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内涵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精神内涵 >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上一记录]  [下一记录]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形成的条件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延安精神研究课题组编著


  成熟于延安时期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悠久的文化传统。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总结近代以来中国百年革命斗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斗争的正反两面经验,适应当时革命斗争环境的需要,经党的领袖概括提炼、并大力倡导逐渐形成的。
  一、中国革命的历史传统和经验教训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依靠自己的双手,披荆斩棘,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耕耘收获,创造了无比辉煌的古代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实践中锻造和培育了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传统美德。这一传统深深根植于中国大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然而进入近代,中国落伍了。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列强进行了前赴后继、英勇不屈的斗争。在整整一个世纪的斗争中,不少志士仁人为使祖国独立、富强,不远万里到西方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先贤们从西方取来的“经”没有能够拯救中国,中国“求强求富”的社会变革也没有得到来自西方的“先生们”的支持。因为国际资本主义的既定方针是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不容许中国走独立富强的道路。倒是通过俄国十月革命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启迪人们只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才能使中国走上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道路。这是中国人民百多年来用血的教训换来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在内外强敌的包围下,在祖国沦亡的危难中诞生的。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面临着种种严峻的考验。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领导革命,其难度之大是任何国家都无法相比的。是独立自主探索自己的道路,还是照搬照抄别国模式?在解决这个重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走过曲折的道路,既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沉痛的教训。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的格局:一个按照高度统一和严格的集中原则建立起来的“世界性共产党”——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业已成立。共产国际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心,对各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领导。按照共产国际章程,共产国际“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在各国进行工作的党只是它的独立支部而已。”①列宁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明确提出,“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②因而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便是作为“世界性政党”内部的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各国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受到相当大的限制。世界革命的这一格局,一方面使共产国际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帮助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成长方面,起了毋庸置疑的积极作用,其历史功绩不可抹煞。但另一方面,由于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程度不同,阶级状况和阶级力量存在差异,因此由统一的国际领导中心发号施令,就难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二年,便参加了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中国革命所面临的特殊国际环境——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形成的这一格局,向中国共产党人尖锐地提出:如何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扬共产国际之所长,弃共产国际之所短,独立自主地去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道路,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革命就不能胜利。列宁曾经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③应当说,中国的国情与俄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大不相同。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革命任务不是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反帝反封建。在这样的国度进行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而复杂的问题,“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来更多的特色”。显然,解决中国革命问题靠共产国际的一般决议和俄国革命经验是不能成功的,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然而,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格局下,坚持独立自主是一个必须解决而又特别困难的课题。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表现了强烈的自主意识。党的一大曾主张在中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拒绝与一切党派和政治团体联合。这固然是由于建党前理论准备不足,但也反映了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要求独立自主领导革命的愿望。一大之后,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初步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又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联合战线。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产生了独立领导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党的三届一中全会和四大,明确提出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此后,党内许多同志,如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萧楚女等分别发表文章,对党的独立性和领导权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正是因为共产党人坚持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深入工厂农村发动群众,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推动了国共合作,完成了自辛亥革命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并使中国共产党自身得到了迅速发展。
  当然,此时的中国共产党毕竟还处于幼年时期,缺乏斗争经验,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也不够深刻,难以在实践中制定和执行一条正确的革命路线,加之共产国际在政治上的领导和组织上的干预,影响了党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事实证明,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坐镇莫斯科指导和指挥万里之遥的中国革命,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的特殊国情,难以对中国革命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即便是正确的决策,也常常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决策的战略出发点,是建立在过高估量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革命性和实力、过低估量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觉悟和力量之上的。它主张依靠国民党,把领导权交给国民党,让共产党当配角,先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再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难以摆脱这釉脱离实际的错误指导,酿成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乃至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原则,放弃了革命、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结果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失败,大批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
  大革命的失败表明,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任何越俎代庖或全盘搬抄外国的公式都注定要失败的。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强大而又严密的反革命统治。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领导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此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存在着两种发展趋向:一种发展趋向是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并在实践中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另一种发展趋向是脱离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一味地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模式,导致革命遭受重大损失。
  这后一种发展趋向,实际上是大革命时期放弃独立自主原则的错误继续,在实践中表现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连续发生的三次“左”倾错误。
  1927年4月,由于蒋介石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进入独立领导革命的新时期。但是,八七会议后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还受共产国际错误决策的影响和束缚,依照斯大林的所谓中国革命“三阶段论”的指示,否认革命低潮的事实,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进攻路线,形成了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出现的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党的六大后,共产国际把中国革命纳入所谓资本主义世界总危机的“第三时期”理论体系之中,又囿于用传统的无产阶级革命公式和苏联模式来设计中国革命的道路,认为中国已进入“深刻的全国危机时期”,要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右倾动摇“已成为中国党开展活动的严重障碍”。中共中央接受和执行了这些“左”的观点,形成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城市和农村的革命力量再一次遭到重大摧残。
  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革命又经历了一次大的曲折。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在全党统治长达四年之久。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一手包办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把无视中国革命实际的王明选入政治局,使他实际上占据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并得以推行一条冒险主义路线。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政治上的特征是:把马列主义教条化,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唯命是从,对苏联经验盲目搬用,完全不顾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九一八”事变后,他不顾日本侵略已深入国土这一严重事实却搬出中国人民无法理解和接受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不顾中国革命仍处于低潮的基本形势作出中国革命已进入“苏维埃道路和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决战”时期的形势分析;不顾中国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声称“中间势力是反动营垒的一翼”,是“革命中最危险敌人”,并拒绝与之合作。这一系列“左”倾关门主义的指导方针和冒险主义斗争策略的实施,都是从共产国际那里贩卖来的,结果使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1933年初中央领导机关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在反围剿斗争中,他们又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奉为太上皇,推行冒险主义政策,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红军不得不撤离根据地,被迫长征,教训极为深刻。
  然而,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共产党人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抵制了共产国际的错误主张,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使中国革命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有所发展。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英勇不屈的共产党人,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血的教训使他们认识到:干革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走自己的道路。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斗争方针,于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起义的枪声划破了黑暗中国的夜空。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毛泽东、方志敏、贺龙、彭德怀、刘志丹等一大批共产党人,依靠党和人民群众的力量,先后在全国12个省的140余县,发动了100多次武装起义,开辟了大小10多块革命根据地,成功地实现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重大历史转变。
  井冈山等农村根据地的星星之火,给在苦难中奋争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和光明。各根据地的领导人在各自的实践中,建立革命军队,开展游击战争,发动农民广泛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毛泽东在井冈山的艰苦斗争中,率领军民打退敌人的多次“进剿”,保持红旗不倒。他不但在实践中独创了许多好经验,如规定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军队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游击战的原则等,而且总结了各地武装起义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独立自主地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成果。它解决了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共产党怎样坚持革命,怎样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并最终夺取革命胜利的问题,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努力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可贵尝试和正确选择。然而,在“左”倾错误横行时期,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违背国际指挥原则、突破苏联城市中心模式的同志,遭受了教条主义者的打击和排挤。
  毛泽东在实践中找到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并没有立即被全党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代表正确主张的同志只能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进行探索。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惨痛教训,再一次擦亮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眼睛,事实告诉全党,照抄马列本本、共产国际决议,照搬俄国经验行不通,而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则无往而不胜。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自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第一次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不仅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革命,而且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进入了完全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从唯书唯上、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向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转折;是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由失败到胜利的转折;是党从幼年到成熟的转折;是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由盲目服从到独立自主的转折。
  毛泽东对这一时期历史经验曾作过很深刻的总结,他说:中国共产党在它发展的各个阶段,由于最初时期的幼稚和缺少经验,老是左右摇摆,时而犯右倾错误,时而犯“左”倾错误,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较长,因而它给党带来的危害和损失也最大。这都是由于不相信自己,而一味盲听盲从盲动的结果。有的人对符合实际的话,对革命有益的话,就是听不进去。他们把耳朵拉得长长的,只听外国人的话,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大脑。只要是外来的,不管正确与否,对中国革命有用与否,不分青红皂白,都一概当做圣物接受下来,照搬、照套、照用、照行,却不管其后果如何。这种盲目听信和服从别人,是幼稚无知的表现。④他又说:“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是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⑤
  二、延安时期特定历史环境的要求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是共产党人的主观自觉行动,又是延安时期特定条件的客观需要。一方面,陕甘宁边区被封锁包围、没有直接外援的困难局面,要求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力量渡过难关、夺取抗战胜利;另一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尖锐复杂的斗争,只有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才能维系统一战线,坚持抗战;此外,由于共产国际和苏联继续干涉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前提下,正确处理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从中国国情出发决定自己的路线。正是延安时期特殊的环境,进一步充实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内涵。
  (一)克服困难,坚持抗战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严重的困难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是边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军民艰苦的生活条件。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横跨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宁夏的东南部,地处黄土高原,丘陵起伏,沟壑纵横,少雨干旱,水土流失严重,大部分地区是漫漫黄土和滚滚流沙。尽管这里土地广袤,但气候恶劣,人口稀少,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落后,工农业生产很不发达。边区除了少数设备简陋的小手工业作坊外,根本没有近代工业。农业基本上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农民终年辛劳,难得温饱。红军初到陕北时,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的菜金,一元钱的月薪,连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如毛巾、鞋袜等都无力购买。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和指挥中心,有自己独立的政权系统、军队系统和20多所学校,非生产人员最多时达11万多人。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边区每万人要养活536个非生产人员。1940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停拨抗日军费,并派几十万大军对边区实行封锁,使边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党和军队时刻面临着生存危机,敌后的许多抗日根据地也处于类似的境地。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依靠军民的力量,自己动手,改善生存条件,建设革命的大本营。
  其次是日寇对抗日根据地的疯狂扫荡。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在正面战场停止了战略进攻,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也遭到敌机的狂轰滥炸,日寇组织重兵多次对边区河防部队发动进攻。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形势更加危急。从1941年3月至1942年12月,日军在华北地区连续发动5次以“反共”与“建立东亚新秩序”为中心口号的“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体的“总力战”,其目的是妄图隔绝和消灭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牢固地控制其占领区。为此,日军对抗日根据地,采用极其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进行细菌战,制造“无人区”,使华北一些抗日根据地人畜不留,庐舍为墟。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把中国作为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日军更加集中主力部队进攻抗日根据地,以图在短期内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准备和执行反英美的战争,将他们在武汉失守以后已经改变了的方针,即由对国民党为主的方针改为对共产党为主的方针,更加强调起来,更加集中其主力于共产党领导的一切根据地的周围,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着重地打击我党,致使我党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这两年内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⑥
  再次是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实行封锁包围并断绝一切外援。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妥协和动摇,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他们不仅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粮饷、弹药、被服等物资,而且集结胡宗南部30万人,构筑三道封锁线、一万多个碉堡,对边区进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扣留海内外爱国人士支援边区的一切钱粮物资,阻挠边区的对外贸易,妄图困死、饿死边区军民,达到不剿自灭的目的。这些都给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人穿的是补丁衣,吃的是黑豆、秕糠和野菜。在寒冬腊月,摸爬滚打的战士们仍然穿着夹衣,打着赤脚。由于内部生活的困难和外部敌人的进攻,八路军由1940年的40万人减到1942年的30万人,新四军由13万人减到11万人,解放区的面积大大缩小,人口由1亿降到5000万以下。
  在上述困难的压力下,挺住了,就会迎来光明前景;退缩了,就可能失败。能不能挺直腰杆儿,是对共产党人的严峻考验。共产党人没有畏惧退缩,因为党相信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人民的力量,能够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困难反倒成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的催化剂。毛泽东说:我们要感谢那些封锁我们的人们,“因为封锁这件事,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方面之外,还产生了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则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古话,对于我们,是完全自觉地被理解的。”⑦
  (二)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关系的需要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民族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为了实现全民族抗战,在共产党的倡导下,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为统一战线是按照共同政治基础联合起来的不同阶级、阶层、党派和集团,既有共同的利益和要求,又有不同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在统一战线中,既要坚持共同的政治基础,又要照顾同盟者的不同利益和要求;既要在共同政治基础上联合,又要保持参加统一战线的各阶级、阶层、党派和集团的相对独立性。否则,统一战线也就不成其为统一战线。正如毛泽东指出:“决不能抹杀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无论在思想上也好,在政治上也好,在组织上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即是说有相对的自由权。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自由权,那就也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⑧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还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而且在特定条件下还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参加,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党当时掌握着全国性政权,总想依仗自己力量的优势,推行片面抗战路线,企图通过统一战线削弱甚至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随时随地坚持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以保持已经取得的阵地和发展新的阵地。否则,就有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吃掉”和消灭的危险。这就可能使已发动起来的抗日战争归于失败。
  由此可见,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必须处理好统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然而,在国共合作建立之初,党内一些同志却对这些重大问题认识不清。右倾思想开始出现,主要表现为:对国民党的压制和干涉政策迁就让步;过分相信国民党,倾向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把党的一切活动公开化;个别地区的红军部队因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丧失警惕,以致在改编时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军队中个别人员以受国民党政府的委任为荣,不愿严格接受党的领导;少数人主张国民党未改变一党专政,共产党亦可参加国民政府;有的人不敢与国民党特务在根据地进行的破坏活动进行坚决斗争,等等。中共中央对上述右倾错误倾向进行了批评和纠正,要求全党认清国共两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在坚持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的同时,必须在统一战线的一切工作中实行独立自主原则。
  1937年11月29日,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的王明同康生从苏联回到延安。在12月9日至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的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以及1938年1月1日发表的《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政策进行无端指责,并提出了一系列右倾观点。这些观点概括起来就是,“一相信”:相信国民党胜过相信共产党。“二抹杀”:抹杀国共两党的阶级区别;抹杀两条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三不要”:不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不要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不要在敌后创建的根据地。“四不敢”:不敢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斗争;不敢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壮大革命力量;不敢扩大人民军队,扩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不敢在日寇占领区扩大抗日根据地。“五共同”:与国民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奋斗、共同发展、共同胜利。“七统一”:主张“打破拥兵自卫的传统”,由国民党来“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编制、统一作战行动。”上述主张的实质,就是要放弃党的独立性,放弃对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重蹈陈独秀“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覆辙。
  王明的这些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控制民众运动,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不愿制定共同的政治纲领,不允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妄图控制统一战线。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其结果只能是自缚手脚,变合作为“混一”,牺牲统一战线,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为了保证抗战的胜利,并且使这一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就必须反对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倾向,强调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这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和统一战线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正确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需要
  王明右倾错误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这就是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又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双方有着长期的历史渊源。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党、共产国际十分尊重和信任。然而,苏联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双重政策:一方面,由于日本侵华孕育着对苏战争的危险,中国抗战的成败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而且也关系到苏联的安危,所以共产国际和苏联采取了积极援华抗日的方针,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同盟者;另一方面,共产国际从苏联的战略利益出发,过分看重国民党的实力,对国民党抗战积极性估计过高,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抗日力量估计不足,认为只有国民党才是唯一合法的政府,才有力量抗战到底。他们主张中国共产党应竭力促成在国民党政府基础上的全国的团结统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而应运用法国共产党关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
  抗战爆发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对中国共产党能否实行政策上的转变,能否执行他们要求的上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缺乏信心。他仔细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的文件,认为其中有“迷失方向的因素”,他提出应派人加强中共的干部队伍,“帮助中共中央”。于是共产国际派“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的王明回国,贯彻共产国际的上述“新政策”。王明回国后提出的一系列右倾主张正是苏联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上述思想的翻版。显然,对王明右倾错误的斗争,实际上是对共产国际错误指导的抵制。
  中国共产党在1938年9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基本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这里应该指出,在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肯定了中共一年来的政治路线,要求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这对克服王明错误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并没有改变对中共党内事务的干涉。苏德战争爆发后,为了防止日本可能对苏联的攻击,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派遣八路军对中苏边界附近的日军采取行动。由于当时处在敌后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中共未能抽出兵力作此配合。1942年斯大林格勒战役前夕,苏联再次要求中共派八路军开赴南满钳制日军,由于不具备这种条件,中共中央没有采取孤注一掷的行动。在延安整风期间,季米特洛夫根据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反映的大量充满偏见和无中生有的情报,写信给毛泽东,指责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干涉中共党内部事务。
  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领导人继续干涉中国革命。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结束的时候,苏联领导人怕影响其与美国的关系,也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性质,主张中共不应反对国民党的统治,应放弃武装,加入国民党政府。为了寻求对美国的妥协,苏联又不断向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劝中国人民切勿进行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后,苏联领导人对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仍持怀疑态度。正如毛泽东所说:“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⑨中国共产党人先是顶住了斯大林“不准革命”的压力,继之又冲破了苏联领导人劝阻中国共产党停止向长江以南进军的企图,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毛泽东曾经说:“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真洋鬼子’不许革命。”⑩邓小平说:“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因为毛主席抵制了斯大林……中国党没有听他的,结果打出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11)如果不坚持独立自主,屈从于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压力,中国革命怎能取得彻底胜利呢?
  上述国际因素说明,中国共产党能否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还取决于它能否坚持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中的独立自主。换句话说,对内坚持独立自主是以对外坚持独立自主为前提条件的。如果听命共产国际和别国党的指挥,只能损害中国革命。作为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党,在处理同共产国际的关系时,应该不闹独立,不搞教条主义,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问题,既维护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又维护中国革命的利益。
  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的形成
  (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对独立自主思想重要性的提出,既是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深刻认识,又是对中国革命实践中正反两面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它贯穿在党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探索的过程之中。
  早在建党初期,毛泽东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注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在大革命时期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对资产阶级两面性、对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对农民的地位和作用、对军事工作和武装斗争重要性等问题形成了初步的正确认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毛泽东等同志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领导中国革命。在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和反对“左”倾教条主义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了独立自主原则。1930年5月,毛泽东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针对当时中共党内盛行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盲从的风气,批判了那些以“国际代表”自居的教条主义的“钦差大臣”们,第一次公开阐明:“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12)这是“独立自主”思想在中共党史上最初的表述,包括以下含义:
  第一,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不能靠外国人越俎代庖,替中国人包打天下。中国的特殊国情,选择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只能靠“中国同志”自己,而不是外国人。
  第二,指导中国革命不能照搬“本本”,要了解中国情况,独立自主制定斗争的政策和策略。毛泽东特别提出不能迷信“六大”的“本本”,是因为党内受教条主义思想影响的同志认为,“六大”的“本本”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制定的,“是再好没有了”。这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从迷信“本本”、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盲目服从共产国际指示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认识到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
  第三,中国革命不是少数人能成就的事业,必须依靠广大群众。
  毛泽东不仅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的最早提出者,而且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他领导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运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解决了许多特殊而又复杂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概括。他敢于冲破“城市中心论”的束缚,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初步实践的结果。
  1935年1月,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下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和领导中国革命的新起点。
  (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的发展和成熟
  在伟大的抗日民族战争中,这一原则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广泛运用和发展。党的领导人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全面论述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使之在理论和实践上更加全面、充分、成熟。
  首先,全面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党内明确使用“独立自主”一词,见于1937年8月1日毛泽东给中共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的电文。电文指出红军作战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4日,在给周恩来的电文《对国防问题的意见》中,毛泽东又提出“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13)在红军改编前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多次强调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和八路军、新四军独立自主的指挥权问题。11月12日毛泽东发表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更加全面地阐述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业已形成,毛泽东根据太原、上海相继失陷后的国内外及党内外形势,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的报告提纲中指出:“一定要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他明确指出,“在党内,反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报告还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有左、中、右三个集团:左翼集团是共产党率领的群众,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间集团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右翼集团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我们的任务是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坚决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右翼集团的民族投降主义。针对由于国民党方面的阻挠使这时的统一战线没有共同纲领和组织形式,而右翼集团又企图控制统一战线的现实,毛泽东指出,“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我们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是实行一定纲领这个基础上面的统一战线。离开这个基础,就没有任何统一战线,这样的合作就变成无原则的行动,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现了。因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在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但是,主要的目的还在另一方面,“这就是为了发展阵地,为了实现‘动员干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积极的目的。”(14)
  独立自主原则实质是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1936年11月,刘少奇在《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一文中,就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如何保持独立性问题,作了全面阐述:“(一)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不要放弃自己的独立立场,忘记自己的最终目的;(二)对于每一个重大事变和重要问题,都要根据自己的观点给以分析,提出自己独立的主张和办法,并根据自己的主张行动;(三)要在群众中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四)要建立无产阶级群众独立的组织和独立的力量,要加强巩固我党的组织和一致”。(15)
  在同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党在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同时,就明确提出“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作用”问题。针对党与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原则分歧,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讲话中,专门讲了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他批判“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指出:“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服从”蒋介石、阎锡山,拱手把抗日战争的领导权让给国民党。“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16)周恩来在党的七大所作的《论统一战线》报告中,全面总结了党的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他针对王明提出的“七个统一”的错误论点说,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就是指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他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独立的思想。”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不是“天然”的,而是“要用力量来争,因为领导权是有人和无产阶级争,和共产党争的。”(17)
  其次,深刻论述了自力更生的方针。要坚持“独立自主”,就必须把立足点放在自己的党和本国人民力量的基础上,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在瓦窑堡会议后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论述了国际援助与自力更生的关系。他说:“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8)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寄希望于中国人民,明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取得最后胜利。”(19)这充分体现了依靠人民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自信。
  针对有些人无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把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希望寄托于外援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在和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等几家报社记者的谈话中坚定地指出:“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过去也讲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20)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关头,毛泽东说:“从古以来的人类究竟是怎样生活着的呢?还不是自己动手活下去的吗?为什么我们这些人类子孙连这点聪明都没有呢?”(21)他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响亮号召。“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22)
  抗战胜利后,中国处于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时刻。美国伪装“公正”,“调处”国共关系,实则采取扶蒋反共的政策;苏联则惧怕中国内战引发新的世界大战,危及自身安全,劝共产党与国民党妥协,干涉中国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吓。为了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实现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光明前途,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23)依据上述方针,共产党顶住了美国的威吓和利诱,顶住了来自兄弟党“不许革命”的干涉,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取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信邪,不怕压,顶住了外来的错误干涉?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拥有坚持独立自主的雄厚力量。这就是说,中国的一切革命力量,包括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权,以及解放区,等等,都是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不假任何外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创建起来的,因而不受外来的控制,也不受外来的指挥。更重要的是,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形成了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因而能够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可以说,中国的事情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既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要求,又是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力量源泉。
  ① [英]珍妮·德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205页。
  ②《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
  ③《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8页。
  ④参见师哲:《在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609~611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300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2~943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2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4~525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页。
  (11)1980年11月24日邓小平同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的谈话。
  (12)《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13)《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页。
  (15)《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版,第50页。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540页。
  (17)《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216页。
  (1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1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页。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8页。
  (2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0、461页。
  (22)《毛泽东选集》第3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6页。
  (2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2页。
  

论延安精神/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延安精神研究课题组编著;有林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