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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边区公营农业的产生

星光 张杨


  一、留守兵团开展农业生产
  八路军开赴前线后,留在边区的部队、机关工作人员大为减少,财政开支、粮食供给尚比较充裕,生活也较好。1938年,大后方及海外进步青年学生大批来到边区,人员猛增,需粮增多,政府用征募与购买的办法,筹得粮食32655石,政府财政呈现出困难,军队深感军费不足,生活比较艰苦。军队在给养方面,每个指战员每天只有5分菜金,1斤半粮食。以当时市价,每元只能购买蔬菜三四十斤,清油只能买2斤,柴只能买100斤。每连以100人计算,每天只有5元菜钱,不但吃不上肉,而且有时连粮食也发生困难,经常发生吃不饱饭的情况。部队装备很差,穿衣也有问题,引起一些战士的不满,甚至有的动摇逃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有鉴于此,指示留守兵团的部分部队,从事种菜、养猪、打柴、做鞋等生产,藉以改善战士的生活。经过大家的辛勤劳动,生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进行生产的部队生活得到了改善,逃亡现象大大减少,对巩固部队起了很好的作用。于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把这个经验普遍地推广到留守边区的部队中。1938年7月间,举行了各兵团第二次军政首长会议,决定开展生产运动,由留守处与后方政治部下令各部队普遍进行生产,以期改善整个部队的生活。
  留守兵团的指战员发挥了劳动人民的本色与技能,不但完成了原定的生产计划,而且各团都自建了磨房,种植了大量蔬菜,喂养了大批牛羊。特别是磨房的建立,使每斗麦子比给老百姓磨的多出10余斤面,麸皮还可作饲料,大大节约了粮食和马干费,使各个部队每周可以得到两餐肉食,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
  生产运动不仅改善了部队的伙食,而且在被服装备上也得到了部分补充。各部队将结余的伙食钱与合作社盈利,补充了皮带、绑腿、挂包、子弹袋等;每个战士有两双以上的鞋子、袜子、手套,有的还自制了一套衬衣,有的发了一套军服和解决了战士个人的部分日用品。这年冬季,战士未受冻馁之苦。
  生产运动,使本来脱离生产的军队,仍然保持着与生产的联系,并且开创了集体生产的先例。他们是革命战士,同时又是劳动者。部队进行生产,在抗日战争困难的年头,有着重大的政治的与经济的意义。
  二、边区机关学校的农业生产
  1938年底,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之后,边区边境磨擦事件不断增多。为了保卫边区,从前方调回一批部队,大后方的学生继续来延安学习,边区机关团体相继增加,脱离生产人员增至5万多人。为了克服日益增长的财政经济困难,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发展生产”的号召,把部队生产运动的经验,推广到全体党政干部中。他说这时“虽有外来的一点经费补助,已经分配不过来,我们处在财政供给问题的严重威胁下,由于这个原因,迫使我们不得不想到全体动员从事经济自给的运动。”①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39年1月,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报告》中,提出了支持长期抗战,应付与日俱增的经济困难,要扩大生产运动,农业上要扩大耕地60万亩,增加棉麻生产,广泛发展牧畜,以达到牲畜数目增加一倍。同时提出“发动一切机关学校和后方部队实行自己耕种,以达到粮食蔬菜自给。”②边区参议会通过了《工作人员参加生产运动》的提案。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李富春代表中央作了动员报告,指出边区开展生产运动的目的是:克服边区财政经济物质上的困难,做到农工各种生产自给自足,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根据党政军各个部门的性质和劳动力等条件,计划分配了生产任务:边区政府以下生产粮食16500石;军事机关部队学校12500石;中央机关直属学校1000石。为了克服缺乏生产资金和生产技术的困难,他号召全边区党政军各机关各学校的人员,向八路军留守部队学习,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互相支援,自己打柴、烧炭、养猪,把节省下来的钱,充作发展生产的基金,完成生产任务。毛泽东也在动员大会上讲了话,针对有些人在财政经济困难面前无所作为的思想,尖锐地提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他还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阐明了自己动手的深刻意义,他说:“从古以来的人类究竟是怎样生活着的呢?还不是自己动手活下去的么?为什么我们这些人类子孙连这点聪明都没有呢?”他还说:“一个处在封建社会里的被剥削的农民家庭,一家三口、四口乃至十口、八口,只靠一个劳动力生产的事是很普遍的,这样的一家,不但要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而且要付出50%——80%的租税给他人,为什么我们反不如这样的农家呢?我们的军队全部都是劳动力,没有女人,没有老人小人,又没有租税重负,为什么还会发生饿饭的事?我们有政府这样的权力机关,为什么还不能解决自己的衣食住用问题?我们考察一下从古代的人类到今天的贫农,他们之所以能够活下去,并且活得同野兽不同的原因,无非就是他们有两只手,并且将手接长起来——拿着工具。我们再来考察一下我们自己,原来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两只手。我们也可以将手接长起来——拿着工具。这个考察很重要,这样一来,我们的问题就立即解决了。”③为了解决生产和工作的矛盾,他还号召“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
  这次生产运动所提出的任务,同1938年有很大的不同,不是仅仅为了改善生活,而是非常明确地把生产运动与解决财政经济困难联系起来;动员的范围不限于军队,而是所有的部队、机关、学校;生产的内容不限于种菜养猪,而要完成一定数量的粮食任务。为了保证完成任务,决定成立总生产委员会,作为生产的领导机关。
  边区党政军机关学校团体以及广大农民热烈响应中央的号召,生产运动很快形成了高潮。2月9日,抗日军政大学召开了生产运动干部动员大会,罗瑞卿副校长作了动员报告,成立了抗大总生产委员会,罗瑞卿任总会主任。各大队成立生产委员会,各伙食单位设一生产委员,提出了生产细粮及衣服、鞋袜、菜肉的计划。
  边区一级党政学校也立即投入生产运动,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并在总会下设延安市、安塞两个分会,负责解决耕牛、生产工具、种籽、土地等问题。总会下属之各单位也建立了生产委员会,将机关全体人员组成生产小组,从事开荒种地。
  中共中央直属各机关学校等11个单位联合组成总生产委员会,以中央秘书处王首道为总会主任,决定了生产计划,分配了各单位的开荒亩数及生产数量。
  边区政府为了奖励干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颁布了《机关部队学校工作人员生产运动奖励条例》。并派巡视员到部分县区予以帮助。
  在各生产委员会的组织与领导下,党政军学人员生产劳动的热情很高,大家提出“到生产战线上去”,“我们要做劳动的先锋”等口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生产运动。可是,困难却一个接着一个。
  首先是缺乏耕牛和生产工具。为了解决这些困难,中央财政经济部从经常费中节省一部分钱分给各单位作为必要的生产资本,不足部分由各单位用募捐和节省经费来弥补。中央党校用伙食费中节省的钱作生产资金,马列学院发动学员捐助生产资金,购买必要的农具,保证2至3人有1件简单的生产工具,每生产25石细粮有1头耕牛。
  其次是耕地的困难。陕北虽然地广人稀,但是在延安附近要适当的划分粮地菜地还是比较困难的。边区解决生产用地的办法是,进行必要的人口疏散和整个人口与土地的调剂,由建设厅将公共荒地划分给各单位开垦,延安附近所有的荒山沟坡都插上了划分耕地的木牌,有些单位组织远征队到较远的公地开荒,或者向当地农民租用一部分熟地种菜。
  再次是劳动力的薄弱与生产经验的缺乏。为此,实行劳动力强弱互助调剂与适当的配备,组织劳动的分工合作,解决劳力强弱不均的问题。“动员每个人到生产战线上来”,“能者为师”,聘请当地老农作指导,同时认真总结经验,学习生产技术。在领导生产中,由于作了大量的具体而细致的工作,使生产运动得以顺利进行。
  在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人带头参加生产对大家鼓舞很大。中央局工具不够,张闻天便拿钱买了两把锄头,很早就在驻地四面的荒地上挖地,并愉快地说:“生产不仅可以得利,而且是我们一种很好的体力运动,比打球的运动还要好些,因为对公家对个人都有很大的利益。”中央组织部在陈云、李富春领导下,首先收集了大量的肥料。“第一天当着有些人不愿挑大粪时,陈云同志便亲自去挑大粪、并很高兴的说‘大粪是香的’,有人奇怪他的话,他便带着笑容解释着说:‘将来把大粪去培养出新鲜的蔬菜和瓜果,不是会变成香的吗’?这个消息传到各处,大家都不怕挑大粪,有许多大学生去挑大粪,也不觉得臭了。”④
  为了不违农时,做好春耕,3月20日,财政经济部发出了进行开荒突击运动的通知,整个延安和边区,满山遍野都散布着开荒的队伍。他们唱着:“开荒,开荒,前方战士要军粮……”,“我们是自由土地的拓荒者”,以高度的劳动热情和共产主义者的自觉态度,从事着新的劳动。马列学院本来是一群缺乏生产经验与劳动习惯的青年学生,但在张闻天院长领导与鼓励下,实行全体动员,强弱混合编组,分组竞赛等办法,用一个多星期完成开荒任务后,采用上午学习,下午生产,半农半读,或隔三天五天劳动一天,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调剂起来,保证了生产与学习两大任务的完成⑤。
  经过党政军全体人员的辛勤劳动,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
  (1)、农业经济方面的收获:边区在职人员约4万人,其中机关学校共约2万人,1939年共开荒162841.5亩,超过原计划12%,收粮食17619.82石,菜2290852斤,干草207107OO斤。总价值1164823.44元。
  各机关开荒成绩(亩)
  机 关 计划数 完成数 完成%
  中央一级 28450.2 27228 95.7
  后方军事机关 40310.0 49407 123
  边区一级 18320.0 21797 119
  县区乡级 57972.0 64409.5 111
  总 计 145052.2 162841.5 112
  各机关收粮统计(斤=16两 石=300斤)
  机 关 收细粮(石) 菜(斤) 干草(斤)
  中 央 754.5 402482 905400
  后方军事机关 4593.78 724467 5512536
  边区一级 2022.02 157698 1993340
  县区乡级 10249.52 1006205 12299424
  总 计 17619.82 2290852 20710700⑥
  一年的生产运动证明:进行农业生产,不但很有必要,而且大有可为。因为从农业消费资本与所收获量之百分比中可以看出农业生产消费资本是很少的,只要有劳动力,就可以获得很大的收益。“今年农业消费资本与收获量的百分比为13.6%,即每百元农业资本可获得712元的利益。这里还因为是第一年的生产。没有任何的基础和经验,以至有许多不必要的浪费。”⑦其中党校用的资本最少,每百元的收获只花了5元6角的消费资本,说明如果善于经营,农业生产的成本还可降低。
  农业丰收,促进了副业发展,养羊、喂猪、养鸡都有很大的成绩,各机关、部队、学校的生活也都得到了改善。尤其是留守兵团、保安部队不仅保证了全年蔬菜肉食自给,而且还有能力夏天每人增发一套单衣,和冬天的毛衣、毛袜、毛鞋等。农副业的生产收入虽无正式统计数目,但以改善4万多人的生活估计在百万元以上⑧。
  (2)政治上的收获:生产运动不仅获得了经济上的物质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收获。生产运动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和边区政府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在国民党消极抗战路线指导下,国民党统治区生产日下,经济萧条;中国共产党不但坚决抗战,而且在后方加紧进行生产,在经济十分落后的陕北,为民族为人民的解放艰苦奋斗,用事实揭破了顽固分子诬蔑共产党只会破坏、不会建设的滥言;受到了许多来延安参观的国内外进步友好人士的敬佩和赞扬,他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提出正确的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和持久战的军事路线,而且在经济上能够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建立起坚持抗战的经济基础。
  机关部队学校的生产运动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创举,使本来脱离生产人员直接参加生产的实践,打破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深刻体验到“劳工神圣”的真理。通过集体劳动生产,建立了劳动组织,开垦了大量荒地,增加了边区整个农业产量,使边区出现了新的农业经济成分,即公营农业经济。同时,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关于生产运动的号召,共产党员在生产中的模范作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推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运动,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热忱,使边区出现了第一次生产运动的高潮,保证了边区粮食蔬菜的供给与边区境内的各种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
  但是,这次生产运动,由于缺乏经验,许多事情是在摸索试验,因此也存在着许多缺点:一是把握必要与可能的条件不够。根据陕北的土壤与气候,本来适宜种植各种杂粮,以解决牲畜饲料,但是当时只注意了单一的粮食小米的生产;生产任务的规定,劳动组织与劳动力的配备上,又没有根据各个部门的实际情况,适当的分配生产任务,而有平均主义的倾向,使一些单位的生产得不偿失。二是关于统一与独立原则的贯彻上,一方面缺乏统一的组织和计划,另一方面少数单位缺乏独立主动的创造精神,有依靠上级的思想。三是注意了自力更生的原则,但对于力争外援则常处于被动地位,边区以外许多同情革命的人士很愿意在物质上援助边区的生产运动,但却没有主动的积极去争取⑨。
  1940年,针对上述缺点加以调整和改进,“首先将农业的生产任务减少了,除蔬菜肉食自给外,粮食生产则按各机关学校的不同情况,只规定目给1/7、1/6与1/4”⑩,同时注意了粮食种植的多样性,生产谷子糜子为主,但又注意到土壤与气候等自然条件,合理的种植各类杂粮,以增加粮食的产量。在劳动组织上,“体弱的男同志及一切女同志,不要他们参加重劳动,50岁以上的老人和15岁以下的儿童则完全不参加生产,允许雇有经验的农民参加生产并作生产的指导者。此外,由财政厅发5万元给各机关学校作资金、允许各机关学校进行工商业,并发展畜牧生产,喂猪养羊。因此1940年的农业生产,除原耕土地外,没有增加。有的因劳动力不够,采取与老百姓伙种的办法;有的将一部分粮地分给别人,自己着重于种菜、喂猪;又加有些学校已迁往华北,故1940年粮食收获只有细粮3000石,蔬菜90余万斤,照当时市价估计约值300万元”(11)。
  ①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811页。
  ②《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2页。
  ③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811—812页。
  ④⑤王首道:《我们是一支新的劳动军》,1940年1月,《解放》第96期。
  ⑥建设厅农牧科:《1939年农业生产总结报告》。
  ⑦王首道:《我们是一支新的劳动军》,1940年1月,《解放》第86期。
  ⑧见李富春:《生产运动总结与新的任务》,1940年2月18日,《解放》第106、107期。
  ⑨李富春:《生产运动总结与新的任务》,1940年2月18日,《解放》第106、107期。
  ⑩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856页。
  (11)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856—857页。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星光 张杨主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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