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七一五”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即原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追随蒋介石也在陕西进行“清共”。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在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指导下，确立了反对西北军阀冯玉祥的方针，在陕北则反对井岳秀。
　　8月间，井岳秀的白色恐怖笼罩了陕北。中共陕西省委派魏野畴、唐澍、白乐亭等秘密到陕北巡视工作，指示李象九、谢子长加紧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并留唐澍、白乐亭协助李象九、谢子长工作。
　　8月下旬，井岳秀派特务暗杀了石谦，反动营长康子祥接替了石谦第十一旅旅长之职，随即命令李象九营开赴延安听候改编，命谢子长连从安定县移驻宜川县。在这种情形下，唐澍、白乐亭、李象九、谢子长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并派员向中共陕西省委请示行动。不久省委“九二六”会议文件传达到部队，其中《军事决议案》提出：“本党的军事行动已经是迫不容缓了，……我们的军事根据地，除去东南以西北为重要，所以在西北上培植革命军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目前重要任务之一，更是党在陕西的首要任务。”省委并指示军支立即发动起义。根据“九二六”会议决议和省委指示，军支当即成立了陕北军事委员会及部队党支部，唐澍任军事委员会书记兼任部队党支部书记，李象九、谢子长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和部队党支部成员。在陕北军事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起义的准备工作加紧进行。从10月8日起，部队利用清涧城内三、六、九逢集的日子，将进城的牲口扣起来，准备起义时驮运物资。11日下午，部队又封了五大商号(即三合店、恒盛王、集义店、兴泰店、永丰源)，并将伪县长和大绅士召集在营部楼上，由李象九训话，声明“借用物资、不加伤害”，共筹集资金、烟土辎重200驮。军需物资、经费得到圆满解决。同时迅速派人去宜川通知李瑞成、王振娃、雷进才3个连队作内应。傍晚，在清涧县城召开了党员大会和排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唐澍传达了省委关于举行起义的指示，宣布了起义的具体部署，决定：驻清涧的4个连首先起义；然后会合驻延川县城的另一个连；再南下宜川，与驻宜川县城的其他3个连会合。起义成功后下一步行动待请示省委后另行决定。
　　1927年10月12日凌晨，驻清涧的李象九营部和4个连队(以谢子长为连长的12连、以白润泽为连长的第6连、以雷进才为连长的第5连、以韩起军为连长的第11连)在“为石旅长报仇”的口号声中开出清涧城，按原计划挥师南下。当天下午，在延川与王有才连会合，又以谢子长连为先锋队，继续挺进延长。延长守城齐梅卿营两个排非常反动，但由于齐梅卿不知部队起义而特来谢子长住处拜访，谢趁机绑了齐并要齐下令守城部队缴枪，齐营大部分缴械，只有少部分逃窜。起义部队乘胜南下宜川。10月13日，宜川守军康子祥闻讯后，抢先向宜川准备起义的李桂荣、李瑞成、王振娃3个连队发起进攻。起义部队早有准备，奋起迎敌，激战一昼夜，有力地牵制了敌人。至10月15日，起义部队主力兵临宜川城下，代旅长康子祥见势不妙，带两个连部向延安逃窜。这样三路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形成了一支拥有1000余人，枪械1300多件，辎重弹药近300马驮，实力雄厚的武装力量。
　　宜川会师后，起义领导人中对下一步行动发生了分歧。唐澍、谢子长主张打起红旗，纯洁组织，整理部队，选拔可靠的人任连、排长。部队完成整理后，向北发展，攻打延安。李象九则认为，打出红旗很难立足，应依附军阀，接受收编，同时不同意纯洁组织，主张保留全体旧军官。由于领导思想不统一，唐澍去省委请示，部队则在宜川城徘徊。唐澍走后，李象九打出十一旅旗号，自任旅长，委任唐澍为参谋长，谢子长、王有才、李瑞成为第一、第二、第三营营长。这时井岳秀部延安驻军第二师师长高双成，一面写信麻痹起义队伍，一面调集兵力进逼宜川。在这种形势下，谢子长认为，敌军兵力集中须要时日，各部不可能同时到达，我应集中兵力，主动出击，将其各个击破。但李象九对高双成抱有幻想，不愿与高闹翻，故而不采纳谢子长的建议。这样，敌人便争取了约20多天时间，调集了6个营的兵力，完成了对宜川城的包围。11月中旬，敌人对宜川城发起进攻，起义军被迫迎战。这时，原定在神木起义的高自清旅，见形势不利而偃旗息鼓。整个形势表明，起义军不但在战略上失掉了策应，而且在战役战斗上也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加之起义部队中一些旧军官心怀叵测，战斗中不听节制，战场秩序混乱不堪。起义部队苦撑1天，形势危殆，李象九决定退出宜川城。结果只有谢子长营二三百人和其他零散官兵从南门突出重围，其他全部散失。部队突围后，在宜川西部地区收容集结，随后转至韩城西庄镇。这时，李象九擅自接受了军阀王保民的改编，称独立旅。
　　12月中旬，唐澍、阎揆要、白志强受中共陕西省委委派来到部队。唐澍等根据省委指示，重组军委，以谢子长营为基础，建立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唐澍、谢子长分任正、副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军委提出“打倒贪官污吏”、“劫富济贫”等口号，并根据第一、第二次省委会议精神，做出新的部署。省委常委向会议所做的政治报告指出：“陕北之李部(即李象九部)自石谦被刺后，我们即运用积极政策使之反井(即井岳秀)，在神府一带之高自卿(即高自清)也受影响表示反井。不过我们自己力量薄弱，不能独树一帜。在积极的政策下仍不能取退守的行动，现在此部已退至韩城。对于旅今后的行动，因为一则本身力量薄弱，二则全国我们的军事已受一挫折，陕西这一小部分不能够单独积极行动，须与全国相适应；所以在斗争的政策之下，一方面又须注意安全的退路。本此原则，今后的出路北去较妥(秘密)。”据此，军委决定，将部队带到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清涧、安定(今子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元旦，唐澍、谢子长、阎揆要(李象九离队)率部北上，向预定地区开进。途中由于听信了清涧城内只有一连敌军的传闻(实际上是一个营)，贸然攻打宜川，结果作战失利，部队向西北退去。行至延长县交口又遭受敌人袭击，部队损失严重，大部散失。1月底退到甘肃合水县豹子川时只剩下数十人了。军委决定，遣散部队，保存火种。于是，起义军忍痛离散，唐澍、谢子长、闫揆要转回省委。至此，起义即告失败。
　　清涧起义是在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精神指导下，由省委直接领导发动的。“九二六”会议遵照中共中央八七会议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总方针，举起了反对西北军阀冯玉祥和陕北军阀井岳秀的旗帜，是党在西北地区领导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从而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武装斗争。清涧起义虽遭失败，但它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锻炼了干部，教育了人民，对陕北地区后来革命运动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