,在1936年上半年,红军出师东征开赴山西时,国民党趁机侵占。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达成协议后,这些县都划归边区政府管辖。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原先委派的县长和政府官员,仍然把持这些政权。另外一些地区,原先并不是老根据地,而是在“西安事变”前后,红军从东北军、西北军和其他一些国民党军队手中接防,后由国民党政府划归陕甘宁边区管辖的地区,红军驻防这里以后,陆续建立了政府机构,但国民党政府原先委派的县长和政府官员仍然存在。各县的国民党县长大都建立了自己的保安队。
  为了团结抗日,对于在双重政权下发生的奇怪现象,主要是指以这里的国民党政权为背景的一些人向中共领导的政权及其军民发起的寻衅磨擦一类的纠纷,中共在当初尽了最大的可能采取忍让和克制的态度,允许他们暂时留在边区境内。开始,双方尚能相安无事,有事也能协商解决。后来,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磨擦的加紧,这些披着“合法”外衣赖在边区境内不走的国民党官吏,成了寻衅闹事的祸根。特别是国民党派驻绥德地区的专员何绍南,更是一个臭名昭著、群众切齿痛恨的反共磨擦专家,颇得蒋介石的器重,政治上非常反动。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五县原属边区,但在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竞派何绍南为绥德地区专员兼绥德县长、当时,在绥德地区成立了一个“抗敌后接会绥德分会”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共为了争取和团结他一同抗日,让他兼任分会主任,共产党派去的绥德警备司令员陈奇涵只担任副主任。但是,何绍南当了主任以后,却以“确保地方治安”为名,调来保安队400余人,又收买了一批兵痞,匪徒、合编成5个保安队,分驻各县,为他制造磨擦充当马前卒。
  何绍南任职两年,制造了一连串的大量的磨擦事件。1939年他组织了所谓“学联会”等,在绥德公开张贴反动标语,组织和煽动学生向八路军警备司令部请愿,图谋迫使八路军撤出绥德。同年5月,他提意安定县工长田杰生指挥保安队袭击八路军驻地扬家园子,用机枪扫射,打死打伤八路军官兵数10人。9月,他又面谕吴堡县工长黄若霖,组织暗杀队、杀害了八路军718团三营副营长尹才生。10月,他又指令清涧县县长艾善甫组织哥老会码头和黑军“政府”,并指使县府的官员串通土匪,到处抢劫,破坏社会治安。他还伪造八路军臂章及115师通行证,发给运输队的高步元等人,冒充八路军私贩大烟土,毁坏八路军声誉。他和手下的一伙贪官污吏,到处敲诈勒索老百姓的钱财,光他自己贪污受贿150000多元。当群众遭灾荒时,他竞侵吞了救济灾民的大量赈济款。为了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开始,对他还是留情面的。然而,何绍南却认为共产党软弱可欺,继续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有一次,何绍南途经延安、肖劲光引他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指着他的鼻子,斥责他是破坏抗战、制造磨擦的专家,且声色俱厉地历数他的罪行,“骂”得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头都抬不起来;虽然当时何绍南嗫嚅应允悔改,但回绥德后仍不断制造磨擦。一直到王震林三五九旅驻防绥德、担任绥米吴清葭警备司令,并针锋相对地同他进行坚决斗争,打掉了他的嚣张气陷后,他才有所收敛。
  为了把何绍南彻底赶走,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肖劲光联名致电蒋介石、孔祥熙(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程潜、蒋鼎文等人,要求惩办何绍南,并委任王震兼任绥德地区专员(当时,陈奇涵已调离绥米地区)。电文中说:“现在组织暗杀之黄若霖,虽经撤职;纵兵为匪文艾善甫,虽被管押;贩卖烟土之高步元等,虽已法办……但发号施令之主谋罪魁何绍南至今逍遥法外,未闻议处。”对于如何处置该犯,毛泽东修改电文时,这样写道:请“将该犯官何绍南加以逮捕,并解至陕北,组织巡回法庭,令民众代表参加审制,置之重典,以肃法纪,而快人心。”对于委任王震为专员一事,经毛泽东修改后的电文是:“查有绥米葭吴清警备区司令王震,前以转战华北,屡建奇功,近则守备河防,复树劳绩,以之兼理专员一职,实属人地相宜。”
  彭德怀在他的《自述》中曾经写道:1939年11月,他从延安回太行山,路经西安时,在国民党西安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处见到何绍南。彭对程潜说,那些制造磨擦的“顽固分子,是秘密的汪精卫,比公开的汪精卫还坏”。当着程潜的面,彭痛斥何绍南:“你就是这样的汪精卫,在陕北做尽了坏事,破坏八路军的抗日后方。”临时,彭又警告何绍南说:“再去绥德当专员,老百姓抓了你公审!”但是,两个月后,这个反动透顶的何绍南竟然又秘密潜回绥德,鬼鬼祟祟继续煽动保安队袭击八路军河防部队,先后打伤打死八路军留守兵团机枪连连长和哨兵多人。肖劲光派队绢拿,何绍南呆不下去,便于1940年2月5日深夜逃跑,八路军当即进行追缉,于西北马蹄沟地区截回200余人;何绍南则率残部逃到榆林。何仍然贼心不死,2月13日,何绍南竟又率亲信潜回妥德,先后煽动枣林坪保安队于27日,清涧保安队于28日,及安定、瓦窖堡保安队于29日突变为匪。抢劫居民,袭击八路军河防部队359旅717军及驻军,其为逃避法网,29日何绍南同时率绥德附近之7个保安中队,将其所存文件、弹药、服装等纵火焚毁后,与接任国民党专员包介山一同向西北方向石湾等地逃窜,从此,绥德警备区除石湾等少数国民党据点外,已为八路军留守兵团完全控制。
  赶走了磨擦专员何绍南,对专事磨擦的“县太爷”也得赶走。如旬邑县县长张中堂,富县县长蒋隆延、安定(今子长)县县长田杰生等是何绍南的爪牙与帮凶,如田杰生除派队袭击并大量杀伤了八路军留守兵团驻杨家园子的部队以外,1939年3月,由于边区政府处制了当地一个叫陈文才的惯匪,他又借词寻衅,竟然将该县由边区政府委任的薛兰斌县长拘捕起来,百般凌辱,且调动保安队包围驻瓦窑堡的八路军,袭扰抗大分校。之后,又纠集附近几个县的保安队数千人,断绝交通,截夺粮食,修筑碉堡,将瓦窑堡的八路军重重包围,不断向八路军开枪射击,打死八路军连长和战士多人。如果让田杰生、张中堂、蒋隆延这一类所谓“县长”继续留在边区境内,边区社会将永无宁日。因此,在赶走何绍南以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决定:“全部赶走这些专事磨擦的县“太爷”!”
  1940年2月,毛泽东亲笔拟稿,以肖劲光的名义给程潜发了一份电报,要求通知陕西省政府迅速将边区境内的国民党县长撤走。电文说:“国共合作已历3年之久,边区行政尚未确定,一县而有两县长,古今中外,无此怪事,且陕省所派县长及绥德专员等专以制造磨擦,扰乱后方为能事。在边区已忍让3年,在彼辈益肆无忌惮”,“边区民众群以拘捕治罪为清,劲光为体念钧座息事宁人意旨,顾全边区与陕省之团结起见,故请钧座令知陕省府自动撤回,否则实行护送出境,盖亦仁之至,义之尽也”。程潜只得回电表示同意,边区各县县长得由边区政府委派。既然国民党政府同意撤走派驻在边区的县长等,边区政府也就不念旧恶,以礼相待。他们离开时,有的地力还开了欢送会,表示了希望两党坚持团结抗日的诚意但国民党政府原派驻甘泉县那个姓杨的县长却赖着不走,并且声言不论谁的命令,除非驻军将他拘捕或护送出境,否则,决不离开甘泉。他还造谣说遭到八路军殴打。然八路军留守兵团坚持斗争,寸步不让。最后该杨还是悄悄地溜走了。
  持续了三年多的双重政权终于结束,边区得以实现政令的统一。
  

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建立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1937年7月—1940年12月)/雷云峰.—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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