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一些经历
谢晋生
我于一九三五年去西安，在杨虎城将军的西安绥靖公署宪兵营当中校副营长。一九三六年，营长金闽生调走，由我代理营长。西安事变前夕，宪兵营改为特务营，由宋文梅接任营长，我调任西安绥靖公署特务二团副团长①。现将本人在西安事变中亲历的几件事追记于下。
事变前国特绑架“西北剿总”职员
一九三六年八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六傍晚，“西北剿总”的职员宋黎与马绍周，由某地回到西安，住在西北饭店里。陕西省党部派出便衣特务，到西北饭店进行“围捕”(实际是“绑架”)。马绍周适外出洗澡，特务们便将宋黎绑架而去。行经东大街时，适遇西安绥靖公署宪兵营的巡查队，便将他们一起押解到宪兵营营部。我正在营部，便对他们进行讯问，才知道这些便衣特务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调查室(即“中统”)的人员。他们对我说，他们逮捕的以及另一在逃的青年，都是共产党。我又问那被绑架的青年，知道他叫宋黎，是“西北剿总”的职员。
我当时便以省党部调查室这次捕人，既无公文证件，事先又未按照手续会同我部共同办理为辞，要那几个便衣特务回去补办手续，将宋黎留在营部。我急用电话向杨虎城将军报告，这时他已经休息，侍从副官不敢惊动他。我以情况严重，立即又用电话向绥靖公署交际处申伯纯处长请示。申处长接到电话后，即驱车来营部，了解情况后，就用电话报告张学良将军。张将军随即派他的随从参谋孙铭九来将宋黎接走了。②
马绍周洗澡完毕回到西北饭店，又被便衣特务逮去省党部，张学良将军得知，立即派随员关沛苍去调查。关沛苍一到西北饭店，又被便衣特务一并捉去。张学良将军获悉这一情况，更为气愤，立电当时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的邵力子③，请他到“西北剿总”，要他立即释放马、关二人。邵对张说，逮捕宋黎一案，是奉“委座”的命令办理的，坚持不能释放。张将军对邵说：“我是中央委员，你不能释放，我有的是办法。”张随即命令孙铭九派卫队营的一批士兵，开赴省党部营救马、关二人。警卫营的战士们到达省党部时已是深夜，看到特务们正在残酷拷打“犯人”，无不愤怒已极，当即对这些特务饱以老拳，救出了马、关二人。
事后，张学良将军怕这事闹大了，便在一次会议上作了检查，既批评了特务随意捕人的非法，也批评了卫队营捣毁省党部的不当，这件事也就这样结束了。
事变前蒋介石对西安形势的错误判断
一九三八年十月间，我随李奇中由西安去重庆。李任第三十五补充兵训练处处长，我任该处参谋长。一天，我见了蒋介石的侍卫长张镇。张镇与我早就认识，比较熟悉。在谈到西安事变时，张镇说：“我们开初收到有关西安方面的情报，说张、杨意见不合，有要火并的模样。④当时委座认为情报比较正确，因为张、杨之间的矛盾必将越来越大，最后难免冲突。后来又得到情报，说张、杨两人来往密切，有联合一致反抗中央的模样。委座对这情报的判断是：可能性不大。因为张、杨两人，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联合不起来。何况中央军当时云集潼关一带，随时可向西安推进，而张、杨在西安的部队很少，又怎敢反抗中央呢？委座因而大胆飞往西安。当飞机将达西安时，委座还要我们与地面人员用无线电联系，知道张、杨已在机场迎候，飞机这才降落。”张镇说到这里稍停一会儿，叹了一口气，又接着说道：“这也是委座一时判断错误，以致演出了西安这场大乱子。可见对于情报的分析判断，真不容易呀！”
杨虎城与新桂系的联系
事变前，杨虎城将军的机要秘书王菊人一天对我说：“主任（指杨虎城）想找一个适当的人，到广西去与李、白联系，你有这样的一个人没有？”我告诉他，我在改组同志会时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叫尹曜南，湖南人，黄埔军校一期学生，在广州时与李、白等桂系人物很熟悉。尹还是老改组派，反蒋是有历史性的。
经杨同意后，王菊人要我用我的名义汇了旅费给尹曜南。不久，尹曜南由南京来西安，住在我的家里。过了几天，杨要王菊人转告我：“可以请尹先生即日动身到广西去吧。”杨虎城是个谨慎小心的人，他怕与尹见面会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不见，即令出了事，他也可推说是部下私自搞的。我将这一情况告诉尹曜南，他很不以为然，说：“杨主任要我代表他到广西与李、白联系，却连面也不见，人家问起来，我连他是一个什么模样的人也说不上，岂不是笑话吗！”我又去找王菊人，并建议说：“主任至少要接见一次，哪怕不谈什么问题都可以。”因此，杨虎城第二天就发了请帖，邀尹到绥署吃饭，我也奉命作陪。在席上，只是寒暄，未谈问题。次日，尹曜南就出发了。
后来，王菊人告诉我，尹到广西，曾有电报托他转给杨虎城。西安事变之前，杨曾与各方暗中联系，在事变当中惟独李、白通电响应，并派了代表刘仲容随同尹曜南来到西安，住了较长的时间。⑤
冯钦哉叛杨投蒋经过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西安绥靖公署特务团奉命以急行军由白水赶到渭南(两地相距约一百四十里)，以防蒋军董钊部向西安进犯，并掩护驻在陕、甘的我军向渭南集中。特务团到达渭南，正在侦察地形构筑工事并破坏赤水铁桥时，驻在渭河北岸的冯饮哉部(杨部第七军第四十二师)于十二月十三日晚向我鸣枪示威。我以电话向绥署参谋长李兴中报告这一情况。李说：“恐怕是枪支走火吧?”十四日拂晓，当面之敌蒋军董钊所部对我还没有什么行动，而对河的“友军”冯钦哉部却对我正式开火。我又用电话报告李兴中，他这时才说：“冯钦哉部是靠不住了，靠不住了。”并命令我团对渭河北岸严密警戒。后来听说，冯钦哉这时已正式发出倒杨投蒋的通电了。
杨虎城将军的第十七路军，原以三十八军及第七军两个军为基干。两个军长，一是孙蔚如，一是冯钦哉。孙与杨不但是同乡，而且久共患难，关系非常密切。杨不在军中时，孙总是代为留守。一般人都称孙部是杨的嫡系部队，而将冯钦哉部视为杂牌。蒋介石便利用杨部孙、冯的矛盾，进行分化，收买冯钦哉。以后张镇对我说过其中内幕。
张说：“好在西安事变之前，我们侍从室的准备工作做得好，不然的话，那真是不堪设想。”接着又说：“十七路军里，孙蔚如和冯钦哉之间的矛盾大得很。孙蔚如这个军，在装备与补给方面，都比冯钦哉这个军好得多。这样，冯钦哉对杨虎城，还能满意吗?委座了解这个情况后，于民国二十四年九月间，就召见了冯钦哉。委座问他有什么困难没有；如有困难，尽可提出，可予解决。冯钦哉竟流起眼泪来了。他把杨虎城如何歧视他的情况诉说一番。委座安慰他，并立即拨给他十万元，作为补充他部队的开支。第二年春天，委座又接见冯钦哉。冯表示对杨极为不满，很想立即脱离这个土匪头子(指杨)，随便调到哪里归谁指挥他都愿意。委座又好好地安慰了他一番，并对他说，暂时忍耐一下，将来有机会再说。这次，委座又给了冯钦哉五万元，作为特支费。此外，委座还给他几十支二十发的自来得手枪。你想，冯钦哉怎能不五体投地感戴委座呢！”张还说：“委座要我转告冯钦哉，只要他忠于党国，绝对服从，将来可以推选他作中央委员。我把这些话告诉了冯钦哉，他当时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他要我转陈委座：今后只要他冯钦哉能做到的事，一声令下，即令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最后张镇说：“西安事变发生后不到三天，冯钦哉就通电脱离杨虎城，拥护中央，等于把杨虎城的两只手砍掉了一只，这可不简单呀！”
① 团长是阎揆要。谢晋生与宋文梅当时在杨虎城左右参与机密。——王菊人
② 特务们回省党部后，立即由省党部出面要提人，给谢晋生打了几次电话，谢佯称不在，拖延时间。此事后来也报告了杨虎城，当时商定：(一)不执行维持治安的决定，我们是应该干涉的；(二)白天在大街上抓人，不带官方公文，行同抢劫，巡查队有权拘讯；(三)迅速通知张副司令，由张下令提人；(四)张将军的手令是直接命令十七路军特务营的，表示杨虎城不知道这件事，免得蒋帮特务怀疑。——王菊人
③ 当时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一直由杨虎城兼任，我继任省主席后亦未变动。——邵力子
④ 西安事变后，从国民党省党部、宪兵团、公安局等抄获的情报底稿中得悉，绝大部分的报告是说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矛盾重重，火并在即；并提到杨虎城对他的来信说过：“张学良失之东北，要收之西北。”用以证明张、杨火并势不可免。情报中还建议对张、杨双方都采取支持的办法，以加速其决裂。这些情报当中，只有一小部分说张、杨同红军有勾结，在陕北有代表，并供给红军物资。——王菊人
⑤ 当时杨虎城将军对派尹曜南去广西的任务不好明讲，生怕蒋介石猜忌。杨请尹吃便饭，只有谢晋生作陪，未谈去广西的任务。后来间接告诉尹曜南：驻在广西，不公开作为十七路军的代表。介绍信只说尹系西安绥靖公署的参议。尹的任务是后来以密电通知桂系的。——王菊人
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