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瓦窑堡会议精神在西北的初步贯彻
　　(一)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以后，为了加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将陕北、陕甘两个特委改为陕甘、陕北两个省委，把关中、神府改为两个特区。1935年11月初，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统一领导陕甘、陕北苏维埃政府和关中、神府两个特区的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设外交、财政、粮食、土地、经济、教育、司法内政、劳动8个部和工农检查局。还设立了中央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统一领导陕甘、陕北地方人民武装，大力开展扩红工作。11月下旬，将原陕北地方游击队第1、2、3、4、5、6、7纵队，独立3团、战斗团扩编为红28军、红30军，将陕甘游击队第2、3纵队，抗日义勇军扩编为红29军。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指出抗日讨逆是中国人民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28日，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委员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号召一切愿意抗日者团结起来，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并提出十大纲领。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西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发展。同时，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因长征中断一年之后得以复刊。吴玉章到法国主编的《救国时报》这时出版。这两种报纸，在国内外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扩大了中共的影响。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安定县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彭德怀、邓发、何克全、李维汉、张浩、杨尚昆、郭洪涛等10多人。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27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在中共正确策略方针的指导下，陕北革命根据地出现抗日运动的热潮。陕甘苏区学生联合会声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瓦窑堡市抗日反蒋大会提出进行广泛的募捐活动；1936年元旦《红色中华》报以《1936年的第一天》为标题，报道了苏区红军举行抗日宣誓活动。各种形式的抗日讨逆活动此伏彼起。
　　(二)中共各项新政策在西北地区的实施
　　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的策略路线也由激烈的国内阶级斗争，逐步转变为联合国内各阶级一致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北办事处成立后按照中共中央的策略思想，对土地革命前期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
　　农村土地政策的调整，是从放宽对富农的政策开始的。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民族革命战争紧迫，我们应该联合整个农民，造成广泛的农民统一战线，故意排斥富农(甚至一部分地主)参加革命斗争是错误的。在革命根据地，要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对富农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出租土地和放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不能没收，并且鼓励富农扩大生产，发展工商业。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了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9条命令。1936年4月4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联名发出《关于执行改变富农策略给各级共产党与苏维埃的指示》，规定未分配土地的地区，应按中央对富农的新政策执行；对进行破坏和翻案的地富，应彻底揭穿和公审，但必须防止过左的办法；在纠正左的错误时，应从公地和牲畜中抽补，不得从群众手中调拨；在纠正成分时，应通过当地群众组织；中农“欢送”出来的土地、窑洞，亦不退还，可作解释。根据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对富农政策所作的这些改变是十分必要的，对于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与发展统一战线起了积极作用。
　　在改变了对富农的政策之后，中共对地主也采取了缓和矛盾的策略。在坚定不移地没收一切汉奸卖国贼的土地和财产的同时，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但仍分给一份土地和生产工具及生活资料，给地主以生活出路；改变了“地主不分田”的过左政策。新的土地政策在陕甘根据地的实施，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使一部分外逃的地主、富农也返回了家乡。
　　为了团结一切私营工商业者，恢复和发展根据地的经济，1935年11月25日，西北办事处颁发了关于发展苏区工商业的布告。布告规定取消对一切工商业的捐税；苏区的大小商人有充分的营业自由；白区的大小商人可自由到苏区来营业；允许苏区内外的资本家投资办各种工业；除粮食和军用品外，苏区的产品均可自由输出。布告号召工商业者们“大胆安心”地在苏区经营工商业。1936年夏，中央红军在西征过程中，投资开发盐池，除苏区中央政府拨款外，欢迎国外华侨及国内资本家来投资。为了支持工商业的发展，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允许国民党区和边区的货币互相兑换，以利商人贸易。
　　正确的工商业政策，调动了私人工商业者的经营积极性。当时天津、北平、包头的商人通过定边等地把布匹等工业品输入根据地，又从根据地收购土特产品。这一切都方便了群众、活跃了经济。
　　对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政策也实行了转变。1935年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把“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和“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作为其中的两大纲领，以促进文化、教育、艺术、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三)联合东北军和西北军
　　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1936年1月25日，红军将士发表的《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我们是中国人，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此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争取东北军尽快地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派李克农等做联络东北军上层的工作；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会谈，达成联合抗日协议；6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红军与东北军签订了局部停战协定。
　　争取17路军一直是中共统战工作的重要部分。杨虎城是陕西关中地区实力派的首脑，1930年任国民党第17路军总指挥，1935年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从大革命时期起与共产党人接触较多，他与蒋介石政权之间，既有统一的一面，又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斗争。中共于1935年11月，委派南汉宸建议杨虎城与陕北红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的合作关系。12月，中共中央派汪锋携毛泽东致杨虎城的信到西安与杨会谈。1936年2月，汪锋和南汉宸的代表王世英与杨在西安会谈后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4月初，王炳南奉命到杨部做统战工作。从此，中共与17路军的关系日益密切，双方友好来往，互相协助。
　　张、杨两部在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推动下，消除了矛盾，团结一致，与共产党结成了“三位一体”的友好关系。8月，叶剑英作为红军代表进驻东北军，协助张、杨改造部队，发展进步力量，以迎接全面抗战的来临。
　　二、东征和西征
　　1936年1月至5月，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5月至11月，红军抗日先锋军又回师西征，转战宁夏、甘肃等地，扩大和巩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为迎接红2、4方面军北上，建立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进而促使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1936年中共在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为此，红一方面军行动部署的基点是执行“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两项任务，而以“打通抗日路线”为中心任务；并把上述任务同扩大红军结合起来。其具体部署是：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
　　1936年初，中国革命仍面临着极端困难。国民党反动当局坚持防共灭共的政策，调集重兵围攻陕北，阻挡红军抗日去路。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发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令红1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东征，开通抗日前进道路。26日，东征军总部到达延长县城后，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了东征的目的意义、战略方针和行军路线；正式组成“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总指挥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组织部长黄克诚，敌军部长李涛，民运部长刘晓，宣传部长陆定一，后勤部长杨立三。参加东征的主力部队是：红1军团 (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下辖红1师、红2师、红4师；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下辖红75师、红78师，红81师；红28军(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下辖3个团。3路大军两万多人于2月20日突破阎锡山的防线，发起东征战役。
　　2月21日，红1军团进占三交镇。红15军团占领义牒直扑石楼。4月1日，刘志丹和宋任穷率领红28军，渡过黄河，占领兴县罗峪口，同红15军团会师。红28军渡河后，抗日先锋军三大主力全部渡过黄河天险，带着中华民族的希望，人民的嘱托，开辟通往抗日前线的道路!
　　东征红军先后在山西转战30余县，其中有：灵石、孝义、介休、汾阳、文水、交城、静乐、岢岚、兴县、临县、交口、离石、柳林、方山、娄烦、中阳、石楼、永和、汾西、霍县、洪洞、赵城、临汾、浮山、襄汾、侯马、曲沃、绛县、新绛等县。红色政权已扩展到“石楼全境，及隰县两区(交口、康城)孝义一区(大麦郊)、中阳一带(三交一带)”，红军扩充了7000多人。这时，阎锡山惊恐不安，遂向蒋介石急电求援。蒋乃于4月初派出7个师以上的兵力，分3路开赴山西。并电令驻陕的国民党各部队，从南、北、西三面蚕食陕甘苏区，向黄河岸推进。
　　根据这种新的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高瞻远瞩，顾全抗日大局，为保存国防实力，实现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乃当机立断，决定红军回师河西。5月初，东征红军主力先后在永和关、清水关、铁罗关、八面窑等处渡过了黄河。5月2日，东征红军总部也在延川县清水关渡河回到了陕北。5月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向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和各军队、各党派、各团体与一切爱国同胞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呼吁蒋介石及其部下的一切爱国军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东征红军从1936年1月至5月100多天，在山西转战30余县，击溃阎锡山30多个团的兵力，歼敌1.3万余人，俘其官兵4千多人，扩红约7000余，筹款近50万元，壮大了红军，充实了装备，在山西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东征是把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具体结合起来的典范；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树起了抗日大旗。使全国革命人民为之振奋，深受各阶层爱国人士景仰。
　　为了巩固和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扩大红军，中共西北军委决定以红1方面军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即西征红军)，从1936年5月19日开始到10月初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举行西征，以打破蒋介石军队对陕甘苏区的包围，打击宁夏“二马”的封建势力；巩固抗日后方；争取东北军和17路军，促进西北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向南迎接2、4方面军北上；向北打通与苏蒙的联系，争取国际支援，实现直接对日作战。
　　5月1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西征命令，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鹤亭任副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西征红军由左、中、右3路组成，约17000余人。左路军由第1军团组成，左权代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下辖第1、2、4师，一个骑兵团，一个炮兵连，一个工兵连，约8000人。右路军由15军团组成，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下辖第73、75、78三个师，一个骑兵团，一个炮兵连，一个工兵连，约6000人。中路军(6月14日组成)指挥聂鹤亭，下辖第28、29两个军，和一个师，军委直属骑兵团，约2000余人。
　　西征红军经过近两个月的战斗，消灭了马鸿逵的主力，俘获人枪各2000多，战马500余匹；击溃了所有向红军进攻的国民党军(包括东北军)；解放了环县、宁条梁、定边、花马池、盐池、固原、豫旺等城镇，开辟了纵横各400多华里的新根据地。到8月底，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面积扩大为东西1200余里、南北600余里的广大地区，基本上完成了打通西征去路、扩大苏区的计划。
　　西征红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堪称模范。西征过程中，红军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开创了西北地区的新局面。到7月中旬以后，“二马”部队与红军基本处于停战状态。东北军与红军之间的关系，更出现了战争史上的奇迹——表面上是敌对的双方，实际上成了共同要求抗日救国的好朋友。白天两军碉堡对峙，到了晚上，在数百里的战线上则另是一番景象。有的共唱救亡歌曲，同骂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有的互通情报，互赠礼品；有的部队之间召开战地联欢会，交流感情，增进团结；有的部队之间还正式签署了停战协定。对峙着的两军阵前所出现的这种奇特景象，构成了一幅决心团结御侮、壮丽而生动的民族感情交流图。
　　三、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及山城堡战斗
　　1936年一二月间，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曾几次致电张国焘和朱德等，说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同意主力红军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可靠近苏联。西方军出发西征时，中共中央曾电询4方面军“今后具体行动方针”。6月，张国焘电告中央准备于6月底北上(张已于6月宣布取消第二“中央”)。7月2日，红2、6军团集结于甘孜地区，实现了与红4方面军的会师。7月5日，中央电令2、6军团正式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2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甘孜会师后，立即召开了甘孜会议，确定了北上与中央会合的方针。中共中央乃令左右两路西征红军分别集结于清水河和河连湾地区，一边做巩固新苏区和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一边在军事战略上牵制敌人，以配合2、4方面军北上。
　　1936年9月初，红军2、4方面军主力到达甘肃南部的渭源、陇西地区。中共中央立即命令西征红军向2、4方面军靠拢。10月2日，红73师攻克会宁城。10月七八日，4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会宁的清江驿、界石铺等地分别与1军团的两个师会合。10月22日，红2方面军到达静宁东北的兴隆镇、将台堡与红1方面军的第1、第2师胜利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三个方面军实现了大会师，长征胜利结束。同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发出了《为庆祝1、2、4方面军大会合通电》，指出：“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防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我们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这就是创建全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与民主共和国的阶段。我们要在这个新阶段中树立全国人民的模范，树立抗日战线的模范，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通抗日前进道路。”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不论从国共两党或从中日两国来看都是一件大事，蒋介石围歼红军的企图宣告彻底破产了；日本帝国主义独霸中国的丧钟敲响了。它表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高潮已经来临!
　　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后，根据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准备夺取宁夏。当红军主力向海原、打拉池地区转移时，蒋介石调集十几个师的兵力由南向北追击。10月下旬，中央军委指示红军总部：“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为击破南敌，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委(11月初改为由任弼时任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指挥部队准备发动海(原)打(拉池)战役。由于张国焘不执行红军总部的部署，擅自命令红4方面军的一个军西渡黄河，另两个军远离总部指定的作战地区，致使海打战役遭破坏，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遂宣告流产。此后，由于情况的变化，前敌指挥部制定了新的计划，11月中旬，红军主力从同心城、王家团庄、豫旺堡之线开始向东转移，以便再渡黄河入晋，实现对日作战，或在晋、冀、鲁、豫、皖、鄂、陕、甘等省进行机动作战。此时，胡宗南部分三路向豫旺城进攻。中央军委指示：“敌既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于统一战线。”主力红军“应即在豫旺县城以东，向山城堡迅速靠近，集结全力，准备打第一仗”。于是红军各部，从11月6日开始，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
　　11月19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作了战斗部署，以红第1、第15军团和第4、第31军在山城堡之东、南、北地区隐蔽；红2方面军和第81师集结于洪德城和环县及其以西地区，策应各方和迟滞东北军；红28军在红井子一带钳制敌左路军第1旅。11月20日，敌78师进占山城堡及小台子、风台堡等地。21日，红军突然发起进攻，迅速包围山城堡至哨马营地区的敌人。当晚，山城堡的敌人向北撤退，红军进占山城堡并转入追击，至22日9时，全歼敌第78师的一个旅和另外两个团，山城堡战斗胜利结束。同时，向盐池方向进攻之敌，也被红28军击溃。山城堡战斗，给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的第1军以沉重打击，迫使该敌退至大水坑、萌城、甜水堡及其以西地区。至此，国民党军队停止了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山城堡战斗结束了西征，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