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由于艰苦奋斗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得到了全党、全军和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发扬，从而振奋了民族精神，壮大了党的队伍，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党的各项事业不断前进。
　　一、艰苦奋斗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①由于党和根据地军民同心协力、艰苦奋斗，使延安成为抗日战争的灯塔、民主的圣地，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总后方，成为海内外大批热血青年向往的地方。
　　首先，国内外大批热血青年奔赴延安。由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使正面战场大溃败，到后来更是一触即溃，造成东南半壁江山沦丧，敌占区的亿万同胞都沦为“亡国奴”，遭受着侵略者的百般蹂躏。再加上汉奸亲日派散布的“亡国论”，使大批知识青年愤怒、痛苦，对祖国前途、民族命运深感焦虑。中华民族的出路在哪里?是蒋介石政府所在的重庆，还是亲日派汪精卫所在的南京或末代皇帝溥仪所在的长春?当然都不是，只能是在西北的延安。在那里，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制定了救国救民的路线方针，为救亡图存指明了方向，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光明；在那里，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抵抗外敌侵略的行动，感染和影响着全国人民，激励着各族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延安像磁铁一样深深地吸引着千百万向往光明的热血儿女，吸引着国内外大批知识青年、学者、志士仁人。他们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忱、怀着寻求真理的渴望，怀着对共产党艰苦奋斗精神的信赖景仰，冒着生命危险，历尽千辛万苦，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从国统区、沦陷区，甚至从海外千里迢迢奔赴延安。他们当中既有组织选送的，也有自己来的。在他们当中，有大批在校学生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如光未然、贺绿汀、郑律成等；还有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其中有国民党的县长、团长、国民党中央宪兵学校学员、三青团员、青年党员或特工人员等。他们母女相约、夫妻相约、姐妹相约、兄弟相约、亲友相约、师生相约，以至官长与部属相约，结伴而来。尽管他们出身、信仰、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生活习惯不同，甚至语言不通，但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这个共同目标，他们冲破国民党顽固派在西安至延安沿线所设的许多关卡和软硬兼施的截留，历经艰难险阻一心奔赴延安。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于是，他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了延河岸边、宝塔山下，汇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其目的只有一个：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据1942年5月，日方的《华北共军现状》报道，北平大学生到后方去的占20%，投奔抗日根据地的高达70%。国民党中央军校广东分校中尉教官黄烈，闯过重重关卡，于1939年9月到达抗大学习，实现了投奔八路军抗日救国的愿望。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军官，脱离国民党军队，投奔延安的就更多了。东北军中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张学良秘书高崇民的儿子高存信。西北军中有冯玉祥的侄子冯文华，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赵寿山的儿子赵元杰、儿媳罗兰。此外，傅作义的弟弟傅作良，也来到延安。特别是远在海外的华侨和国际友人，他们路途迢迢，遇到的困难和艰难，远比国内人士更多。但为了抗日救国，他们奋不顾身，冲破重重关卡，一心奔赴延安。据不完全统计，卢沟桥事变以后回国抗战的华侨约1万多人，其中1/5去了延安和抗日根据地战场。1939年6月，新加坡、香港司机服务团30多人，驾驶着华侨捐赠给八路军的22部美制大卡车和宋庆龄赠送的1辆大救护车离开香港，经越南、重庆，到达西安，之后，他们都进入安吴堡青训班学习。1940年，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回国考察，并到了延安。经过考察访问，他对重庆方面给与山珍海味的款待感到愤怒和轻蔑，而从延安的小米红枣的招待中看到了一种全新的作风，他得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
　　其次，大批中外记者访问延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美等国为了最后战胜德、意、日侵略者，特别需要中国的军力与物力来打败日本。但他们的代表在国民党统治区见到的是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抗战不力，军心涣散、没有战斗力，因而对国民党能够调动多少力量配合他们反攻日本没有信心。他们从各方面得到的情报中得知了抗日根据地的一些情况，即八路军、新四军从西北、华北直到东南及长江南北实力越来越强，敌后抗日根据地越来越巩固。于是，他们派来英国、美国、加拿大、奥地利等国记者，到陕甘宁边区及黄河以东解放区进行考察，以了解八路军的实力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40年6月，中外大批记者冲破国民党顽固派设置的重重障碍和封锁，纷纷慕名来到延安，其中有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史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的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路透社、多伦多《明星周刊》的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的夏南汉神甫，苏联塔斯社的普金科等，以及《中央日报》、《扫荡报》、《大公报》、《事实新闻》、《国民公报》、《新民报》、《商务日报》等报刊的编辑和记者。除少数国民党中统特务、顽固分子等故意刁难、捣乱、曲解事实外，大多数记者都以友好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进行报道。《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回到重庆后公开出版了《延安一月》，比较客观而技巧地介绍了他在延安访问参观的所得和感受，使国民党特务统治下没有新闻报道自由的重庆，透出了一线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曙光。许多外国记者返回大后方和本国后，以其翔实的笔触大量宣传了延安和解放区欣欣向荣的面貌，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伟大战绩。如福尔曼于1945年在美国出版了一本《红色中国的报道》，引起了美国普遍的关注。1946年史坦因又在美国出版了一本比福尔曼更好更深刻的书——《红色中国之挑战》，他还写了《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8600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等文章，在美国、英国的报刊上发表，影响很好。特别突出的是爱泼斯坦，他给《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写过不少具有较强说服力的文章，告诉美国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通过记者们手中的笔，延安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业绩得以在中国大后方和世界许多国家传播，使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新的评价。美国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一再强调美国政府必须给予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同样多的援助。在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以后一个月，美国即派观察组“迪克西使团”长住延安，以考察共产党人的潜力，其结论是：“无论我们向现在这样的国民党政府提供多少物资和供应，这些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总有一天要接管中国。这也许要用一年或许多年的时间，但他们终将控制这个国家。”②
　　总之，是艰苦奋斗，使陕北抗日根据地从弱到强，茁壮成长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和摇篮，成为中华民族坚决抗战的大本营和指挥中心；是艰苦奋斗，感染和吸引着成群结队的革命青年和成千上万的爱国人士。艰苦奋斗是一种吸引和凝聚人心的伟大力量，是党团结和带领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法宝。
　　二、艰苦奋斗强化了党风廉政建设，密切了党群关系
　　艰苦奋斗是党内廉政建设的应有之义，是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济世良方。如前所述，延安时期党内普遍形成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党员、干部公而忘私、淡泊名利、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思想道德品质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克服困难、埋头苦干成为全党的一致行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党的根本宗旨。这不仅能够抵御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而且加强了党内团结，增强了战胜各种风险的能力。那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各级领导，时刻注意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在枣园居住期间，不仅亲自为老农祝寿，而且主动同周恩来、任弼时一起带着年礼到乡里为群众拜年。特别是党制定的一切政策都是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譬如，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上，着重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和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他指出，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我们的自给经济愈发展，我们加在人民身上的赋税就可以愈减轻。虽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旦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修养民力。这使根据地人民切实感到共产党才是他们利益的真正代表，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翻身解放，当家做主。
　　正是由于党和人民鱼水情深，陕北人民才对党中央有着深厚的感情，奉献出自己全部的爱。他们宁愿自己吃糠咽菜，也要把仅有的一点粮食送给子弟兵；宁可自己住在露天，也要腾出最好的窑洞给亲人子弟兵住；宁可自己挨打、被杀，也不会向敌人提供任何情报。党中央在转战陕北的370个日日夜夜，在一次次十分危急的情况下，都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一起率领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转战12个县，2100余里，在37个村镇的农家窑洞里居住过。尽管敌人天上有飞机侦察，地上有重兵搜索，外加美国最新式的测向仪监测，却始终找不到中央机关的踪迹。我军常常从敌人千军万马的缝隙中钻过去，常常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山上休息，敌人的大军就在山下，如果有人走露消息或说出中央机关的去向，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正如毛泽东所说：“哪里群众拥护我，哪里就最安全。”为什么?因为党和人民心连心，共同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因而产生了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巨大力量。
　　三、艰苦奋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造就了庞大的人才队伍
　　俗话说“马圈里关不住千里马，温室里养不活万年松”，“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真正有用的人才是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在艰苦奋斗的实践中成长起来的。陕甘宁边区那异常艰苦的峥嵘岁月，一孔孔简陋的土窑洞，一件件补丁垒补丁的御寒衣，一碗碗野菜小米稀饭，就像一座座熔炉，熔化了人们身上的污泥浊水，培养了人们坚忍不拔的性格和乐观向上的情操，锻造了一代代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在延安，党中央十分重视培养干部，把干部教育放在整个教育的首位。毛泽东曾说：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红军长征刚结束，毛泽东就把身边的警卫人员送往红军大学学习，行前毛泽东说：你们是工农红军长征留下来的革命种子，长征结束了，党中央决定把经过长征的干部、战士、伙夫、马夫等，分期分批送到学校轮训培养，将来形势发展了，撒到全国各地，就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毛泽东在抗大第二期学员开学典礼时讲：抗大像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的意识，磨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刺刀，去革新社会，打倒日本!
　　为了提高原有干部的思想水平与业务水平，为了给各抗日根据地输送领导骨干，为了把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培养成坚强的抗日战士，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先后创办了许多中、高级干部学校和干部培训班，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干部，不但解决了边区需要的干部，而且为全国解放培养和储存了大量后备力量。延安培养出来的干部大多数都被分配到前方工作，一部分分赴各个战场，一部分成立八路军随营学校。因国民党对陕北的封锁日益加紧，使外地青年很难通过封锁线投奔延安。为便于招生和分配，抗大等校直接在敌后各解放区开办分校。为了发展和巩固山东抗日力量，中央从抗大、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军政学院、荣军学校抽出一批干部组成东进干部队，去山东工作。1945年党的七大后，延安大批干部开赴东北。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在华北、华中和华南解放区，到处有抗大学员在工作。他们经过窑洞大学艰苦学习、劳动、战斗和生活的千锤百炼，成长为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军政骨干。如抗大学员张露萍，四川崇县人，1937年她仅17岁就投奔延安，1938年4月在抗大第四期女生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秋，党派她回四川，她和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其他六名同志一道，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不久，他们七人便全部落入国民党特务的魔掌，1940年秋被囚禁于重庆“中美合作所”军统特务的监狱之中。张露萍身陷囹圄但斗志坚强，不管反动派如何刑讯逼供，她始终守口如瓶。1944年冬在息烽监狱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4岁。再如，1942年5月反“扫荡”时，抗大总校陆军中学第四队指导员、知识青年杜敬农，带着几个学员分散活动，突然与日军一小部队遭遇，展开了白刃格斗。他用手枪打死几个敌人后，子弹打光了，一个敌人端着刺刀猛扑过来，凶狠地一刺刀捅进他的肚子里，他一阵剧痛，差点仰面倒地，但顽强的毅力使他支撑着自己。他强忍剧痛，用手枪砸向敌人，敌人惊慌地松开了手。他趁势夺过了敌人的步枪，拔出捅进自己肚子里的刺刀，掉转刀刃，用尽平生力气，猛向敌人刺去，当场把敌人刺死。但他也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在同敌人的斗争中，无数抗大学员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战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他们的战斗精神使敌人闻风丧胆。
　　总之，延安的窑洞大学以及各种各样的培训班、训练班，在生活、学习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走出了一批批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为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输送了大量的骨干力量，为各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量的党员干部，为政治理论、宣传教育、文学艺术、财政经济、科技卫生等方面输送了大批有用人才。他们一批批地走进来，又一批批走向全国，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建国初期，各条战线上的领导干部和骨干力量大多是延安培养出来的，大都在陕北住过窑洞、吃过小米，他们明确自己肩负的重任，坚持以俭养德，以廉戒腐，在廉政建设方面有着极强的免疫力。他们在权力面前不放纵，在金钱面前不伸手，在酒色面前不改志，不被世俗的荣华富贵所诱惑，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发挥着领导骨干作用。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页。
　　②[美]约翰·高林著，孙振皋译：《延安精神——战时中美友好篇章》，华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