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西安事变 > 追忆广角
 
 
  


西安事变时兰州的情况

周达夫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上旬,蒋介石到陕西临潼暂住。他认为东北军、十七路军“剿共”不力,拟在西安召集一次军事会议。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甘肃省政府主席兼陕甘边区总司令于学忠均奉召前往参加。绥署职务由参谋长章亮琛代行,陕甘边区总部职务由参谋长刘忠干代行,省府职务由我代行(我当时任省府委员兼秘书长)。西安事变突然发生,我们事前毫无所知,没有思想准备。
    十二日下午,省府举行财政会议,由我代为主持。财政会议正进行间,边区总部参谋长刘忠干来了,要马上和我见面。我说:请到秘书处稍坐,马上就去。”我回到秘书处,未等坐下,刘即笑着对我说:“四安发生事变了。”随手拿出电报给我看,电报主要内容是:“今晨—时左右,张副司令和杨虎城主任共同率领东北军、十七路军向蒋委员长实行兵谏,提出八项主张,已将蒋留在西安,并对在西安的中央军政要人限制自由,希即将胡宗南部的两团、绥署特务营及与军统有关的部分警察解除武装,对重要人员要限制自由,结果如何,盼电复。于学忠文印。”我看手表已是下午三点多,问刘怎么办?刘说:“各师长不在兰州,各师参谋长、部分团长及总部各处长都在那边聚齐了,就等你去和大家共同研究决定。”我和他马上到总部。这时张、杨通电已到,刘宣读一遍,接着说:“人都到了,大家谈谈吧!不过时间紧迫,希望越快越好。”有人说:“周秘书长意见怎样?”我说:“听刘参谋长讲,大家都表示遵照电令执行,我完全同意,不过这是件大事,往好说是革命,往坏说就是造反,我们做起来要快速,也要周密,我对这类事还未经过,是否应有个具体部署,便于顺利进行。”说到此,大家哈哈一笑。这时,参谋处处长张熙光说:“对,对!应有个具体部署。”大家研究出来一个初步意见:(一)一一三师以足够兵力解决驻东校场的胡宗南部蔡、徐两团;(二)一一八师以一部兵力解决绥署特务营,另以一部兵力解决与军统有关的部分武装警察;(三)一一八师以适当兵力在城关内外巡逻,维持秩序,保卫全城治安;(四)将绥署高级职员暂集一处,照常待遇,限制自由,保证安全;(五)请周秘书长与邓宝珊军长联系,把该军部守卫今晚撤到大门以内,避免误会;(六)对兰州军统头目、警察局局长史铭加以看管,由省府设法办理;(七)白天行动诸多不便,拟在晚七时开始行动;(八)对电台和电报局,由本部派人监视;(九)各师参谋长及部分团长都已参加了这个会议,本部不另行文;(十)开始行动后,各部队要随时向本部报告情况,并请刘参谋长与周秘书长切取联系,使军事与行政两方面协同动作。“刘忠干对我说:“这是初步意见,你看妥不妥?”我说:“很妥,省府方面应做的事我一定照办。”刘说:“大家意见一致了,现在时间很紧,各部队还须准备,我们就这样定下吧!情况如有变化,再临时商定。” 
    散会后,我对看管史铭问题颇费脑筋,公开办吧,恐影响市面,办慢了又恐达不到目的。不得已我就找电务员做个假电报,内容是:“兰州于主席,据确报兰州警察局局长史铭有重大违法事情,着即看管,听候查办。”另找四个便衣警卫坐在办公室的外间,把任务和做法交代明白,主要在于解除史铭的手枪并进行看管。安排好以后,我在电活上约史铭午后六时来我外。史到时来了,我请他喝茶抽烟。接着说:“请你来是为了商量一件想不到的事,今天接西北总部一封电报,我感觉愕然。”随手把电报拿出来给他看,史看后面色灰白,表现恐惧之状。我说:“我们干工作的不免碰到这类事情,就来电看,并不是就认为是事实,还须进行调查,经过调查,皂白自可分明。现下主席公出,就省府来说,不能不遵照电令处理,我想请你在后花园四照楼暂住几天,下一步请西北总部核示。”史说:“同意,请秘书长关照吧!”我笑着说:“你是省会警察局长,若说你有问题,我们省府也不得辞其咎!”话说到此,我向外屋一转,两个警卫进来就把他的手枪下了,随即送到四照楼。 
    把史铭看管了,我就和邓宝珊通电话。邓兼省府委员,平常过往较多,谈话亦较方便。我说:“现在南京西安两处电台都不通,有线电报也不通,你知道不?”邓说:“不知道,奇怪,奇怪!”我接着说: “边区总部为维持城关治安拟派部队一部通夜巡逻,自晚七时开始。同时希望各军政机关把守卫撤到大门以里,以免发生误会。”邓说:“好,好!应该这样办。”我说:“你对这办法认为可行,那么,就请通知贵军部一下。”邓说:“一定照办,马上就办,请放心,以后情况还请随时告诉我,千万,千万!”
    以上两件事办完,并通知刘忠干。此外还把张、杨通电内容及边区总部准备对绥署特务营、胡部两团进行缴械情况向民政厅厅长刘广沛当面—淡,使他有个思想准备。因为事关军事行动,对其他人就不便谈了。
    晚七时到了,东校场方面枪声大作,忽而小些,忽而大些,连续未停。九时许,我在办公室接到刘忠干来电话说:”绥署特务营,与军统有关的部分武装警察均已被全部缴械。胡部两团已解决了大部分,尚有少数进行抵抗,正在围缴中。绥署参谋长章亮琛、秘书长翁燕翼、副官处处长杨伟、军法处处长何晓宣等均已来下水巷我们宿舍,集体而居,待遇照常,只是限制自由。军需处处长王式辉不和他们在一起,尚未找到。”十二时许,刘又来电话说;“胡部两团已全被缴械,城关内外,秩序安定。所缴枪械、弹药及其他军用品均分别责成专人在原地妥为保管。”军事行动开始以后,我又用电话把西安发生事变,张、杨通电的主要内容,第五十一军奉命在兰州采取的军事行动等,告诉了邓宝珊。邓说:“如有新情况,还请告诉我。”
    十三日早六时,我到边区总部和刘忠干见面。据他说,在围缴过程中,双方都有伤亡,比较起来,胡部较多,计有二十来名受伤,十来名死亡,死的当中并有蔡、徐两个团长。缴械前,本想能不杀伤就不杀伤,不料一开火士兵就眼红了。蔡、徐两团长带一部分人抵抗,因此越打越来火,加以这两个人都是黄埔军校出身,有“黄马褂”之称,我们土兵对他们素无好感,所以演成流血惨剧。我和刘商量了省府举行紧急会议的事,打算在会议上把西安事变和昨夜的情况提出报告,对目前应办的事也提出讨论,刘表示同意。
    同日上午十时,省府举行委员会议。出席委员有:邓宝珊(兼新一军军长)、张维、喇世俊、刘广沛(兼民政厅厅长)、陈端(兼财政厅厅长)、田炯锦(兼教育厅厅长)、许显时(兼建设厅厅长)和我。列席人员有:高等法院院长、高等检察院检察长。临时特邀人员有:边区总部参谋长刘忠干、省教育会会长、省商务会会长、《甘肃日报》社社长及省直属机关负责人等。这次会议由我主持,宣布开会后,首先说明举行紧急会议的原因,随即宣读张、杨通电,并介绍蒋及随从的“中央”各军政要人被留在西安的情况。其次,请刘忠干介绍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奉令对胡宗南部两团、绥署特务营及与军统有关的一部武装警察进行缴械的情况。对绥署高级职员及兰州军统特务头目、警察局局长史铭暂行限制自由和待遇办法,也分别由刘忠干和我加以说明。到会人员听完后,都感到事变来得突然,但对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却表现出共同的愿望。我根据兰州当前的实际情况提出下列几点意见:(一)省会警察局局长史铭暂被看管;(二)在围缴过程中,双方均有伤亡,拟由省救济委员会和双方负责人共同商定救济办法,并推省禁烟局副局长周某参加这一工作(周是湖南人,对胡部官兵熟人不少,能做联系工作);(三)“中央”在兰的一切机关,在大局未定以前,所有收入不向“中央”报解,一律存中央银行甘肃省分行。经大家讨论后,通过。
    是日下午三时,邀请在兰的国民党中央机关负责人开会。到会的有:中央银行分行行长、农民银行分行经理、西北电政管理局局长、兰州电报局局长、兰州邮政局局长、无线电台台长、西北盐务局局长、甘肃烟酒印花税局局长、洮惠渠建筑工程处主任工程师等等。开始时,我首先向他们介绍下列几件事:(一)张、杨通电及蒋和“中央”各军政要人被留在西安的情况;(二)东北军奉令围缴绥署特务营、胡宗南部两团及军统特务有关的一部分武装瞥察情况,(三)省府委员会议决定的应变措施。最后,要求在大局未定以前,“中央”在兰机关所有收入不向“中央”报解,一律存中央银行甘肃省分行。关于业务方面,希望照常进行,不可自相惊扰,遇到困难问题,可随时商办。他们表示一定照省府的决定去办。
    十四日上午九时,用省府名义邀请地方绅耆和知名人土开会。到会的有:杨思、水梓、裴建准、范禹勤、王廷翰、邓春膏绊二十多人。另有马步芳、马步青、鲁大昌、杨子恒等部驻兰的办事处处长等也被邀到会。我首先介绍西安事变情况。其次,介绍兰州的变化和省府委员会议决定的紧急措施。大家听到各方面目前情况后,有人说:“日军进犯,由东北而华北,由华北而步步进逼,时急势危,万不可再有内战啦!”有人说:“共产党在八月间已表示愿与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杨通电的主要意思也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对蒋委员长并无危害之意。这就看南京和蒋委员长的态度啦!”各部队驻兰的办事处处长也都表示一定把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向他们的长官报告。
    十四日下午一时,教育厅厅长田炯锦召集各学校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约一百多人在教育厅开会,我去介绍了西安事变和兰州的应变措施①。
    十三、十四日两天全市情况最为紧张,通过大小型会议,《甘肃日报》每天报道消息,人心趋于安定。只是有一部分人疑神疑鬼,逃避隐匿。经过调查,这些人当中,绝大多数是军统、中统特务分子,或者是与军统、中统特务有关的外围分子。另外就是国民党各级党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
    十五日以后,市面趋于安定,只看大局的变化。十七日张学良来电说,天津《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明日飞兰访问。当派秘书处科长范兴伯于十八日上午八九点钟到飞机场迎接,送到省府招待所住下。上午十一时范长江来省府秘书处和我会面。我把十二日夜间围缴经过及全市安定情况介绍一番。他听了哈哈大笑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外边谣传很多,或说兰州秩序太坏,市民纷纷逃走,或说两军对立状态还未解除,总之没有好话。这么一看,恰恰与事实相反。”我说:“请你从各个方面访问一下,真相就自明了。”下午他开始访问,见到了一些有关人士。临走前,我到招待所送他,他说:“我的访问结果和你所谈的大致相同。”二十日前后,天津《大公报》第一版上披露了范长江访问兰州的一篇文章。内容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
    十八日以后,局势忽而紧张,忽而和缓,这种紧张与和缓是由南京和西安情况的变化而引起的。当南京何应钦一派大喊大叫“要下讨伐令,要用大量飞机轰炸西安”的时候,西安紧张,兰卅也紧张。当宋美龄、宋子文、端纳飞到西安的时候,西安和缓,兰州也和缓,总的趋势是由紧张渐趋于和缓。
    在这一时期,于学忠往来于西安、兰州之间,一面安排甘肃工作,一面参加西安各种会议①。二十五日晚间,忽然由外国广播中听到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飞往南京的消息,我们将信将疑。夜间果然接到西安电报说,蒋已完全接受八项主张,张副司令亲自护送到南京。二十六日飞送来影印的张学良亲笔信两件;一件是致杨虎城和于学忠的,大意是:蒋委员长已接受我们的八项主张,弟亲自护送回南京,所有军政事宜,请两兄共同主持,特此奉恳。另一件是致各部队长的,大意同前,只加上“希服从杨、于两兄指挥,团结一致,共济艰危”宇样。
    二十六日下午,省府召开委员会议。我首先报告:“蒋委员长已接受张、杨八项主张,张副司令亲自护送到南京。”其次,提议:(一)事变期间,“中央”在兰各机关的收入一律照原系统上缴,恢复常态;(二)兰州警察局局长史铭恢复自由,仍停止职务。以上经讨论后通过。边区总部也于同日将绥署高级职员送回,所有收缴的枪械、弹药及其他军用品,一律按原单位发还。 
    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京的消息公开以后,在东北军和兰州各界人士当中,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东北军的官兵对张的指示一致表示拥护,但对送蒋回京,看法颇有分歧。有的说;“扣蒋是大事,放蒋更是大事,蒋介石为人一贯不讲信义,这样放回,后患堪虞。”有的说:“张、杨和中央已经团结合作,放蒋一着必是考虑成熟,一定有把握,不然,哪能这样放呢?”兰州各界人土谈起此事,有些人认为是奇事,也是好事。他们说,蒋接受张、杨八项主张,张亲自送蒋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从此内战停止,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敌对多年的国共两党也捐弃前嫌互相合作了,这真是“否极泰来、转危为安”的时候。市民方面,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便奔走相告,喜形于色。过了几天,张学良未回西安,接着就听说蒋介石自食诺言,将张学良扣押在南京。一九三七年一月,于学忠回兰后我们才知道一些经过详情。
    张学良被扣以后,东北军失去重心,内部团结松懈,蒋介石、何应钦等以处理东北军善后为名,乘机派员纷纷向各军进行分化工作。来到兰州的是陈贯群。陈是日本土官学校出身,与蒋介石、何应钦一度有同学关系,他又是于学忠旧部,曾任五十一军一一四师师长,当时是南京军政部参议。陈在兰州住了几天,他对于所谈何事,我未与闻,但是陈去后于的态度始终未变。何应钦送来电报,大肆拉拢,其目的在于分化和瓦解东北军,其手段则是威逼利诱,有软有硬。
    二月间,蒋介石为处理东北军善后事宜,调东北军各将领到南京开会,于学忠去了南京。蒋用“边拉边打、有软有硬”的诡计,拖了一个多月,最后发表于学忠为江苏绥靖主任,绥署设在淮阴。调五十一军进驻蚌埠、宿县、淮阴一带。派贺耀组代现甘肃省主席,调中央军某师进驻兰州,东北军其他各军也同时分调各地。会议完了,于学忠回到兰州,为日不久,又去南京。
    五个一军奉令后,即开始准备,中央军某师到三月末才来,五十二军移交防务后,拟于四月初向东开拔。
    四月下旬,我因病离开兰州。事后听说,贺耀组于五月中旬到兰接任。
    ①据一九六一年甘肃省政协委员王新潮提供的材料:“当时国民党甘肃绥署军需处处长王式辉,平时克扣军饷,参议杨继尚是特务,第五十一军官兵恨之入骨,十三日在杨宅找到,当场打死。”——编者
    ②据王新潮一九六一年提供的材料称:一九三六年十三日“在兰州大中学校成立了抗日救亡联合会,并于街头张贴标语,宣传八项主张以及抗日救亡之意义;勒令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民国日报》及甘当省政府《西北日报》停刊。”——编者。
    ③据王新潮一九六一年提供的材料:“当时兰州进步人士周建议;要停止国民党活动,动员群众抗日救亡,释放政治犯等,于学忠对周说:‘我们反蒋不变色。’这些建议未实现。”——编者。
   


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
 
您是第 位访客!

版权所有:陕西省文化厅主办“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陕西省分中心
Copyright 1998-2011 www.snwh.gov.cn All Rights Reserved
陕西省图书馆维护 | ICP备案:陕ICP备10200749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