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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和近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轨迹

李鸿义 王中新


  人类政治文明的出现,是同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尤其是同国家的出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漫长的人类社会由低级到相对高级的每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政治文明也始终处在不断的演进之中,并且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与一定的社会发展形态相联系。一般地说,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某一阶段,相对于它的前一阶段都不同程度地标志着社会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进步。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文明出现以前,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文明,都是建立在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在政治上集中地表现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统治,表现为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激烈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曾以极其经典的论断概括了这一历史现象:“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②毛泽东在这里所讲的文明史,就是人类的政治文明史。
  就中国而言,从原始社会末期国家和政治文明的产生,到古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政治文明的演变,直到近代和现代中国旧民主主义政治文明、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和当代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相继出现,一部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中国人民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追求社会进步,更新政治理念,借鉴和吸收前人和世界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在思想政治领域内不断弃旧图新、开拓前进,追求社会进步、国家统一、民族解放,追求自由、平等、民主、人权这些近现代的人类价值观,不断创造、发展和积累政治文明成果的历史。
  (一)古代政治文明的深厚积淀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古代物质文明和灿烂的精神文明,也积淀了深厚的古代政治文明成果。
  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随着原始氏族经济体制的解体,中国进入了阶级社会,出现了奴隶制的社会形态和国家制度。据历史考证,中国的奴隶社会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建立,历经夏、商、周(西周)三个朝代,长达1300余年。其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是王权和神权的结合,即“王权神授”。统治者都把自己说成是受命于天的“天子”,在政治上实行以君主为核心的王权专制制度。代表奴隶主阶级的王权至高无上,主宰一切。奴隶则一无所有,是“会说话的工具”,可以被当做牲畜一样驱使、役用,也可以被屠戮、殉葬。与这种根本性的政治制度相应的是由奴隶主建立的礼、乐、政、刑等具体政治制度,构成了中国奴隶制社会政治制度文明的主体框架。奴隶主阶级用赤裸裸的暴力统治和剥削奴隶阶级,是奴隶社会政治关系的本质特征。这种社会形态和国家制度是体现和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是极为残酷的。但是,它“辟草昧而致文明”,作为古代中国人告别荒蛮和蒙昧,走向文明的第一步。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应当说其成果具有基础性和开创性的历史进步意义。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的春秋、战国时代③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过渡并逐步确立封建制国家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剧烈动荡,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铁制工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水利及灌溉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生产力,为奴隶制的瓦解创造了物质基础,使奴隶制的三大支柱——分封、宗法和礼乐制度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宗法等级制度的瓦解;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地方郡县体制的设置;以保护私有财产权为中心的成文法的出现;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儒、墨、道、法、兵、名、阴阳、农、杂等学派,出现了生动活泼的“百家争鸣”的新气象。这些变化都具有思想解放和社会转型进步的重大意义。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只有550年左右,但其政治思想的活跃、政治文明成果的丰硕,为其后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政治文明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完善的制度基础,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了六国之后,首建“皇帝”之名号,创立百官之职制,在全国范围内,用官僚代替贵族,用郡县代替分封,用法律维护统治,建立了形式完备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开创了中国古代封建政治文明的新阶段。
  秦亡之后,汉承秦制,延续长达400余年。其后,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及隋、唐、宋、元、明、清各朝,几经盛衰兴亡,一直延续到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才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在长达2000多年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历代封建统治者不断发展和完善以“皇权至上”和中央集权为主要特征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政治运作机制,曾经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过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在有效地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同时,也有效地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发展了封建经济,繁荣了封建文化,创造和发展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文明。其中,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清代的“康乾之治”等封建盛世的政治业绩,都蕴涵着丰富的治国兴邦的理念和经验,许多方面的内容至今不乏启迪和借鉴价值。
  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封建政治制度发展过程中,以儒家的经典和法家的主张为主要代表的政治思想,形成了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完整的政治思想、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如“霸业之始也,以人为本”④;“天下为公,选贤任能”⑤;“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⑦等等,都反映了中国古代治国兴邦的政治思想,闪耀着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思想光辉,历代有作为的统治者对此皆奉为经典。当然,这些“重民”、“亲民”以及“利民”、“庇民”、“抚民”思想,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君主的统治。他们的“爱民”,本质上是同爱牛差不多,为的是更好地牧牛耕田。所以古代把治国称为“牧民”。这些治国、施政、驭民的思想、理念、方略,与后世的“人本”、“民本”、“民权”、“民主”、“民生”等更先进的政治理念有本质上的区别,但从政治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前者无疑是后者的重要思想源头。
  针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毛泽东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历史上,封建地主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⑧16世纪以前的中国一直处于世界文明发展的高峰,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西方的历史学家也普遍认为:“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⑨
  (二)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冲击和影响
  18世纪是世界政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西方,继17世纪英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取代了本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之后,资产阶级革命的烈火便以燎原之势燃烧到欧美大陆,先后爆发了美国独立战争、法国的大革命。在欧洲大陆,一顶顶王冠落地,新生的资产阶级生气勃勃地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他们在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伟大成就的基础上,运用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创立的“人权”、“主权在民”、“三权分立”和“代议制民主”等国家政治学说,举起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崭新的旗帜,以天赋人权取代神授王权,以议会民主制和政党政治取代了专制独裁,以民主共和制和公民选举产生议会和政府取代了君主世袭制,成功地摧毁了封建专制制度,构建了一套以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为本质特征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运行机制。应当说,这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的伟大创新。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而且“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随着。”⑩在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基础上形成的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不仅有效地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有力地保证和促进了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快速发展。
  但是,“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11)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创造强大的工业生产力的同时,也造就了这个制度的“掘墓人”——工业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为了反抗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两次起义,1836至1848年英国的宪章运动以及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显示了无产阶级的觉醒和巨大的力量,也标志着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始了以有组织的力量冲击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这是推动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向前发展的巨大无比的动力。
  在工人运动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标志着这一伟大学说的诞生。1871年3月18日法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巴黎公社革命。这一系列伟大的观念更新、理论创新和革命实践活动,将近代世界政治文明史的发展推进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阶段。
  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是有国别特征的,但其影响却又是无国界的。世界各国政治文明的发展千差万别,却又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相对于近代西方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是由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没有机会经历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但是,“西风东渐”,欧美大陆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文明的兴起,特别是由于学习西方而迅速崛起的日本,对于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西方政治文明的冲击和影响是不可阻挡的。近代中国政治文明的艰辛探索正是在这一世界历史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
  (三)近代中国政治文明的艰辛探索
  在16世纪之前的数千年中,中国曾经走在世界的前列,是世界历史文明发展的导航船。但是,当成就成了历史的包袱,就走向了反面。在此后近200年的发展中,中国逐渐地落伍了。到了19世纪中叶,正当西方列强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大步前进的时候,中国的清王朝却仍然以“上国天朝”自居睥睨外夷,闭关锁国,不肯睁眼看世界。昏庸无知的统治者视西方工业革命后的科学技术成果为“奇技淫巧”,不屑一顾,不思进取,坐失了走向工业近代化的早期机遇。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中国清朝的专制政治和经济制度却由于不能与时俱进而凝固和僵化,逐步走向衰落。最终面对野心勃勃的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完全陷入了被动挨打直至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
  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以后便迅速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民族存亡绝续的危难关头,封建统治者中的开明人士不得不“睁开眼睛看世界”,开始了向西方国家寻求富国强兵、救国兴邦之路的艰辛探索。毛泽东曾生动地描述了当时那一段历史情景:“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求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象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习。”(12)
  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探索前进,出现了许多在不同程度上反映时代要求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思路,涌现了一批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政治思想的先知先觉者和革命的先行者,形成了许多可贵的、在不同程度上反映近代进步政治潮流发展方向的政治文明成果。其中,有代表性的主要有:
  1.“经世致用”和“师夷制夷”的主张。鸦片战争前后,以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为代表的“经世派”,是最早把目光投向西方的地主阶级的革新派。他们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主张,“经世”即提倡研究现实问题,“致用”即实际有用的知识和学问。他们主张有选择地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体制,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当时的“夷”指西方列强,“师夷”也就是以西方各国为师,向人家学习。一腔爱国热忱的林则徐,从了解西方的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主持编译了《四洲志》。魏源则在此基础上编绘成《海国图志》。他们不但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概况,还介绍了它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体制。这些介绍给长期处于封建专制和闭关锁国中的中国人,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外部世界和一种从不知道的新的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当然,他们不敢也不可能跳出封建政治、经济的窠臼,其目的则完全是为了挽救封建帝国的衰危,但在客观上却揭开了中国向西方学习,谋求富国强兵和政治变革的序幕。
  2.太平天国运动。以洪秀全为首领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席卷18个省,在南京创建了与清朝相对立的太平天国政权。其规模之大,斗争之烈,时间之长,政见之新,影响之深广,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农民起义,在中国近代政治文明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便抓住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土地归天下人共有”,“按人口平分耕地”的政策。这一政策虽然由于战争的失利没有能够真正实行,但应当说它的确是抓住了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的要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于1859年奏请天王洪秀全颁布的《资政新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取法西方,试图在中国仿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政治改革方案。它主张:实行中央集权与“民心公议”相结合的政治体制;在不准外国人“毁谗国法”(即不准干涉内政)的前提下,与各国通商,进行正当的贸易;反对君主专断,实行法制,建立法律审判制度;创办报纸,以广开言路等等。尽管这一套政治改革设想,因太平天国的军事失败而完全付诸东流,但它反映了当时处于社会最下层的农民和市民群众追逐世界历史的进步潮流,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体制的最早的憧憬,在近代政治思想改革史上堪称思想解放的先声。马克思曾高度评价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的社会主义”。(13)
  3.洋务运动。清朝末年,以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清廷大官僚开展的“洋务运动”,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试图在中国封建制度的母体上,嫁接一些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枝芽,以挽救清王朝的覆灭。但他们当时主要侧重于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创办了一批官办的近代军械、军火、舰船工业和官督商办的工商业,建立了北洋水师和新式陆军。他们中的一些左翼人士也曾提出了建立仿效西方议会的“议院”,认为这样可以使“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从而“通下情”、“得民心”、“张国势”、“御外侮”。虽然这只是说说而已,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要求改良封建专制体制的早期政治维新思想。洋务运动最终以1894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而终结,但它以守旧纳新的矛盾思维,在客观上使西方近代文化渗透进了中国板结的传统土壤,因而不以统治阶级的初衷为转移地推动了中国人思想观念的新陈代谢,在古老的封建政治思想壁垒上开凿了一丝缝隙,透进了几缕革新思进的亮光,为后来的变法维新准备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必要条件。
  4.戊戌变法和新政改革。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后,被迫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在清王朝统治风雨飘摇之际,光绪皇帝于1898年(戊戌年)6月11日采纳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建议,下诏“明定国是”。在103天内,接连发出数十道变法旨意。主要有:废八股、兴学堂、办实业、改军制、倡西学、开报馆、广言路等。虽然这场维新运动仅历时百日就失败了,但它毕竟宣布要给民众以一定的言论自由,也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君主专制的制度,冲击了数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思想,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具有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顽固不化的慈禧太后脸色一变,光绪皇帝被囚,改革者被害,便扼杀了戊戌变法,清王朝陷入了日暮途穷的境地。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组成八国联军攻陷北京,1901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国家主权丧失殆尽。为了挽救清王朝摇摇欲坠的统治,慈禧太后也不得不考虑实行一些“新政”,以平息民愤,苟延残喘。1905年,清廷成立了“考察政治馆”,派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准备“仿行立宪”。1906年9月1日,慈禧下诏“预备立宪”。其内容主要有: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改革官制,成立资政院和咨议局,建立责任内阁,改革司法制度等。这些“新政”是在以慈禧为首的“后党”皇室的主持下进行的,完全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走向末日之前的自救性举措。虽然几乎都是无可奈何的勉强虚与,但从戊戌变法到预备立宪,在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的冲击下,毕竟迫使清末的统治者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迈出了最初的一步。清王朝实行“新政”的目的固然是企图缓解社会矛盾,以继续维持其统治地位,但在客观上却恰恰准备了使封建帝制走向最后灭亡的条件。这一时期,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为代表的具有崭新政治思想的新兴政治力量,已出现并活跃在清末的政治舞台上,反清的烈火四处燃烧,中华帝国风雨飘摇。废除帝制,走向共和,已成为20世纪初中国政治进步的崭新主题和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
  5.辛亥革命。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中国爆发了由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成立了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宣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仿照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构架,设立了参议院、大总统、国务院政权机构。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它不仅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而且从此结束了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实现了废除帝制、走向共和的伟大历史性转变。但历史的不幸是这场革命的成果很快便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窃取,国体的变革很快就变成了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国家的贫弱和人民的痛苦如旧。从这方面来看,辛亥革命是失败了。但辛亥革命仍不失为中国近代政治文明发展史上的伟大事件。经过这场革命,在封建桎梏下束缚了数千年的中国人,开始有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政治觉醒。思想解放的闸门一旦打开,便呈现出不可遏止的奔腾前进的势头。自由、平等、民主、选举、立宪、法制、共和和议会、政党和政党政治等体现近代政治文明的新概念、新思想、新话语广为流传、深入人心,民主思潮风起云涌。这场革命的最伟大功绩在于确定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14)远在欧洲的列宁在1913年初就高度评价辛亥革命标志着“亚洲的新觉醒”。他说:“中国不是早就被称为完全停滞的国家的典型吗?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15)
  但是,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政治主张,屡遭挫折,到处碰壁。辛亥革命没有使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和民族独立,更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中国近代民主政治的进程再次停滞和倒退,中国历史再次陷入了混乱、动荡、黑暗。辛亥革命的失败,给了中国人民以深刻的教训,人们逐渐认识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照搬西方的一套模式,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种种方案都是行不通的,要获得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必须另外探索新路。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
  ③春秋时期结束于何时,战国时期开始于何时,目前史学界的说法不一。但对春秋开始的年代和战国的结束年代,一般看法是公元前770年和公元前221年。
  ④《管仲》。
  ⑤《礼记·礼运》。
  ⑥《孟子·尽心下》。
  ⑦《大学》。
  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192页。
  ⑨《大国的兴衰》第7页,转引自《中西500年比较·引论》,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⑩(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253、256、251页。
  (1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6页。
  (14)《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6页。
  (15)《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47页。
  

民主中国的模型—陕甘宁边区政治文明建设/李鸿义,王中新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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