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5月，中共武字区委员会恢复。马先民任书记，黄子祥、侯守愚、孙平章、胡德润、孙铭章为委员。随即成立了武装组织——武字区赤卫队，各村也相继组织了村赤卫队。同年3月中旬，武字区赤卫队改为游击队，孙铭章任队长。4月下旬，在区委委员黄子祥的负责下，该游击队又正式扩建为武字区游击大队，大队长孙铭章。下设3个分队，邓万发、康尚武、王化海分别担任各分队队长。全大队共40余名队员，长短枪30余支。活动在西至心字区，东抵富平县石河川，北至耀县西原，南到心、武两区的原畔。1932年8月1日，武字区游击大队扩建为渭北游击队，队长马志舟，政委金天华，共60多人，30多支枪。9月中旬，陕甘游击队韩城失败后被打散的第三支队特务队，由习仲勋带领进入武字区改编为武字后区游击队，队长陈国玺，政治指导员习仲勋。
　　1932年7月，新的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成立，金理科任书记，黄子文、赵应奎、马宗德为委员。9月，中共陕西省委改组了中共三原县委，由于同年3月21日中共陕西省委曾决议组建中共渭北特委但实际未能成立，这时再次作出组建渭北特委的决定。10月初，中共渭北特委正式成立。李杰夫(即高维翰)为书记，李冲霄、黄子文、汪锋、程建文为常委。特委机关设在武字区，领导三原、蒲城、耀县、白水等县的党组织和游击队。同时成立了共青团渭北特委，书记程建文，委员有金天华、习仲勋等人组成。
　　1932年9月22日，渭北革命委员会(即三原、富平、耀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三原武字区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28人，包括中共三原县委、共青团三原县委，农民联合会各分会、雇农工会、少年先锋队的代表等。革委会下设土地、军事、财政、肃反等部，主席黄子文，财政部长孙平章，土地部长马志舟，军事部长郑彦清，肃反兼政治保卫队领导马宗德，委员郝祖义、邓万祥等。成立大会上，通过了立即公布和实行苏维埃土地法，改造与扩大游击队组织并向周围发展，各村堡成立少先队、赤卫队、雇农工会等等组织，肃清三原、富平、耀县地区反动分子，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禁种鸦片等十二项决议。会议还通过了革命委员会宣言和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东北义勇军的通电等。革委会先后由中共陕西省委、渭北特委、三原中心县委领导。
　　1932年10月6日，为了贯彻中央北方会议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又做出《开展游击运动和创建渭北新苏区的决议》，指出创建渭北新苏区是渭北党组织目前最中心、最迫切的战斗任务。10月7日，省委又作出决议，要求在陕甘边游击队活动的边区和渭北游击队活动的区域，在11月7日，组织广大群众进行游行示威，纪念苏联十月革命。
　　但是，9月份以后，陕西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当时的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调集了三原、泾阳、高陵、富平、淳化等地民团，由南向北进攻。渭北特委的部署是：集中兵力于北线，利用有利地形，全力打击敌人。陕甘游击队一队由杨森率领，来到武字区，会同渭北游击队，给了进犯之敌以严厉惩戒。省委全然不体察形势，无视严重的敌情，强令渭北特委执行省委10月7日决议。10月30日，渭北革命委员会举行党团会议，决定在11月6、7、8日，举行庆祝活动，纪念十月革命。11月6日的庆祝大会，由渭北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主持，会后组织示威游行，集合全部游击队员、赤卫队员千余人，向武字区马额民团示威。7日，参加大会的群众达2000余人，中共渭北特委书记李杰夫作形势报告后即整队游行，习仲勋领导的武字区游击队作前导，经三原的西阳镇、富平的瓦堡头、淡村，返回武字区。8日，举行游艺大会，渭北党、政、军、民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
　　11月9日，敌人向武字区发动了疯狂的进攻。三原、富平、泾阳、高陵、耀县、淳化六县民团及敌三原驻军两个连、小丘驻军两个连冲入武字区，进行了连续几天的大搜捕、大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50余人被杀害，被捕入狱者不计其数。敌人为了进一步破坏武字区的革命基础，在长坳堡、西马首、西段村屯兵扎点，连续清剿，在不到一个月时间，武字区被洗劫六次。党组织被摧毁，游击队、赤卫队全部散失，各级苏维埃和群众团体全部瓦解，大批革命群众逃离家乡，渭北游击战争再次遭到失败。只有渭北游击大队于事变前转到外线，后来加入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
　　渭北地区的农民，具有酷爱自由、反抗压迫的传统，尤其是三原、富平等地，大革命时期党的工作基础较好，在这里党造就了一大批与当地农民有血肉联系的共产党员。加上1928年秋季以来连年的自然灾害，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渭北农民，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革命高潮。这是党在渭北极为可贵的基础。为此，中共陕西省委一再强调要在渭北发动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结果却遭到了失败。究其原因，我们认为省委推行了一套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这是根本的原因。渭北地区和西安相连，是西安中心城市的北大门，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等于直接威胁西安，等于要与敌人决战，这显然不切合实际。而省委发动渭北游击战，其出发点也是希望在渭北和西路地区，迅速造成威胁关中、包围西安的形势，以此来动摇国民党在陕西的统治基础，从而迅速夺取全陕西的胜利。这种以“城市中心论”来指导根据地建立的做法，失败是必然的。渭北游击战争的失败，再次说明，在革命还不具备直接夺取城市的形势时，在敌人统治力量相对强大的渭北地区要建立起根据地是不可能的，虽然发动渭北群众斗争是必要的，但不是为了夺取城市，而是为了造成广泛的社会基础，以便持久地坚持下去，成为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根据地的外围基地一样。中国革命的道路反复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