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亲历记
汪日章
1936年12月12日至12月25日，西安事变期间，我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四组组长兼侍从秘书，随蒋介石同行止。
我和侍从室与蒋介石的关系
为便于说明问题，先来说明一下我和侍从室与蒋介石的关系。
1929年我于法国巴黎最高美术学校油画系毕业后，回到上海，担任上海新华艺术专门学校西洋画系主任。后因与国民党南京市长魏道明、工务局长赵志游都是留法同学关系，改任南京市政府技士。1932年由于奉化同乡、留法同学毛庆祥的关系，被调到侍从室担任蒋介石的私人秘书。毛庆祥，奉化溪口人，与蒋介石同村，其父毛绍遂(颖甫)与蒋介石有通世之好，为蒋所重视。毛庆祥当时担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兼机要科长(这个职务前由CC头子陈立夫担任，并扩充范围)。我担任蒋介石私人秘书，除了毛庆祥的关系外，还因为我也是所谓奉化的望族，容易为蒋介石所了解。
侍从室是“蒋介石官邸派”一部分，对蒋介石私人关系最密切。“双十二”事变中牵涉到的人也特别多。我在侍从室里前后住了五年，正值多事之秋，侍从室组织扩大，我的职务也有变动和升迁。
侍从室编制可分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33年前后，侍卫长一人由王世和(奉化人，黄埔一期毕业)担任，秘书二人汪日章、俞国华(奉化人、清华大学毕业，其父亲一向跟蒋介石工作，为蒋所信任)担任，参谋一人由宣铁吾(诸暨人，黄埔一期毕业)担任，速记员二人由萧乃华、肖自成(都是湖南人，而且都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第一期)担任，副官二人项传远(黄埔一期毕业)、XXX，侍卫官三人竺培基(奉化人，黄埔四期毕业，系蒋介石的堂外甥)、沈开樾(奉化人，黄埔四期毕业)，便衣卫士六人。这些人都在蒋介石的公馆里，为蒋私人服务。当时我的职务主要是内收发，重要文电稿件先过我手呈蒋核阅，蒋有什么重要文件也交我直接办理或发出去。第二个时期，1934年下半年成立侍从室，设主任一人由林蔚(浙江人，保定军官学校出身)担任，会计一人由蒋介石同族蒋和畅担任，庶务一人由奉化人袁广升担任，因侍卫长王世和招摇舞弊，遭人物议，被调为参议闲职，侍卫长一职初由参谋宣铁吾兼代，后由浙江人何云充任，其余编制人选如旧。第三时期1935年，扩充为两处六组。第四时期1938年以后，增加第三处。后两个时期的人事：第一处主任先后为林蔚、晏道刚(湖北安陆人)、钱大钧(苏州)、张治中担任，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浙江慈溪)、周佛海(湖南)担任，第三处主任陈果夫(浙江)。
西安事变当时还只两个处。第一处主任钱大钧，下设三组。第一组组长陈希曾(湖州)，庶务袁广升，会计蒋和畅，医务陈方之(宁波)；第二组组长邵存诚，参谋秋宗鼎，掌理军事文电；第三组组长蒋孝先(蒋介石的堂侄，毕业黄埔一期)，侍卫官竺培基等及便衣卫士数人，警卫股长黎铁汉(广东琼州)，有警卫20人由军统局支薪。军官侍卫总队约一团，团长石祖德，值勤的约一连。
第二处主任陈布雷，下分三组。第四组组长汪日章，秘书汪日章(曾由王学素、李惟果等先后充任)，掌理政务文电。第五组组长陶希圣，秘书陈叔谅(陈布雷之弟)、萧乃华(西安事变时除萧乃华外，均未随行)；第六组组长唐纵，号乃健，职掌情报、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中央警察总署署长，这次也没有随行。
除以上六组外，尚有直属的侍从副官项传远、蒋国涛(黄埔一期生，蒋介石同族)。副官人事调动很大，多是黄埔第四期以前的学生，有些是由部队调动下来，暂时安插一下的，掌管每日会客，来宾登记。侍从秘书汪日章、俞国华、邓文仪、肖育赞、葛武棨指导思想用花车等。这时，汪日章、俞国华掌理一切文电登记呈转，保管私章，及办理亲启函件，机密文电。邓文仪另有兼职未来，后任驻苏武官，肖、葛都随行，但无实际工作。
从上列组织任务及人事配备来看，侍从室里的人员不是蒋介石族亲同乡，就是黄埔同事同学，都是忠于蒋介石，为他所了解和放心的。所以他到任何地方去，都是随同行止。“双十二”事变虽然有一部分人已由洛阳折回南京，但随蒋同行的主要仍旧是侍从室里的一部分人。
蒋介石在洛阳的活动
“双十二”事变之前，正是我追随蒋介石来去西南，行色匆匆之际。先是，为着广东陈济棠联合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等反蒋，我们在阴历八月间到了广州。蒋介石用了派进去拉出来的办法，利诱陈济棠部下余汉谋脱离陈济棠，又将空军全部拉过来，时间不长，陈济棠完全失败，问题就解决了。广西方面也看风转舵，与蒋介石妥协了。我们随从人员起初准备在广州过中秋节，待中秋以前事情告一段落时，由广州飞到上海，到过杭州、奉化，回到南京。
1936年中秋节前，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件由广州回到南京后，不断接到各方面的情报，说西安方面情况很不稳定，这使蒋介石很伤脑筋。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张学良本来由东北撤退下来(蒋介石叫他不要抵抗，他就乖乖地听话)，成为有名的不抵抗将军，这时人民激于爱国义愤，对张学良很有意见，是蒋介石独力庇护，视同子弟，把张学良安置在陕西，叫他担任“剿匪”副总司令，这样就可以把张学良笼络就范。陕西是西北军杨虎城的防地，张学良是新来的客家，在同一地区，要两个头子和气合作，是不可能的，蒋介石就可以达到对他们互相牵制，互相监督，彼此不相联系的目的。蒋介石原来有着嫡系胡宗南部队在西北，也是为着打共产党的。但他为坐山观虎斗，叫胡宗南部队按兵不动，却叫张学良、杨虎城部队去打延安方面的红军，这样让红军与地方部队两败俱伤，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却事出蒋介石主观臆断之外，结果杨虎城的西北军与红军接触，渐渐了解红军才是真正抗日救国的。加上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深入工作，在西北军里面加深了早已弥漫着不打红军打日本的空气。张学良的部队由东北撤退到陕西后，其部下多少也接触到新的进步思想，再加东北军队家乡沦陷，复仇心切，其心目中的敌人是日本，而不是自己的同胞。这样就促成了张、杨合作，在共产党的影响下，要求联合各方面的力量对日抗战的局面。
这时蒋介石除秘密令饬嫡系部队五十七师师长俞济时部等向陕西挺进外，幻想凭借自己地位和实力以及与张学良之间私人关系，遂决定亲自来西安挽回颓局。因此，11月间我又随蒋由南京乘火车经开封来到了洛阳。这一次坐的是12节专用花车。里面有卧室、菜室、办公室，设备是相当好的。车到洛阳之后，蒋介石、宋美龄移住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校长室，这时洛阳分校的实际负责人是教育长祝绍周。我们随行人员日里跟蒋介石在军分校办公，夜里就宿在火车上。在洛阳，有几件事情是值得一提的。
第一，蒋作宾和蒋介石的频繁接触。蒋作宾，号雨岩，湖北人，是当时国民党政府驻日本大使，是亲日派主要角色之一。那时正是何、梅协定之后，蒋介石既放弃了东三省，又拱手把平津奉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帝国主义者却是得寸进尺，梦想鲸吞中国。因此通过蒋作宾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新的领土要求，因为蒋介石到洛阳去，他也到了洛阳。当时蒋介石对蒋作宾礼仪有加，在洛阳军分校里有时同坐在花园里，有时一同散步，窃窃私语，叙谈时事。这是极特殊的情况，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蒋介石对其他人谈得这么久。当时二蒋之间的话都是直接谈的，连我这样在蒋介石身边的侍从人员也不是全部了解。只大致晓得蒋作宾秘密带着日本提出的条件来请示蒋介石，蒋介石当时采取一味应付日本，能拖延则拖延，看到美日矛盾尖锐化，想等待国际战争中来取得便宜。实质上就是在和蒋作宾密谋对日本怎样退让和不抵抗，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的内战政策和卖国政策。
第二，蒋介石在洛阳的活动与布置。那时蒋介石除调集陆军向西安进发外，已命令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进驻洛阳。空军拥有战斗机和轰炸机若干大队，都是美国、德国、意大利制造比较新式的飞机，来配合陆军的行动。蒋介石自己在洛阳军分校逐日接见西北军政界重要人员与“剿共”部队将领，面示机宜。当时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是步步退让，但对“剿共”决心却是非常大的。
当我们来去之前，张学良事先已在洛阳，时常到军分校来和钱大钧谈天，有时还见蒋介石，用试探口气转达士兵不愿打内战的情绪，但很隐晦，含糊其词。蒋介石对于东北军和西北军这样的气氛，自然非常恼怒。但与其说他怀疑东北军毋宁说是怀疑西北军，因为他对于杨虎城的部队已很不放心，而对张学良则仍旧认为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因此决心到西安去解决问题。
第三，蒋介石在洛阳军分校参加了开学典礼，过他的50生辰。那时适值洛阳军分校开学，蒋介石以校长身份参加了开学典礼，作了训话。大意仍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等调。阴历十月底是他的50生辰，旅途中没有什么铺张，仅孔祥熙送来一个非常大的蛋糕，周围点了50支白蜡烛，蒋介石同宋美龄并坐，也参加一些随行的僚属，摄了一张照相作为纪念。
由于蒋介石估计到西安的情况不是那么平安，所以他事先也不是没有作考虑，而是有所准备。
在12月初将要离开洛阳去西安之时，蒋介石告诉宋美龄，西安情况不是那么太平，叫她回到南京去。因此我的妻子孙礼容，蒋孝先的妻子袁静之，医官陈方之夫妻俩都随宋美龄从洛阳回到南京。另外，蒋介石估计到西安是在西北军势力控制之下，恐怕出毛病，事前就决定住离西安25公里的临潼地方。但是蒋介石毕竟还是估计错误了，在洛阳的时候，原来准备了四架自备飞机，可是临潼没有飞机场，此其一。蒋介石认为张学良还是会听他的话，因此这次从洛阳到临潼除侍从室里一些随从人员以外，只带20个卫士，连属于军统局支薪的警卫股长黎铁汉(广东琼州人，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广州市公安局长)及其所属警卫员都没有随带，轻装简从，离开洛阳。
来到临潼华清池
我们是在12月4日随蒋介石乘专用花车赴西安的，陇海铁路局局长钱宗泽也和我们同行。火车到了临潼，我们就住宿在张学良部下预先为我们布置好，也是前几年我们曾经住过的华清池地方。
临潼华清池，在骊山之麓，相传是唐代杨贵妃出浴的遗址，距县城很近。有温泉有浴室设备。亭台旁有曲径，板桥下有小河，有砖砌的栏杆，垒石的假山，还有些常绿树和腊梅花可供欣赏。这样一个约三十亩地的园林当中，有一道不高的围墙，依高低不平的坡度环绕着，里面有一幢坐南朝北老式洋台门面的房子，我们进去时，这地方已是修饰布置一新。门岗是蒋介石自己带来的几名武装卫士，但是围墙以外的警戒部队，却是装备很好的张学良部队。从这里就可以看到蒋介石当时对张学良是深信不疑的。另外还可以从另一件事情上来看出：我们侍从室人员当时对张学良也是深信不疑的，就是蒋介石的专用花车到临潼以后不久，张学良来对钱大钧说：“火车头发生故障，因此叫司机开到西安去进厂修理。”钱大钧几年来与张学良经常在一起，搞得太熟了，没有请示蒋介石的批准，就让整列专车开去西安修理，也并没有另派火车接替。事后晓得这是在张学良方面事先有计划的行动，而在钱大钧则是稀里糊涂的，因此以后为蒋介石所怀疑，几乎丧失性命。
我们在华清池住的地方是这样的：由大门进去，经过三栋营房式的平房，是卫士们住的。再前进，拾级而上，有石栏杆围着的一个小小平台，这里是最后一栋较精致的宫殿式的平房，有三个房间。蒋介石住在右边的两间，一间当寝室，一间当办公室。我就住在左边的一间。右面稍后一些，另有一栋房子，也另有一条路通大门，这里住的是钱大钧和蒋孝先及侍从副官等。如有来宾或应约来见的，必先在此少坐。蒋介石住在华清池里，每天忙于接见：陈诚、晏道刚、邵元冲、邵力子、杨虎城、蒋鼎文、胡宗南，以及其他东北军、西北军师级以上重要将领。张学良和钱宗泽，则是经常在钱大钧的房间里，谈笑风生，毫不经意。侍从室警卫方面当时有个德国顾问，叫司泰乃斯，曾经介绍过希特勒的侍卫经验，他说侍卫长最好要像何云一样与蒋介石有些相像的人来当，可是这时也置之闲散，顾而不问。
蒋介石与张、杨之间的矛盾
在“双十二”事变发生之前，蒋介石周围的空气是异常紧张的。陈诚、胡宗南、蒋鼎文等顽固派，坚决主张消灭红军。那时俞济时的部队尚未到西安，他们策划请东北军与西北军撤走，而代之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对红军作战。张学良则用婉转口吻向蒋介石陈述东北军、西北军不肯打内战，要求枪口一致对外的意愿。蒋介石总是用愤怒的态度批评责骂张学良。当时蒋介石的主张是这样子的：一个办法是张学良、杨虎城服从他的“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及西北军全部开向陕北前线，向陕北红军“进剿”，“中央”大军在后面接应督战。第二个办法，如果张学良、杨虎城不愿打内战，则将东北军调到福建，西北军调到安徽，将陕西、甘肃两省让给“中央军”自己“剿共”。蒋鼎文就是福建绥靖主任，蒋介石预备把他调到西安来的。这两个办法都是张学良和杨虎城所不能接受的。前面一个办法，不但张、杨不愿打，下面军队更不肯打。后面一个办法，张学良和杨虎城也知道离开陕北，离开红军，张、杨二部队也拆散了，等于叫蒋介石来消灭自己。这样，蒋与张之间的矛盾始终无法调和。
在事变前几天，蒋介石屡次召见张学良。张学良说起部队不肯打，蒋异常激怒，时常责骂张学良，归纳起来主要是下面一些内容：
“我是到过苏联的，赤色帝国主义对外蒙不肯放手，那还讲什么援助，还不是要我们做他的附庸吗?”
“我是主张抗日的，但是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万不可孤注一掷。我这几年来奔走各省，还不是暗中进行抗日的准备。再说美国、苏联和日本之间的利害冲突，愈来愈深，已有剑拔弩张之势，我们能拖就是有利的。”
“共产党是我们的大敌，如果被他劫持，那我们是万劫不复，我们中国尽有好东西，不必剽窃外来的。所以一定要做到有我无他，有他无我。”
有一次张学良向蒋介石进行“哭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大声斥责说：“你这样，我要枪毙你!”愤怒声音，室外都可以听到。当时我就曾担心，这样下去总是不好的，会不会和张学良闹翻了?
12月9日下午，有西京学生队伍，前来临潼请愿，约在灞桥附近，尚未到达华清池，由张学良代表接见，张学良接受了学生的请愿书，允为转达。张回来以后，又大大地听了蒋介石的一顿骂声。
张、杨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原来是想贯彻联合各方面力量，一致抗日的爱国主张，调走临潼的专用花车，也不过是想用种种方法来促使蒋介石接受这种主张。但是蒋介石就是这样顽固地拒绝了这种正义要求，因此逼出西安事变来了。
事变经过
(一)钱大钧与蒋孝先之间的矛盾
侍从室里侍卫长与第三组组长的职权是很难划分的。特别钱大钧与蒋孝先之间，存在着各有所恃又各有所推的矛盾，形成两个和尚抬水吃，大家不负责任的局面。蒋孝先是蒋介石的堂侄，属于“皇亲国戚”之流，但是蒋孝先地位在钱大钧之下，而且他到侍从室不久，人事方面都是现成的，就是一个便衣卫士的任免，也非蒋介石亲自考询决定不可，他是光杆组长(侍从室第三组组长)，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而且谁也不能得罪。较之在北平时任宪兵司令，独霸一方，天高皇帝远，为所欲为时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平日时常牢骚满腹，怪话连篇，大唱其“一事无成两鬓斑”，还时常对我们说起：“走得拢，打得重。”颇有不安于位的现象。这次到临潼没有叫警卫股同来，也若无其事，把一切警卫责任推在钱大钧头上。钱大钧地位比蒋孝先高，而且是蒋介石的老干部，近身人，但因为蒋孝先是蒋介石的侄儿，究竟是疏不间亲，也把这个警卫责任无形中推向蒋孝先，弄得两勿管账的情况。
(二)杨虎城第一次宴会
12月11日午后6时半，杨虎城设宴招待在西安的党、政、军各界人士，在侍从室方面被邀请的除蒋介石不在其内，其余校官以上的都在其内了。我和钱大钧、毛庆祥(蒋介石军委会机要室主任，奉化人)、蒋孝先等都赴宴了。地点是在西安新城大楼绥靖公署内。这种情形，在我们看来是很平常，随蒋介石同行，所到之处，地方长官作东道宴会十分普通，不以为然，尽欢尽兴。所以吃了饭还要被邀看戏，我记得这是在西安一家最大戏院里，也是最红的角色，全是包场。演员异常卖力，最后一出戏是“贵妃醉酒”。我们侍从室里这批人，多数是看到穿台板。闭幕后才分乘汽车回临潼华清池。
(三)事变发起仓猝
12月12日清晨约3点钟光景，忽闻枪声二三响，随后又是数响，内卫便衣卫士一人，趋前察看，中途被击中倒地，弹由前胸入背部出，后经医治未死。却卧地大声呼喊，以示意于后面的警卫人员。于是内室侍卫人员，均集中于最后一栋房子的平台上，借石栏杆为掩护，向外射击。如此相持约半小时，侍卫官蒋瑞昌被击毙。后闻有机枪声，密集向我住的房间方向攻击。我穿好衣服，仍假睡在床上，子弹由床上飞过，洞穿了后窗。那时我自然没有政治觉悟，还顽固地认为弥天大事，祸起萧墙，只有把生死置之度外。天既微明，有张学良卫队第二营营长孙铭九，带领军士数人，闯进我的寝室，他两手均握有手枪，两目发红，气喘吁吁的在隔壁旁间里扑了一个空，找不到蒋介石，于是气势汹汹地厉声问我：“委员长到哪里去了?”我说不知道，他就把我押送到大门旁一间小屋内。这时小屋内已有不少人，当路过甬道时，见有卫士数人，直躺在地，面部颜色，好像涂了一层柠檬黄。又见钱大钧被数人挟持着出去。
我与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第二组组长邵存诚、秘书肖育赞、葛武棨等被送到西安集中的地方，这地方是一个军营。我们在那里吃午饭，是一大铅桶有粉丝的小白菜汤，一大铅桶的大米饭，任你吃饱，当然，我们也无心吃饭。不久，我们几个人被点名押出去。临行，我们还向未被点名留在该处的同事们挥手作别。事后，听到留在那里的人说：“当时你们几个人被点名押出去后，即听到几声枪声，以为都枪毙了。”其实我们几个人，分乘小汽车，到了西京招待所，各人分住。我与肖育赞同住一间，是住在四楼。窗外望出去是一个空旷的操场，有一万多男女老幼民众正在旗帜招展的集会，呼口号，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房间的门外，有站岗，不得出门与另一间的人通话。饮食由外面送入，晚饭是丰盛的西菜。当时肖育赞偷偷地对我说：”西安方面早有不稳之说，共产党的工作做得很严密，他们在西北军、东北军方面逐渐输入分化，我们方面是很难打入的。委座晓得这种情形，所以亲来坐镇，不料反被掣肘，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深为事变可惜。
第二天，张学良亲自到各房间，分别向我们解释说：“这次没有办法只得采取兵谏，但临时措置不当，致死伤一些人，这是十分抱歉。现在委员长受到保护，没有意外事情发生。你们不久也可以回去了。”不及穿衣服的人，张学良还送了一套新制的棉衣。
二日后我等被转移到一东北军某军长的公馆，约有十来个人在一起。除我们侍从室五人外，还有张冲、彭昭贤等，颇受优待，还发给每人200元钱，麻将牌二副。在这里住了十来天，我和毛庆祥、邵存诚另调到绥靖公署内，这时更为优待，任你自由。有一天，杨虎城陪我们吃早点，早点是西菜，他自己没有吃，仅坐了一回，笑眯眯很客气地对我们说：“你们受惊了，现在就可以回去了!”
(四)蒋介石是怎样被捉的
这里着重谈一谈蒋介石是怎样被捉到的。
当清晨第一枪响后，站在蒋介石寝室前的侍卫官竺培基及施文彪，即驰入蒋的卧室，报告有变。蒋即起床，身上还是睡衣，来不及穿衣服，什么都没有带，连假牙一副放在桌子上也来不及套上(蒋的牙齿很坏，1935年时全都换了假牙)。由侍卫官及便衣卫士数人扶持着，即向房后不远的围墙逃奔。由卫士蹲下，蒋介石踏在卫士身上，爬上去是容易的，但下去时由于慌忙而失足跌下，背部脊骨受了重伤，差不多折断了。起身后忍痛向山上摸索前进，被满布在山上的岗哨喝住，并开枪射击，如此数次，左右卫士多被击毙。仅竺培基一人尚紧跟着，但左手臂上已中了一枪，至今成为残废。迨后有机枪扫射，不能再上山，适在山麓有一洼处，乃暂为隐蔽。搜索部队在我们住处范围内找不到蒋介石，摸到蒋介石被窝尚温，想到这里没有飞机，又没有火车，汽车也未开动，据此判断，估计不会远走，就向山麓搜索。这时天渐渐明亮，容易看得清楚，先由一士兵看到蒋介石，就报告营长孙铭九。孙铭九叫蒋出来，蒋看到是东北军，装模作样地对孙说：“你承认我是你们的长官吗?不得如此无礼!”孙铭九向他敬礼、报告，说是：“请委员长赴绥靖公署议事的，张副总司令和杨主任都在那边等着。”不久，有东北军旅长等上来，就分乘汽车，送至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还派了一个副官专任招待蒋介石职责。张、杨见蒋介石时，起初蒋介石也装腔作势表示严词拒绝，并绝食近二天，但结果终于接见了张、杨，同时也开始进食了，这说明蒋介石耍的都是花招。但蒋这次身体的确受了重伤，后来请了南京鼓楼医院的院长(留美医生)，并雇了一个外国女看护，还有一个中国专门按摩的医师，经长期医治休养，逐渐恢复。
在事变发生之夜，进入临潼华清池的东北军约一团以上，闻尚有部队及师级将领在门外，等捉到蒋介石才分乘小汽车及卡车入城。
当我被禁在华清池一间小屋内时，向窗外望出去，可以看到昨日奉命唯谨，装备完好，穿着黑皮领的东北军卫士们，奔走搜查极为活跃。又见有些把手表、钢笔、皮包，顺手牵羊装到口袋里去。所有被押出去的人，有的连衣服都没有穿，仅单布衫裤赤着脚被押上卡车送往西安。事后，所有各人的衣物用具，一无着落，仅蒋介石的假牙一副，日记一本，是完璧归赵的。蒋介石有一只挂表，因系别人所赠，刻有名字，后来也辗转被赎回去了。
(五)事变中伤亡和遭扣押一些重要人员
这里还可一提的是蒋孝先等死亡和钱大钧等受伤实情。
蒋孝先在应杨虎城之邀赴宴以后，原在看戏，但中途和会计蒋和畅等到外面去聚赌了，到五更时才和蒋和畅同乘一辆小汽车回到临潼去。这时刘多荃部下多人等候多时，都跃登踏脚板上为之护送，汽车行驶到中途，蒋孝先等感觉到事情不妙，曾经跳下车子想逃走，可是被捉了回来。押到临潼的花果园里，即把蒋孝先枪决。蒋和畅则被禁在临潼县内。蒋孝先所以被枪决，据说是因为他在北平任宪兵司令时作恶多端，为当时部队里所切齿痛恨，所以如此下场。外传他被乱枪击毙，是有出入的。
钱大钧赴宴后也是夜半方回，枪声响处，前往察看，走至坡下，中间隔一草坪，觉得子弹密集射来。因为那时的情况，听见有人声，不论是谁，即举枪发射。钱大钧知道不能出去，只有回转往里走，不料已中了一枪，子弹由背穿入，洞穿右肺。不久天亮了，乃被护送至西安治疗。伤愈后回到南京，蒋介石就把钱大钧关在监牢里，并责问他：“临潼火车开走，是否预定计划?与张学良、杨虎城是否是合谋做的?”钱大钧后来曾经对我说：“幸亏被东北军打了一枪，否则，百口难辩，我也早被委员长枪毙了!”所以他把血衣保存着，作为纪念。
萧乃华，湖南人，任速记已多年，为陈布雷的助手。这次在华清池，他住的是大门内靠左首小桥边的一间小屋。事变起时，他是首先接触到的，他拿出自己手枪抵抗，这样一来反送了他的性命。他受枪击的尸体，还是在小河里捞起的，后来蒋介石对他的家属特别优抚。
毛庆祥，他那时住在华清池东首靠围墙的一间房子里，离蒋介石住处比较偏远，所以轮到他的地方，天已明亮。因此可以从容不迫地穿好衣服，准备受缚。他机要室的密电本等均被取去。
葛武棨，在被禁一室时，他曾和我研究过李后主词，并和他同桌打过麻将，这十来日赌博结果，将200元钱都输光，我倒还赢了二三十元。
此时在西安的，还有陈诚、蒋鼎文、万耀煌夫妇、陈继承夫妇、邵元冲等，多是住在西京招待所内。当事变起事，天尚未明，邵元冲那时是立法院副院长，即越窗潜逃，被乱枪击毙。陈诚一闻枪声，自己就贼胆心虚地在酒吧间的柜台里躲藏起来。因此，在华清池蒋介石是被最后找到的一个，在西安陈诚是被最后捉到的一个。事后风闻，陈诚若在天未明时捉到，将予以当场枪毙论处，因为他是主张“剿共”最坚决的顽固分子。1932年就任江西“剿共”军总指挥，这次来到西安，就是策划打共产党的。此外，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夫妇、民政厅长彭昭贤，以及张冲等也被扣。派在临潼的少数宪兵全部被解决，宪兵第四团团长也被处决。
(六)蒋介石的被释放
事变起后，因为我被扣押起来了，而且与蒋介石不在一起，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只晓得事变的同时，张学良、杨虎城在共产党影响下有所号召，即所谓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六)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些正义的主张，未被蒋介石所接受。12月12日6时，还有从洛阳起飞的机群，低飞西安上空，盘旋数回，听说那时有一架飞机即在临潼公路降落，想来营救蒋介石，也真是异想天开。当时南京方面是分成两派：汪精卫、何应钦、邓文仪等与日本勾结，主张使用飞机，将西安炸为平地，玉石俱毁，一面已派陆军部队向潼关推进，限期总攻。蒋介石老婆宋美龄，以及宋子文、孔祥熙等亲美派则主张和平解决，营救蒋介石。因此，宋美龄、端纳、宋子文、戴笠等都飞到西安。这期间就我所知，蒋介石曾有亲笔信写给何应钦，由蒋鼎文乘飞机送走，信中大意是：“我日内即可回京，兄等万勿妄动”等语。可知当时蒋介石是很要性命的，与张、杨之间一定得到某种程度的谅解，所以事态没有扩大。
12月24日，我们获得了相对自由。这天夜里，杨虎城仍在绥靖公署大厅里，宴请除了蒋介石以外这次全体受惊人员。侍从室校官以上，除打死打伤者外，均出席宴会。陈诚、陈继承、万耀煌、邵力子、彭昭贤、张冲等均在。这次是马蹄形西菜席，也是济济一堂，但与会人员的心情，前后却大不相同。杨虎城举杯压惊祝个人身体健康。
12月25日下午4时，张学良亲自陪同蒋介石、宋美龄、端纳、宋子文、戴笠等上飞机，我和其他秘书、参谋、副官等乘另一飞机离开西安到洛阳，再由洛阳到南京。其余侍从人员于28日乘火车回南京。在动身那天，沿途由杨虎城的西北军警戒，道路行人是隔绝的，据说起初杨虎城还不同意，经张学良的再三商量，才得允准。因此由张学良陪同飞南京，以策安全。
事变以后
离开西安以后，我跟随蒋介石到南京、上海、杭州，不久就到奉化溪口蒋介石母亲的坟庄里休养，这期间有几件事情是值得一提的。
(一)张学良的上当
张学良兵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把蒋介石捉起来又把蒋介石放掉了。当初认为自己真心诚意送蒋介石到南京，蒋介石也会放掉他。这里说明张学良究竟还是太天真，还看不透蒋介石的狠毒心肠。事实是到了南京以后，蒋介石马上将张学良交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看管，交军事法庭审判。蒋介石到奉化去休养的时候，还把张学良关在雪窦寺旁边，至今奉化雪窦寺右旁还有当年关张学良后来毁于火灾的遗址。后来杨虎城的代表李志刚等到奉化溪口蒋母坟庄里去见蒋介石，要求释放张学良，蒋介石却说：
“本来我就不叫张汉卿来南京，是他自己要来的，既来了，就不能由我做主了!”这样张学良就长期失去了自由。直到大陆解放前夕，张学良还被押解到台湾去。
(二)杨虎城的被摘印
蒋介石在扣留张学良之后，还和杨虎城的代表李志刚等周旋应付，叫杨虎城安心工作，又将俞济时等嫡系部队开到西安，用威胁利诱的惯技拉出西北军方面实力分子孙蔚如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这样就摘去了杨虎城的印把子，把他也监视起来，直到重庆解放时，还派军统特务杀害了杨虎城。
《西安半月记》的来由
《西安半月记》是蒋介石授意陈布雷写成的遮羞布。
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蒋介石发表了一篇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由正中书局出版。这本书里面究竟说了多少谎话，因为事变起后我和蒋介石隔离，无法笼统的估计。但仅就《西安半月记》写作经过，就不难看出这是一块遮羞布，里面有着不少的假话来掩盖自己的丑态，来维护自己的尊严。
这本《西安半月记》是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叫陈布雷写的。后来蒋介石到奉化休养，住在其母亲坟庄里三间小洋房内，两旁两个房间，一个是卧室，一个是办公室，中间一间是会客室。蒋介石那时受伤后腰部直不起，卧在床上的时候较多。我就住在离蒋介石住处最近的下房。当时陈布雷则住在溪口文昌阁小洋房里，距离较远，集中精力写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写了好几次给蒋介石看，经过几次修改才得告成的。这中间就可以看到《西安半月记》是一篇怎样矫揉造作的东西了。 几点零星的回忆。从西安回到南京之后，还有几点零碎回忆，补记如下：那时钱大钧因为有与张学良预谋将火车调离临潼的嫌疑，被关在五台山，我去看钱大钧时，送他一本《陶渊明全集》，钱大钧大小老婆(姓郦的一双亲姊妹)都在，钱还笑着对我说：“事情总会弄清楚的。”这位蒋介石多年老干部终于得到蒋介石的谅解了，以后在钱大钧家里还有一个“双十二”事变聚餐会。有一次我们在钱家聚餐，邵力子、蒋鼎文、陈继承、万耀煌、毛庆祥以及在西安事变中有关侍从副官等都到。另外，我还和蒋介石、邵力子夫妇、毛庆祥、蒋孝镇等所谓西安事件遭难人员在南京蒋介石住处拍过一张照片，作为纪念。 (1964年11月)
* 作者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四组组长兼侍从秘书。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