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的合作事业，已经办过8个年头了。8年来的合作社，是随着各地的政治经济环境逐渐在数量上质量上有了发展。到去年底，大小已有250社，遍布在各个县分，股金达900万元，社员已有14万以上。现在，这些合作社起的作用虽有大小之分，但一般的都或多或少便利了人民，帮助了抗战。从这些合作社的工作与所起的作用来看，大致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数量占多数，它们的业务是纯消费合作性质。在交换不便利的边区，这种合作社是需要的，能给人民以消费上的便利。但它们没有运输力量，不能运土产向边区以外交换必需品进来，只能在边区内贩买贩卖，仍免不了多受一层剥削。又因股金小，无力贩卖大批必需品，也无力替社员代销剩余农产品，因此只能起部分的分配作用。有一些是可以起更多作用的，他们目前还没有起到更多作用，是因为缺乏经验，还没有找到更多的办法来开展他的工作，还不会与运输以及与可能的生产合作联系起来，还不会扩大自己的力量等。这种合作社，只要党、政府好好地领导他们去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学习别的合作社的优良经验，是一定能够很快地得到新的开展。在这一部分中，有少数合作社并不是没有条件来起更多作用，而是因为被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所束缚。他们拘泥于入社退社的条件，公积金、公益金的百分比与性质作用等等。它们的工作方法，不是根据边区的实际，而是根据与边区不相干的教条，结果，干部自己就失掉信心，没有办法来转变，也不打算要转变，弄到合作社要垮台的地步的危险，经常靠“动员股金”来维持。现在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抛弃教条，彻底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纠正缺点，吸收别的合作社的优良经验来转变工作，求得巩固与发展；或者死守教条，仍然靠“动员股金”来维持，如果股金“动员”不到，只好倒闭。
　　第二部分：这是单纯生产的合作社，数量上有50个以上，主要是纺织，他们所起的作用是帮助发展了生产与部分的供给，减少了输入，推动发展了纺织，增加了人民副业收入。这些合作社的困难是，产量不大、质量不佳，成本又高，有时产品卖不脱，资力周转不来，长年忙于东扯西拉来维持生产，如果工作没有大的转变，不但不能扩大业务，连现状也难支持。根据目前需要来看，纺织合作社应变为代家庭纺织买棉花，弹棉花，推销土布，传授纺织技术，供给纺织机，代纺妇收纺成的土纱织成土布，如此，则合作社所起的作用，会比以前更大，本身的困难，也可以解决了。
　　第三部分：这是办得比较好的，数量上并不占多数。因为他们的工作方法好，政策正确，已经不是纯消费或纯生产，而是消费与运输。有的还与生产信贷结合在一起了。资力大，有运输队，能把边区的土产运出去，向外边交换回必需品来供给社员；能替社员推销剩余的农产品；能帮助社员家庭发展生产，解决社员的困难；能替政府代办税收，推行移民政策等等。这一部分好的合作社，以南区合作社为模范，已经得到毛主席和高岗同志的奖励，并且号召边区合作社向南区合作社学习，因为南区合作社的工作方向，就是全边区合作社的工作方向。
　　以上是边区合作社现况的大概。以下说到南区合作社哪些是值得学习的。固然，南区合作社的工作，各方面都表示出模范，都是值得学习的。但特别值得学习的，是南区合作社所走的道路，它所采取的政策和方法。南区合作社走的什么道路，采的什么政策和方法呢?关于这，毛主席在他为边区高干会所写的财经工作报告里，作了明确的指示。他指示出南区合作社所以成为全边区合作社的模范，是由于：
　　“第一，它冲破了合作社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不拘守成规。南区合作社以消费合作社开始；但它的事业，却发展到南区全体人民经济生活的各方面，不仅经营消费事业，还经营供销、运输、生产、借贷等项事业。它组织了纺织、榨油等部门及一个拥有百余头牲口的运输队，是一个综合的合作社，它不斤斤于合作社本身的公积金、公益金的百分比的多少，而尽量将盈利分给社员。它不限制股份的红利，不论社员股金多少，一律照股分红。它不限制社员对股金处理的权利，每个社员都有随时退股的自由。也不限制社员资格，各阶层人民都可加入(因为延安县是经过土地革命的区域，并不妨碍合作社的领导)，机关社团也可加入。也不一定要用现金入股，当看它还未在群众中有完全信仰时，它允许人民用公债券、储蓄票入股，以扩大股金；当它在群众中已有信仰，而群众要求入股无钱时，它号召群众可用一切有价值的实物入股，如粮食、牲畜、鸡蛋、柴草等等。因此，一切人民称便。
　　“第二，打破了合作社的形式主义，认真贯彻面向群众，替人民谋利益的方针，因此，它逐渐被群众所爱戴。如每年春耕时，事先从韩城等地运铧，以比市价要贱的价格卖给农民。组织各种生产事业，不仅吸收了失业工人，招收了学徒，安置了工作人员的家属，而且扩大了事业的盈利，保障当地人民日用必需品的供给，增加了人民的收入。比如南区合作社组织800多妇女纺织，每月可纺纱1400斤，每月可增加收入7万元。它的消费合作社营业的方针完全为保障老百姓的必需品，不仅使老百姓少走路，而且比大城市商店的东西还要便宜。
　　“第三，它以公私两利的方针，作为沟通政府与人民经济的桥梁。经过合作社，一方面贯彻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一方面又调剂人民的负担使其更加合理化，增加了人民的收入，提高了人民的积极性。比如，l941年政府动员驮公盐时，南区合作社要南区人民交纳代金给合作社，而由合作社的运输队代替人民驮盐交政府。比如，政府在收公粮以前，合作社动员老百姓先交照上年应交的公粮给合作社，合作社不仅保障替他们代交本年应出的公粮，而且承认所交公粮的数目即作为老百姓所入之股份。因此，一方面，合作社可以同政府交涉，替政府保管公粮，在政府未支用以前，合作社可以将公粮周转盈利；一方面，老百姓不仅交了公粮，而且入了股。所以有些老百姓家有余粮的，甚至愿交2年的公粮给合作社，不管下年增加公粮多少，由合作社负责代交，南区有40余户农民就是这样做的。这样就固定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就提高了。比如，县、区政府要人民出教育经费与自卫军放哨费，亦由合作社从红利中替人民支付，既可免政府收费之烦，又可减少人民支付之苦。比如，政府奖励移民，救济难民的政策，合作社亦可实行，它可以给难民、移民以贷款，可以由运输队将牛在耕种时借给难民、移民使用等等。如此种种，使政府、合作社及人民三者公与私的利益，个体与集体的利益，密切地结合起来。
　　“第四，它根据人民的意见来改善合作社的组织形式。不开社员全体大会，而由社员按村选举代表到会。不采取摊派入股的方式，而是团结社员的积极分子去劝导人民入股。不限制社员入股数量而照股分红，但在解决合作社的一切问题上，不管股份的多少，每一社员都有平等权利。
　　“以上就是南区合作社的特点。这些特点，在消费合作方面，并未违背消费合作社事业的基本精神，而且正是根据边区人民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活的特点而产生的。在生产合作社方面，虽不是生产者本身的合作事业，而是合股雇佣企业，但在手工业不发展、手工业工人不多的边区，为着吸收农村游资发展手工业，现在的生产合作社方式，也就成为适合现地现时条件的产物了。
　　“地广人稀，全部属于小农经济的边区，要贯彻政府的经济政重，组织与倡导人民发展经济，就必须依赖真正群众化的合作社起杠杆作用。因此南区合作社式的道路，就是边区合作事业的道路，发展南区合作社式的合作运动，就是发展边区人民经济的重要工作之一。”
　　南区合作社之所以成为模范，是领导的干部起了决定作用的。因为该社自成立以来，就是由刘建章同志负责，前面的几个特点都是他创造的，他是真正深入群众的，善于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实事求是，德、才、资具备的合作社主任。他不把合作社的工作，仅仅限于本身的活动，而是以合作社来帮助全区以至全县人民来发展生产。他不是要人民来替合社作办事，而是合作社替人民办事，给人民以便利。他的这种优长，早就为延安县委和县政府所知道，也曾经有同志提议调他作自给生产工作等，但县委和县政府没有把他调走，而让他发展他的优长，把南区合作社办好，作为全县、全边区的模范，来推动其它合作社。县委和县政府的这种立场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有些合作社至今还没有办好，甚至办得很坏，主要原因之一,或者是没有把称职的干部放进去；或者把称职的干部调作别的工作去了；或者没有工作检查，连称职与否都不知道。因此成立起几年的合作社，不能作出成绩来。这种现象如不纠正，合作社是无法办好的。
　　现在，我们的方针，不是希望一般的增加社数，而是推广南区合作社的模范，改进现在的工作，扩大合作社的力量，提高合作社的作用，使合作社真正能够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发展妇纺，组织驮盐，扩大营业，更加便利人民交换与抗战动员等。我们已有8年的经验，有南区合作社的模范，以后的工作更加好做，减少了许多摸索过程。只要每个县抓住一个基础好的合作社为对象，切实彻底总结过去的工作，发扬成绩，纠正缺点，向南区合作社学习，并依据当地的具体情况，造就各个县的南区合作社，以影响其它。只要党政重视合作社工作的改进，认真地加以领导和帮助，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南区合作社。
　　(原载1943年2月20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