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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的南区合作社是在怎样转变中


  一、一般情况
  1945年的代表大会上,200多条意见从群众代表中,对南区合作社的大倒业务及干部作风,纷纷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仅仅在数小时之前还气势高涨的,那些享以违法大倒与乘机私倒的刘正祥,杨步旺等,在群众的面前,低下了头,被迫承认了他们的部分错误,虽然所承认的还很不完全,但本着留其自新的宗旨,所给予的处分,只是将他们所承认私倒利润没收了一半,这是极其轻微的,但在整个业务方针上和干部政策上,通过合作社章程,都作了严格的规定。指出业务必须与群众的需要相结合,对干部应以团结教育为重。
  如果说以往为单纯追求红利的股金占大多数,因而合作社的业务就无形做了商人的尾巴,但在1946年的情形就不同了。在这一年的年底,共有社员3800余名,总股金26980余万,内6个区公盐股金占54%,这是完全稳定的,外区群众股金占10%,本区群众股金占15%,干部股金占13%,机关零尾股金占8%,这也都是相当稳的,而在4090万本区群众股金中,更有它的优越的群众基础。
  (一)由合作社代交政府的公债股金(两次),帐上有名可查者,计2.48万元,累债至今本红为3289万元,因中途抽走现有实数1289万元,比如袜子股金、奖券股金、放哨费、教育经费、高峁湾工厂股金等,都是属于这种,变群众负担为收入的股金(如当时能把这些股金在股票上分清,现要打下1亿元的基础)。
  (二)1945年在农村中宣传收回的银洋、首饰等停顿股金合边洋1500万元。
  比较巩固的股金(2亿元)加上公积、公益金5000万,1945年年底盈利1万,资产总额在年初共有4.2亿元,除投资8000万,房地器具7000万,尚有流动资金2.7亿元。1945年代表会决议,在惩处了一些不良干部之后,如能将这些资金掌握在比较观念正确的干部手中,业务是可以和应该走上正轨的,但在整个上半年里一直没有这样做,领导上第一次决定,正常群众业务及流动生意各占资金一半,流通生意的主体仍是刘永祥与刘正祥等,但刘永祥仍坚决不同意,他说:“如果这样分,我就不干了;假如我挣不过谁,拿我的家当来赔,谁敢和我打个竞赛”;在这种横蛮的夸口下,领导上再一次迁就了,在刘永祥、刘正祥领导的“第一栈”放资本2亿元,他们主要的业务就是违法大倒和做私生意,而代表会上郑重决定,要搞好的门市部、药社、沟门油坊及为群众所欢迎的职业学校及信用社(兼办消费)等正常业务则投资很少;另并以很大一部分资金投到三边、碛口违法商店。这样整个事件发展的过程,乃是以刘建章为首的群众需要密切结合的业务方针和以刘永祥为首的与违法大倒结合的业务方针始终在斗争着。直到后半年分区联合社合干会后前者才逐渐占了些优势。
  二、群众工作及正当业务
  群众工作
  专任农村工作的有张世明(货郎担)王生明,马汝亮3人,他们经常的任务是上门割股票,散发针股,了解群众需要,宣传合作业务等等,4月间王生明并以中庄作典型,组织了妇女的自纺自织。分区合干会后,有12名干部自愿报名各做一个农村的工作,但实际显著有成绩者,计有下列4村:
  南庄河小型合作社
  这是刘建章在7月间组织起来的,具有消费合作兼纺织合作的两重性质。在消费合作方面,合作社先以洋火20包,按价每包1.4万元分给村民,但合作社只按总买成本每包8000元收钱,下余6000元顶买货人的股金,帮助他们积蓄起来,并以此说明商业剥削的严重,从而逐渐建立了小型合作社。管事人每3个月轮选,都是义务职,合作社则是掌握物价,趁市集总卖,以后有些是按成本由农民直接分了的,没有收帐,差价便宜很大。半年来进货1131万元,销货1348万元,净利217万元,即作为群众股金。在纺织合作方面,因该社新合工厂原设此村,故有织男3名,手拉机一架,发展织妇4名,有土机1架,参加纺的31名(全村只有3人不会纺),1年来合作社供给棉花216斤,并组织织男,给村内外变工织布430丈,每丈布米工资2升或1升,纱换7尺布,有时并以做鞋纺纱等,变换织工,仅纺织一项群众即净长2424万元。这种变工是在纺者与织者自愿的条件下进行的,解决了纺与织之间的脱节问题,同时也发展了织妇。
  自纺自织的中庄
  有纺妇10人,织妇5人,因居民多数是河南人,纺织基础很好。但在1946年前,由于缺乏组织和领导,穿衣全靠买布。1946年4月经该社王生明详细调查后,以算帐方法发动自纺自织自己穿,在布贵粮贱的巨大差额比较下,妇女们都自觉地动员起来了,她们规定了三条办法:(一)合作社贱价供给棉花;(二)民教民,带徒弟,拜师傅;(三)由王生明按月检查,及时解决发生的问题,年终总结。参加者18户,实际动手者14户,纺线156斤,织布239丈,获净利1470万元,发展织妇1名,纺妇8名,有13户织了布穿。这些成绩的获得,是由于培养了具有纺织技术的积极分子,织布浆线,全年除自织布64丈,挣利368万元外,并教会织妇1名,纺妇7名,给同村妇女织布22丈,这是合作干部组织民教民的最好例子。
  客来沟婆姨比汉强
  春上来了个逃难的妇女王桂花,能织布,合作借边洋20万元,做了1架机子。秋上该社副主任刘世昌,以王桂花为中心组织了8名妇女,年底检查,实际动手者7人,合作社以每斤2.6万的低价供给棉花20斤,另有供资326万,由合作社捎延长买花124斤,现余花够明年春季纺织。本年计纺线50余斤,织布106.7丈,织腿带6.4丈,群众在布上长338万元,棉花上长洋200万元,合计538万元。难妇王桂花在村中起了积极的影响,共织布64丈,给自己织了16丈,穿了6丈,3丈换小米1石3斗,1丈换麦子1斗8升,2丈换猪娃1个,长大卖洋38万元,卖布4丈,计33万元,其余是揽织的前后共长洋200万元,她的丈夫半农半脚,种地打粮两石,赶牲口赔了10万元,村子里的人说:“汉子不如婆姨。”
  转变作风,组织龙尔寺妇纺
  这是在分区联社合干会后,原来专做大倒生意的杨步旺,亲自下农村组织起来的。该村在市场买花36斤,合作社供给棉花80斤(50斤是赊帐)。年底检查,计纺线74.5斤,共织布114丈,4户7人动手,净长662万,其中王绊儿妻最穷,有两个小娃,家事负担很重,但她仍能抽空自织布10丈7尺,揽织布11丈,布的质量很好。现全村尚有棉花37斤,订了明年的纺织计划。杨步旺准备在1947年由该村纺妇集资200万元,代借低利贷款100万元,自己无利贷款100万元,进一步组织该村的妇纺妇织。
  十分之一的人民自纺自织自己穿
  上列4村共织布890来丈,群众共长利5200多万。如将新合工厂所织的750丈及其它村庄个别妇女所织的布计算在内,全区今年共织布2000丈,全区6557人,每年要用布2万丈,尚差1.8万丈布,值现在布价126000万元,等于纺米2100石,超过本区公粮一倍以上。现全区有大机14架(内工厂几架),土机37架,织妇63人,纺妇801名。本年动手者100人左右。
  入股卖针
  针股,是1944年创办的(不包括在总股金内),第一年照市价卖针,第二年减收一半,第三年减收三分之一。因为针的盈利特大,所以在开展宣传时,即提出“针线作为股金”,买足3年免费送针”的口号。3年来共散针3326支,共有买针户1043名,占全区户数的57%。3年来除为群众节省392万元外,现存现款770万,另存针2108支,两宗合边洋1077万元外,现存现款770万,另存针2108支。总结这一工作时,认为如能常年将钱备针,无论物价升降如何,买足3年后,送针之约是可实现的,1947年度即须给374户免费送针,这一工作受到男女群众的普遍欢迎,使他们觉悟到商人过分剥削的严重性,认识到组织合作社的重要性。
  货郎与门市
  (一)门市部进货10亿,群众买货3亿;(二)放花收纱54斤,供给4个典型庄子的纺花180斤;(三)贱卖棉花208斤,洋火880包,盐770斤,耕地犁铧138叶,共为群众节省428万元;(四)货郎担子串三、五乡,下乡15次,约250天,销货2000来万元。一般都是这次放帐,下次收钱,没有与收买土产联系起来,以致在实物上算,赔本很多。其他尚附设药铺1个,医生及兽医各1人,合作社干部及生产人员共种地50余垧,收入300余万,磨坊4个月收入600万元,织袜570双,两月长利1300万(原本1000万),30头骡子在备战时编为常备队,为革命运输了战争物资。柳林子半日校经常到学生20人左右,黑板报出了42期。
  职业学校
  这是1943年成立的,总的组织名称是“教育合作社”,每个学生每年入米1石,作为教育股金,学生全年的伙食,住宿及学校一切开支,全由沟门信用社负责,不足之数由南区总社负责,以公益金来弥补。1944年开学时,学生14名,到年底24名,1945年40名,1946年60名。由于李主任经营得法,保证了学校费用的供给;出于薛教员教学优良,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情绪。家长们说:“合作社办学校真给我们办了好事,3年入20万元,连油盐钱都不够用。”1946年初将新合工厂与学校合并,改为“南区合作职业学校”,实行文化结果,群众更加拥护,本年代表会时,劳动英雄吴满有提出,从本区的公盐股金及部分公积、公益金中,抽出2亿元,加强职校。这一提议立即得到了可观的成绩。而在沟门信用社方面,不但供给了学校的开支,并且保证了社员的正常红利。
  沟门油坊
  去年10月开榨,至今年5月20日,共榨182榨,主要是和群众,机关以油换麻籽,半年给群众节省合油2617斤。原本2000多万,长利一倍。夏后因麻籽缺停榨,曾将牲口卖了做大倒生意,结果赔损很多,幸得当时买了几十条猪娃,才弥补了这次大倒的损失。
  以上五项业务,是全区群众、社员代表们一致拥护的刘建章同志的方针。
  三、干部问题的处理
  干部问题的处理,是南区合作社转变的一个重要关键。在上半年,合干会对刘正祥等这批作风不良的干部,虽然经过1945年社员代表会的严格批评,但由于当时的领导上,对他们过分迁就,未能从业务的思想上以彻底的改正,因此,以刘永祥为首的大倒与私倒的业务方针,仍占统治地位。如刘永祥不听从关于资金分配的决定,硬将2亿资金不向别的正当业务投资,而把持此款用于投机违法等大倒生意上,不服从领导,私用被辞退的杨希旭等。如刘正祥用曹正元为“营业主任”,批准干部违法走私,以及本人违法倒私,拉用出社不良的人开店、假借合作社名誉,破坏合作社威信等。在他俩领导下,一栈营业员曹正元违法私倒给自己长了3000万元,经过干部会议教育数次不改,乃经分区合联会斗争后,交政府依法判处徒刑9个月,没收2600万元。一栈主任王建章,在定媳妇、养婊子,拉在柜内夜宿,办小婆姨,私倒生意等,经斗争后也没收了400万元。全社47名干部中,违法又倒私者12人,其中私倒者3人,违法者4人,未能弄清楚者5人。这些问题连续发生,尤其是违法生意的嚣张,在群众方面,在上级领导机关方面,也在一些比较正确的干部方面,都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其中尤以分区联社7月间借该社社址召开的合干会,南区总社的负责人大都参加了,这次会,提高了这些同志的认识,觉得南区合作社的问题不彻底纠正是不行的。因此,以刘建章同志为首的领导干部,首先调查情况,研究了所发生的问题,于是总社常委会在9月间决定派副主任刘世昌到一栈去接收刘永祥等的工作。从此刘永祥就没任何职权了,一般干部的正气在正确领导下,也日益高涨,年终全社多数干部,都对不正确的思想作风,作了从来未有的斗争,刘正祥除被撤外,并没收了私倒等款3000万元。而坚持农村工作及正当业务的干部,则受到了光荣的奖励。另一方面,对于愿意接受教育,并积极自我改造的干部则采取了团结的方针,一齐向不良作风作斗争。比如杨步旺原来是违法大倒与私倒的典型人物,经过合干会后,初步反省了错误,并积极执行了正确的方针,他过去出门就要骑马,后去龙尔寺组织妇纺,第一次骑马去感到不方便,第二次就步行了,今年正月初四并背花到贺家沟口村去组织妇纺。当然,干部从旧意识到新意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从领导方面说来,在于抓思想教育,平时决不能放松。比如王、刘两副主任卖了骑马买棉花,马如亮等同志背铺盖下乡等,都引起了群众对合作社有了一番新的认识。
  南区合作社之所以获得改造,除了上述合干会等的作用外,群众的压力,理事会的批评,检查与督促,尤其是建设厅合作科与延安县四科的具体检查与帮助,都是有着决定意义的。
  四、1946年代表会决议
  (一)1947年的方针。总的方针是扶助群众生产,便利人民交换,加强职业学校,厉行精干简业,根绝违法倒私,具体业务如下:
  1、扶助民间纺织。(甲)保征供给棉花,基本上现金交易。(乙)干部分做农村工作,推动据点纺织,最近3个月做农村工作除张世明负责3个乡外,其余两个工作人员各负责两个乡的群众工作,并分工各干部领导14个村庄的纺织据点,以此经验推动全区的纺织工作。(丙)职业学校高级班学生,实验组织农村纺织工作。(丁)工具原料成品可由合作社捎卖,个别纺户真有困难,在保证进行纺织情形下,合作社给予解决。
  2、加强职业学校。(甲)学校目的是培养子弟学会工业技术,提高文化,领会为群众办事的精神和技能。(乙)以公积、公益、盐股、经营工厂、油坊、粉磨坊、信用等业务,维持学校经费。
  3、便利人民交换。(甲)市场设立门市部供给纺花日用品(这尤其二、三、五、六乡代表要求)。(乙)三、五、六乡加强货郎担子,现金交易买卖联系。(丙)沟门信用兼消费继续供给一、七乡人民的所需。(丁)柳林子门市部缩小范围由校经营,继续便利附近人民。(戊)继续推行卖针入股,农村小型消费合作社洋火、食盐入股等,可在个别地区研究实验。
  (二)根绝违法倒私,在拥护使用边币政策下违法者,连人带款交政府严办。
  (三)干部政策。(1)提高干部质量,严行精简。根据大会所定,由业务理事会配备。(2)加强思想教育,严格执行干部纪律,最近理事会已将干部备好,王耀明负责南区门市部及领导农村工作;李生章,高能文负责学校;薛明锋、莫艾2人负责学校教育方针;县联社由刘世昌负责,由刘建章负责,他是县联社及南区总社主任,这样一来干部们积极性都提高了,互相都比以前团结得更好,干部人员比去年减少了10多名。
  (四)代表会选出刘建章、王耀明为南区社正副主任。
  (五)并奖励了4个典型村庄的模范纺织妇女。各单位都分别定出了具体计划,同时已经积极工作了。
  (摘自1947年2月23日陕西建设厅《合作参考材料》)
  

南区合作社史料选/延安地区供销合作社,延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编.—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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