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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正思想路线任务的提出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延安精神研究课题组编著


  一、提出端正思想路线任务的原因
  20世纪20年代后期,毛泽东率先提出了思想路线的问题。遵义会议后,经过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至1942年2月全党整风开始,他更加明确地向全党提出了这一问题。
  毛泽东为什么要提出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任务呢?
  第一,在对中国革命这个客观问题的认识上,党内还存在着一些分歧,这些分歧妨碍了党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
  党在其成立后的20年间,赢得过巨大的胜利,也遭受过严重的挫折与失败。虽然经过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党分别纠正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和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使党较好地发挥了自己的领导作用;但是党毕竟还没有来得及对自己20年来的若干历史问题和历史经验做深入、系统的研究、总结。党内,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中,在指导思想上还存在着一些分歧。这些分歧从根本上说,就是是否真正认识到和是否真正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是否实行正确的思想路线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党就很难充分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的一致。
  第二,党成立以来,还未能在全党进行比较系统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而面对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广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亟待提高。
  至抗战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已拥有党员80万。这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党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的情况。但这80万党员中,有90%的人是抗战开始后入党的,他们对党的历史和知识知之不多。即便是抗战前入党的老党员,也有一个继续学习和提高的问题。因此,必须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全面加强对广大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党才有可能胜利地打开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第三,从党犯错误的主观原因看,最根本的是思想路线不正确。
  大革命失败后至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不仅遭受了右倾错误的严重危害,而且更遭受了连续三次“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之所以发生这些错误,并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在主观上不想把革命搞好。事实上,在党内,除去极少数的情况外,一些人之所以犯右的或“左”的错误,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思想路线不正确,即他们在观察问题或处理问题时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以主观想象代替客观实际。只不过右倾表现为认识落后于实际,“左”倾则表现为认识超越客观实际允许的可能。1944年4月,毛泽东在《学习与时局》的讲演中讲到1931年至1934年党的历史时就指出:“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该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①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不同的意见,大体上说,“不外乎这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第二,如何组织队伍;第三,如何打法。在这三个问题上发生的分歧中,有一部分同志的意见大体上比较恰当,适合中国国情,比较正确些”,当然“也不是十全十美的”。②他多次强调,在这个时期的伟大斗争中,一部分同志之所以“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是从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③正因为如此,要想从根本上克服各种错误倾向,就必须端正党的思想路线,自觉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从党内斗争的教训看,以往党注重从组织上入手纠正错误,而忽视从思想上解决问题。
  遵义会议前,党内“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④在开展党内斗争问题上的这些缺点,是导致党不能彻底纠正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毛泽东向全党提出端正思想路线任务的重要原由。
  二、端正思想路线任务的初步提出
  大革命失败后至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毛泽东从多方面初步提出了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任务。主要包括:
  第一,针对党和红四军中的一些情况,明确提出反对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
  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指出,红四军中的一些问题之所以发生,原因之一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⑤。他在这里所说的“从远方到来”的“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指的是共产国际的一些脱离中国实际的理论。他指出:“共产主义老的思想和行动总要稍为科学一点才好”⑥,“我们是唯物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而红四军党内近日的问题乃是“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⑦。毛泽东从讨伐一种远方到来的形式主义(即教条主义)错误的角度,已经明确地使用了“思想路线”的概念。同年12月,毛泽东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该决议指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⑧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初步说明了党的思想路线同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说明了党的历史上右倾和“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在这一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为了纠正主观主义,我们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⑨这些论述,为党和红军逐步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及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理论指南。
  第二,写作《调查工作》⑩一文,明确提出“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重要思想。
  1930年5月,毛泽东在《调查工作》一文中尖锐地批评了一些同志“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和对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查,一味盲目执行”的错误,指出这“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11)。他说:“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2)怎样纠正呢?他认为,“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13)。他号召大家“必须洗刷唯心精神”,懂得“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4)在这篇文章中,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已经初步形成。
  第三,发表《实践论》和《矛盾论》,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做多方面的理论论证。
  1937年7月和8月,毛泽东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在这两篇论文中,他对党的思想路线做了多方面的论证。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15),强调“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16)。他还论证了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他从哲学高度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出“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17)。
  三、向全党明确地提出端正思想路线的任务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的《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政治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8)这一命题。他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9)为此,“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20)他提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21)。这实际上是对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作出了全面的、明确的论证。
  同年5月19日,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为标志,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正式开始。《改造我们的学习》是一篇对于启发党的干部端正思想路线的非常重要的报告,原因如下:
  (1)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22)这对引导党的干部认识党的历史的主线,并紧紧围绕这条主线,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提高党的自身建设的能力和水平有重大的意义。(2)报告尖锐地批评说:“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23)这对警醒党的干部充分认识在学习问题上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是个有力的促进。(3)报告不仅第一次对“实事求是”这一古语作出了完整的、科学的解释,而且着重地论述了应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24)(4)报告阐明了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问题同党性问题的关系。报告强调,对共产党员来说,实事求是,“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作风”。而主观主义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25)
  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向党的干部吹响了纠正主观主义错误、端正思想路线的进军号。
  同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26)
  1942年2月1日,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所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为标志,全党整风正式开始。毛泽东在报告中向全党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任务。针对教条主义错误,他特别指出:“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27)
  为了使全党充分认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指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28)党的学风问题,即党的思想路线的问题。在整风运动中紧紧抓住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这一中心内容,对提高全党普遍树立起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自觉性,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8~939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2~293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1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8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0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4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85页。
  ⑩1964年,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选<甲种本>》(人民出版社出版)时,作者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和个别内容上的补充,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1991年6月编入《毛泽东选集》第2版。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
  (1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
  (1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
  (1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109、115页。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1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1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页。
  (1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1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2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9页。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7页。
  (2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5页。
  (2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页。
  (2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页。
  (2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
  (26)《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4页。
  (2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
  (2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3页。
  

论延安精神/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延安精神研究课题组编著;有林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