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区的“劳动互助社”
　　在文化、经济比较落后的陕甘宁边区，进行生产主要依靠人的劳动力。这里本来就地广人稀，劳动力不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许多青年参加了红军；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和总后方，边区曾经先后动员3万青壮年参加了八路军，此外，还有许多人参加了地方工作与各种抗日组织及工矿企业，因此，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为了解决农业劳动力缺乏的矛盾，边区的党和政府特别重视劳动力的组织与调剂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参加劳动互助社、妇女生产学习小组、杂务队、义务耕田队等组织的人数总共181643人，参加劳动的妇女39750人。1939年底，全边区参加劳动组织的有249163人，占全边区人口的20%。
　　但是，从内战时期就开始组织的“劳动互助社”等组织，却实际不起什么作用，“基本原因是由于他们不是农民群众自愿的组织，而是自上而下地按乡、村抄名单式地组织起来的空架子。许多农民还认为他们是政府为了动员义务劳动的组织，所以他们愿意自己组织变工、扎工而不愿意把‘劳动互助社’等充实起来。”①因此1940年以后，就都非正式地取消了。
　　二、民间旧有互助组织的恢复
　　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用各种办法减轻人民的负担，帮助农民发展生产的政策，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边区农业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的新阶段。边区的耕地面积连年来迅速扩大，农业人口不断增加，粮食产量节节上升，牲畜也有较快的发展，因此，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长，特别是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农业发展更快，对劳动力的要求更为迫切，虽然增加了大量的移民难民新户，而劳动力仍然感到不足。如何调剂农村劳动力，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已尖锐地提到边区农民的面前。在这样的形势下，延属分区的一些地方，就自发地恢复了民间原有的劳动互助，延安、安塞一带的扎工的数量，1940年大致已达到并超过了土地革命以前的水平。
　　耕牛、农具、种子的缺乏，是贫苦农民在生产过程中的严重问题。边区农民“不患无地可耕，而患无力去耕”。整个边区约有1/3的农民缺乏耕牛和农具。一头牛的劳动力等于两个人的劳动力，没有牛农民就不能多种地，也不能深耕，生产因之也不能发展。边区政府为了解决耕牛、农具、种子等问题，发动农民互相调剂，即以行政村为单位，以人力换牛力，粮种春借秋还，不加利息等等。如1940年延安县给难民就调剂了10220亩土地、279头耕牛、49.43石粮食、6.5石种子。此外，政府还通过各种合作社帮助农民解决困难。这种调剂工作，帮助了贫农，也不影响富有者生产的发展。
　　民间旧有的劳动互助，主要是组织变工队和扎工队。这些劳动互助形式在边区有长远的历史，是农民在农忙时间进行互助临时组织起来的。因为是基于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因而比“劳动互助社”有较高的生产效率。但是，这种劳动互助组织的优越性，没有引起当时领导机关的重视，变工、扎工还处于临时的自发阶段。
　　① 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编：《陕甘宁边区的劳动互助》，194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