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做的几件事
孙铭九
派高福源回苏区联系
高福源是东北军六十七军一○七师六一九团团长。一九三五年十月下旬，他率所部在陕北甘泉以南的榆林桥镇被红军打垮，高福源被俘。他在中国共产党优待俘虏政策的感召下，抗日爱国思想有很大提高，主动请求放他回东北军去做劝说张学良的工作。中共批准了他的请求，并对他说：如劝说有效，张有诚意，红军可派正式代表与张谈判。高遂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初在红军的安排下，回到甘泉。
当时，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驻在洛川。驻甘泉的是一二九师所属部队，师参谋长张文清，是高在沈阳东北讲武堂的同学。通过这个关系，由张文清派了高的另一个同学佟道(佟铁肩)一同去了洛川。先由佟道持张文清与军参谋长长赵镇藩的信取得联系，然后与军长王以哲会面，说明了来意。这时，也正是张学良被蒋介石逼迫打共产党感到无出路，感到东北军有被消灭的危险，因而叫王以哲在前线设法与红军沟通关系之时。因此，张学良接到王的密电后，就于次日亲飞洛川与高会面。
高把李克农给张学良的信交给张后，便向张报告了自己被俘后的感受和建议，转达了中共中央对张的愿望。张接受了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遂于一月十六日重派高福源持函返回红区，约请中共代表来洛川晤谈。
在洛川与李克农会晤
高福源返抵瓦窑堡后，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去会张学良。二月中旬，双方电台叫通，取得联系。同月二十一日李率随员四人，由高陪同去洛川。出发前，中共中央将行期电告了张学良。李克农一行于二月二十五日到达洛川，先由赵镇藩接待，同时电告张学良。张指示王、赵妥为招待，并可先商淡停止前线敌对行动方面的具体问题，根本问题则待张亲自来商谈。为了防止走漏风声，王、赵把李等人安排在一深院里，外人概不得入内。
张学良于三月三日由南京飞回西安，三月四日，即飞往洛川与李克农会晤。在此之前，由六十七军王、赵二人与李等先达成了停止前线敌对行动的口头协定，约定俟双方批准后，于三月五日同时秘密下达。
这个口头协定的内容大概有：
一、双方同意一致抗日。相约双方毗邻区(包括陕、甘边区和其他有接触等防区)互不侵犯，各守原防。
二、红军同意恢复东北军六十七军在甘泉、鄜县、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和通商活动。
三、延安、甘泉两城现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采购。红军为便利友军，准许当地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运送粮柴进城出售。
四、恢复双方地区的通商。红军可经洛川、鄜县办货，六十七军有保护之责。为掩蔽耳目计，红军穿便衣活动。
五、红军同意被围在甘泉达半年之久的六十七军两个营换防，不加阻挠。
张学良亲自与李克农的会晤是在夜间秘密进行的。王以哲和赵镇藩参加了会谈。事后听说这次会谈经过情况很好。对尔后张学良联共抗日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学良在这次会晤时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什么不包括蒋介石在内?
二、敌强我弱，如何抗日?能否取胜?
三、红军既要抗日，为何不由宁夏向察、绥接近前线，此路既与外蒙国际路线相近又是阻力较小的地方，反而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而遭阎锡山的阻挠呢?
四、双方如何设法与苏联联系，以取得国际的援助?
李对张所提的问题除第三项末作过多的回答之外，对其他各项都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最后，双方达成了全面停战的秘密协定，并解决了当时存在于双方之间的一些具体问题。其主要内容有：
一、红军撤离自西安到肤施(延安)公路两侧五里以外，保障该公路的交通安全。
二、东北军给红军一部分枪支、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品等。
三、对李克农关于抗日问题的分析，张学良表示同意。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包括蒋介石在内，张有不同的看法。张提请由中共再派出全权代表与张面谈一次。地点在肤施，时间由中共决定。张希望最好能亲自一晤毛泽东主席或周恩来先生。
四、请中共方面派出代表常驻西安，以便随时商议解决抗日的问题。
五、双方各派出国代表，分道争取国际援助。张负责派代表去新疆与盛世才联系，商洽假道问题。
这次会晤商谈于三月五日结束。六日，中共中央给李复电后，七日，李等即离开洛川，东渡黄河去山西前线。
我在事后与张学良的接触中，略知一些片断情况。张对这次会谈是十分满意的，对取得的成果是兴奋的，据张当时对赵镇藩说：“老赵，我是趸销，不是零售啊!”从此以后，张学良对联共抗日更加积极了。
在延安与周恩来会谈
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在肤施城内一个天主教堂附近的小院落中，张学良与周恩来秘密会见。随张去延安的有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我，当时我是张的随从参谋。我们都穿便军装。另外一位是刘鼎。
周恩来当时是从离延安东北约二十里的川口来的。随他来的有李克农。
会晤于四月九日晚上进行。参加会谈的有：周恩来、李克农、刘鼎、张学良、王以哲。我在门口守卫。
四月九日那天，我们的飞机从洛川起飞，张学良和刘鼎坐在驾驶舱里，王以哲和我坐在客舱里。下午，飞机在延河边上新整修的简陋机场上降落。下机后，我们就去那个小院子等待中共代表的到来。我在门口等候到傍晚，才迎接着五位客人鱼贯进入院中。其中有一位长着大胡子，目光炯炯，事后知道，这位就是周恩来。开始会谈后，我在院中守卫。
这次会谈的内容，在以后张学良历次谈话中，知道一些大概情况。
会谈开始，先是张学良诚实坦率地谈了他对国家前途的看法。他说当前中国只有两条路：—条是共产党的路；一条是法西斯独裁的路。最近认识到以前拥护蒋介石搞独裁、走法西斯的路不通，抗日无期，内心很是苦闷，请周先生指教该怎么办。
周先生看到张学良的态度是诚恳和坦率的，因此在谈话中就诚恳而明确地指出：要真正想抗日，就必须实行民主，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因为真正强大的抗日力量的源泉，在人民群众之中。法西斯个人独裁，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德国与意大利都是法西斯国家，与日本帝国主义同一鼻孔出气。真正要抗日，就不能搞法西斯，搞独裁，效法德、意。
张学良在听了周先生的恳切诚挚而耐心的说明后，表示完全同意，并说，今后当不再谈法西斯主义了。接着张便问：我们如联合抗日，该如何对待蒋介石呢?
周先生说：共产党的方针是反蒋抗日，这是因为蒋介石还在顽固地坚持反人民的内战，坚持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政策。
张学良提出了他对蒋介石的看法。他说，我认为蒋介石是有抗日之心的，其错误在于他想先消灭共产党，然后再抗日，即所谓“安内攘外”政策。因此，我们应该把他的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不然，既要抗日，又要反蒋，困难势必增多。因为，目前蒋掌握全国军政财大权，如果我们在前面抗日，他在后面打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正愁抗日力量还不够多，怎么可以抛开他呢?因此，我认为应该联蒋抗日，不得已时，也要作到逼迫他抗日，而不叫他扯我们的后腿。
周先生对张学良所提联蒋或逼蒋抗日的意见，表示是有道理的，但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必须提请党中央和毛主席研究之后再作决定。
周先生明确而切实的回答，给张学良以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说：听了周先生的谈话，使我长期悬在心上的大石头落地了，使我很久存在于思想中的苦闷得到了解决。他愉快轻松地对周先生说：“今后我们内外夹攻，你们在外边用军事攻，我在内里尽力逼劝，一定能把蒋介石扭转过来。”
这次会谈，张学良向周先生说出了肺腑之言，诚恳求教，周先生则以伟大的气魄，高度的智慧，亲切而平易近人的语言，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对张学良进行了开导和启发，使张学良心悦诚服，更加坚定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信心。最后达成了一致协议，张学良从此进一步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会谈一直持续到次日黎明时分才结束，在晨曦中，周先生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刘鼎随周先生去苏区，张学良、王以哲和我乘飞机回洛川。
在这次会谈中，张又提出请红军派代表常驻西安，以便及时解决一些问题。
刘鼎同志在西安
张学良为了谋求与红军沟通关系，曾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间，从南京到上海面托李杜寻找中共的线索。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就把刘鼎介绍给李杜。张学良得知后，就派赵毅去上海接刘来西安，时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中旬，即洛川会谈刚结束不久。
刘鼎初到西安时，就住在金家巷张的公馆，我与刘常见面。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东北义勇军代表。据刘对我说：张学良初见他时，就提出你们为什么骂我投降卖国和不抵抗呢? 刘回答说：张将军掌握几十万大军，坐镇东北，有守土之责。日寇进犯，你不抵抗，一夜之间，沈阳沦陷，数日之内，东北国土全部丧失，全国人民自不能不骂你。共产党是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的，当然不能例外。东北军一直受蒋介石指挥“剿共”，前在鄂豫皖，后在西北，“剿共”都很积极，使红军遭受不少损失。最近东北军在同红军打仗时受了一些损失，能怨我们吗？红军有广大人民作后盾，是不可战胜的。蒋介石虽有百万大军，对红军也无可奈何。他逼东北军“剿共”，是“借刀杀人”，想用“一箭双雕”的办法，消灭东北军。正是由于红军厉害，所以蒋才施这条毒计！我看，为张将军自己计，东北军今天最好的对策是联共抗日，这不仅可以洗掉不抵抗的罪名，而且可以摆脱蒋介石借刀杀人的毒计，这是东北三千万父老和全国人民最企望于张将军的。将来抗日胜利，张将军和东北军将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刘的这些话，据我对张学良的观察，是从内心深处打动了他的。因此，张待刘以上宾，随时见面谈话，两人相处甚为融洽。记很张在谈活中曾说：刘鼎可能是王稼祥的化名吧?张学良以后把高福源沟通红军关系的事告诉了刘鼎。因此，以后张到延安就带了刘鼎同去。
后来，根据张学良与周副主席会晤时达成的协议中有请中共派代表常驻西安的内容，中共中央就派刘鼎为代表，仍住在张的公馆。当刘为中共代表山苏区回到洛川时，张请刘谈谈中共中央的意见，刘说：特来听张副司令的意见和要求，当负责转报陕北党中央。张又请刘谈些张要知道的问题，刘以个人的看法，谈了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红军的制度和政治制度，军队生活和游击战等等问题。
刘鼎为巩固和增强东北军的抗日力量，对张学良提出过很多意见和建议。如，建议在东北军中灌输以抗日为中心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成立军官训练团，招收青年学生入伍以培养抗日骨干等。使张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坚定了他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的决心。张在东北军中建立“抗日同志会”和在卫队营中成立“抗日学生队”，都是在刘鼎的协助下建立起来的。这些措施对于培养和加强东北军中的联共抗日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
王曲军官训练团
张学良为了实现联合抗日，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底：住西安南边的王曲镇创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在成立前，张向蒋介石报请批准，说是要模仿蒋的庐山军官训练团，以培养“剿共”的骨干。实际上，则是为了在西北“剿总”所属各部队小，特别是在东北军中，灌输抗日思想，洗刷陈腐作风。
训练团团长是蒋介石，张自代团长，杨虎城为副团长。成立后，共办了四期，每期约一个月左右。第一期先成立干部连，王以哲任连长，成员是从各级军官中择优调来的。以后各期中的队长、班长、组长等，就由他们担任，都是师、团、营级的干部。第一期干部连参加的成员，共约一百二十人，分十二个班，一个月结业后，多数留在训练团作干部。
王曲军官训练团前两期教育长是王以哲，后两期改由黄显声担任。黄是积极主张联共抗日的，对训练团的工作很负责任，张学良很信任他。由刘澜波推荐经张学良批准，黄参加了“抗日同志会”。
军官训练团的课目有：政治、国际时事、军事锻炼和游击战等。有时张学良还亲自讲话。每日听课之后，即开小组会讨论，将讨论的意见汇集起来，加以整理，备作各部队改革的参考。
刘澜波从西安搞来了留声机，课余时间，就用这个留声机给学员们放唱进步歌曲，如《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等，有时他还教大家唱《码头工人》、《打砖》和《扬子江暴风雨》等歌曲。这些进步的文艺活动，对于提高学员的抗日救国觉悟，起了很好的作用。
训练团学员住的是土窑洞。每个窑洞，宽约一丈五尺，长约五丈。每班住一个窑洞，学习和生活都在里边。窑洞里有挖好的土桌和土凳，学员吃饭就坐在这些土凳上，张学良和大家一样。
搜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
张学良派卫队营搜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是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九日的深夜直至第二天早晨五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东北大学学生代表、抗日运动积极分子宋黎等，在西北饭店被蒋系中统特务逮捕。我闻讯后即派参谋秘书室工作人员关时润（又名关沛苍）去探询情况，也被特务逮捕了。因此，我将此事报告了张学良，请求张对蒋系特务随便逮捕我方人员的蛮横行为和凶恶气焰，给以打击，借此维护我们的安全和尊严。我说，蒋系中统特务不请示副司令而私自绑架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卫队营就可以去省党部，将被绑架的工作人员抢回。张学良对于搜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一事，限为慎重，考虑再三，最后说：要调查清楚，是否确实，不可弄错了。
宋黎很勇敢机警，他被蒋系特务绑架带走时，在大街上遇到十七路军的宪兵巡逻队，于是他就一面同特务撕打，一面大声叫喊：“土匪绑票，救人呀！”这洋，十七路军的宪兵巡逻队就将宋黎和特务们一起押至宪兵营，经过查问，弄清了真相。申伯纯就报告张学良，张立即派人把宋黎接回来。张问明情况后，确知关时润已被特务抓进省党部，而且很快要解送南京审问。张听后大怒，把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找来，厉声问他：“我是代总司令，是代表委员长的，我是国民党中监委常委，是代表中央的，省党部的人为什么竟敢这佯藐视我，擅自抓走我的部下呢?即使抓共产党，为什么不让我先知道呢?抓我机关里的人，不向我报告，是何用心？”邵解释说他不知道这件事，查明后马上报告。邵走后，张即指示我准备带领卫队营，搜查省党部，抢出被绑的关时涧等人。接着邵力子来报告说：“省党部系奉委员长命令，逮捕刘澜波、宋黎、马绍册、孙达生等四名共产党员，事先未请示副司令，是他们的错误，现在他们托我向副司令请示。”张对邵说：“什么共产党员，什么委员长命令，还不是捏造罪状，诬陷好人！你不用管，我自有办法。
张即命令我带领卫队营，突然包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打开大门，入内搜查，找到了关时涧和被捕多时的刘澜波，并将中统特务头子姓李的队长逮捕起来，押到卫队营。
这一夜，张学良觉都没有睡，我随时将搜查情况向他报告。当被绑架的人抢救出出来后，张对我说：“明天要给陈立夫打个电话说一下。”以后是张直接给蒋介石打了电报，向蒋报告并请处分。蒋即回电说：张对此事处理虽有莽撞之嫌，但所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这一场严重冲突事件，就这样敷敷衍衍地结束了。
搜查陕西省党部的事，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在联共抗日问题上发展到严重对立的表现。蒋系中统特务敢于不通过张学良而逮捕东北军干部，这是张所不能容忍的事。但搜查省党部，等于无视国民党，反对蒋介石，又是蒋所不能容忍的事。然而双方都隐忍着，张自请处分，蒋说应毋庸议，都有内在的心事。张仍然积极准备进行联共抗日工作，蒋则由于两广事件尚待处理，不能马上来西北镇压抗日运动，一时还不能用全副力量来解决东北军的问题。就这样，对此严重事件不了了之。
成立抗日学生队
“抗日学生队”(通称学兵队)，是在延安会谈后，为了培养新的抗日干部，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在卫队营中成立的。我是在搜查省党部后调任卫队营营长的。学生队的筹备和招生工作于九月初开始，九月底正式成立。学生队共有队员四百多人，分为三个队。队员大部分是从北平招来的，是通过中共地下组织秘密介绍来抗日的积极分子。其中有大学生、中学生和社会青年，很多人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和参加过“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也有一小部分是共产党员。据掂南汉宸对我说：是由他在北平负责招集起来，张学良指示在北平的东北军机构，派火车皮把学生运到西安的。
后来，从卫队营中选派了一部分班长和士兵参加学生队，负责担任初级军事训练工作。
卫队营营部设在西安东城门楼上，学生队队部也设在这里。
学生队的训练内容以政治时事为主，军事术科为辅。当时的课程内容，都是山刘鼎负责拟出来，交由负责干部关时涧去执行，分组讨论。刘鼎足实际领导学生队的负责人。开学时，我致的欢迎词讲稿，就是刘鼎起草的。记得，万毅也讲了话。
学生队开始由我兼队长，随后请康鸿泰任队长，下设三个分队，由张哲、朱云飞、刘元铮任分队长，关时涧为指导员。以后主要由康鸿泰负责，直到西安事变。
由于蒋系特务常常暗中绑架进步青年，为了保保护学生的安全，大家都自觉遵守纪律，不下城楼，不个别上街，每星期日洗澡，都是集体出去。因此，没有被蒋特偷绑去一个学生。
西安事变前，学生队每结业一期，所有队员便都被分派到东北军中担任政治工作和下级干部，对以后的联共抗日工作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蒋介石在王曲军官团训话
自搜查国民党省党部后，西安和西北方面的联共抗日与“剿共”不抗日的斗争，逐渐达到了自热化。蒋介石为镇压西北方面的抗日运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亲由南京飞来西安。在张学良和杨虎城陪他游逛了两天华山之后，就宣布他要继续大举“剿共”的计划。张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应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说明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东北军全体官兵的意见，也是全国人民的意见。杨也向蒋表示十七路军部队的抗日情绪商涨，“剿共”士气低落，很值得忧虑。蒋对张、杨的意见，根本不听，仍然强调他的“剿共”决心。并说，他要亲自去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着张、杨于十月二十六日做好准备。
二十七日这天，张、杨都站在台下，蒋说了一通明礼义、知廉耻、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等滥调之后，接着就讲：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是心腹之病，外敌是皮肤之痰，内患危害大于外敌，内患不除无法抗敌的一套“攘外必先安内”等言论。最后蒋气愤地说，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是内外不分，缓急不辨，是非不明，先后倒置，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一定要危害国家，成为不忠不孝的人。对这种不忠不孝之人，国家有法纪，一定要予以制裁等等。
军官训练团的军官对蒋的这个讲话，都很气愤。黄显声说：一定要叫人来驳斥蒋的这篇谬论，安定一下大家的情绪，说明抗日是正确的。我和黄显声商议后，派敢说话的苗剑秋秘书到军官团来讲一次话。
苗的训话中有这样几句：“团结抗日，是救国政策，是绝对的正确；‘剿共’内战，是亡国政策，是绝对的荒谬。昨天竟有人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要打共产党。我们东北被日寇占领了，东北人都成了亡省亡家的人，受到的苦处太多了，现在居然还有人在这里说这种话，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不应该让他站着走出去，而应该叫他躺着抬出去！”
苗的讲话，被蒋特分子报告了晏道刚，晏要求张学良把苗交出来。张为缓和紧张形势，说要惩办苗，后又以畏罪逃跑之名，将苗送到北平。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蒋以后痛恨黄显声，此事亦是原因之一。
* 张学良的卫队第二营营长。——编者
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