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献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历史文献 > 领导人讲话

[上一记录]  [下一记录]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结论

毛泽东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同志们!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有党的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我们讨论问题,应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运动,也应该这样做。
  现在的事实是什么?事实就是:中国打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不坚决和对内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对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大批文艺工作者与八路军新四军相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与大后方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与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及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或这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与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联串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个问题为中心加以说明,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
  一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这个问题,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甚至还有敌人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派来的挂着文艺招牌的奸细分子,但是除了这些人以外,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从事工作的,许多则是还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奴隶文化,奴隶文艺。还有一种文艺是为特务机关的,可以叫做特务文艺,这种文艺的外表也可以“很革命”,但是实质却不出上面三种范围。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旧形式,我们是并不拒绝利用的,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他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与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农即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小资产阶级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还在抗日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我们应该联合他们,但是他们不赞成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他们都有为他们自己的文艺,我们的文艺不是为着他们,他们也拒绝我们的文艺。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在这四种人里面,工农兵又是主要的,小资产阶级人数较少,革命坚决性较小,也比工农兵较有文化教养。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着工农兵,第二才是为着小资产阶级。在这里,不应该把小资产阶级提到第一位,把工农兵降到第二位。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的问题,我们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就是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看得比小资产阶级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者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些呢?我以为是这样。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去参加工农兵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去教育工农兵。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与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与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是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与满腔的同情,连小资产阶级的缺点也加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工农兵,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民间语言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獵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知识分子,偏爱小资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屁股还是坐在小资产阶级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是没有澈底的解决。要澈底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屁股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纷歧、对立、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的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与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有些不同的,但是无伦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譬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革命文艺战线的不统一是因为缺乏共同目的,而这个共同目的就是为工农。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澈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有人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是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澈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澈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论的马列主义,是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完全适用的活的马列主义,不是单单书本上的马列主义。把书本上的马列主义移到群众中去,成了活的马列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
  二
  为什么人的问题解决了,如何为法,这是第二个问题。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
  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该强调的,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前面说的没有明确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出来了。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謂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的东西,因此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譬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的基础吗?都不是,只是从工农兵的基础,从工农兵的现有文化水平与萌芽状态的文艺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
  普及也好,提高也好,它们的源泉是从何而来的呢?无论是那一等级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人民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和加工的结果,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和加工的结果。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使一切加工形态的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加工形态的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没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与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也可以说是源泉吧,但这是第二位的而不是第一位的,如果以这为第一位,便是颠倒的看法。实际上,书本和现成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与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见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加工制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批判地吸收这些东西,作为我们的借鉴,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加工成为观念形态上的文学艺术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与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借鉴古人与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东西也必须借鉴。但这仅仅是借鉴而不是替代,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死人与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模仿与替代,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与艺术教条主义,和军事上政治上哲学上经济学上的教条主义的性质是一样的。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自然形态的文学和艺术,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加工过程即创作过程,这样地把原料与生产,把研究过程与创作过程统一起来。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没有原料或半制品,你就无从加工,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自然形态上的文学艺术虽是观念形态上的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地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加工后的文艺却比自然形态上的文艺更有组织性,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活的列宁比小说戏剧电影里的列宁不知生动丰富得多少倍,但是活的列宁一天到晚做的事情太多,还要做许多完全和旁人一样的事,而且能够看见列宁的人很少,列宁死后大家再也看不见他了。在这些方面,小说戏剧电影里的列宁就比活的列宁强。革命的小说戏剧电影等类,可以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饥饿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组织起来,集中起来,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加工的文艺,只有自然形态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普及的文艺与提高的文艺都是加工过的文艺,那末它们还有什么区别呢?有程度上的区别。普及的文艺是指加工较少、较粗糙,因此也较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的东西。而提高的文艺则是指加工较多、较细致,因此也较难为目前广大人民所迅速接受的东西。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与敌人作残酷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愚昧,无文化,所以他们的迫切要求就是把他们所急需的与所能迅速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向他们作普遍的启蒙运动,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与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使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不是“锦上添花”的问题,而是“雪里送炭”的问题。所以对于人民,第一步最严重最中心的任务是普及工作,而不是提高工作。轻视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但是普及工作与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普及者若不高于被普及者,则普及还有什么意义呢?普及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总是一样的“小放牛”,总是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那末普及者与被普及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晋及岂不又变成没有意义了吗?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在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一处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了,别处还没有开始普及,因此一处由普及而提高的经验可以应用于别处,使别处的普及工作与提高工作得到指导,少走许多弯路。就国际范围来说,外国的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只要是好的,也有指导我们普及工作与提高工作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但是一切提高工作的指导作用,都不是硬搬,硬搬就只会起破坏作用的。
  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一般都已受过群众所受的教育,他们的接受能力比群众高,因此他们不能满足于当前的和群众同一水平的普及工作,不能满足于“小放牛”等等。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但是这种需要,暂时还只是干部的需要,而不是群众的普遍需要;适应这种需要应该是一个方针,但是不应该成为今天的整个方针或今天的中心方针。同时应该了解,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如果违背了这个目的,如果我们给予干部的并不能帮助干部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那末,我们的提高工作就是无的放矢,就是离开了我们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
  总起来说,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加工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种文学艺术中间,既有从低级程度的群众文学群众艺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比较高级程度的群众文学群众艺术,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程度的群众文学群众艺术指导下的、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比较低级程度的群众文学群众艺术(不是所谓低级趣味)。无论高级的或低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我们既然解决了提高与普及的关系问题,则专门家与做普及工作的同志的关系问题也就可以随着解决了。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高尔基在主编工厂史,在指导农村通讯,在指导十几岁的儿童,鲁迅也用了许多时间与普通学生通讯。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与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与农村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最低级的文学艺术普及工作的同志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群众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哺养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成其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是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与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与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与目前的行会主义的功利主义者。例如某种作品,只为自己以及几个朋友或少数人的集团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在较多的人们中发生较大的益处,才是较好的东西。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也是贵族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与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
  在为工农兵与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解决之后,其他一切问题,例如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对象问题,题材问题,写光明与写黑暗的问题,团结这是不团结的问题,功利主义还是超功利主义的问题,狭隘功利主义还是远大功利主义的问题,便都一齐解决了。如果我们同意这个基本方针,则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我们的文学艺术学校,文学艺术刊物,文学艺术团结和一切文学艺术活动,就应该为这个方针而服务。离开这个方针就是错误的,和这个方针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须加以适当的修正。
  三
  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着人民大众的,那末,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与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艺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一定的党,即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超党的艺术,与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有阶级有党的社会里,艺术既然服从阶级,服从党,当然就要服从阶级与党的政治要求,服从一元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离开了这个,就离开了群众的根本的需要。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机器中的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和多无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伟大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螺丝钉,与别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还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而言,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与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思想战争与艺术战争,尤其革命的思想战争与革命的艺术战争,必须服从于政治战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与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领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并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是无产阶级政治家与有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也是无产阶级政治与有产阶级政治的原则区别。不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政治与政治家狭隘化、庸俗化,也是不对的。
  再说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与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大概会更小些。在这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譬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就同时有斗争,有批评。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而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列宁所谓跛了脚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
  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与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工农兵。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四
  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就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这方面工作做得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此外对于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零星问题或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来略为说一说我的意见。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战团结的,鼓动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都是好的或较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战团结的,鼓励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都是坏的,或较坏的。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与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与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动机与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是检验主观愿望的标准,效果是检验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抗战团结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因为这些所謂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抗战团结的。按照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评,或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即使是很高级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世界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制作的方法论。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与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别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与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无论什么样的阶级社会与无论什么阶级社会中各别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程度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排斥其反动的政治性,而只批判地吸收其艺术性,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例如,法西斯的文艺就是这样。内容愈反动的作品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没落时期一切剥削阶级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政治内容与其艺术形式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高度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内容有害的艺术品,也反对只讲内容不讲形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着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抽象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则主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文艺理论基础的所谓“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更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我们与无产阶级处于同一命运,和我们的生活与无产阶级打成一片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原无故的爱,也没有无原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裂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统治阶级提倡这个东西,孔夫子提倡这个东西,托尔斯泰也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归于分裂,阶级消灭后社会复归于统一,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在现时则还是没有,我们不能爱法西斯,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么?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与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没有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些工作中的缺点,但是这种缺点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与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那是缺乏历史科学,缺乏历史唯物论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但人民的缺点主要地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统治他们的结果,我们革命的文艺家们只应该把它作为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的罪恶去暴露,而不应该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只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把杂文和鲁迅笔法仅仅当作讽刺来说,这个意见也只有对于人民的敌人才是对的。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故以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和中国的反动派,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特务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及各敌后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和鲁迅一样,可以大声疾呼,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业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过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笔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用对付敌人时所需要的刻毒手法来对付同志,就是把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朋友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三种态度各不相同。我们并不一般废除讽刺,但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决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世界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人民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的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的爱人,再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脚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顾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童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与效果的辩识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愿开药方,病人吃死了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立场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要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或者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进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进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面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是并没有懂得的。
  “学习马列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学习马列主义,不过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列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们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列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列主义并不是马列主义,而是反对马列主义的。那末,马列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澈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的东西来。
  五
  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三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洋教条、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当,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完全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这不是那一套?他们那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当然还有一种比这更坏的人,就是组织上加入的也是日本党、汪精卫党、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特务党,但是他们随后又钻进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挂着“党员”和“革命者”的招牌。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极大多数都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把内部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延安文艺界现在已经展开了思想斗争,这是很必要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亡头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向敌人,向朋友,向同志,向自己,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
  因为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我们有许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区别根据地和非根据地,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根据地,不但是两种地区,而且是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到了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工农兵和人民大众当权的朝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如果同志们在新的群众中间,还是像我上次说的“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乡要发生困难,不下乡,就在延安,也要发生困难的。有同志想:我还是为大后方的读者写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国意义”。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大后方也是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的老故事,他们希望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为根据地群众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法捷也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得到了全世界的影响。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同志们在整风中间,首先要认识这一个根本问题。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台,就必须澈底解决个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就是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与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我相信,同志们是有决心走这个方向的。我相信,同志们在整风过程中间,在今后长期的学习与工作中间,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工农兵和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作品,一定能够把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完)
  

整风文献/《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编纂.—影印本.—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您是第 位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