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
　　正当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实行停战、合作、抗日，逐步实行“三位一体”的大联合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府却置民族危亡而不顾，调遣重兵入陕，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在平息了“两广事变”后，来到西安。他先后分别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宣布进一步“剿共”的计划，遭到张、杨的反对。接着，蒋又去洛阳，以避寿为名，实际上积极准备反共的内战。10月31日，颁发了对红军的总攻击令。
　　10月26日，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全局和民族大义出发，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46名红军领导人的名义，致书蒋介石及国民党西北各将领，指出在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形势下，不容再有“萁豆之争”，一切问题都可在抗战的最高原则下求得解决。张学良上书蒋介石停止内战，要求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北上抗日。杨虎城也发表告民众书，主张毁家纾难、舍身卫国。但蒋介石无视中共为团结抗日所作出的努力，也对张、杨的规劝无动于衷。在洛阳等地完成了一系列“剿共”部署后，于12月4日再度来到西安，驻临潼华清池。蒋介石分别召见东北军、西北军师以上的将领谈话，要他们服从命令，彻底“剿共”。然后对张学良、杨虎城摊牌，提出两个意见供张、杨选择：一个是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全部开往陕北前线“进剿”红军，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另一个是张、杨如不愿意“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剿共”。这两个意见显然是张、杨不能接受的。继续“剿共”，不但张、杨不愿意，两军广大官兵也不会接受。事实上，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已与红军实行停战，两军调离西北并互相分开，这就为蒋介石分别吃掉两军提供了方便。因此，张学良、杨虎城下定决心，一不再打内战，二不离开西北。并且秘密商定对策：第一步“劝谏”——尽量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无效，就采取第二步“兵谏”——设法扣蒋，逼他抗日。
　　12月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面见蒋介石，痛陈国家民族的危亡已到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不足以言抗日。蒋介石却斥责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即使把他打死“剿共”政策也不会改变。12月8日，杨虎城前去劝说蒋介石停止“剿共”，同样遭到蒋介石拒绝。
　　12月9日，西安万名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会，旋即奔赴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此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严令张、杨对游行学生“格杀勿论”。国民党特务竟开枪打伤学生。这使张、杨深切认识到，“劝谏”是不能改变蒋介石的主张和决心，除发动“兵谏”外，已别无出路。
　　12月12日凌晨，在张学良、杨虎城的共同指挥下，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分别在临潼和西安行动。东北军一部迅速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在西安解除了中央宪兵第二团、公安局、别动大队和驻西安的中央零散部队的武装，并拘禁了随蒋来陕驻在西京招待所的国民党军政大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蒋作宾、朱绍良、陈继承等十余人。同日，张学良、杨虎城以及部属高级将领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说明发动事变的原委，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确定遵照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张学良也于当夜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西北特支及时向中共中央发出急电，报告了事变的经过。在中共代表到达西安之前，西北特支在第十七路军的支持下，由西北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会”)接管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并由宋绮云负责接管了国民党中央社分社、广播电台、西京日报社和秦风日报社；派人到工厂、学校、机关协助成立基层救国会组织，并以“西救会”的名义，请进步学生进工厂、机关宣传西安事变的意义，支持张、杨义举。
　　在西安事变后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从民族大义出发，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中共中央认为，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为了要抗日救国而发动的，“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①。西安事变的发动，采取了扣留蒋介石及其一部分主要将领的方式，从而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有可能造成新的大规模内战，这是日本和亲日派所欢迎的前途。但是，仍有可能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为结束“剿共”内战、实行一致抗日创造条件，这是全国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所欢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要力争避免前一种前途，而实现后一种前途。因此，主张坚决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安事变所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主张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中国共产党也准备在军事上、政治上给张学良、杨虎城以积极援助。
　　中共中央根据这个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决定派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等人为中共代表，前往西安参加谈判，同时通电全国，表明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12月15日，中共中央又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导人的名义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明确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19日，再次向南京及西安双方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四项具体建议的通电。与此同时，应张、杨的请求，红军主力也集中于西安以北的泾阳、三原、富平和陕南的商洛等地，随时准备迎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12月17日，受张学良邀请的中共代表到达西安。当天晚上，周恩来即与张学良商谈了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张学良认为，现在争取蒋介石抗日的可能性最大，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还拥护他做抗日领袖。周恩来赞扬了张、杨发动“兵谏”的爱国热忱，并表示赞同张的上述看法。周恩来指出：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蒋介石虽然被扣留，但是他的实力原封未动，西安已经与南京处于对立地位。因此，对蒋介石的处置急需慎重。事变的处置有两种前途：一是说服了蒋介石，团结抗日；二是蒋介石拒绝谈判，那就公审他，宣布罪状，这样势必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灭亡中国提供了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应该力争好的前途，避免坏的前途，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南京，还拥护他做全国的抗日领袖。
　　12月18日下午，周恩来在张文彬的陪同下，去西安城内止园拜会杨虎城，商谈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杨多有疑虑，一是怀疑蒋介石能否抗日；二是怕蒋报复。周恩来对杨的疑虑表示理解和同情，并对杨作了解释，指出现在不但全国人民用极大压力逼迫蒋介石抗日，就是国际上也有很大的力量在争取他抗日。蒋除了抗日这条路以外，其他的路都走不通。因此，蒋介石抗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在现在，蒋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他的抗日可能性增大了。至于蒋将来是否报复的问题，这并不完全取决于蒋，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并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和全国实力派，蒋介石想报复也报复不成。
　　周恩来除同张学良、杨虎城商谈外，还广泛地接触了西安各界人士，出席各方面举行的座谈会、报告会等。同时，还分别同南京方面派来的端纳、宋子文等进行了会谈，为最后同蒋介石谈判的顺利举行打开了通途。
　　12月23日、24日，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城代表十七路军，周恩来代表中共和红军，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在西安城内张学良公馆举行谈判。周恩来首先提出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1)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兵至潼关外；(2)改组南京国民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民主建国会召开前，苏区名称不变，但可加上抗日或救国字样；(5)召开各党派参加的救国会议；(6)与同情我国抗日的国家合作。两天的谈判，基本上围绕周恩来提出的六条主张进行，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如下结果：(1)由孔祥熙、宋子文组织行政院。宋子文绝对负责并保证组织使各方面满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2)中央军全部撤离西北，宋子文、宋美龄绝对负责，蒋鼎文即携蒋介石手令飞往洛阳办理停战撤兵的手续。(3)蒋回京后释放“七君子”(指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七人)；西安方面可先发消息，宋子文负责办理释放事宜。(4)苏维埃、红军名称照旧。宋子文、宋美龄担保停止“剿共”，由张学良负责接济红军。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5)先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再召开各党派救国会议，不开国民代表大会。(6)政治犯分批释放，具体办法与宋庆龄商定。(7)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可公开活动。(8)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9)蒋回京后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10)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此外，宋子文提出，只要蒋下令撤兵，就放他回南京。最后，同宋子文、宋美龄达成六项条件：(1)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的关系；(6)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12月24日晚，周恩来在宋子文、宋美龄的陪同下，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共的抗日救国政策，并表示，只要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蒋介石表示：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由宋子文、宋美龄及张学良代表他与周解决以前商谈好的问题；他回南京后，周可以直接和他谈判。蒋介石还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六项条件。12月25日，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亲自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抵达洛阳，并于26日同去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西安事变问题的报告，指出：“我们过去估计西安事变带有革命性是对的，如果没有革命性便不会有这样的结果。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②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转换时局的枢纽，国共两党从此基本结束了对峙十年的内战局面，国内和平初步形成，为实行全民族抗战打下了坚实基础。
　　但是，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即扣留了张学良，并调集部队重新进逼西安。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面。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中主张联共抗日的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被军中部分过激分子杀害，内战危险又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最困难的环境中，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及时解决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巩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驻延安的东北军从防地撤出，中共中央机关于1937年1月13日由保安迁至延安。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31—6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