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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年政治文明发展的两大思想理论成果

李鸿义 王中新


  一定的社会形态的政治文明,是一个包括政治思想文明、政治行为文明和政治制度文明的完整体系。其中政治思想文明被视为一切时代政治文明之“魂”。有什么样的政治思想、执政理念,一般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政治思想文明对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文明的实践起着先导和指导的作用。就革命活动而言,其地位和作用恰如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①
  思想走在行动的前面,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在人类历史上,伴随着每一次政治大革命、社会大变革,都必然要产生代表时代精神,符合历史发展要求,体现广大人民愿望和根本利益的新的政治学说和政治思想,形成政治文明的新的成果。
  从1840年到1949年的109年中,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的大动荡、大变革、大进步,也经历了纷繁复杂的各种政治思想的大交锋、大嬗变、大创新。在中国近现代的政治舞台上,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纷呈迭出,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具有一定影响者主要有:无政府主义思潮、工读主义思潮、国家主义思潮、乡村建设论、平民革命论、法西斯主义、第三条道路等等,有的昙花一现,有的归于幻灭,有的在现实中碰壁消失……。大浪淘沙。纵观百年政治思想文明的进步成果,最终集中地表现在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大主要政治思想成果。
  (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治学说
  三民主义的政治学说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及其所组织的同盟会,在革命实践上领导了辛亥革命,在革命理论方面则是举起了三民主义的革命旗帜。孙中山于1905年11月创立了三民主义的学说,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是一个与当时的保皇派、君主立宪派完全不同的、明确而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1.民族主义的内涵有一个与时俱进的变化过程。辛亥革命前是以“反满兴汉”为主旨,其著名的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②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宣布中华民国为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的“五族共和”体,后来认识到这一提法不能涵括其他少数民族,有失偏颇,而改为主张各民族之平权平等和自决自治。在国民革命时期,则发展为反对帝国主义和进行民族解放。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一大的宣言中宣布: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他进一步解释其民族解放的内涵是反对帝国主义,坚持取消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者——各军阀集团,主张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直到逝世前的前一天,他还念念不忘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时间促其实现。在《总理遗嘱》和《致苏联他遗书》中,他希望中苏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③此时的孙中山已在相当的程度上认识到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世界各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一部分,必须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这一思想已经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解放思想、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相当接近,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
  2.民权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主要内涵是:在国家权力归谁所有的问题上,主张主权在民,主民仆官。孙中山在1918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共和国好比是一个大公司,人民是股东,而大总统、各部总长、国务员等,就是一切办事人员,都是股东的公仆。他说:民权主义,是以人民为主人的。民国成立,便是以民为主的世界,人民便变成了主人。从前是一个人做皇帝,现在是四万万人做皇帝。……这就叫以民为主,这就是实行民权。
  在谁是革命主体力量问题上,孙中山主张革命为民,唤起民众。他认为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全体国民,革命必须唤起民众。他称1924年开始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革命运动为“国民革命”。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上,孙中山主张制定“五权宪法”,实行权能分开。在国家政权的模式上,孙中山提出要在中国的宪法中,在立法权、行政权、裁判权之外,再加上考选权(司考选官员)和纠察权(司监督弹劾)。为此,要制定以体现五权为中心的“五权宪法”。在制定这部宪法之前,先制定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宗教之区别,人民依法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营业、言论、集会、通信、信教等自由及请愿、陈诉、任官、选举与被选举等权利。孙中山认为政权属于人民,治权属于政府,政府的治权来源于人民政权之授予。人民对政府的各项治权有权授予也有权收回,对于官吏人民有决定取舍去留之权。
  3.民生主义是孙中山改造中国社会经济,改善民众生活的基本纲领。其基本内容涉及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主要有主张平均地权和节制私人资本。首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他认为在这一点上要效仿俄国,但在政策和方法上主张有步骤地“和平解决”。孙中山认为,根据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没有必要消灭私人资本,只能采取节制私人资本的办法。对于外国资本的进入,以保障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不受侵害为原则。同时要大力发展国家资本,发展国营实业,铁路、航运、矿山、大工业等要掌握在国家手中。
  在中国旧民主主义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和政治纲领,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内反对民族压迫、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要求。列宁称赞它“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④毛泽东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⑤“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⑥辛亥革命的主要成就是推翻了帝制和确立了走向共和的历史走向。它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峰。指导这场革命的伟大思想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和政治纲领。
  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特别是他后来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实现第一次合作的政治基础。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曾毫不含糊地公开宣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⑦毛泽东还在许多场合一再强调,三民主义“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其民族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争取全民族解放;其民权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彻底地建立民主国家;其民生主义则可能引导这个合作到很长的时期。”他说:“我们同意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作为各党派、各阶层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并使之“全部彻底的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起来。”为了促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曾提出,以孙中山的革命的新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建立“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设想。他指出:“所谓抗战救国,照共产党的意思,究将建立一个什么国呢?……一句话答复: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⑧中国共产党愿意在革命实践中把自己的最低纲领与革命的三民主义结合起来的政治主张是真诚的。只是由于蒋介石背叛了革命的三民主义,使这一主张未能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彻底地继承、发展和实现了孙中山的革命的新三民主义。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特别是他的新三民主义政治纲领,是影响和指导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主流的政治思潮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诞生以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在近现代中国革命史上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它不仅指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而且哺育了辛亥革命前后整整一代革命的仁人志士;它不仅为民国以来的许多政党、政治派别和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所关注、吸收和继承,而且为众多的世界不发达国家的革命者所关注、吸收和借鉴,对那里的革命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历史证明,孙中山不愧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不愧为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他的三民主义学说曾经是中国一切革命民主派的旗帜,无疑是20世纪中国政治文明的最伟大的思想政治成果之一。当然,像许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伟大的理论学说,都有它的局限性和缺点一样,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学说也有它的局限性和缺点。毛泽东指出:“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苛求于前人的。”⑨
  (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自1840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中国人民开展了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先后掀起了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等多次革命运动。在这些革命运动中,都产生了反映那个时代的、具有相对进步意义的政治思想、政治理论。但是,由于没有先进的阶级和先进的理论作指导,都失败了。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中国革命在这一理论指导下,面目为之一新。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一次飞跃,代表着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文明的最高成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之魂。这一理论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革命经验的不断丰富和不断探索总结而逐步形成的。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对这一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了最重要最杰出的贡献。
  毛泽东在党内最先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和主要内容。他在1925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宗明义地指出: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革命党要引导革命取得成功,必须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科学地回答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领导力量,特别着重指出中国的农民是革命的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要正确处理好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先后写了《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论述了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和建设红色政权的必要性和政策策略,从而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革命胜利的正确理论。这些都是马列著作中未曾有过的新结论。这条道路的确定,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初步形成。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从事了大量的浩繁的理论研究工作。他集中全党的智慧,对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使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各方面更加丰富和发展。他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等重要著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这些著作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已经创造性地完成的标志。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具有多方面的、丰富的内容,概括起来,其基本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l.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步骤和发展前途的论述。毛泽东在科学分析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⑩它和五四运动以前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区别,一是革命的领导者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这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二是革命的步骤和发展前途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步,是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革命是性质不同而又前后衔接的革命过程,犹如一篇文章的上篇和下篇,只有上篇作好了,下篇才能作好。毛泽东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11)
  2.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和动力的论述。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在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基础上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和他们的政治代表国民党反动派。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不仅是革命的动力,而且是中国革命的领导(经过共产党)力量。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从总体上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朋友,也是革命动力之一。但它是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具有革命性和软弱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但是,它们在政治上往往缺乏彻底革命的勇气,在革命的过程中常常表现出不坚定性。因此必须警惕和克服它在革命中可能发生的动摇,以共同对付强大的敌人。这就正确地解决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
  3.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及其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的论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此作了全面的集中的阐述。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是,在中国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即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的基本要点是,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大银行、大工业、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有,建立国有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保护民族工商业,保护民族资本的正常经营和发展。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在抗日战争期间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减租减息和保护富农经济政策)。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基本要点是,建立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12)
  4.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论述。革命道路,即实现革命目标、完成革命任务的途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冲破照搬外国革命模式的“城市中心论”等教条主义的束缚,开辟了与俄国十月革命不同的独特的革命道路。这就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革命胜利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中国共产党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积累和发展革命力量,实现了从在一块块革命根据地的局部执政到取代国民党政权,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5.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论述。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13)他在论述这三个法宝之间的关系时指出:“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14)这三大法宝,是涉及中国革命诸多纷繁复杂问题的三个最基本的关键性的问题,决定着革命的后退和前进、失败和成功。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基本理解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回顾中国政治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特别是在党所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局部执政、开创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的成功实践,对于在新的历史时期探索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探索执政党的执政规律,坚持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无疑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起点。通过实事求是的探讨和开创性的实践,必定会有许多新的认识、新的启迪,也必定能够创造出许多超越前人的、标志着当代政治文明发展的新的成果。
  ①《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2页。
  ②见同盟会章程及誓词。
  ③《孙中山选集》,第995页。
  ④《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4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3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1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1、492页。
  ⑧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1月25日《解放》第57期。
  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2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652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9页。
  (13)(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613页。
  

民主中国的模型—陕甘宁边区政治文明建设/李鸿义,王中新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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