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韩伟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党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历来坚持人民的观点，尊重人民的创造性。毛泽东同志在一次次对历史与现实的思索中，找到了社会发展的关键，确信人民群众决定历史进程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曾经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①习近平同志与全国劳模代表座谈时则指出：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开创我们的美好未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在革命战争的年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甘当人民公仆，全心执政为民。党将群众路线、人民观点贯彻落实在各项工作当中，善于将群众的意见搜集起来，积思广益，作为制定并改进政策的参考，作为推动政策落实的力量。因此，党群关系的重要性正是党从革命战争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实践中认识到的。延安时期，虽然曾经历了财政经济的极端困难，但却是党群关系极为和谐融洽的一段时间，并且留下了党践行群众路线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
　　一、背景
　　延安时期，正处在抗日战争日趋紧张的时刻，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不仅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更对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实行了军事封锁措施，以重兵包围设置了五道封锁线，再加上1941年以来的严重自然灾害，边区的财政经济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边区政府一度还给部队每人每天发菜金5分钱，粮食1.5斤。这点菜金，买了菜就买不了油盐柴火；买了油盐，就买不了蔬菜，肉更吃不到，被服供给也很困难。当时很少见到一个衣裳不打补丁的干部战士；子弹袋破烂不堪，只好把子弹装在挂包里；有的夏天穿棉衣，冬天穿短裤，有的打赤脚在雪地上操练，有的连破烂的皮带、裹腿也没有。②但是，这些内外困境，不仅没有影响到一直以来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密切关系，反而在共同生产劳动、艰苦奋斗的历程中，更加强了党群之间的血肉联系。在大生产中，通过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物质、财政的困难得到很大的缓解。1942年7月，从重庆返回延安的董必武见此情景，特意作诗一首，他写道：“咬得菜根无别异，看将桃叶与君同。十年生产食先足，一瞥延安乐已融。”③正反映了陕甘宁边区这一时期的变化。
　　同时，党更清醒地认识到，不仅是边区需要渡过暂时的难关，党更肩负着团结抗战的责任，而要实现抗战建国的事业，必须要发动民众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埋藏在下层的广大人民群众中，这更需要深入贯彻群众路线。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形成了更加融洽的党群关系，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党员群众心手相连、同甘共苦，为着团结抗战、共创幸福生活的目标一起努力。边区生产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人民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建成了闻名于世的“边区模范政权”“只见公仆不见官”，被外国记者及来访者称为“远东民主的种子”“未来中国的希望”。陕甘宁边区这一切成就的取得，均源于党一贯坚持的唯物史观与人民观点，源于党艰苦奋斗的作风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对于群众路线的正确认识与认真落实。可以说，党与人民群众的深情厚谊、血肉联系，正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年代，在同甘共昔的奋斗历程中铸就的。
　　二、做法
　　正是因为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党在革命与建设时期都十分重视践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建立密切的党群关系，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延安时期密切党群关系、践行群众路线的主要经验是：
　　艰苦奋斗的干部作风拉近了党群距离。延安时期，党员干部发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人民公仆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工作。1941年，边区主席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党员干部和老百姓食宿在一起，劳作在一起。草鞋、背包、粗衣薄被，尤其是在边区经济已经改善的情况下，政府工作人员仍然是每天一斤四两小米，七分钱柴菜，每月一元或两三元的津贴，还常常几个月不能按时发。如果说过去在战争中生活，一切不能不简单，而现在则和平的环境物质较丰，然而我们工作人员没沾染一点旧气，抱着“勤劳在先，享受在后”的一直奋斗到革命成功的信念。有些绅士们经过我们县长几次“说情婉拒”“进贿严拒”之后感叹起来。有些劳动人民见我们生活太苦，说：“你们为何不派点款，难道你们最低生活我们都不能负担?”有些外来参观者，实地看了这些情形，才恍然说，“天下竟有这样的官”，以至于官民之间全无隔阂。④客观而言，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陕甘宁边区，经济社会还十分落后，人民群众的生活十分艰难，连年战争、天灾，加剧了生活的艰辛，更不幸的是，地方军阀横征暴敛，更加剧了民众的痛苦。马文瑞回忆说，地方官府经常逼粮催税，土豪劣绅压榨老百姓，讨租逼账，横行乡里，贫苦农民终年劳作得不到温饱，遇到灾荒年馑，只得以树皮、草根、观音土充饥，卖儿卖女，冻饿死人的事屡见不鲜。⑤共产党、八路军来到陕甘宁，不仅一改旧官僚作风，还坚持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全心为民的干部作风，很快就树立了党和政府廉洁勤政爱民的良好形象，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拉近了党员干部与群众的距离，从而密切了党群关系。
　　党员干部的民主作风密切了党群关系。延安时期，各级党员干部坚决摒弃了旧的官僚主义习气，贯彻民主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虚心接受群众的各种批评建议，并作为改进工作的动力。1944年，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工作总结中讲道：倘若我们不继续密切联系实际，向群众学习，而让官僚主义的残余复活以致生长起来，我们就会不能继续前进，就会倒退，不能贯彻政策，完成任务。边区副主席、民主人士李鼎铭也说，能不能做到首长动手，主动与群众结合，是区别领导作风好坏的关键。凡是首长负责与群众结合，丢掉了官僚主义的地方，就有生气、有办法、有创造，一切都日新月异。反之，高高在上，缺乏群众观点，不调查研究，不向群众学习，这些人就是在做官，而不是在做革命的领导工作。
　　经过精兵简政与整风运动后，各级领导的作风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淳耀县的县长刘永培，大量移民，创造白源村，创立田云贵合作社，发展挑铸原妇纺，等等。在调动工作时，老百姓都拉着他，不许他走。党员干部的民主作风还体现在对各种不同意见的包容上。1941年10月，在米脂参议会上，参议员对政府工作展开了热烈的批评，城关县批评政府“官僚习气重，工作不够深入”。这些意见及时被反映到党和政府，促进了工作的改进。在征粮工作中，党员干部发扬民主精神，努力做到合理公平。1942年，庆阳合水讨论征粮，发扬民主力求公平。在调查征收的过程中，尽量发挥参议会民主作用。调查以后，先由乡征委会讨论，初步确定数目，再交乡参议会评议，讨论通过最后数目，然后在自卫军大会上宣布。群众对此感到非常公平，不自觉增加了对政府的信任。边区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得到了大多数贫农的支持，然而在具体执行中也使包括中农、富农的一些土地出租户遭受了损失。《解放日报》1942年4月5日特意刊发了一篇群众来信，题目是《我要加租》：“现在一垧川地(菜地)的收益，至少值三千元以上，我要向佃户收回，佃户不肯。要加租，又不肯，向边区政府交涉，也没有结果。放着自己的土地，自己却不能使用。”⑥这样十分尖锐的不同意见不仅得以发表，而且还附上了耐心的法规政策解释，及时打消了群众的疑虑。正如林伯渠总结的，边区的一切政策是为人民大众，作风是依靠人民大众的，按照这种精神办事，所以获得伟大进步。党员干部的民主作风，与旧军阀、旧官僚的横行霸道形成鲜明的对比，增加了自身在群众中的公信力，也调动了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可以说，群众路线的落实，正是因为党坚持奉行民主包容的干部作风，增进了与民众的亲和力，加强了党群关系的密切联系。
　　高度重视基层一线群众工作。党的群众路线要求重视基层工作，密切党员干部同农村、工厂一线的群众的联系，这是群众路线的本质要求。大生产运动以来，陕甘宁边区政府要求各级党员干部都要深入工作生产一线，自己动手，与群众密切结合，与基层工作人员一起工作。在赵占魁运动中，各主管部门领导亲自深入工厂，普遍检查与整理，使得产量大为提高，生产成本降低；在除奸反特工作中，保安机关实行首长负责制，自己亲自动手，人人起来负责，形成了普遍的群众防奸运动，而不是单纯地依靠保安机关的少数人员，从而大大提高了除奸反特的工作成效。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以至于当时的青年都十分热衷于到农村、工厂等基层一线，到与群众最近的地方去工作，甚至出现了对机关、技术等类型工作的抵触，认为到机关就没有贯彻“群众路线”。边区政府高度重视基层政权建设，在基层民主中贯彻群众路线。1942年《解放日报》发表了社论《乡级政权的基本任务》，社论认为：“乡级政权机关是和广大人民有着最直接的关系的，过去乡村政权机关大部分的工作是动员工作。在今天边区相对安定的环境中，应当争出更多的力量，来组织人民生活，并且要贯彻民主的作风，把广大人民吸引到政府的活动中来。”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紧密关系正是在扎实、有效的基层工作中得到巩固，群众路线在基层也得到更好的落实。
　　发挥英雄、模范人物的桥梁作用。全面践行群众路线，不仅是党员干部的应有行动，更离不开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延安时期，为了带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革命和建设的中心工作中，党充分发挥了劳动英雄和模范人物的桥梁作用。党对于各级干部脱离人民群众保持高度的警惕，始终强调党员干部要深入联系群众，为了加强这种联系，党十分注意发挥劳模人物的桥梁作用。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是生产运动中和各种工作中直接产生出来并为群众深深信任的人物，党制定政策方针需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党的政策也可以通过他们变成群众的实际行动。1942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在民主政治实践的基础上，又连续召开了两次劳模大会，并邀请劳模代表列席边区参议会，拓展了劳模在参政议政中的作用。在民主选举中，有一个名叫刘金娥的普通家庭妇女当选了参议员，当地的群众评论说：“选举中，什么都是由代表自己决定，选出自己最敬爱的人。刘金娥是妇女中的模范，就当选了参议员。”这些劳动英雄、行业模范当选参议员后，工作积极性非常高涨，一位当选参议员的普通工人说：“我们工人也能当选参议员，工人们的地位是真正提高了。今天我们生产是为了抗日，为了大家。只要有吃有穿，工作更加重些，我们也愿意。我当了参议员，应该替工人谋利益，应加强工会工作，和工人生活密切联系起来!”通过劳动英雄、模范人物的中介桥梁作用，更好带动了社会各阶层民众参与到革命与建设事业中来，党和人民群众的交流变得更加顺畅，党群关系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三、结语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相对弱小，陕甘宁边区也面临内外压力，因此，党提出和贯彻群众路线，既是基于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科学认识，同时，也有物质条件制约下的客观需要。世易时移，当下中国的经济、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显著的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然而，中国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没有变，党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和谐关系没有变，因此，延安时期密切党群关系、践行群众路线的宝贵经验值得今天深入学习并继续发扬。国家富强了，清正廉洁的干部作风仍需要继续保持并弘扬；法制健全了，但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情怀绝不能少；政务规范了，但务实的工作方式更应得到提倡。党在陕甘宁边区践行群众路线的历史经验也充分证明：只有紧紧联系群众，充分相信群众，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与原动力，才能实现国家富强、社会发展、人民幸福的伟大目标。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
　　②房成祥.陕甘宁边区革命史.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168.
　　③董必武.董必武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16.
　　④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三辑).档案出版社，1988：173.
　　⑤马文瑞回忆录.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9.
　　⑥“我要加租”.解放日报，1942-04-05，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