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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引言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中间的正确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于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协助,藉以打倒我们的民族敌人,完成民族解放任务。
  在我们为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奴隶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以至现在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量胜质”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出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拼命出得多。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艺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艺运动,在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红军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彼此都是孤军作战,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原故。抗战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及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等于与根据地人民的运动相结合,而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的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共产党员还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间是否还有认识得不正确或者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立场。
  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譬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朋友,还有一种是自己,这就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法西斯和一切人民的敌人,我们应该不应该给他们“歌颂”呢?绝对不应该,因为他们都是万恶的反动派。他们在技术上也许有些优点,譬如说他们枪炮好,但是好的枪炮拿在他们手里就是反动的。我们武装军队的任务是在把他们的枪炮夺取过来,转过去打倒他们。我们文化军队的任务是在暴露一切敌人的残暴、欺骗及其必然失败的前途,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朋友,对于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批评,就要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与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其背上的包袱,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进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这个改造过程,而不应诊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对象问题,就是文艺做给谁看的问题。在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与在大后方不同,与在抗战以前的上海不同。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抗战以后的大后方,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与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在我们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党政军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书、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对象。即拿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大后方一本书的读者多的多了,大后方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
  既然文艺的接受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在他们里面,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在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就需要做很大的工作。我们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描写对象与接受对象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言语不懂,你们是知识分子的言语,他们是人民大众的言语。我曾经说过,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自己的思想情绪应与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应从学习群众的言语开始,如果连群聚的言语都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货。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与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校里学生子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众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了。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农兵总是比较髒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农兵的衣服,我就不顾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农兵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了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变化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与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兵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列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列主义常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譬如说,马列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客观决定主观,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很深的影响。应该很澈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列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列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此外还要学习社会,就是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它的相互关系和个别状况,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整风文献/《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编纂.—影印本.—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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