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党的创建到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漫长的28年，其中的大部分时间即22年又是在开辟和坚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中度过的。在这22年里，中国共产党经受了无数的艰难曲折，建立过许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而陕甘宁边区则是唯一的经过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它的前身西北革命根据地是从1932年开始创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经过曲折的过程逐步形成的。经受过对这样不同时期的多种锻炼的党组织和人民的革命斗争经验无疑是极其宝贵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从1935年秋直至1948年春，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所在地，也就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实行以农村包围城市逐步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大本营所在地，中共中央的许多方针政策在这里先行试验，然后向其他革命根据地推广；中共中央不仅在这里领导了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也领导各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特别是把陕甘宁边区建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模范区。陕甘宁边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它的历史是陕甘宁边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谱写的一曲响彻云霄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凯歌，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蔚然称盛的史学领域之一。目前，国内外许多史学工作者都在积极地从事陕甘宁边区史的研究。在这革命史研究的万紫千红的春天，《陕甘宁边区革命史》的成书，如能在这史学百花园里增芳添辉，将使作者感到幸运和自豪!
　　毛泽东于1942年在延安指出：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就指明了研究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和现实的密切关系，即研究党的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把当前的事情办得更好。
　　毛泽东自己身体力行，站在时代的高度，总结和运用党的历史经验，以指导解决实际问题。在陕甘宁边区期间，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的丰富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艰巨的理论创造工作，使毛泽东思想形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达到了完全的成熟。《毛泽东选集》1—4卷158篇著作中有112篇(占总篇数的71%)是在这个期间写成的，这些著作包括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主要的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对于保证边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沿着客观规律健康地向前发展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边区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实践就是行动中的毛泽东思想。而从事物发展的逻辑来看，现实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的，二者在内容上有着必然的联系，陕甘宁边区作为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指导中心所在地和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总后方的实践与理论，尤其是“治国安民的艺术”的实践与理论，对于我们夺取全国政权以后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譬如，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建设，是中共中央在政权理论和政策方面的一个创造，也是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一个试点。“三三制”是民主的联合政府的一种形式，实质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的雏形。全国解放后中共中央一再强调共产党必须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从这一点说，解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边区“三三制”是一脉相承的，其灵魂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政权的普遍原理与中国政权斗争实际相结合，以适合中国人民需要的形式，保证工人阶级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对全社会实行领导和改造。又譬如精兵简政，毛泽东在1942年9月指出：“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进行过三次精简，基本上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个方面的目的。全国解放后，我们又进行过多次精简，这对于精简组织机构、改善国家机关的制度和工作，克服官僚主义，都起过积极作用。边区的精简和全国解放后的精简都证明：如果认为机构只要精简一次就可以一劳永逸了，那是不切实际的。因为精简一次之后，机构臃肿、政策和行动不统一，工作效能低、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问题还会滋生。所以，今后还须针对实际存在的机构臃肿问题继续进行适当的精简工作。再譬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抗日战争时期，严重的经济困难刚刚在边区露头时，毛泽东就代表中共中央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边区军民积极响应，机关、部队、学校的生产迅速开展起来，并在生产运动中进一步地锤炼了革命军民的艰苦奋斗的作风。全国解放后，虽然物质生活条件相对地说已有了明显的改善，但为了开创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还需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因此，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就在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中号召“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这里说的不是几年，几十年，也不是几百年，而是“永远”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57年3月，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批评了在一些干部中存在的“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的倾向，号召党员和干部“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并说：“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从而具体地阐明了“永远”要艰苦奋斗的含义。这就是说，艰苦奋斗的作风或精神并不是一种不光彩的而又无可奈何的消极的传统，对于它是不能根据时间和人民生活程度的变化而决定弃取的；相反，艰苦奋斗的作风却是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一种不断进取的永放光芒的精神武器，拥有它不是一件坏事，不是弱点，不是劣势，而是一件大好事，这正是革命者的强点和优势。所以，艰苦奋斗的作风是我们的传家、传党、传国的法宝，并且永远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法宝。
　　前几年有些人由于对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正确的理解进而断定“延安精神已经过时”。然而他们并不了解延安精神包括哪些内容，其实质是什么。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逐渐形成而在延安时期达到成熟和系统程度的光荣传统，它既体现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特点，又反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它充分体现了代表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因而具有远大胸怀的工人阶级的大公无私的阶级本色，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理想、坚定的政治立场、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与必胜的信心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体现，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党的特殊本质，延安精神的内容极其丰富，这里只略举一二，以说明延安精神的深远影响和必须永远发扬它的道理。
　　首先，延安精神是一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规定为自己的“唯一宗旨”，规定“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当时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就是这样做的，人民群众看在眼里，从内心佩服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因而把她看成自己的救星。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多次提醒全党要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当前我们搞改革，搞开放，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根本目的都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难道不需要继承和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吗?难道可以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一切向钱看”的思想来指导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
　　其次，延安精神的一个根本思想是实事求是。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用“实事求是”这句中国古语简明地表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思想路线，即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这个根本的思想原则。这就是说，我们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能单凭良好的愿望和热情，必须深入群众，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努力做到按照客观规律把人民的事情真正办好，把良好的愿望和理想落到实处，即把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功落到实处，不致流为空谈甚至以好心办坏事。在今天，我们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路线，才能保证真正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丢掉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而随心所欲地瞎指挥，那岂不是要使我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重新陷入过去被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任意宰割、内乱和贫穷落后的深渊吗?
　　第三，前面已论述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也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延安精神的具体内容还有很多，仅举以上数端，就足以说明延安精神不仅在夺取政权时革命斗争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巩固政权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历史时期仍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延安精神必将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坚强的精神支柱。
　　在举例说明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心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对全国解放后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些重要影响之后，让我们再从总体上来看中国革命所走过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与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41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不平静的国际国内的种种风云中度过的。各主要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同我国进行过残酷的武装较量，并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与禁运，还向我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个别大国大党主义者也对我们施加压力。但是，国内外反社会主义势力的一切武装的与和平的进攻并没有得逞，反而使全中国人民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共产党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强有力的支柱。那么，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这除了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优越性等本质原因外，不能不说与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通过武装斗争，逐块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以武装的革命的农村，包围反革命势力统治的中心城市，经过长期曲折复杂的斗争，最后夺取了中心城市和全国政权。这种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本来是由占据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优势的敌人逼出来的，是弱小的革命力量处在大城市里难以开展革命活动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得已而逐渐摸索出的一条道路。在当时许多人看来，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走这条道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力量要经受长期的和多方面斗争的磨难。然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坏事竟变成了好事。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在长达22年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同敌人进行了反复的较量，不仅彻底的打败了敌人，而且使广大人民对敌人的认识也更清楚了，敌人再也不容易欺骗革命人民了；同时，党组织和党员群众、人民军队都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炼，又经过整风运动的学习，掌握了既能打天下，又能管天下、保天下的本领。通过在革命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包括对革命大本营和红色首府的建设与保卫)，培养出了一大批懂得治国安民艺术的干部，他们不仅能运用军事战略战术，而且学会了各种非武装形式的斗争艺术，包括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反对“反共”、“限共”、“溶共”的斗争策略；经济上反封锁的措施；在外交方面反对敌人孤立自己进而孤立敌人的斗争艺术。特别是在长期的斗争中，广大人民群众同我们党和军队在一起经受了苦难的磨炼，结成了鱼水般的亲密关系，他们从亲身的经验中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方向和道路才是最正确的，因而他们反复地教导自己的子孙后代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全国解放41年来，我们顶住了国际国内敌对势力掀起的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种形式、各种级别的风浪，这更加使我们感觉到，我们所走过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虽然花了很大的代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却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特出的优越性。我们研究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问题，不仅应研究这种形式及其原因，更重要的还是要研究它的基本内容、实质和基本经验。就是要研究中国共产党人在解决中国革命夺取政权问题的过程中，是如何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制定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在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我们的党和军队，我们的干部和人民所受到的长期的多方面的锻炼，包括他们的革命坚毅性的加强、各种革命斗争艺术的提高，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与党员对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个基本方向的进一步掌握。只有从这些方面去研究，才算抓住了要领。
　　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不是没有局限性的，对其局限性我们也应进行研究。譬如，在旧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少，农民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0%，中国共产党的成员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农民，而且长期处在农村环境中，这就不能不受到农民小生产者意识的影响，反映在党内就不时地发生“左”的或右的倾向。研究这些，对于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防止出现偏差，也是有现实意义的。总之，我们无论研究党的历史上的优点，还是缺点，都要为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服务。
　　本书的编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注意正确处理边区与中共中央、边区与各革命根据地、边区与外国、边区内的革命与建设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相互的关系，力求做到观点鲜明、条理清晰、重点突出，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揭示革命发展规律，阐明革命发展道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们相信，本书对帮助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青年学习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史，认识与掌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规律，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尤其是发扬延安精神，更积极地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将起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