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近年来三部西安事变史专著
李仲明
随着对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历史的深入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有关西安事变的论著无论从质量上还是从数量上，都超过80年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90年代中期以来先后出版的三部西安事变史专著①，张魁堂、李义彬的著作在篇章结构上有相似处，杨奎松的著作则侧重于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研究。笔者试就结构、史料、观点等问题，简要评述这三部著作。
一
张著与李著在篇章结构上颇多相似处。张著共十四章，第一至第四章记述西安事变的背景；第五至第十章为全书重点，记述西安事变发生的经过；第十一至第十四章记述西安事变善后的情况。
李著共十二章，第一至第二章概括记述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的历史渊源；第三至第四章记述西安事变背景，西北的“三位一体”与事变前的矛盾激化；第五至第十章为全书重点，记述西安事变发生的经过；第十一章记述西安事变善后的情况；第十二章记述国共的多次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逐步形成。
张著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与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中国共产党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策略写于首章，进而记述在此大背景下，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的艰难选择：从拥蒋统一、到与蒋有矛盾到联共抗日；李著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东北、华北的侵略直至1936年日本侵略中国升级、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这一历史过程用简练的语言概括在引言里，然后记述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间不同的历史渊源，张、杨与中共在西北的联合及事变前的激烈矛盾。
在两著分别记述西安事变发生过程的第五至第十章中，张著以一章篇幅记述张、杨与蒋的矛盾激化，事变已成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然后集中记述西安事变发生的过程；李著显然受到张著影响，其第五章临潼兵谏、第六章扣蒋之后、第十章谈判与释蒋这三章小标题与张著的第六章、第七章、第十章的小标题完全一样，当然，李著在这几章中的论述内容、史料取舍是与张著不同的，且由于李先生对这一时期的国际问题与中外关系颇有研究，乃单列第八章国际反响，记述苏联、日本和西方国家的态度。
后面，张著用三章记述扣押张学良、潼关谈判、“三位一体”的危机和“二·二事件”的恶果，最后一章记述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变化及国共再次合作的开端；李著则用一章记述了扣张、谈判和“二·二事件”，最后一章记述国共一系列的谈判，最终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
两部著作都引用了近十几年的新史料，包括档案、电报、书信、日记、自传、回忆录、采访记录等。
张魁堂先生在出版这部著作之前，自1979年底参加全国政协西安事变史编辑组，先后参加编写《西安事变简史》，出版了专著《张学良传》等。他整理发表的刘鼎在70年代追记的《西安事变笔记》(在这部著作中亦多次引用刘鼎的谈话记录)，属于涉及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重要史料之一，笔记中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事情，追忆了刘鼎与张学良历次谈话的内容，周恩来与张学良于1936年4月9日晚在延安会谈的内容，张学良曾要求和红军在军事上合作，“一起打游击”的情况，对于深入研究西安事变具有重要意义。②
从张著附录二看，该著参考文献近150种。张魁堂注意了“近若干年来海峡两岸陆续披露的档案资料以及报刊发表的论著”③，采访了一些西安事变的亲历者，使著作的史料引用较为丰富。
如《黎天才自传》，张著多处引用，意在说明黎天才等人④对张学良决心策动西安事变的重要性。张魁堂在搜集西安事变史料的过程中，“接触并研究过未公开发表的《黎天才自传》及50年代黎被关押于上海公安局时的交代材料，注意到他的前共产党人身份，以及黎和其他的前共产党人辅导张学良学习共产主义理论等举动”⑤，还专访过罗章龙，并与旅居海外的李希逸联系。在整理、研究资料过程中，张魁堂已试图对黎天才进行新的审视，认为：“在张学良身边，黎天才是惟一主张造蒋介石反的人。”⑥在张著中，提及并肯定黎天才于西安事变前协助张学良与蒋介石斗争，起草八项政治主张，黎代表东北军探望被扣的张学良等事件被扣等提及并肯定。著作第19页这样介绍黎天才：
黎天才，原名李经天，号伯海、渤海，山东蓬莱人，早期共产党员，1928年叛党。九一八事变后成为张学良的心腹。黎积极主张抗日，日本人夸张地称黎是“张学良的政治灵魂”。
张著除引用刘鼎谈话、黎天才自传等珍贵史料及电报、书信、档案等一手资料，还引用了大量的回忆文章，这些回忆文章贯穿在著作中，看起来十分生动、流畅，但史实上是否准确无误，就有待史家评论和读者鉴别了。有学者指出：“当前西安事变研究存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分地依赖当事人的回忆……回忆录与第一手的文献资料相比，确实有其特殊的功用。其最大优点，就在于它比文字档案更具有直观性，可以提供独特的个人视角，告诉人们那些发生在文献资料背后的东西，给人以较强的立体感。但……如果回忆资料没有当时的日记、笔记或文献作依据，它们通常并不是那么很可靠的”⑦。即便是张魁堂最初整理的刘鼎追记的《西安事变笔记》，亦有学者撰文指出它所记史料存在明显的疑问与讹误，并对做了简略的补充和订正。说明周恩来与张学良有过第二次延安会谈，纠正了刘鼎所记安塞会议的时间和内容，并指出刘鼎所记延安会谈中中共中央接受了张学良关于改变“抗日反蒋”方针为“逼蒋抗日”方针的建议，和张学良对“中共主张有条件联蒋”十分高兴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因为据资料表明，延安会谈后张学良迅速转向了“抗日反蒋”，并密谋与中共共同实现以“抗日反蒋”为内容的“西北大联合计划”。⑧
如张著中第六章中的“搜蒋”一节，作者特别注明引用了秋宗鼎、汪瑢、商同昌、刘多荃、王玉瓒、张治邦的回忆；并经过1981年全国政协邀请张治邦、王玉瓒、孙铭九、朱宗愈等座谈，核实了临潼扣蒋的经过。但在详写捉蒋过程中却未注明哪里是谁的回忆，并推断捉蒋的最晚时间是12月12日早晨5时。
李著亦同样引用了不少回忆史料，在第五章的“骊山捉蒋”一节中，主要引用清芳的《刘桂五》和孙铭九的《临潼扣蒋》，而写后者的回忆更是贯穿于捉蒋的具体过程中。作者也许不知道1981年政协座谈会上王玉瓒曾批评孙铭九在捉蒋过程中的不实之辞⑨，仍把蒋介石说孙铭九“是个好青年”这样的话写进书中。李著没有推断捉蒋时间。
对于西安事变的国际反响，李著专设一章，引用较多的档案史料，分析张、杨扣蒋后，苏联、日本和西方国家的不同态度及这些国家与国民政府的交往。作者认为，苏联在西安事变问题上采取亲蒋反张立场不足为怪，这是它在远东地区推行联蒋遏日的外交策略的需要；但苏联也不希望中国爆发内战，它主张南京和西安通过协商解决问题。所以，苏联的态度对西安事变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分析日本的态度时，作者认为：事变发生后，日本静观其变，同时做了武装干涉的准备，并恫吓南京政府，它反对张、杨走联共联苏抗日的道路，反对南京政府与西安妥协，联合英美苏抗日，要求南京政府仍与日本“协和亲善”。⑩
李著还引用了有关何应钦的一手史料(11)，虽然引用的是较为鲜见的史料，但对何的分析、评价仍然沿用了传统的观点：“何估计蒋在西安凶多吉少，被杀的可能性很大。如蒋被杀害，何将继承蒋的地位；如以武力将蒋从西安救出，则何功绩第一，真是两面都把握便宜。”(12)
张著并没有引用更多的史料，就把何应钦定性为“一生反共”，“一贯亲日”，“向有野心”，并把事变发生后何应钦的主战态度，结论为“何应钦认为这是抓军权继续亲日反共的好时机，便积极开展活动”(13)；史实上何应钦于12月12日当晚就及时电话告诉在上海的孔祥熙，并请孔转告宋美龄，告之蒋介石情况危急。张著却在分析以何应钦、戴季陶为首的主战派的行动到17日后，笔锋往回一转，说12日晚何应钦才通知孔祥熙，这样的分析在逻辑推理上是不够准确的。
对于地方实力派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不同态度，张著引用了较多的回忆文章和少量的一手档案史料，对韩复榘、宋哲元、阎锡山等进行了分析。指出宋哲元于事变后的中立态度，说明他所关心的并非蒋介石的安危，而是冀察的地位能否保持(14)。韩复榘也是表面上不偏不倚，实际上认为张学良的“兵谏”是大快人心的壮举，他在12月23日与宋哲元联名致电南京政府前，曾于21日密电张学良，盛赞张的主张，又说韩的部队奉命西开，盼两军接近时勿生误会。不料电文被南京方面破译，使蒋怀恨在心，乃于抗战初期以韩兵败为由将他处决(15)。对本来十分支持张学良，事变后却十分谨慎，电张中连用六个“乎”的阎锡山，张著认为“张学良对阎的复电只看作单纯的诘难，而没有看到阎所提的这四个问题也是当时需要慎重处理的问题，因为那时确实存在扩大内战的危险。”(16)
李著亦运用档案史料和回忆文章分析地方实力派的态度，认为事变后完全支持张、杨义举的是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和李济深，他们通电全国，反对内战，主张建立抗日政府。他们“不屈从于南京讨伐派，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当时能做到这一点，实属难能可贵”(17)。四川刘湘，则周旋于南京政府代表与西安代表之间，当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消息传来时，刘竟大骂张学良，可见刘不高兴张释蒋，“因为蒋获释后他驱逐蒋系势力出川的愿望便成泡影”。(18)河北宋哲元和山东韩复榘于事变后联系密切，但态度不尽相同：“宋有些倾向南京，而韩则两面讨好。”23日宋韩联名致电南京政府，针对“讨伐令”提出三个问题，建议中央开会妥商。孔祥熙等回电告诉宋韩其方案是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解决；颁布讨伐令调军队，则是一种辅助手段；当前急务，乃促张、杨早日送蒋回京。(19)
笔者注意到，张著在谈及延安会谈时仍然坚持了以往观点：联蒋抗日是会谈中花时间最多、张学良最希望解决的一个问题，张表示：“除非蒋介石投降日本，否则我不能反蒋。”周恩来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要报告中央后再答复。“张学良看到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一点没批驳他，而且回答恳切，认为他的意见可能被接受，这样就可以解决他既要联共抗日而又不反蒋的矛盾，因此表现很愉快。”(20)
李著则这样论述：“张学良回西安后，认真执行延安会谈协议，积极做抗日准备工作。不久，他对蒋介石的态度一度发生动摇，对‘逼蒋抗日’失去信心，甚至要求和红军一道去打游击。”(21)
二
杨奎松的著作则就西安事变最重要的因素——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研究展开论述。
杨著共五章，其中前三章与第四章第一节论述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第四章第二节至第五章第二节前半部分论述西安事变爆发后的情况及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第五章第二节后半部分论述张学良送蒋被扣的情况及中共与杨虎城和东北军的关系。著作的主旨是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研究，记述了1935年秋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与东北军作战至1937年2月张学良被软禁后西安的形势。可谓结构严谨，论述细密。
这部著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著者行文时，所引用的史料95%以上都是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包括电报、书信、档案、文集等等，且多为80年代中期以来新公布的史料。这里摘抄一段作者对史料的介绍如下：
从1985年《文献和研究》公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关于‘联蒋抗日’方针的一组文电”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一组文电”开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陆续公布了大批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历史文献。被公布的文献不仅涉及到中共中央这一时期的策略方针的演变、国共两党秘密接触谈判、红军打通国际路线问题、西北大联合计划、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与张、杨谈判交涉(包括张学良与李克农的洛川会谈、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延安会谈以及杨虎城与张文彬的西安会谈等)的大量报告，而且还包括了西安事变发生期间中共中央与西安中共代表周恩来及张学良之间的各种来往电报。在这些文献中间，有些资料在过去无疑是属于高度保密的。比如像关于张学良要求入党及被共产国际拒绝的文件；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期间曾经主张一旦西安被围，就应对蒋“取最后手段”，张学良也表示赞同的电报；以及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期间讨论如何处置蒋介石的会议记录和共产国际电报指示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共历史档案公布得最多的，正是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发生前后这段时期的档案。粗略计算下来，光是这一年前后的文件，至少就公布了近二百件之多。这还不算在那些尚未正式公开，但已经在有关论文中直接引用的数量更多的与西安事变相关的文件。(22)
正是因为作者广泛地查阅了诸多新公布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并利用这些史料，将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与中共关系进行细密有致、层层递进的分析、研究，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使得这部著作不仅作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注意对史料、史实的分析、考证，逻辑推理较为缜密，文字的自然、流畅及每章每节的紧密衔接，使著作可读性、说理性强，既可看出作者较为深厚的史学功底，读起来又引人入胜。
作者认为，西安事变研究的关键问题，是要弄清楚1936年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统战关系的种种内情，在此基础上实事求是地说明中共与张学良究竟是谁影响了谁，进而实事求是地说明西安事变发生和解决的经过(23)。杨著分析了有关延安会谈的各种史料异同，指出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和刘鼎追忆笔记的“拥蒋”、“联蒋”与周恩来会谈后第二天所写报告内容完全不同，谈到对蒋的问题，报告说“他的问题部下确有分化，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问题如蒋确降日，他定离开他”。作者指出《中共党史资料》公布这则史料时的文字错误(“现在歧路上”变成“蒋在歧路上”)(24)。究竟是周恩来延安会谈后继续坚持中共中央“抗日反蒋”方针，还是接受了“联蒋抗日”思想，周恩来在4月22日写给张学良的信中说：
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惟别后事变益亟，所得情报，蒋氏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日、满实行军事协定，同时复以分裂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持，屈服难免，其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准备之也。(25)
作者引用此信，说明周恩来主张张学良反蒋抗日的鲜明态度，同时指出张魁堂整理的《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一文，把周信中的“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说成是“中共主张有条件地联蒋”是曲解文意，把周信中意思完全搞反了。
杨著还分析、论述了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在西北的军事合作、张学良要求入党、在共产国际指示下中共策略(从“反蒋”到“联蒋”)的转变及张学良的态度、打通国际路线和统战工作、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矛盾、张学良决定采取“兵谏”的时间和发动“兵谏”的日期，等等。
关于东北军在骊山找到蒋介石的时间，以往多数论著认为蒋介石被找到的时间应在凌晨五点钟以前，根据是张学良在当日凌晨致中共中央电报的公开发表，而电文落款时间是“文寅”两字，乃为当日凌晨三至五时的代字。杨著认为：张凌晨五时发电只是按照约定时间发报，不能推论张选择这一时间发报就说明事变已奏全功；蒋介石摸黑逃上骊山约半公里，又栖身山石草丛之中，东北军部队进攻华清池要花去相当时间，如何能在天色尚暗的情况下，很快在骊山东侧找到蒋；东北军搜山的军官回忆开始搜山时，已经是天色微明，蒋的卫士事后说明，当他和蒋逃出华清池登上骊山半山腰时“天正黎明，晨光熹微”；刘鼎于当日凌晨五时根据张学良的要求通报中共中央，说明“西北全部武装暴动，意图俘虏卖国头子”，只是“意图俘虏”，并没有已扣蒋的字样。作者又根据12月天亮(熹微)的时间是七点半和蒋的卫士的回忆，推断找到蒋的时间在七点半以后。
作者在行文和注释中，对引用的许多史料进行引证和考据，指出这些史料中人物、事件、时间等存在讹误和偏差。
三
比较这三部著作，共同特点是都能较为广泛地吸取、引用海内外最新史料。所不同者，张著引据回忆史料较多，李著居中，杨著引据一手文献史料最多。
张著、李著把西安事变——中国现代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事变，通过相近的结构，不同的构思，比较成熟地用历史研究的手法呈现给读者；所感不足者，两著在史料引用上基本上没有超脱80年代中期前的档案资料、回忆录，因此论述缺少新意；两著把西安事变的各个阶层、方方面面都集中在一部书稿里，写作上有一定的难度，容易顾此失彼，照应不够。
杨著则紧紧抓住西安事变中最重要的因素——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进行研究，且善于在引用大量的一手文献史料中发现、纠正史料的讹误，论证、提炼新的观点，推动了西安事变史的整体研究和个案研究。
由此想到，关于西安事变的个案研究，似还未臻完善，有待深入研究。比如：西安事变与国民政府；西安事变前后的地方实力派；西安事变的国际反响；西安事变与民众舆论；还有对西安事变诸多人物的研究。如果在许多个案研究中有进展，能够产生杨著这样的效果，就会推动整个西安事变史的研究。笔者期待着更多有质量有见解的新著不断问世，使西安事变史的研究再上一个台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北京；邮编：100006)
①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李义彬：《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时候》，《党的文献》1989年第2—4期。
③《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前言第2页。
④关于黎天才、罗章龙与“中央非常委员会”的情况，近年来江苏邓伍文、罗健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抗日战争研究》近期将发表他们的论文。
⑤关于黎天才、罗章龙与“中央非常委员会”的情况，近年来江苏邓伍文、罗健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抗日战争研究》近期将发表他们的论文。
⑥张魁堂：《张学良兵谏想法始于何时》，《人物》1995年第3期，第136页。
⑦《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自序，第4页。
⑧邱路：《也读(刘鼎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时候)》，《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
⑨《文史精华》2000年增刊(1)刊登了原东北军一○五师一旅三团三营七连政治员郝中实的文章《我所亲历的西安事变》。郝指出12月12日凌晨5时许，他所在部队奉命向华清池方向前进，路遇身着士兵服装的刘多荃师长，刘传达了扣蒋命令，部队经与禹王庙、华清池守卫部队激战后在池侧空场内休息，刘谓你们已完全任务，搜寻任务已交于后来者去办。讲话将毕时，远处传来逮到蒋的喊叫声，只见数人由南来，走近时看出是蒋介石，刘急命号兵吹奏起立致敬号表示欢迎，众人排列面向蒋，惟刘背向蒋站立。郝文认为是刘多荃亲自扣蒋，但在《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却只字不提，而把责任推到孙铭九及王玉瓒身上，是歪曲历史。郝认为刘隐瞒这段历史是顾虑前途。郝文中的疑点是刘多荃讲话时说，搜寻已交于后来者去办，“后来者”指什么，并未说清楚。
⑩《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263、272、282页。
(11)何应钦：《西安事变的处理与善后》，台湾1984年4月2日版。
(12)康泽：《西安事变后南京情况》，《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13)《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第244页。
(14)《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第231页。
(15)《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第232页。
(16)《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第233页。
(17)《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244页。
(18)《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246页。
(19)《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249—251页。
(20)《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第46页。
(21)《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82页。
(22)《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自序，第5页。
(23)杨奎松：《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研究50年》，《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3期。
(24)《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76页，76注。
(25)《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87页。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