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由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织撰写的《民主中国的模型——陕甘宁边区政治文明建设》一书，是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深入研究的一个新成果。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成功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把贫穷、闭塞、落后的边区建设成了举世称誉的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当时中国在政治上最先进的区域。国内外进步人士把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誉为“西北的红星”、“中国的希望”“新中国的试管”。毛泽东把边区和以它为样板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称为“民主中国的模型”。①他指出：“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建立，将给全国以很大的影响，给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政权树立一个模型。”把“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②“民主中国的模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有许多特色。而其最显著的就是它的民主政治制度，即边区的参议会制度、民主选举制度和“三三制”的民主政权模式。这种政权模式与国民党蒋介石的一党专政模式相比较而存在，相对立而发展。一国之内，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
　　按照国民党蒋介石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执政理念，决不会也不敢给人民以真正民主，因为真正的人民民主将从根本上否定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合法性和它的执政基础；更不会也不敢允许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与国民党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因为这意味着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的消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政权建设的实验区。民选的参议会是边区名副其实的民意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边区的政府和法院由它组建，受它的监督并对它负责；参议会的参议员通过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真正的民主选举产生；边区的政权在组织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共产党员在参议会和政府中只占三分之一，不允许超过；其余的名额则分别由非党进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不论民意机关、政府机关，均吸收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代表参加。这种政权结构充分地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形成了最广泛的执政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管理边区、建设边区、坚持抗战。在中国，在世界，有哪一个拥有独自执政的政党能够这样做?没有。当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楷模的苏联也是一党执政的体制。只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中国共产党能够这样做。毛泽东说：“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边区的意义与作用。”边区“与中国其他部分是一样的，但有一点不同，这里是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区域，这是边区的特点，我们希望这个特点普及于中国。”③
　　陕甘宁边区实行民主政治的成功实践，如同在中国的大地上矗立起了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使当时所有向往自由、追求民主的人们在迷雾茫茫、黑暗沉沉的中国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广大爱国青年和大后方追求民主进步的人士，纷纷奔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延安和边区成为驰誉中外的民主的摇篮、抗战的堡垒、众望所归的革命圣地。延安《解放日报》就此发表社论说：“在我们这个没有民主传统国度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伟大的创造。”“全国人民渴望着的民主政治，毕竟在适宜于它生长的土壤上，结出灿烂的果实。”④
　　1935年10月，当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中国革命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在此后的13年间，革命力量奇迹般地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由低潮走向高潮。当1948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陕北前往华北时，全国革命的胜利已经在望了。许多中外历史学家都在探寻其中的“历史之谜”，都在研究国共两党政权更替的原因，得出很多答案。其中，出奇一致的一条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成功地实行了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民主政治——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种政治顺应了历史潮流，反映了民心所向，代表着先进的政治文明，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形成了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巨大无比的动力。这种力量，排山倒海、势不可挡，终于摧毁了貌似强大、不可一世的蒋家王朝。这一切都是历史的选择，说到底是人民的选择。“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巩固政权，民心的向背都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定律。
　　中国革命的道路是通过开展武装斗争，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政权，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一独特的革命道路，使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建立分散的农村政权，到在一定区域的局部执政，再到在全国执政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中，有近22年的局部执政的历史。其中，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执政，是最具创新性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在执政理念的完善、执政方式的探索等等方面，都积累了至今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与国民党的执政理念截然不同。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是建立在“以党治国”、党即国家、党权至上的“党国”、“党治”观念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思想之上的专制独裁体制。他把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一概排斥为“异党”，以建立其一党专政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长期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党在陕甘宁边区反其道而行之，下定决心要“做出一个样子给全国人民看”，就包括做出一个民主执政的榜样给全国人民看。毛泽东多次申明：“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⑤这种执政理念，表现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统一战线的“三三制”政权模式；表现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是华北和其他解放区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人民政权模式；表现在建国初期就是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国家组织形式；表现在社会主义时期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在这种执政理念基础上建立的政权体制和政党制度，数十年来，一以贯之。虽然政权组织形式不断有所变化，但奠基于“民主中国的模型”的执政理念始终没有变。
　　一定的执政方式是一定的执政理念的体现。中国共产党从第一次局部执政的井冈山时期就意识到必须十分注意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特别是要正确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权威，加之处于战争环境，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关系多是表现为“以党代政”，即“许多事情为图方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⑥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十分注意发挥参议会和边区政府的作用。边区之所以能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正是由于党在局部执政的实践中较好地处理了坚持党的领导、实现人民民主和实行依法执政的关系。《民主中国的模型——陕甘宁边区政治文明建设》一书，客观地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和仍然存在的一些不足。这对于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具有十分宝贵的现实借鉴意义。
　　《民主中国的模型——陕甘宁边区政治文明建设》一书，把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建设命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明的光辉实践，这是一个具有新意的概括。新民主主义社会和与之相适应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是一个客观存在。一定社会的政治文明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思想、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的进步状态，它的发展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形态相联系。随着人类社会历史形态的更替，曾先后出现了奴隶社会的政治文明、封建社会的政治文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等不同的政治文明形态。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是一种带有过渡性的社会政治文明。它的基本特点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的政治体制、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其前身是封建社会的政治文明，其后身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以辛亥革命为标志,推翻了帝制，开辟了走向共和的道路，是近代中国政治文明的伟大进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建立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为目标，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一革命的成功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是近代中国政治文明的伟大成果。创建这一政治文明的过程是一个历史渐进的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和若干敌后根据地进行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毛泽东指出：“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根据地的政治，是一切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民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其经济是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因素和半封建因素的经济，其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此，无论就政治、经济或文化来看，只实行减租减息的各抗日根据地，和实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的陕甘宁边区，同样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⑦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明，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废墟上培育、生长出来的中国现代政治文明之花。它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为代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行为(以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路线、政策及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实践为代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各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民主政权为代表)进步状态的总和。
　　今日之中国是昨日中国的发展。社会主义的中国是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是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民主中国的模型——陕甘宁边区政治文明建设》一书，在追溯中国政治文明历史发展源流的基础上，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探讨了它在中国政治文明发展史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这一命题，不但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对于继往开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更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决策。曾经成功地建设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的中国共产党，也能够领导全国人民继往开来，发展民主政治，创造出代表当今人类社会最先进的政治文明——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13年，即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期，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宝藏，蕴涵着丰富的值得深入总结的宝贵经验。这是陕、甘、宁三省(区)特有的党史研究资源，也是全国的宝贵党史资源。加强对这一资源的深入发掘、整理和研究，可以把党史工作做得更深、更活、更有特色，提高到新的水平。多年来，陕、甘、宁三省党史工作者和全国党史工作者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民主中国的模型——陕甘宁边区政治文明建设》一书的出版是一个新的成果，相信会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问世。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站在新的时代高度，采取新的研究视角，对革命历史之镜的重新磨拭，会使它放射出更为璀璨的光彩。《民主中国的模型——陕甘宁边区政治文明建设》一书，对于在新时期更好地探索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规律、党的建设的规律、执政兴国的规律，把党史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思想财富，必定能够发挥更加积极的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2005年7月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1、785页。
　　③毛泽东：《与世界学联代表的谈话》(1939年7月2日)，转引自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17页。
　　④《胡乔木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9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