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的回忆
赵寿山
西安事变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产物
西安事变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作了充分准备，企图灭亡全中国。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蒋介石却继续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力求妥协，步步退让，一方面积极地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镇压爱国进步力量，以致人心激愤，民怨沸腾。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发出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挽救民族危亡。这些伟大的号召，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受到国民党内进步人士和中下级军官士兵的拥护。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当时正处在“剿共”军事的最前线，大多数官兵很快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正确主张。
张、杨两将军所率领的部队，在蒋介石的军事体系中属于所谓杂牌，历年来受尽了蒋介石的压迫与歧视；在“剿共”战役中又不断遭到中国工农红军的严重打击，实力日益削弱。张、杨不仅对于国家民族的危亡表示担忧，对于自己及其部队的前途又不能不慎重考虑。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高潮的影响下，于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分别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并且秘密签订了抗日友好协定。他们相互之间经过在两部的中共地下工作同志的沟通，也建立了合作关系。他们曾经对蒋介石作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劝告，但都遭到了蒋介石的无理拒绝。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蒋介石趁解决“两广事变”的余威，把他的嫡系部队约三十个师，从两湖调到平汉线汉口——郑州段和陇海线郑州——灵宝段，准备入陕，达到一举消灭红军的目的。十二月四日，蒋介石携张学良由洛阳到西安，向张、杨摊牌，提出两个办法，要他们作最后的抉择：一个是服从命令，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投入陕北前线，在其嫡系部队监视之下积极“进剿”红军；一个是如果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闽，十七路军调皖，把陕甘让给其嫡系部队。蒋介石所提出的这两个办法，都是张、杨所不能接受的，他们既不愿再替蒋介石打内战，也不愿让自己的部队离开西北这个根据地，为蒋介石所消灭。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将军为了最后争取蒋介石能同意联共抗日的要求，十二月七日还向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哭谏”。不料蒋介石听了勃然大怒，骂张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张、杨忍无可忍，才下了“硬干”的决心。
当时西安各阶层的广大人民，都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中国共产党通过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在知识青年中进行的抗日爱国教育，有力地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觉悟和革命热情。十二月九日，西安一万多学生为纪念“一二九”一周年，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的特务警察竟开枪打伤了游行的小学生，激起广大游行群众的义愤。群众当即决定前往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蒋闻讯后令张学良严行镇压，“格杀勿论”。张急忙赶往十里铺劝说学生回去，学生们群情激愤地向张请愿，张深为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更加坚定了逼蒋抗日的决心，他当场对游行群众说：“我与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再往前走就要被机关枪扫射，我不忍看到你们遭受伤亡。你们现在回去吧，一星期以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言至此，声泪俱下。结果，不到三天，张、杨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西安事变。
事变前我和杨虎城将军的谈话
一九三五年十月，我在十七路军十七师五十一旅任旅长，部队由陕南调到陕北前线。当时国家形势岌岌可危，内战不止，我又新遭母丧，心情非常苦闷。因之就借看病为名(我患肠胃病)向杨请准了假，离开部队到平、津、沪、汉等地观察形势，同时也希望利用此机会重新阅读一些进步的及有关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书籍。在各地旅行访问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接触过一些进步人士，看到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军事行动已迫在眉睫。蒋介石对外妥协投降，对内积极“剿共”，排除异己，镇压爱国人民，这种反动政策把中国日益导向亡国之途。全国各阶级、各阶层，除了一小撮甘愿当亡国奴的汉奸卖国贼以外，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全国人民坚决抗日的伟大力量，汹涌澎湃，势不可当。
我在十七路军的时间比较久，知道杨虎城将军是一个有爱国心的人，他与共产党发生联系是很早的，他的朋友和干部中，也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当时日本灭亡中国的企图已暴露无遗，他的部队面临被蒋介石消灭的危险，在联共这一点上，他基本上已没有问题。他和蒋介石之间一向有矛盾，这时更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反蒋联共抗日，对他来说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一九三六年十月，我回到陕西，脑子里有许多问题想和杨谈。同时，也急于想把自己在各地所见所闻及一些想法汇报给杨。因此我先后和杨谈过好几次话，谈话中，我着重向杨陈述了当前形势，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作了充分准备，企图进一步灭亡全中国的各种事实，同时也谈到我在平、津和济南与宋哲元、韩复榘见过面，也接触了其部下许多人员。杨以询问的口气说：“听说他们的抗日情绪很高？”我回答说：“在将领中，坚决抗日的只是个别的。”杨又问：“听说张自忠很积极，是不是这样?”我说：“是的，张是积极的。但萧振瀛派是多数，是亲日的，很坏。”谈到韩复榘时，我说，韩在被日军欺压得无可忍耐的时候，也曾经吓唬过日本人，说他虽然打不过日本人，但是可以在一日夜之间，把他防地内的日本人杀光。虽然韩的话是这样讲，但他还是没有决心抗日的精神准备。最后我说：“总观韩、宋两部的情况，他们内部奢侈腐化，醉生梦死，已没有冯玉祥当年在南苑练兵时那种精神了。”杨略显惊异地问道：“那不是华北形势相当危险么?”我说：“我看如果一旦日军进攻，华北有很快失掉的可能。”接着我向杨汇报在南京、上海等地彻底看清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腐败透顶，争权夺利，排除异己，特务横行，怨声载道的情况。有一个蒋介石身边的高级官员曾对我说，不管共产党怎么样，国民党是腐朽了，象一座梁柱已被蛀空了的大厦。一有风吹草动，就要倒下来。我很同意这个看法。杨说：“这个人可算是深知国民党内情的。”我同时又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向杨汇报了全国人民在中共领导和影响下，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的许多事实，以及自己思想上得到的感受。杨听了关心地问我：“你在外面这样长的时间，都接触了些什么人?”我说：“各方面的一些朋友，主要是在上海的一些陕西同乡，如杨明轩、杨晓初、赵宝华等进步人士。”杨又问：“你对共产党和红军是怎么了解的?”我说：“我这次出去，主要读了三本书，一本是《社会发展史》，一本是《政治经济学》，一本是《国家与革命》，受到了很大的启示。我是穷佃户家庭出身，一家人靠父亲种地主的几亩地过活，母亲给地主家做杂活，不料地主中途把地收回，父亲被活活气死。因此，我从小就对富人十分痛恨，就想打富济贫，给穷人出气。这次读了三本书，使我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建立了无产阶级必胜的坚强信念。”并说：“我了解到红军是人民的力量，不论在战略上、战术上都有最新的东西，人民非常拥护，红军是一定能够发展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杨注意地听我说，还不时点头。当说到十七路军的团结问题时，我请杨考虑是否可以开办一个干部训练班，进行抗日救亡的教育。并借以加强杨与各部队军官，尤其是与冯钦哉部队军官的关系，杨说：“绥署有一个步训班。”我说：“那个步训班不解决抗日救亡的思想问题。”杨当时对这个问题没有立即回答，表示以后可以研究。我又向杨建议要搞好十七路军与东北军的交往，密切联系，以便随时互相沟通意见。杨肯定地说：“我们一定要同东北军合作。以前我们两部互相间有过一些猜疑，虽经过东北方面高崇民先生的联络解释，情况好转，但两部的关系还不够十分密切，你也要注意这个工作。”并着重指出：“我们必须做到和东北军精诚团结，才能共同抗日。”最后谈到联络红军问题，我知道杨与中共早有联系，我的部队在汉中时与红四方面军订过互不侵犯的协议，杨也是知道的，只是彼此没有直接谈过。我就直言不讳地说：“红军虽然今天只有几万人，但它是会发展的，将来整个江山会都是它的。我们的部队都遭受过红军不同程度的重创，我的队伍由于与红四方面军有密切联系，贯彻执行了互不侵犯的协议，才完整地保存下来，现在我的部队虽已调到陕北前线，但全部官兵都不愿与红军作战。我们可否派得力的人员，与红军进一步加强联系，订立互不侵犯协议，以便将来共同抗日。”杨听了略微停顿了一下，沉静地对我说：“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我们要慎重考虑。”
在最后一次和杨的谈话中，我看情况愈紧，便对杨说：“目前的形势，对国家的兴亡，对我们的前途来说，只有反蒋联共抗日这一条路。看蒋介石最近调兵遣将的举动，是要对红军大举进攻，并且要把我们也拉入内战漩涡，以便消灭我们。因此，是否可以考虑，蒋如果来西安，必要时我们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杨听了显得有些惊异，望着我说：“天大的事，我们敢干?”我说：“只要你把当年打李贞的精神拿出来，(李贞是蒲城县的大恶霸，杨在青年时把李击毙)，就敢干!”杨看起来不反对我的意见，但是他却以深沉而又带责备的态度对我说：“你在外面转了一圈，回来脑子发热了，这样的大事要很好考虑，不能轻举妄动，随便乱说。”我便进而表示：“如果这一举胜利了，整个国家就可以振兴；万一失败了，我们就背靠北山，全部集中到耀县以北，或者干脆就打出红旗与红军合作。将来我们还是要打回来的，就象当年由武功撤到陕北，然后又打回来一样。”最后，杨很严肃地告诉我：“你这些话只能对我说，绝对不能对其他任何人讲。”又说：“国内外形势相当险恶，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举一动要慎重考虑。国家好了，我们才能存在，国家亡了，我们不是死就是去做亡国奴！你近几日所谈的，有些是对的，有些很冲动，要冷静些，咱们以后再谈。”并命令我说：“你离开部队很久了，赶快回去看看部队，安慰安慰官兵，对红军可以用你以前在汉中时的办法，但切莫让人看出破绽，把你的部队先整理好，以便应付时局的变化，咱们整个十七路军也要作一番整顿。”我听了之后很高兴，第二天就回部队了(当时旅部驻在白水县)。以后听说杨和我谈话后，告诉他左右的人和杜斌丞说，“寿山变了”，表示很高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当时对形势和他自己以及十七路军的出路问题，已经心中有些底了，只是由于他处事慎重，事又机密，事先不会向我讲。我去部队不久，杨便把我叫回西安，要我筹办训练班，训练全军团、营、连三级干部。当训练班正在积极筹办时，各部队的学员名额已经分配下去，第一期学员正待集中的时候，西安事变爆发了。
事变当日的经过
张学良和杨虎城之间早已有所谅解，到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张、杨已商定准备扣蒋，并作了适当的分工，大体是：临潼归东北军负责，西安归十七路军负责，待机行动。也就在这个紧急关头，十二月九日发生了一场误会。那天傍晚，杨的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到西安东城门楼上去看张的卫队第二营营长孙铭九(他们在此以前都曾接到准备扣蒋的密令，正在待命行动)，正逢孙全副武装率领部分士兵登车出发。宋即问去哪里，孙说去临潼。宋以为要扣蒋，急亡回报杨的秘书王菊人。此时杨正在易俗社剧场陪南京来的军政大员们看戏，张因事尚未到剧场，王即从剧场将杨接回，告杨以宋的报告：东北军今晚行动，孙铭九已出发。杨听了后又想到张未去剧场，信以为真，立即命王转告我队伍归我指挥，马上布置行动，遂即又匆匆返回剧场。王立即用车接我到绥署，转达了杨的命令。我立即布置，派兵包围了易俗社，由剧场到绥署的路上设了岗哨，在北城墙上布置了炮兵，准备行动。杨回剧场后，发现张竟在看戏。久等不见动静，他顿生怀疑，便着人继续点戏以拖延时间，自己马上回绥署他命王菊人赶紧查问，并说如果行动时要事先向他报告，以便与张离开剧场。为了不使南京的军政大员生疑，杨说罢立即又回剧场。王即叫宋文梅找孙铭九查看究竟。不料宋去看孙时，孙正在睡大觉，经问明后，才知道孙去临潼并不是扣蒋，而是查路。宋急忙跑回告知我们真实情况。我未待杨的命令，立即撤兵，并限令于明晨五时前撤归原防。结果，各部队均按时撤完，幸未发生乱子。这次误会虽然引起了一场虚惊，但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了张、杨扣蒋的决心。
十一日晚九时许，杨派车接我到他的住所，我在外室见了王菊人和孔从洲(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王说：“主任有话要亲自对你讲。”我便想今晚可能要行动。又见孔从洲在一旁低头沉思，我向孔说：“从洲，请你给我找一张西安市的地图来。”他说：“我这里有。”随手就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地图给我。我正在看地图，杨就唤我“快来”。到内室后，杨对我说：“今晚要行动，叫你来商量作准备。”我问杨是否已通知冯钦哉，杨说没有，来不及。我又问孙蔚如(三十八军军长)、李兴中(绥靖公署参谋长)是否已经知道。杨说没有通知他们。我说：“冯远在大荔，来不及可另派人通知，孙蔚如、李兴中是否可以现在约来予以说明，共举大事。”杨问我：“把他们请来，他们如果不同意怎么办?”我说：“孙与你在一起多年，他心里也许不同意你的主张，但是你下了干的决心以后，他会跟着你走的。把他找来在你左右商量些大事有好处。”谈到李兴中时，我说：“时甫（李兴中)比我还激烈。我这次回陕以后，跟他谈过多次，曾和他谈到蒋逼我们‘剿共’是要消灭我们，我们必要时可以扣蒋。他听了非常高兴，积极表示赞同。我看他是真心赞同的，没有问题。”杨听了很诧异地说：“时甫还是这样!”表示很高兴，遂即把孙、李接到绥署。他们到后，我们就分了工。杨与孙在绥署掌握全局，军事方面交给我和李商定。杨命我与李提出一个军事计划。我即到李的办公室，并把孔从洲请来，三人共同商议。
当时西安的敌我兵力是这样的：
我们方面：十七路军的主力均在外县和陕北前线，只有西安绥署特务营、教导营、炮兵营、卫士队和陕西警备第二旅三个团等少数兵力在西安。这少数部队中，有些还是靠不住的。如教导营营长李振西是黄埔学生，思想反动，态度暧昧，有可能和军统特务有关。孔从洲带领的警备二旅除了郑培元团可靠外，沈玺亭、唐得楹两团均系新由张鸿远的地方团队改编，军纪不好，旅长孔从洲到任仅两个月，还未来得及进行训练，对这个部队的使用尚无把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这两个团叛变投蒋)。总计起来，可靠的部队官兵还不到三千人。此外，东北军卫队第二营孙铭九部在西安市东南一隅，不归我指挥。
敌人方面：蒋系在西安的单位，包括特务机关，约有一百二十个，有武装的为四十二个。其中以宪兵第二团(团长杨镇亚)、保安司令部<司令张坤生)、西安省会公安局(局长马志超)、警察大队、西安军警联合督察处(处长江雄风)武装最多，枪支在三千以上，其他特务机关和蒋系各军、各师的留守处、办事处的武装尚不在内。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的部署是：命陕西警备二旅孔从洲担任解除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省政府长驻的宪兵连和西关飞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飞机场(当时蒋系在西安机场停有数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的任务，并以一部担任西安各街巷口(东南一隅归东北军)的警戒，蒋方每一街巷口有一武装警察，我们即派武装士兵一名监视。为了加强警备二旅的领导力量，增派许权中为副旅长。命炮兵营归孔从洲指挥，炮兵位置在北城门楼上，对西安车站方面警戒，准备轰击外来的蒋军。命西安绥署卫士队(两个队共二百人)担任绥署及杨将军公馆的警戒。命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率特务营及卫士队各一部分士兵负责逮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蒋系军政高级官员，特务营其余部队作为预备队待命。派绥署参谋处处长王根僧去教导营监视李振西，该营归我直接指挥，担任警戒新城城防及解除新城东北的几个警察大队的武装。
军事计划拟定后，我即向杨作了汇报，杨表示同意，命我任总指挥，并说：“我们准备好，等张副司令来共同确定，与临潼统一行动。”此时，张正在公馆与其高级官员开会。旋即带着十一名重要将领来了，张一跨进杨的内室就开玩笑地高声说：“虎城兄，干不干?不干了就取绳子，我将我的这十一员大将都带来了，你赶快叫人去拴，拴了送往南京，给你升官领赏。”当时我和孙蔚如都在左右。孙说：“副司令，我们这些人绝不会出卖朋友。”接着杨和张就立即着手研究具体行动问题。张说他已派刘多荃、白凤翔、唐君尧、刘桂五和孙铭九五人去临潼作准备，问杨准备好了没有。杨说：“我们准备好了，专等你来以后下命令。”当晚，张终夜在杨处共同指挥行动。
十二月十二日早晨，约五时许，听到临潼已有枪声，我向张、杨请示后，即放了信号弹，各部队就同时开始行动。约到七点半钟，已将大部分敌人解除武装，枪声也停了下来，只有新城北门外警察大队的一连武装尚在顽抗。我即令李振西：“限半小时内消灭新城北门外的据点。”李如期完成了任务。到八时，西安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我即向张、杨报告，任务全部胜利完成。张听我报告以前，曾接到刘多荃的电话报告说：“委员长跑掉了，尚未找到。”听完我的报告后，张即要临潼电话查问，接电话的是白凤翔。张问找到蒋没有，白说还没有，张即命令白：“如果九点找不到委员长，就把你们的头送来!”张打罢电话与杨出室外散步，我也随着出来。他们走到假山上站住谈话，情绪紧张，心情都有些不安。张说：“虎城兄，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杨低头沉思说：“委员长生死未知，是否能找到?”当他们回到室内时，旋即有电话来，报告蒋介石已经抓到。张、杨听了忧虑顿失。九时许，蒋被押送至西安，即住在绥署大楼。南京政府在西安的军政大员在蒋到西安前已全部被扣押起来。
张、杨在蒋被扣以后，立即向国内发出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并打电报给陕北中国共产党中央，请他们马上派代表前来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政策是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共同抗日，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可以合作。党的这一正确主张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十二月十七日，党中央派出的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到西安，与张、杨协商并一起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和端纳)进行了谈判。同时，为防御南京政府亲日派发动的“讨伐军”的进攻，也作了军事上的准备。经过谈判，蒋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要求。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杨释放了蒋介石，张并亲自把蒋送到南京，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
蒋介石背信弃义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内部分化
西安事变的当天，杨为了迅速安定西安市内的秩序，命我任西安市公安局长。到任七天，一切安排就绪。因为要准备对南京“讨伐军”作战，拟将十七路军的主力部队都集中到泾阳、三原一带。同时，红军部队也将开至关中，因此杨又命我任渭北警备司令，驻三原县，统一指挥在渭北的十七路军。临行时，杨对我作了重要指示，他说：“今后任务很重，你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准备防御战，一是联络红军，并将渭北群众发动起来，武装起来，以备万一，望你努力。”
我约在十二月十九日到三原，巡视了渭北十多个县，对部队作了动员，准备必要时与红军一起夹击南京政府在潼关以西的四个师及一个教导总队。为了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在各县召开了群众大会，揭露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宣传了联共抗日的道理，说明了扣蒋的必要和张、杨的八项主张。并说明红军将要开到三原，我们十七路军、东北军要和红军结成友军，准备抗日。各地群众听了以后都很高兴。但是三原不少绅商由于以往受反动宣传的影响较深，听说红军要来，有些恐慌。我分别召集他们开了几次会，说明红军是人民部队，军纪优良，不必担心。并保证如果红军来后谁家有丝毫损失，我情愿完全负责赔偿。因为我在三原先后住过四次，他们对我还信任，听我这样说，也就放了心。我又派了一连兵驻在三原北门，指示他们：见了红军要握手问好；红军携带武器可以自由出入，不受检查，红军问路要热情作向导。不久，红军开到三原西北的云阳镇和富平县的庄里镇一带。我与红军中的负责同志经常互有来往，我的司令部也成了红军的联络站。为了对南京政府的“讨伐军”作战，我请红军将领给十七路军讲解和演习游击战，左权同志也请我们给红军演习平原河川战。当时，陕北粮食较缺，我们就派军需人员协助红军在渭北各县购粮，并派了一百五十多辆大车送往陕北，彼此关系十分密切。在与红军的长期来往中，我在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启示，进一步认识到红军是革命的，是人民的军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我到三原后不久，就听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对是否释放蒋介石，意见有分歧。张学良提出放蒋时，杨虎城由于受过蒋的多次欺骗，对蒋是否能恪守共同抗日的诺言，是否不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行报复，很有怀疑，因而对放蒋有顾虑，但是最后仍然同意了。两部的上层官员对放蒋问题看法也不一致。我起初也不大明白放蒋的道理，后来经过任弼时、南汉宸等同志的解释，才明确认识到放蒋是对的。
蒋介石回南京后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并积极调派军队向陕西推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一部分人主和，一部分人主战，相持不下。这时汉奸、特务和别有用心的人，四出活动，在两军内部进行挑拨，破坏团结。在东北军中，少壮派与元老派互相争斗。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枪杀了元老派军长王以哲后，导致东北军内部发生分裂。四五月间，东北军各部被蒋介石分别调至豫南、皖北、苏北各地。十七路军方面，冯钦哉部和沈玺亭、唐得楹两团叛变投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王劲哉的一个旅也被蒋挖走。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①，蒋介石批准杨虎城将军辞去本兼各职，杨虎城将军被迫出国考察。十七路军其余部队被改编为三十八军，孙蔚如被任命为陕西省主席兼军长，共分编成两个师另两个旅，由我和李兴中分任师长。此后，蒋介石进一步采取了“金钱收买”、“扩编利诱”以及“分别使用、战场消灭”等等的毒辣手段，对付十七路军。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军民奋起抗战，蒋介石也被迫抗日。我自告奋勇率部队于七月十三日开往华北前线。经娘子关、石家庄、保定等地转到敌后，在山西高平一带打游击，并与八路军取得了密切联系。一九三八年七月，蒋介石为夺取陕西政权，把原十七路军所有部队编为两个军，合成为第三十一军团，后又改为第四集团军，任孙蔚如为总司令，撤销了孙的陕西省政府主席，我被任为第三十八军军长，李兴中被任为第九十六军军长，开赴中条山抗战。从此，我即以十七师为骨干，在党的领导下，对部队进行了必要的改造，先后吸收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五千多人担任干部。十七师中的营、连长和班长三级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党已能够完全掌握部队。蒋介石非常害怕，企图把三十八军调过黄河消灭。但是，由于党中央、毛主席的格外关怀，不断指示，以及三十八军党组织的坚强领导，部队内部十分团结，蒋的企图无法实现。于是蒋介石又用抽梁换柱的手段，一九四四年春，派其嫡系将领张耀明为三十八军军长，调我任第三集团军(从胡宗南部拨出三个军)总司令，驻甘肃凉州，事实上是把我软禁起来。我离开三十八军时，在部队中作了具体安排：一、一致拥护孔从洲的领导，亲密团结；二、团长绝不能换掉，蒋介石要撤谁的团长，全团就起义；三、估计孙蔚如在一年以内也可能要被蒋调开，调孙之日就是全军起义之时，那时我将与部队联系。此外，将蒙定军同志安置在西安办事处，与各地加强联系(携有电台，东通部队，西通凉州，北通延安，南通重庆，当时我在凉州)。一九四五年春，孙果被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我闻讯后，以为部队起义再不能拖延，即一方面电周恩来同志，请求党中央派人协助；另方面通知部队积极准备，以待党中央派人来后立即行动。后来，经由中央派周仲英同志前往指导，由刘威诚、张复振（都是共产党员）率十七师部队于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在河南洛宁县故县镇起义；孔从洲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在巩县起义。一九四六年秋，我急于进入解放区，便以赴美国考察水利为名，要求蒋介石批准脱离第三集团军，于一九四七年初，穿过了敌人的重重封锁，进入晋冀鲁豫边区转到延安，投入了党的怀抱。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当时国内团结抗日局面的形势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正如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所指出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 作者时任十七路军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编者
① 《民国大事日誌》记载，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杨虎城向中央辞职获准，并奉派赴国外考察。
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