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前后
孔从洲
一
一九三六年秋，当蒋介石倒行逆施，积极布置进攻红军之际，一天，在西安新城绥靖公署杨虎城的住处，杨先生和我谈话，曾谈到十七路军的处境问题。他说：“民国初年，袁世凯以剿办白朗(一称白狼)为名，派陆建章率北洋军入陕。结果，对白朗没有怎么样，却把张凤翔赶下台去，消灭了张原来用以进行辛亥革命的部队。蒋介石师袁世凯之故伎，以他的嫡系部队，乘尾追堵截红军之机，进入四川、贵州，吃掉了不少杂牌军队。这一次蒋调集大批军队来到陕西，对红军进行“围剿”，究竟能发生多大的作用，我看很成问题。对他的大军压境，企图一石三鸟的用心，不可不防。我们这么一点力量，所赖以存在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对外对内搞得焦头烂额，没有机会对我们下手；二是我们扎根自己的家乡，除部队外，还有地方力量可以依托；三是我们的北面有共产党的红军，蒋介石不能不有所顾虑，搞得不好，会把我们逼上梁山。现在蒋介石抹下脸来，对外不惜任何屈辱，对内不顾一切舆论，要对共产党孤注一掷。大批中央军进入陕西之后，一纸命令，甚至几句话，把我们和东北军调到河南、安徽那些地方，三天一改编，两天一归并，很快就会被肢解消灭。你们必须注意，提高警惕，不要认为蒋介石的目的只是对付共产党，要看到这是蒋介石排除异己的又一祸心。现在，我们面临生死安危的关头，你务必要掌握好部队，以防万一。东北军的命运，有和我们相同之点。张汉卿是可以合作共事的，我和张先生已有密切联系，我们总要共同想个对付蒋介石的办法。至于我们同北边的关系，你可能也知道一些，千万要严守秘密。”我听了杨先生这一席话，既感到事态的严重，又顿时明了了整个的形势。我跟随杨先生多年，深知杨沉稳持重。他平日沉默寡言，但观察敏锐，论述透彻。听了他的讲话，我即加强了部队的战备工作。
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蒋介石完成了“剿共”军事部署。随即，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猬集西安，内战危机空前严重，如矢在弦。一天晚上，杨先生找我去，问到我部队的思想和训练情况，他特别强调了夜间训练的重要性。又问到西安市郊国民党军、警、宪、特分驻情况，以及西安市区的交通要道和所需警戒兵力。我就我所知作了回答，他不满意，要我更详细地了解后再向他报告。我回来后，意识到要对蒋介石采取防范措施，遂立即作好准备再去向杨报告。当晚十时左右，杨来电话令我十一时开始夜间演习。我急忙赶到杨的住室请示演习部署。他注视着我，很严肃坚决地说：“按中央体系军、警、宪、特驻地配置，他们一个营，你就放一个营；他们一个团，你也放一个团。分区演习，占领位置。”他还反复叮嘱部队必须严守三条纪律：一、对东北军不得误会；二、严禁走火；三、部队行动中，如遇中央军宪兵询问，就说进行夜间演习。根据这个指示，部队采取不同形式连续数晚进行演习。至十二月十一日晚九时，杨先生又叫我去，一见面就问；“情况都弄清楚了吗?”我回答：“清楚了。演习还顺利，没出什么乱子。”说着，我随手从衣袋里拿出一份西安城郊地图，上面标明了国民党中央军、警、宪、特驻地、兵力和装备。他仔细看后，说“很好”。我们坐下后，他接着说：“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竭力挑拨东北军和我们的关系。这次蒋介石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表面上要打共产党，实际是一箭双雕，也要消灭我们和东北军。”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张先生和我决定采取一致行动，实行扣蒋，逼他抗日。两军的分工办法：东关以东，由东北军负责。西安市内，包括火车站、西郊机场和西京招待所，解除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武装，扣留国民党军政大员，扣留飞机，统由你负责解决。你的意见怎么办?”我听说要扣蒋，心情极其紧张兴奋，当即表示坚决执行主任的指示(当时杨任绥靖公署主任)。我问：“赵寿山、孙蔚如先生刚从三原回到西安，他们是否知道此事?”他说：“那你不要管，你先到副官室候着。”约十二时，赵寿山先来了，见我坐在副官室，惊奇地问：“半夜三更你来干什么?”我翻了下手掌，示意要对蒋介石造反了。赵没有说什么即进入杨的住室。不久，孙蔚如也到了。接着，我也跟了进去。杨先生把对我说的话大致又说了一遍，强调这次扣蒋，不但东北军、西北军一致行动，还可能得到红军的支持。当征求孙、赵的意见时，他们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张、杨的主张。孙蔚如坚定地说：“要干就干到底。”当即研究了行动计划，决定次日成立戒严司令部，孙任戒严司令，赵兼市公安局局长。指示我要掌握机动兵力，特别要注意国民党地下武装的扰乱破坏。并决定部队于十二日凌晨四时开始行动，八时前解决战斗，恢复秩序。
当时，蒋介石在西安的兵力，有以下几部分：一、宪兵第二团杨镇亚部约一千余人；二、市公安局马志超领导下的公安总队，约二千余人；三、省保安处处长张坤生部保安团，约一千余人；四、公秉藩率领的交警总队，约一千余人，该部装备较强，多作潜伏活动。此外，还有国民党中央各部队留守处和特务机关的零散武装，合计七千余人。我所指挥的部队，除警备第二旅三个团外，还有十七路军炮兵团、特务营和教导营，共约八千人。战斗打响后，按原定计划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市面秩序很快恢复正常。我和部队刚回到营房，准备稍事休息的时候，杨先生打来电话，他说；“临潼方面还没有找到蒋介石，你立即率部乘汽车赶到骊山以东临潼和蓝田之间油坊街一带布防封锁，以防蒋介石潜逃。”听说未扣成蒋，我很惊讶，立即率一个营赶到油坊街作了布置。直到杨总部打来电话说东北军已把蒋扣押了，我才如释重负，心情顿时轻松下来，赶回西安。
三
西安事变扣蒋之后，张、杨于十二日即联名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请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大计。十二月十七日，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这天晚上，我因事到杨先生处，他对我说：“周恩来先生今天下午到西安了，这下我们就好办了。几天来，无论我也好，张先生也好，都对蒋谈过我们的抗日救国主张，但我们和蒋仍然有长官部属关系，说话不能没有一定的分寸。蒋敌视我们，更听不进我们的讲话。周先生就不同了，他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和蒋介石有十年血海深仇，有对蒋斗争的丰富经验，他和蒋处于平等的地位，对蒋可以说理，也可以批评。蒋介石最怕共产党，我们也就请共产党作代表和他谈判，我看蒋不能也不敢再那样装腔作势了。”他接着问我：“西安那么多特务，事变后跑掉了多少?”我说：“跑了一些，但绝大多数潜特没有暴露。”又问：“还有活动没有?”我答：“还没有发现。”他说：“要特别注意，对这些人要坚决镇压，否则就会出乱子。”他强调指出：“周恩来先生住在张先生那里，自然有东北军卫队营担任保卫工作，但那只限于城东南角一块地方，整个西安的治安是由我们负责的。寿山虽兼任公安局长，但警察是马志超一手训练的，今天不仅没有用，反而成为我们防范的对象，况且他还有旁的事情。你是城防司令，指挥我们驻西安的部队，必须负起全部治安责任来，特别是对周恩来先生和代表团人员的安全要注意。他们都没有自卫力量，而且要到处活动，安全问题完全靠我们了。我已将十七师从渭北调西安附近，加强对西安的防卫。关于西安市的城防问题，你和暂沉研究一下。”根据杨先生的指示，我和总部军法处处长米暂沉交换了意见，将军法处统辖下的执法队和各稽查所，统一于城防司令部领导之下，加强了保卫工作。
约在十二月二十日，红军副参谋长左权同志来到西安。杨虎城先生叫我到他的客厅里会见了左权同志。友权同志中等身材，身穿灰布军装，十分精干。杨先生在谈话中强调说：“双十二事变后，南京方面何应钦积极布置军事进攻，我们要作好防守西安的准备，更必须保障中共中央代表团的绝对安全，你身兼西安城防司令，这些都是你的责任。为防有失，我请左副参谋长来视察城防部署和保卫工作，你要很好地听他指导。”左权同志和我互相问好之后，便一同乘车巡视西安城防情况。左权同志登城观看地形以及在郊外一些地段进行现地勘察时，十分专注、认真，并曾问及一九二六年杨部坚守西安与刘镇华作战的经过，提示要作为参考。回来后，又详细地询问了我所指挥的兵力、装备及设防情况，审查修改了防卫计划。他的军事经验丰富，讲话简短明了，令我深为敬佩。我们向杨先生汇报时，杨深感满意，一再向左权同志表示感谢。关于我对中共代表团的保卫计划，经左权同志帮助，作了更周密的部署。从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一直到我奉命率部调离西安移驻泾阳，前后五十天之久，我日夜在提心吊胆中度过，所幸尚未发生什么事故，这和左权同志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四
西安事变是要和平解决，推动救国抗战，而不是诉诸内战。事变发动后的通电中使用“兵谏”一词，已作了明确表示。事变以后的战争叫嚣，首先来自南京政府以亲日分子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他们除用陆军进逼外，还派空军轰炸。放蒋以后，蒋介石背弃诺言，乱命频发，扣留了张学良，并派其嫡系高级将领指挥近四十个师的兵力分五路向西安进逼。计渭河南北各为一路，分别由顾祝同、陈诚指挥，商(州)雒(南)为一路，由卫立煌指挥；甘肃、宁夏各为一路，分别由蒋鼎文、朱绍良指挥。其气焰之盛，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大有一举吞没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之势。
这样的军事威胁，怎么能使西安军民不感到万分激愤呢?军民无比的激愤情绪，酿成了一致准备应战的呼声。最后，中共代表团也作了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致应战的决定。所谓准备应战，绝非不要和平解决，而是为着防范蒋介石、何应钦的突然袭击。因此，西安方面在周恩来副主席与杨虎城先生决定之下，在准备应战的同时，接连发出一月五日的歌电，二月四日的《和平宣言》，二月十四日杨虎城领衔的致蒋介石的寒申电，揭露南京的战争叫嚣，这对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有利的作用。蒋介石就是害怕这种揭露，他曾对杨虎城的代表李志刚说：“告诉虎城，不要再发那些无聊的电报。”他企图要大家以不声不响的和平气氛掩饰他对西安军事进攻的真相，杨虎城先生坚决不同意。
杨虎城先生出身贫苦，投军从政后，一直保持俭朴的生活。他的思想转变，主要是由于蒋介石对他的压迫日益严重，他与蒋的矛盾日益尖锐，同时，多年来不断受到我党的影响和启发。大革命初期他和我党即有接触，以后在皖北太和且有过合作。特别是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他的感召，并派汪锋同志持亲笔信到西安见他，使杨欣然接受了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副主席作为中共的全权代表，不避艰险，亲率代表团到西安和蒋介石谈判，对张、杨部队进行工作，这对杨虎城的影响极大。杨先生极为赞佩周副主席的远见卓识和革命胆略。
蒋介石被释放时，张学良先生未得到杨的同意即陪蒋回南京，最后被蒋扣留，这对杨虎城刺激很大。他既担忧张学良的命运，又深虑张走后留下的摊子无人领导。记得在放蒋的当晚，我震惊之余，即去见杨。杨当时精神极其沮丧，他对我说：“这样匆匆忙忙地放蒋，张先生事前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而他一定要陪蒋走，更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张纵然不对我说，一定会对周恩来先生说明的，及至我和周先生见面的时候，周先生说他事前也毫无所闻。周是他自己发觉之后，才赶到飞机场的。我不是不同意放蒋，但不能就这样放啊，没有同周先生和我商量，这还有什么三位一体!”说完长叹了一声，要我回去严密控制部队，他要去找周副主席研究商量。
南京政府演了一套扣张的滑稽剧之后，又布置了一套政治和军事的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十七路军固然有王劲哉旅，沈玺亭、唐得楹两个团等部队的叛变，但毕竟还有杨、孙(蔚如)、赵(寿山)几位领导人在，尚不影响大局。严重的是东北军内部群龙无首，立即出现尖锐的矛盾。特别是王以哲将军被杀害后，形势更为险恶。只是由于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周副主席和叶剑英等同志的艰苦工作，加之张、杨两军绝大多数干部的团结谅解，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使蒋介石企图借刀杀人、坐观自相杀戮的祸心未能得逞。
杨先生在这一时期，对我谈过他的苦衷。他说：事变不是我们一家干的，我们不能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必须考虑到红军和东北军的意见。红军方面还好办，有周恩来先生在这里，随时可以商量决定。问题是东北军，上下既不一致，上层也各有各的打算。他们对周先生当面不肯多表示意见，但对我的说法，往往和对周的表示有所不同，这是我在和周先生谈话中发现的。今天张先生走了，东北军这个队伍谁也抓不起来。于孝侯名义上是头头，那也只是名义而已。我这个代张行使职权的人，更无能为力。但是就军事力量来说，他们又是最大的一方，哪里也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究竟怎样考虑呢?那又很难说。我对张先生跟蒋走很不理解，现在他被扣了，我对他非常同情。我们两个人共同搞了这么一件大事，现在要我—个人来挑这个担子，力不从心啊!在东北军干部营救张先生的活动中，我怎么能漠然置之呢!我和他们一样也流了泪。但我又不能撇开上层直接对他们有所表示，我的这种心情，曾和周先生谈过，他不仅表示理解和同情，而且主动地替我出主意和解除困难，我很佩服他，也很感激他。目前只有加强同中共代表团的合作，挽救整个局势。我们对友军要忍让，一定要顾全大局。
从杨虎城先生的谈话中，我深感他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杨向来行动果敢，勇于负责，这时，他的内心却是非常痛苦的。因此，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共代表团最后提出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共同作战的决定，乃是迫于形势不得不采取的应急措施，也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体现，与和平解决绝无矛盾。相反，由于预先有准备，使蒋不敢轻举妄动，终于实现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五
在蒋介石迫害下，张学良被扣，杨虎城被迫出国。一九三七年六月下旬，我赴上海送行。有一天晚上，杨先生找我长谈了三个多小时，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时赵寿山也在座，谈话中间，赵有事出去了。杨先生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如下：
他首先从陕西辛亥以来的军队历史谈起，他说：“张翔初(凤翔)早完结了；陈柏生(树藩)也没有搞几天就被消灭了；胡笠僧(景翼)、岳西峰(维峻)、李虎臣(云龙)都曾号称率领过十万之众，轰动一时，到一九三○年前都烟消云散了。十七路军是由辛亥革命以前一部分被逼上梁山的穷苦农民组合而成的，长时期内是一种合伙的弟兄关系，从民国初年成军到靖国军时期一直是这样。靖国军失败后，我们退到陕北，有了和共产党的合作以及安边教导队的举办，给我们参与北伐战争准备了条件。到一九二九年，留在关中地区的部队开到山东集合后，经过几番整编训练，才成为一支象样的军队。一九三○年回到陕西，取得了地方政权才扩充到约六万人，成为陕军中硕果仅存的部队。这倒不是我有什么特殊能耐，或者象刘镇华之类凭钻营作官把部队保存下来。在我今天被迫出国暂时离开你们的时候，回顾过去二十余年的历史，我认为，我们能够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们能够跟着时代潮流前进，把我们放在国家民族的需要方面。辛亥革命是这样，靖国军时期是这样，坚守西安响应北伐是这样，这一次发动西安事变也是这样。”
第二点，杨谈到十七路军历史上分化的经过，他说：“靖国军后期，段懋功由我们团体中拉出去了，并和我们打了多年；到我们撤退陕北的时候，任子扬不跟着走了；西安解围后，冯华堂自动跟方振武，也去了；不久他们都完了。马青苑叛变，只落得只身逃走，成为军统特务的一个小喽罗。杨渠统虽不算叛变，但出去以后，我看情况也不妙，终有被蒋介石吃掉的一天。最近这一次分化，我也不感到意外或惋惜。冯钦哉也好，王劲哉也好，沈玺亭、唐得楹更无论矣，我看他们都不会有什么好的前途。他们走后，使我们的部队更困难，但也更纯洁了。”
第三，他出国后部队的前途问题。他说：“这次事变，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扣了蒋介石，使他没脸，也不可能再打内战了，所谓‘停止内战’一点，大体做到了。剩下的一半‘救亡抗战’，我能不能亲身参加很难说，主要依靠你们了。我希望你们一定要搞好内部团结。蔚如、寿山同你相处有年，你们都比较了解，一定要精诚团结，舍此，就会被蒋介石肢解消灭。要在抗日战场上积极作战。我们是国民党军队中首先提出抗日的部队，只要在战场上有好的成绩，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我也得到安慰，蒋介石就不敢把我们怎么样。你们要力争部队参加抗日，共赴国难。最重要的一点，我谈一谈中国共产党和我们的关系。靖国军失败以后来到陕北，我和共产党有了接触。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我们参加了大革命的行列。你知道，我们由榆林南下的时候，就是那么几千人，但声势很大，打败了北洋陆军第七师吴新田，坚守了西安。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日益走向反动，我把国家民族的希望和我们部队的前途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因此有了在皖北的合作。皖北暴动失败后，一个长时间我对共产党虽没有失望，但对中共当时的政策接受不了。因此直至部队回陕，只能通过(南)汉宸、(杜)斌丞、(杨)明轩他们作些抗日救国活动，并和红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的协议。九—八事变后，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活动，一步紧跟一步，而对内的法西斯统治却愈来愈严酷。我几经试探，并去石家庄亲自见蒋，要求参加抗战，均遭到拒绝，我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了。和共产党的关系，因和红四方面军破裂而发生战争，以及张汉民的牺牲，使我非常苦闷。但我深信中国不会亡国，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绝不会长久。过去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中国历史上各王朝的灭亡，不外三个因素，即外戚、宦官、藩镇，有一于此，便可以使这个王朝覆没。蒋介石已兼而有之，再加外有强敌日本，内有武装的反对党——中国共产党，我很同意那位朋友的看法。一九三五年，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使我感觉有了希望。及至中共中央毛主席派汪锋带他的亲笔信来找我，要和我们建立抗日民旅统一战线，我觉得共产党的政策对头了，也和我们有了合作的条件。我曾想过，毛泽东主席之所以要主动地找我们，要和我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绝不是偶然的，他可能是从我们以往与中共的历史关系出发而建立了这一次的合作，发动了双十二事变，扭转了十年内战的局面，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喝采，我们这个烂摊子，纵然这一次摔掉了，也摔得值，摔得响!要知道，中国军阀哪一个没失败在蒋介石的手里，我自己缠不下蒋介石，你们更缠不下他，能缠下蒋介石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没有同中共的合作，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你在我们部队中历史较久，和(魏)野畴、(南)汉宸都很熟，也和(张)汉民共过事，对共产党有一定的认识，我们部队内也还有(王)炳南、(阎)揆要等人在，必须保持好和他们的联系。我们部队的处境，北边是朋友（时部队驻在渭北与红军毗连），南边(指西安)是冤家，北边是光明，南边是陷阱。到了蒋介石压迫我们使我们的存在发生危险时，我们就断然倒向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这话我跟蔚如、寿山也谈过了。兄弟!你们负有更艰巨的任务，好自为之，十七路军的前途，你们的前途，都是光明的。”言下唏嘘。谁知这一次长谈，竟成了他对我的最后赠言。我和他的生离死别，至今思之，仍不免黯然神伤!
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