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盛世才的急转
周春晖
双十二事变前，盛世才的表面态度—贯是反蒋的。从一九三四年起，南京派来的官吏与党务人员(如建设厅厅长高惜冰、党务特派员彭昭贤、曹启文)均被他逐出。在思想上与他的六大政策有抵触并与国民党上层分子有关系的官吏，有的被他送走，有的被他关押，甚至杀害。如一九三四年迪化的苏上达案和焉耆行政长官杨梦周被杀便是一例。到一九三五年，学校中的党义课程一律取消，有关三民主义的书籍，一律禁止发售，各图书馆收藏的也都销毁或封锁起来。一九三五年，南京派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到迪化时，盛虚与应接，暗中监视。邓所参观的机关、学校，临时奉命准备孙中山像张挂，因为找不到，有的单位只得草绘一幅点缀。而表现最突出的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盛以本人名义发出的七项救国纲领的通电(在当时新疆各单位学习这个通电时，称之为盛督办皓电)，该电公开表明了联合各方力量抗日救国的主张，亦即不言而喻地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 的谬论。
那几年，反帝会举办的反帝训练班，各学校的政治课程，后来由盛世才对各机关人员训练班亲自主讲的政治经济学大课，以及各报纸言论、纪念节日的宣传，虽然没有公开指责蒋介石，但都是反对蒋介石的对内对外政策的。
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迪化，《新疆日报》立即发出了“号外”(这是自《天山日报》到《新疆日报》三年以来第一次发号外)。人们大都认为盛世才一定通电响应张、杨。一般反日反蒋思想比较激烈的人，更是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说这一次国内外局势将有巨大转变，抗日大旗可以高高举起。迪化(今乌鲁木齐)以及其他各区的《新疆日报》除了立即报道外，都连夜赶写社论，对张、杨表示赞助，准备发排。
盛世才为了测验部属思想趋向，于西安事变翌日，在督署西大楼召集驻省少校级以上军官及各机关正副首长，当场出了三个题目：一、张副司令兵谏蒋介石这项措施是否正确?二、张副司令此种举动是否响应本督办七项救国纲领？三、张副司令此种举动是否以下犯上?给与会者每人发白纸一张，要他们记出一、二、三题号，下面按个人认识，注明“对”或“不对”，然后签上答者姓名。收卷后，盛看过即令写“不对”的人举手，这些人大都是军人。盛当场讲：“你们不要以为部下扣长官都是以下犯上，这是旧观念，不对。我以后如果反革命，你们也可以这样对待我。”
可是就在这天晚上，《新疆日报》社社长万献廷收到塔斯社的新闻稿，他又去驻迪化的苏联领事馆了解，知道苏联方面对西安事变持否定态度，指斥张学良行动不当。回来后立即嘱排字房把已排好的社论拆掉，对西安事变不作论述。各区的《新疆日报》，有的在当地收到塔斯社报道，有的得到通知，也都不发评论①。但是一般人对之是不了解的，“新疆对西安事变为什么不表示支持态度?”这个疑问许久不能解决，有些高级军官还对盛世才当面提出这个问题，盛未作正面答复，并说那天测验的事不要再提了。《新疆日报》以后曾提出团结救国的主张，但对蒋介石并没有趋奉。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该报发表的社论，还对蒋提出具体希望，改进整个政治，巩固扩大内部团结，打击妥协投降分子。
(按：一九三六年张学良曾派代表栗又文、车向忱等来新疆。盛曾表明他抗日救国的主张，并希望西北各地当局在这个问题上合作。但西安事变的发动，他事前并未与闻，事后最初估计，至少西北各地会与南京决裂。所以先来测验一下部属心理，并进行说服。但因苏联对事变的否定评价，而他个人又不能出尔反尔，只有不再评述，不表示态度了。在他公开反革命后，他对他的友人曾谈过这件事，说他在西安事变时险些上了当，弄得八方不是人。并说政治领导者，尤其据有兵权的人，不能犯冲动，张学良就吃了好冲动的亏，在冲动下把蒋介石扣起来，在冲动下又陪蒋去南京，结果把偌大的东北军都输光了。)
① 阿山《新疆日报》社、塔城《新疆日报》社都是由区行政长官通知的，说明舆论应以塔斯社态度为准，且嘱不要发评论稿，在民族语报纸上暂不要多谈此事，以免造成思想混乱云云。——作者
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