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图书

[上一记录][下一记录]

三、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道路探索和体制创新

李鸿义 王中新


  国家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也始终集中在政权问题上。“围剿”和反“围剿”之激烈鏖战,一党专政与人民民主的谈判论争,革命和反革命的无数次生死较量,始终围绕着的一个焦点,就是政权问题。这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的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①
  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为了争得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建立人民民主政权,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同时在革命发展的不同时期,进行了建立人民民主国家的道路探索和人民民主政权的体制创新。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这些探索和创新的实践中,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创建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以革命的武装反抗武装的反革命。1927年4月到7月,伪装革命的蒋介石和伪装“左”派的汪精卫,先后卸去假面具,叛变了革命,向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中国共产党遭遇到成立以来的最严酷的考验。据党的六大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4月到1928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人。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罗亦农、向警予、夏明翰、郭亮等一大批党内著名精英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下。党员的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人,锐减到1万人。面对严峻的生死存亡考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品格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正如毛泽东所描述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②
  1927年8月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上发言,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针对大革命惨遭失败的教训,切中要害地指出党中央所犯的错误是不认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强调指出,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的这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通俗而形象地将掌握武装和取得政权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回答了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基本方式。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旗帜鲜明地举起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旗帜,开始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被全党接受以后,武装起义的惊雷就在全国各地震响了。在八七会议之前,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就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八七会议以后,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更以烈火燎原之势,在全国迅速展开。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12月,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武装,在湖南农军的配合下,发动了湘南暴动。从1927年秋到1929年底,党领导的武装起义还有广东的东江起义、琼崖起义,江西的赣西南起义、赣东北起义、万安起义,湖南湖北边界的湘鄂西起义,鄂皖边界的黄安、麻城起义,福建的闽西起义,河南的确山起义,陕西的清涧起义、渭华起义等,共200多起。
  2.实行武装割据,创建革命根据地。革命武装起义的直接成果是革命根据地的创建。1927年10月底,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的井冈山。第二年4月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会师后,首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全国各地武装起义的基础上,陆续建立了赣南、闽西、湘鄂赣、闽浙赣(以上根据地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组成中央革命根据地)、鄂豫皖、湘鄂西、左右江、陕北、陕甘边等大小15块革命根据地。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也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发展壮大到13个军、10万多人。
  从确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指导思想,到用枪杆子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和发展工农武装,到实行武装割据,开辟革命根据地,到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路线图,这一系列史无前例的革命理论创新和惊天动地的革命实践,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新。
  这种斗争形式和革命道路,与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根本不同。它有先进的革命理论指引,有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坚强领导,从一开始就不是“闯州破府”的“流寇”式的游击,而是把发动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紧密结合。这种斗争形式和道路与十月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的斗争形式也不同,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运动,开辟了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独特道路。周恩来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③斯大林也曾正确地指出:“中国的革命军队是中国工农争取自身解放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④
  3.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是俄文CO-BET的音译。含义是“议会”、“代表会议”、“委员会”,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的国家权力机关。在中国的革命根据地发展和扩大的基础上建立苏维埃式的工农政权,是在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建议。在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主张打出苏维埃旗帜的是毛泽东。1927年8月20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就明确表示:“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⑤9月1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决议,明确“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涨中应成立苏维埃”。至此,中共中央就将共产国际建议的苏维埃作为新的国家政权形式接受了下来。苏维埃旗帜的公开打出,虽然是明显地仿照苏联的政权模式,但它标志着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以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国家政权为目标的新阶段。
  1927年11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革命的县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民主政府成立。1928年5月,又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此后,苏维埃运动迅速发展,在各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了赣南、闽西、赣东北、洪湖、湘鄂西、左右江、鄂豫边、陕甘边、陕北等苏维埃政权。到1931年秋,农村革命根据地已遍及全国十多个省,有200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正规的红军发展到14个军、13万人。其中,中央革命根据地以瑞金为中心已有21座县城基本连成一片,人口达250万。全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红军的壮大,尤其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为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基础。
  1931年11月7日,正值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的瑞金隆重召开。中央根据地和湘、鄂、赣、闽等革命根据地的代表,红军和全国总工会以及上海、武汉秘密工会的代表共600多人出席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根据这部根本大法,还制订了选举法、劳动法、土地法和婚姻条例等一系列全新的法律。《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全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在大会闭会期间,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并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大会通过选举产生了由64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执行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主席,项英、张国焘当选为副主席。同时宣布瑞金改称瑞京,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12月1日,以政府的第一号公告向全国、全世界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从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第一次出现了与中国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中华民国”相对立的工农民主政权。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改天换地的大事变。
  从一乡一县个别的苏维埃政权,到国家形式相对完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建立,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创新。中国共产党在创立10年后,第一次以执政党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进行了独立地领导工农群众建立全国性政权的最初尝试。当年,在赣南偏僻的山坳小城瑞金举行的中华苏维埃“开国大典”,被人们称为18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开国大典”的一次伟大预演。在四周白色恐怖的包围中,虽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只存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也存在照搬苏联的苏维埃模式的倾向和一些“左”的政治痕迹,但它的出现和发展,毕竟是中国几千年政治文明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在中国人民民主政治的发展史和毛泽东人民民主国家学说发展史上有着开创性的非常重要的地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也应当从这时开始。
  (二)建立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政治构想
  1.新三民主义共和国政治构想的提出。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1935年夏又企图吞并华北。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企图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在刚刚结束长征之后,即于1935年12月,在陕北的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实行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抵抗日寇的侵略。8月,在陕北的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进一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为了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有步骤地实行了政策和策略上的三个重大转变:(1)由开展土地革命战争到与执政的国民党当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2)由实行武装割据,扩展苏维埃政权,到主动放弃对国民党政权的武装反抗,到建立抗日民主政治体制的转变;(3)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转变。经过与国民党政府的多次谈判,于1937年9月中旬达成协议,随后通过发表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发表公开谈话,宣告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建立。从坚持团结抗战,维护民族根本利益的大局出发,中共中央在《国共合作宣言》中明确表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关于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政治构想,就是在这样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是中国旧民主主义的旗帜,是那一时代政治文明的一项光辉的政治思想成果。辛亥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政治内涵重新作了解释,形成了它的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大体是一致的。尤其是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更赋予了新三民主义以符合时代要求的革命灵魂。在抗战初期,毛泽东曾在多种场合的讲话中,使用过“革命的三民主义共和国”、“三民主义共和国”、“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等字面不完全相同的概念,核心思想是以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为基础,建立一个实行新三民主义的新国家。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系统地阐述了党在抗战和建国问题上的政治主张,正式提出了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政治构想。他针对当时蒋介石鼓吹的“抗战建国”的言论,指出:所谓抗战建国,照共产党的意思,究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一句话答复: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⑥
  2.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性质和前途。早在1937年3月,毛泽东在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谈话中就表示:“现在的任务是必须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这就是说,以对外抗战求得中国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以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以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与我们的现实政纲,并无不合,我们正在向国民党要求这些东西。”“我们是最坚决、最忠诚地为实现三民主义中国而奋斗的。”⑦关于这个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性质和发展前途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的答复是:其阶级性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其前途可能是走向社会主义。”⑧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决定了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它的前身是封建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社会。它从封建社会来,要到社会主义社会去,而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则是为了完成民主主义社会而奋斗。”“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制度而奋斗,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⑨
  3.实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途径。按照毛泽东当时的设想,建立新三民主义共和国,不需推翻现政权,而是要求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改变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真正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国。为此,必须实行两个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的一党一派一阶级的独裁专制体制,变为各党各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⑩关于如何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毛泽东认为开好国民大会是中国政治制度“从独裁过渡到民主的桥梁”。
  召开国民大会本是孙中山的建国主张。按照孙中山的设想,建国的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前两个时期结束之后,通过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国民党政府于1928年宣布结束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并定于1935年3月召开国民大会开始实行宪政,但未能如期完成,后又一拖再拖。全面抗战以后,国民党政府决定停止原定于1937年11月召开的国民大会。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停止是对的,因为那个大会按国民党的规定是一点权力没有的,其选举更根本不合民意,我们及社会各界都不同意这样的国民大会。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了召开临时国民大会的主张。国民大会的代表,由各抗日党派、抗日军队、抗日民众团体与实业团体,按照一定的比例选出来。这个大会作为抗战时期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决定抗日救国的方针并选举组成政府。毛泽东希望能够首先通过召开临时国民大会来改造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逐步实行民主政治。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使中国政治走向民主化,以利于抗日救国的唯一可行之策,但并未被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接受。后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谈到:“当时全国人民,我们共产党人,其他民主党派,都对国民党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就是说,希望它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厉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付诸实施。可是,这个希望是落空了。”(11)之所以如此,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按照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执政理念,它是绝对不会放弃其一党专政的,它是绝对不肯给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团体以任何平等的政治地位的,它是绝对不愿意对政治体制做任何趋向于民主的改革的。果然,1939年以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就连抗战初期开放的极为有限的民主举措也统统收了回去,这就充分暴露了他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彻底背叛。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为建立新三民主义共和国所付出的努力,虽然没有实现,但对于揭露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的真面目,对于教育革命人民特别是对蒋介石国民党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对于以后形成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广泛共识,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三)反对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斗争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围绕着在战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政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焦点是:废除蒋介石的封建法西斯独裁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现政治民主化,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建设独立统一、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
  1.国民党一党专政统治体制的形成和强化。以党治国,是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的基本执政理念。从本源上看,“以党治国”确实是孙中山提出来的,这一提法本身过于简略,不甚精当。但其本意是实行政党政治,由执政党去具体运作国家政权,与蒋介石实行的一党专政有本质的区别。蒋介石的“以党治国”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一党专政。蒋介石是一个崇尚领袖独裁和政治专制的法西斯主义的狂热崇拜者和鼓吹者。他说:“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是绝对信任一个贤明和有能力的领袖。”“领袖对一切事物有最终决定权。”(12)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由他人代笔写成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此书完整地表述了蒋介石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法西斯政治观点。他把近百年来中国的历史歪曲为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中心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历史,宣称今日的中国之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早在1928年初,通过国民党的二届四次全会,蒋介石就独揽了党政军的实权。同年8月,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宣布实行“训政”。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体制至此形成。抗战期间,国民党又通过多次召开中央全会,一步一步地强化了以党治国和一党专政的执政理念与组织体制。其主要决定有:在各级政府机关内部,普遍设立国民党党部,并由党部指挥一切;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兼任行政院长和继续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建立以蒋介石为唯一领袖的“领袖制度”,从而使蒋介石成为“君临天下”的最大的独裁者;建立特务组织和实行保甲制度,形成了从中央到基层的封建法西斯监控网络和统治体系;在历次全会上大肆攻击污蔑共产党、八路军和革命根据地“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把共产党列为“国内的敌人”;决定在抗战胜利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企图通过制定“宪法”,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地位和统治体制法定下来。蒋介石、国民党逆历史潮流而动,逆民心民意而行,完全是对现代中国政治民主进程的反动,因而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在抗战胜利前后,反对蒋介石的封建法西斯主义,要求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成为全国最强烈的政治呼声。
  2.建立联合政府的谈判。针对国民党不断强化其专制独裁统治的政治取向和决定召开国民大会,许诺实行“宪政”的声言,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谈话,要求执政的国民党政府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政权;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敌后抗日武装,恢复新四军的番号;撤退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以利于国共两党关系的政治解决。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党政府及其军事统帅部,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此议一出,立即在国内各界和海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在重庆的各党派各阶层代表冯玉祥、沈钧儒、黄炎培、张伯钧等500多人集会,支持中共的主张。中国民盟发表对时局的宣言,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还政于民,成立联合政府,还政于民。成都学生2000多人举行火炬游行,昆明学生5000余人的集会通过宣言,拥护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国民党不得不开始与共产党谈判。美国也派出赫尔利以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居间调停。最后在延安拟订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草案)》,毛泽东和赫尔利都在协定草案上签了字。但是蒋介石却拒绝签署这个协定草案。他顽固地坚持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按照“统一军令政令”的原则,交出军队和根据地的人民政权。而在延安时曾经说这个协定草案“公平合理”的赫尔利也变了卦,转而支持蒋介石的无理要求。这当然是中国共产党所不能接受的。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第一回合的谈判就此结束。
  3.毛泽东发表《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基本理论和政策、策略。他明确指出:“为了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而要这样做,不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怎样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毛泽东提出应当采取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总之,都是联合政府。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的阶级和政党的代表在一起,在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的抗日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毛泽东同时郑重地宣布:“不管国民党当局现在还是怎样坚持其错误政策和怎样借谈判为拖延时间、搪塞舆论的手段,只要他们一旦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是愿意和他们恢复谈判的。”(13)
  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发展史上的光辉文献。它全面地总结了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24年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抗战以来的经验,阐明了党在新民主主义历史时期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中国国内阶级矛盾上升,面临和平与内战的两种可能性的抉择时,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政治主张是十分真诚的。如果民主联合政府能够成立,则内战可能避免,第二次国共合作可能保持,中国可能进入一个和平民主的新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为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力争用和平方式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所作出的最大努力。但是,这样的真诚努力,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响应。因为此时的蒋介石早已定下了消灭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力量的决心。在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蒋介石毫不掩饰地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
  4.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蒋介石准备在抗战胜利后重开内战的决心是早就下定了的。但是,在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下,他要立即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还有困难。因此,他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又假惺惺地表示愿意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他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毛泽东不来,就可以说共产党拒绝和谈,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的身上;如果来了,则可以利用和谈麻痹共产党,诱使其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政权;无论来或不来,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准备内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图谋了如指掌,深知他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但是为了击破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进步的势力特别是中间派的同情和支持,为了力争出现国内和平的局面,迫使蒋介石实行一定的政治改革以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中共中央决定和蒋介石再进行一次和谈,并为使和谈取得成果,考虑在谈判中作出适当的让步。8月28日,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此举震动了山城,也轰动了全国和世界,使许多人进一步认清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毛泽东的行动被誉为“弥天大勇”。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于10月10日正式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蒋介石国民党当局被迫承认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方针;双方协议“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重庆谈判的举行和《会谈纪要》的发表,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承认了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地位与数目”。(14)重庆谈判的结果是人民的胜利。毛泽东指出,尽管这个协定还是纸上的东西,但“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15)
  重庆谈判结束后,蒋介石仍密谋进攻解放区。但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经过美国的调停,蒋介石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于1946年1月10日,按照“双十协定”召集有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政协会议历时22天,作出了关于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关于政府组织、关于宪法草案、关于军事问题等五项协议。这些协议,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和平民主,而不利于蒋介石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所以,会议一结束,国民党的一些中央委员就大哭大闹,说政协协议是“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也表示: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
  政协会议后,蒋介石一面施放和平烟幕,一面准备内战。终于在1947年6月卸去伪装,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对此早有警惕和准备,领导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进行了历时3年的人民解放战争,终于彻底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真正当家做主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它的中央人民政府真正是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新型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联合政府。
  政治文明的发展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发展一样,不仅是一定社会形态的文明进步的状况,而且必然是一个曲折发展的弃旧图新、新旧交替的演进过程。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围绕着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斗争正是这样一个过程的体现。
  自从1944年9月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正式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之后,经过了抗战胜利前后五年多的政治的和军事的交织、转换的复杂斗争,终于以一种全新的结果得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始终代表着先进政治文明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为着实现国家政治的民主化,所以反对蒋介石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立场是非常坚决的;同时,为了和平建国,避免内战,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也是非常真诚的。从重庆谈判到旧政协会议,一次次谈判的举行,一个个停战协定和和平协议的签订,都充分地体现了这种诚意。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作好了走曲折道路的准备,愿意和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建立新的国共合作的联合执政的国家政权。但是由于蒋介石的封建法西斯思想根深蒂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执政理念顽固不化,倒行逆施,才使建立联合政府的种种努力一一归于失败。蒋介石把自己放在了历史进步的对立面上,终于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在中国革命行将取得全国最后胜利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仍本着立党为公的原则,不搞一党独大,从筹备人民政协会议开始就广泛争取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各界贤达参加会议,共商建立新中国的大计。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人民的权利,又广泛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赢得举世称誉、天下归心,实现了中华民族空前的大团结,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后,虽然没有再用联合政府的概念,但这并不表示已经放弃了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来看,新中国初建时的政权体制和结构,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性质。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关于建立人民民主国家的思想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构想的成功实践。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完全不同的全新的执政理念,标志着现代中国政治文明的历史性的进步,在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史上也写下了具有独创意义的光辉篇章。
  (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模式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实现了与国民党的重新合作。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在敌后作战,在不断开辟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在一些条件成熟的地方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共在敌后建立了19块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它们分布于北起内蒙古,南至海南岛的广大区域,总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在这些根据地都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实现了在这些地方的局部执政。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民主政权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的一种特殊的政治体制。
  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抗日阶级阶层的统一战线的联合政权。它既不同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更不同于国民党统治区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政权。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不但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而且有一切赞成抗日、赞成民主的阶级和阶层参加,包括地主阶级中的开明绅士和在根据地内的赞成抗日、民主的国民党员,如开明绅士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老同盟会员续范亭当选为晋西北行署主任,国民党员胡仁奎当选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副主任等。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施政方针,应该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真正的汉奸和反动派,保护抗日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生活为基本出发点。这种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建立,将给全国以很大的影响,给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政权树立一个模型。”(16)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首府”。它的政权结构由边区各级参议会、政府和法院构成。参议会为有职有权的最高民意和权力机关,它是边区抗日民主制度的主要组织形式;边区各级政府是行政机关,其机构设置和人员组成由各级参议会决定或选举产生并向参议会负责;法院是边区的司法机关,院长由边区参议会选举任免。边区政权的这种组织结构模式,既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也不同于国民党政权只有咨询权的参议会。保证边区政权机构能代表民权民意的有效形式之一,是实行了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一整套真正的民主选举制度。
  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边区在政权建设中坚决地实行了由中共中央提出的“三三制”,即在政权人员的名额分配上,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非党的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毛泽东明确指出:“这种人数的大体上的规定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这种人员分配的政策是我们党的真实政策,必须认真实行。”(17)
  抗日战争时期,在各抗日根据地都认真地进行了民主建政工作。党的方针政策通过各级抗日政权得到坚决的落实,各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其中,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成为实行抗日民主政治的模范,和腐败黑暗的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高高矗起中国民主政治的大纛,代表着当时中国政治文明的前进方向,受到包括世界各国友好人士、海外华侨和国民党中的不抱偏见的人士的一致赞誉,称之为“中国的未来”,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毛泽东高度评价陕甘宁边区和各革命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他说:把“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18)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的光辉实践。对此,本书将在以后的各章中进一步作多方面的论述。
  (五)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体制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全面内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仍然保持着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体制,并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争取避免内战,实现和平,积极地倡议建立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此进行了种种真诚的努力。但是,顽固坚持其内战独裁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国共两党彻底决裂。从此,根据地——解放区的政权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参议会制度改变为人民代表会议制度。
  代议制民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体现。列宁认为:“如果没有代议机构,那我们很难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19)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形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议制民主形式。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把人民代表大会及由它选举组织的政府概括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他说:“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20)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确定边区、县、乡人民代表会议为人民管理政权的机关。1947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政权形式问题的指示信,要求各地在土改中,应将解放区政权自下而上地实行人民代表会议制。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解放区不断扩大。到1948年10月,解放区的面积已达23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6.5%;人口达1.6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35.3%;县城以上大中小城市586座,占全国城市总数的29%。形成了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原等几个大解放区,在这些地方,经过短暂的军管过渡之后,都很快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建立了各级人民政府。
  解放区的人民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也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专政的对象,由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卖国贼发展演变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对这几个专政对象也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对那些反对蒋介石,拥护共产党,赞成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仍然留在人民政府中合作共事;对地主和富农,对大中小地主,对其中的恶霸和非恶霸都予以区别对待。同时,保护民族工商业,团结教育知识分子。这些正确政策的施行,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壮大。
  解放战争时期在各解放区建立的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向人民代表大会过渡的政权组织形式。它为在全国革命胜利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成为建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前奏。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此,人民代表大会就成为新中国法定的根本政治制度。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正式建立。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①毛泽东:《今年的选举》,1933年9月6日《红色中华》第108期。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6页。
  ③《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页。
  ④《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⑤1927年《中央通讯》第3期。
  ⑥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1月25日《解放》第57期。
  ⑦《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1、492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页。
  ⑨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1月《解放》第57期。
  ⑩毛泽东:《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的任务》,1937年5月《解放》第2期。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7页。
  (12)庹平:《蒋介石研究》,团结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8-1069页。
  (14)《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2-253页。
  (1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9页。
  (16)(1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1、751页。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5页。
  (19)《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1页。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
  

民主中国的模型—陕甘宁边区政治文明建设/李鸿义,王中新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您是第 位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