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九四一年五月我在延安干部会上的一个讲演，现按当时讲演提纲整理发表，以供同志们讨论。)
　　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与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一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列主义的认识与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与组织者。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战以来，我党根据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战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与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昨天的与前大的中国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
　　二
　　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在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首先来说研究现状。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国际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对于国内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国际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就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收集材料与着重研究的系统的周密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列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恩、列、斯教导我们认真的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与少数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一般是不会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昨天的)与古代的(前天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列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稱希腊，只会记诵马、恩、列、斯的成语，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其次说到学习国际革命经验，说到学习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似乎是为了马、恩、列、斯，而去学马、恩、列、斯，并不是为了中国革命的实践。所以学的虽多，消化不了：引证马、恩、列、斯的成语是很会的，运用马、恩、列、斯的立场与方法，具体地研究中国现状与中国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与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则是不会的。这种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干部及青年学生，害处很大。
　　上面我说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列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许多同志。
　　确实的，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他们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及外国故事(限于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抽象地搬来的。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搬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作用，忘记了自己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了共产党。
　　我们学的是马、恩、列、斯，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恩、列、斯的方法则是直接违反马、恩、列、斯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恩、列、斯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与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马、恩、列、斯的这条原则，于是他们自己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与实际分离。在学校教育中，在在职干部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军事的特点，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子弟。在延安学了，到鄜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邊币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啃“反杜林论”。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他们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当然，上面我所说的是极坏的典型，不是说普遍如此。但是确实存在这种典型，而且是相当的多，害人相当的大，不可等闲视之的。
　　三
　　为了反覆说明这个意思，我想将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对照地讲一下。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恩、列、斯的理论，不问它与中国革命有什么联系：不是为着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恩、列、斯那里找立场找方法，而是为理论而理论，为马、列而马、列。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恩、列、斯教导我们说：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基础。为此目的，就要详细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及综合的研究。我们许多人却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与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现成的书本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或作演讲，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论是共产党的大敌，是无产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之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真理才会抬头，革命才会胜利，党性才会巩固。没有科学态度或没有完全的科学态度，即是说，没有或不完全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首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教条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对于向马列主义开玩笑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首对下记下来，或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列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跳皮都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罢!
　　第二种：马列主义的态度，即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把革命热情与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而且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今天，还要懂得昨天与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列主义，要使它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与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列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找这根“矢”，不是为了别的，是专门为了要射中国革命与东方革命这个“的”的，否则这“矢”就不过是一个徒供玩好的古董，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像，不凭热情，不凭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占有材料”，从这些事实中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排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就是理论与实际统一的马列主义作风，就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即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四
　　依据上述意见，我有下列提议：
　　(一)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依据历史唯物论的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态度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与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研究上去，就要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员及其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的乱说一顿与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例如关于宣传工作，如果不了解敌友我三方的宣传状况，我们就无法正确地决定我们的宣传政策。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了解，然后才有好的处理。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政策，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二)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废除无组织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研究。
　　(三)对于在职干部教育与学校干部教育，应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由此出发去研究马列主义，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研究马列主义，又应以联共党史为中心材料，其他一切为辅助材料。联共党史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与总结，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上还只有这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工作的了。
　　我们走过许多错路，但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在如此生动丰富的中国革命环境与世界革命环境中，我们这一学习问题上的改造，相信一定会有好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