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八旅旅长黄永安投蒋经过
罗文光
东北军炮兵从九一八事变后，数次缩编，由三旅九团减到两旅四团，武器弹药，马匹装备等只有消耗，没有补充。经费方面，以炮八旅所属的两个团来看，一是属东北军系的炮十二团，没有一切行军伕杂等费，使用是一等骡马，领的是三等马干；另一个属“中央”系拨来的炮七团，则应有尽有，他们是野炮团，使用三等骡马，竟领一等马干。这种待遇不平等，表现了亲疏之分。
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在西安王曲镇开办了军官训练团，抽调所属部队中少校以上军官受训。我是第三期的学员(原部队驻洛阳，任独立重炮十七团第一营营长)，在受训期间，听到的训话、演讲、授课和同学们的话，都是主张一致抗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炮八旅参谋处处长王斛对我说：张副司令在西安把蒋介石扣了，并嘱咐我保密。黄永安旅长已接到张副司令密电，他接到电报后，急趋洛阳军分校见祝绍周，将张副司令的密电指示向祝绍周告密。十二日晚饭前，他召集团、营长会议，地点在旅部会议室。
当时东北军驻洛阳的炮八旅直属野炮两团，即炮七团(中央拨来，不驻洛阳)和炮十二团(东北军)。炮十二团团长徐德庸、副团长王銮廷、第一营营长齐长生、第二营营长张兴华、第三营营长李春生。旅长黄永安(号大定)，参谋长刘炳寰，参谋处处长工斛。另有独立重炮第十七团(东北军，直属军政部)团长叶筱泉、剐团长步凤翔、第一营营长罗文光、第二营营长韦献琛、第三营营长孙中元。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旅长黄永安、团长徐德庸、叶筱泉、营长孙中元、齐长生、张兴华、李春生、罗文光、韦献琛。首先由黄永安发言，他说：“昨接西安来电，张学良劫持蒋委员长，这是叛逆行动，我们不能服从乱命。”当时，齐长生营长质问：“那么中央命令我们打西安，我们打不打?”黄答复说；“中央命令打就打。”张兴华立即应声，表示拥护旅长的主张。徐德庸团长说：“我们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培养的，打西安对不起副司令。”接着就痛哭流涕。叶筱泉团长只是用手帕拭泪不发言。黄永安再次发言，劝我们要明大义，不能听从乱命，还要权衡利害轻重，我们携家带眷，有老老小小，打起来就要作毫无意义的牺牲。我们没有步兵援助，不能单独作战，且只有两个团，兵微势弱。四面八方都是中央军，我们携家带眷怎能突围。目前西安的情况还不十分清楚，我们只有严加警惕，不要妄动。我不会给大家亏吃，我负责大家老小的安全。李春生营长说：“四面都是中央军，还警备什么?对谁戒备?”我接着说：“事已至此，旅长确能保证安全无事吗?”黄永安说：“大家可以放心，我当然要保证安全无事。”
散会后，我们几位营长步行出旅部大门。有的说：不忍心对张副司令背叛，明天请假不干啦!有的说：看情况待机而动，我决不束手待毙，到时候咱再调炮头。
十二月十三日，旅长黄永安下达命令，将团长徐德庸、第一营营长齐长生、第三营营长李春生，以不服从命令撤职，遗缺以参谋长刘炳寰任团长、参谋处处长王斛升任参谋长。以第二营营长张兴华升任参谋处处长，以连长田玉佩、谭某升任营长。同时并将十二团缴械，所有炮、弹及马匹送给第四分校，以此表示坚决服从中央。即如此，黄永安也不过换来了一个中将旅的职位。当时，他未敢迫令十七团缴械，表明他还是有所顾虑的。
十二月十二日，洛阳第四军分校教育长祝绍周，首先将其军士大队长赵云飞软禁，继而将有关东北人士和东北军的军官一律加以软禁或监视。在军校内，凡由东北军送来的学员，学生也不例外，当时在洛阳及军分校就有数以千计，但群龙无首，只有听之任之。也有些学员或学生由于和东北军的长官关系较深，便暗中逃回西安原部队。
十二月二十五日，听说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下午，接着通知，官佐集合迎接委员长。驻洛阳的四分校和陆空军官佐，整队于西工路旁。不久，一架大型飞机降落西工机场。转瞬间，数辆汽车相继而过。次日，又欢送蒋介石偕宋美龄乘机起飞，随后张学良也乘机起飞了。在张座机起飞前，先有两架深绿色的战斗机保护，随后又有七架战斗机尾随飞行。我们在地上瞭望望，心中忐忑不安，意识到张副司令此去是凶多古少。
抗战开始后，黄永安由中将旅长调为一战区炮兵指挥官，再调为军委会中将高参，最后跑到台湾成为一个无聊的闲员。
* 作者时任炮八旅十七团第一营营长。——编者
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