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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的曙光

李鸿义 王中新


  辛亥革命的失败,打破了中国先进分子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梦。中华民国成了徒具虚名的空壳,不仅没有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社会进步,相反却上演了袁世凯篡权窃国称帝、张勋拥戴清帝宣统复辟、北洋军阀派系专制等一幕幕政治倒退的丑剧和闹剧;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和掠夺更加猖獗,国家已无主权可言;国内军阀之间的割据混战持续不断,愈演愈烈;经济凋敝、政治黑暗、民生涂炭,国家的情况真是糟透了。毛泽东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①
  历史经过苦难的历程,也就产生出摆脱苦难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旧的道路是走不通了,必须另外寻找新的道路。
  “雄鸡一唱天下白”。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榜样、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几个重大事件的发生,使中国人终于找到并且坚定地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它是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它的理论创新和成功实践,使古老的中国社会重新焕发了生机,在世界的东方,在夜暗沉沉的中国,终于升起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的曙光。
  (一)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的伟大开端。毛泽东说:“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②
  五四运动首先是具有现代政治民主形式的爱国群众运动。爆发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最初,它是以北京学生为先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损害中国主权和北京政府卖国政策的爱国运动,喊出的中心口号是“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后来很快便发展为遍及全国20多个省,有工人、商人和市民各阶层参加的大规模的爱国群众的革命斗争。他们采取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发表演讲和请愿抗议等现代表达民意的方式,迫使当时的北京政府不得不罢免亲日派官僚曹汝霖、陆宗舆、张宗祥的职务并拒签巴黎和约。五四运动显示了中国人民空前的政治觉醒和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的伟大力量,获得了在当时条件下所能获得的重大胜利。这在鸦片战争之后近80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五四运动同时是传播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政治文明最新成果的伟大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前夜,陈独秀创办的杂志《新青年》于1915年9月创刊,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的主要阵地,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所谓“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和科学。当时所倡导的民主,主要的还是指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所提倡的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也包括一部分西方的哲学和社会学理论。其政治目的最初还是要“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的政治方向还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所以,鼓吹新文化运动的人们在奋力呐喊的同时,也仍然不免时时陷于迷惑和彷徨。站在运动前列的主将陈独秀、李大钊等,都开始怀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对中国是否合适,在考虑中国是否还有别的出路。
  正当中国的先进分子在苦苦寻求新的思想武器和新的革命出路的时候,1917年11月在俄国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十月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史上矗立起一座新的里程碑。李大钊在1918年7月和11月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和《庶民的胜利》等文章,热烈欢呼十月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预言十月革命所掀动的历史进步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将来的全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毛泽东生动形象地评价了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③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只有个别人知道马克思主义,具有初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不多。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则逐渐成了一种不可遏止的历史潮流。宣传新文化、传播新思潮的刊物和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除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毛泽东在长沙主编了《湘江评论》,周恩来在天津主编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出版了《觉悟》杂志。陈独秀、李大钊及在其影响下的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左翼力量,代表着运动的主流。“走俄国人的路”,也就是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路,成了中国先进分子共同作出的历史性选择,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显著的时代特点和影响深远的最大收获。五四运动是中国走向现代政治文明的新起点。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中国工人阶级是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全国产业工人已达200万左右。虽然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但由于中国工人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其革命性特别的坚决和彻底。在五四运动的后期,中国工人阶级以其特有的组织性、纪律性、革命的坚定性和现代产业工人的相对集中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革命斗争的主力军。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共产主义小组,都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比较密集的城市上海、武汉、长沙、广州等地成立的。这些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便很快在工人中开始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同时组织工人参加各种维护工人经济和政治权益的斗争,有效地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觉悟,出现了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在五四运动的锻炼、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蓬勃兴起的基础上,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事件。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就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毛泽东指出:“1917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④
  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总人数只有50多人,同当时林立于中国政治舞台上数百个政党和政治社团比较,似乎是很弱小的。但是,它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它提出的纲领和革命目标,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它像一颗无比闪亮的启明星,预示着夜暗沉沉的中国的黎明。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一登上政治舞台,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武器,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和前进的方向,充满着勃勃的生机和活力。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旗帜鲜明地确定以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党的根本目的。同时,确定了当前的斗争任务和目标。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中国祸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口号。在1922年7月召开的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的具体分析,第一次明确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提出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和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政治纲领,即最高纲领: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低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同时提出了与国民党和其他社会进步组织建立民主联合阵线的主张。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党一成立,就走到广大群众中去,以开展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和组织下,从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开始,至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结束,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在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动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这些斗争,显示了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政治号召力、组织力和影响力,显示了作为党的阶级基础的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坚强的战斗力。通过发展工人运动,党进一步密切了同广大劳动群众的关系特别是同工人阶级的联系。
  这时,中国共产党从正式成立算起,只有两年半的时间,应当说还在幼年时期,但已经成了任何敌人都不可能压倒的新生的政治力量。它高举起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它最初几年的革命理论创新,政治纲领、路线、策略的正确抉择和卓有成效的革命实践,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也使当时屡遭失败,陷于困境,几乎绝望了的孙中山看到了革命的希望。
  (三)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兴起与失败
  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及共产国际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召开了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酝酿和制定统一战线政策的同时,孙中山在总结辛亥革命及其后多次斗争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并着手进行国民党的重组改造工作,为实现国共合作创造条件。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共产党人陈独秀、谭平山等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工作,并对大会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这次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使之发展成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新三民主义,即革命的三民主义。同时确定了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就与原来的三民主义有了很大不同,而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相近。所以,新三民主义就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和政治基础。会议还按照国共合作的精神,选举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林祖涵(林伯渠)、瞿秋白、张国焘、陆定一等10人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这样就完成了国民党的改组并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为新的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在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基础,使辛亥革命后踟躇在曲折道路上的近现代中国政治文明又迈开了前进的步伐。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很快在全国点燃了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以共产党员领导的部队为先锋的北伐战争胜利推进,共产党直接发动和领导的工农群众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开创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但是,正当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向前发展的时候,曾经宣称“我对共产主义不但不反对,并且很赞成”的蒋介石却于1927年4月12日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举起了屠刀,他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搜捕、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15日,一度伪装成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在其控制的武汉宣布实行“分共”,同共产党决裂。随后,汪精卫集团就和蒋介石集团一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国共合作的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就完全失败了,正在走向光明和进步的中国,再次陷入黑暗和苦难的深渊。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一次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史上仍然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通过这场革命,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成了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已经深入人心;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经过革命的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党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所有这一切,都为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把革命推向新的、更高的阶段准备了条件,也为现代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的新发展准备了条件。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页。
  

民主中国的模型—陕甘宁边区政治文明建设/李鸿义,王中新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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