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东北向何处去
(美)傅虹霖著 王海晨,胥 波译
张学良在东北继承了父业之后，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轻松自在。在显赫的权力和令人目眩的威风的背后，是几乎使他不堪负担的沉重的责任。人们往往只知道他是一个风流倜傥、挥金如土的东方卡罗尔皇子，却不知东北三省的前途和命运，都系在这位年轻的统治者身上。当时，他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就是东北向何处去。
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就开始将东北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更是将这块荒僻、富饶的地方视为禁脔，不容他人染指。在日本人的开发经营和阴谋策划之下，东北的地位变得非常微妙：一方面，它自古以来，就无可争议地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日本人在各种场合，大肆渲染东北的特殊性及其与日本的关系，从而使东北的地位似乎发生了某种潜移默化的变化，日本人认为东北至少应成为受他们控制的自治地区。老帅统治时期的东北，基本上便是如此。
然而，到了少帅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二十年代后半期，蒋介石委员长领导的国民革命显示了力量，北伐战争结束了北洋军阀时代的分裂割据局面。张作霖遇难后的一个星期，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城，中国关内遂告统一。除东北外，举国高悬国民党青天白日旗。中国的统一顺应时代，深得人心，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这种形势下，东北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地位受到了威胁。究竟何去何从，颇费少帅思量。
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方面如何处理与日本的未来关系；另一方面，如何确定与南京新国民政府的关系。关于后者，当时有三条道路供东北领导人选择：其一 ，象南京国民政府所要求的那样，向南京全面投降；其二，如日本关东军一向主张的那样，把东北变成一个自治地区；其三，如张宗昌、褚玉璞等少数军事将领所鼓吹的那样，倚靠日本军事力量的帮助，继续与南方作战，他们确信，在日本军事力量的援助下，他们就可以继续保住原来的关外的政治、军事地位。然而，大多数东北领导人排除了第三种可能性，尽管他们中间有赞成或反对统一之分，但他们都不愿意走这条穷兵黩武、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道路。
张学良原则上是赞同实现国内统一的〔1〕。正如他自己所说：
学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因动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时为忏悔。〔2〕
因此在继承父位之后，当即痛陈战祸之乱，通电言和。少帅深知，日本乃虎狼之邦，他们对东北的野心由来已久，希图在日本人的庇护下以求东北独立，无异于引狼入室，自取灭亡，迟早将使东北落入日本人的魔掌。父亲的惨死使少帅进一步看透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前车之鉴，常使他不寒而栗。无论是为其身家性命着想，还是为东北的未来命运担忧，张学良都需下决心尽快结束目前这种孤立无援的独立地位，寻找一个能与日本抗衡的强大靠山。为此，少帅选中了蒋介石。
但是，尽管少帅主张东北与关内实现统一，却决不甘心抛弃他父亲开创的基业，无条件地投靠南京政府。他所选择的统一道路不是无条件的投降，而是有条件的妥协。为此目的，东北和南京方面的代表往来穿梭，频繁活动，为使东北与关内实现一体化而做准备。
然而，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张学良小心翼翼地避免公开表露他的心意。他深知他所统治的这块领地是历史上逐渐形成的一块是非之地。他了解日本人在东北的实力，知道日本将会强烈反对东北在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实现统一〔3〕。在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上，如果得不到日本军队的充分谅解而仓促行事，则可能会促使他自己迅速倒台。他父亲的死确实使他心有余悸，顾虑重重。同时，张学良也充分意识到，他同日本人的关系，是与南京政府进行谈判时讨价还价的筹码。如果没有日本关东军的存在与合作，对南京政府来说，他的地位会被轻视，遭到削弱。因此，他小心谨慎地行事，注意不要在与南方和解这个问题上公开行动或操之过急，以免引起与日本人的对抗。所以，在那段时间里，张学良只能对与南京联合的前景表现出不太关心的态度〔4〕。为了迷惑日本人，六月底，少帅经过与东北领导人的几次磋商，决定采取对日“亲善”政策〔5〕。七月初，张学良声称，对于东三省来说，同日本达成某种具体谅解是绝对必要的〔6〕。
除了考虑到来自日本方面的压力以外，还有其他两个因素致使张学良推迟与国民政府的联合。首先，东北内部意见不一。如上所述，在这个问题上，东北领导人分为三派。一派主张与南京实现统一，例如，张学良在东北的两个最强硬的竞争者之一，后来成了少帅最倚重的靠山张作相，是与南京联合的最有力的拥护者。另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杨宇霆也赞同与南方妥协，但不是与南京的蒋介石中央政府，而是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地方实力派。总之，他们都主张实现国内统一，与日本人施加给东北的压力相抗衡〔7〕。与此同时，以东北保安委员会副委员长袁金凯等人为首的“老派”，则强调首先需要巩固内部的局势，与日本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他们认为，与南京合并只能是为南方军阀做嫁衣裳，所以，他们坚决反对〔8〕。以张宗昌为首的“主战派”不得人心，很快便分崩离析，消声匿迹。因此东北主要存在着主张统一和坚持独立两股政治力量。张学良也同中国其他军阀们一样，他的权利依靠东北各派系势力的均衡，所以，他既不能轻易地把自己同“新派”混同一起，也不能公开表态支持“旧派”〔9〕。
其次，国民党本身内部局势不稳，这不能不引起张学良的深切关注。
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和参加国民党北伐战争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利害各不相同，他们在对待东三省和处理张学良的手段问题上意见不一。冯玉祥和阎锡山等北方军阀不愿意看到张学良这一强大的力量威胁他们在北方的地位，因此主张国民革命军乘胜进军关外，用武力解决东北问题。而广西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和蒋介石则倾向于终止军事行动，与东北领导人实行妥协，以政治手段实现统一〔10〕。
南方军事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在迅速恶化，国民党阵营中这种动荡不定的局势进一步推迟了南北和解。正如张学良在七月初所阐明的那样：
阻碍南北友好和睦的主要障碍是国民党态度暧昧，拿不出一个确切的主张，他们内部不统一，不知何系何人在占支配地位。因此，他们的态度天天在变。〔11〕
况且，如果冯玉祥的影响在国民政府中占了上风(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可能的)，张学良及其东北同僚将会在统一后的中国被贬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冯是老帅的宿敌〔12〕。
随着日本干涉东北易帜的压力日愈增强，南京国民政府也对东北问题日益重视起来。蒋介石说服了其他地方派系的实力人物，给予张学良许多优惠的待遇。同时，对将来东北归属中央政府的一些具体细节问题，也做了一些让步〔13〕。这样，阻碍南北统一的障碍便逐渐消失了，致使张学良日益倾向于采纳与国民党走到一起去的立场。此外，东北的公众舆论也是促使他改变主意的另一个因素，民众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各界人士要求统一的请愿书象雪片一样飞来，要求在东北升起青天白日旗〔14〕。
经过审慎地权衡东北与南方的局势，张学良终于做出了初步的响应。一九二八年七月一日．少帅致电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表示他将顺从民意，决不妨碍中国的统一运动。他还表示，愿派一代表团赴北京谈判〔15〕。
如前所述，早在张学良发出七月通电以前，国民党和少帅之间即已开始了幕后谈判。蒋介石曾派他的主要军师之一，也是少帅的好友何成濬赴沈阳和滦州，先后会见了张学良和杨宇霆〔16〕，商讨易帜事宜。在这次非正式的接触之后，以邢士廉、王树翰将军为首的东北官方代表团于七月八日抵达天津，他们的主要使命就是打探蒋介石真实意图，同国民党领导人商定统一的条件。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蒋介石首次会见了东北代表团，他表示南京政府的立场是，东北升起中华民国国旗，接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这是和平解决统一问题的基本前提〔17〕。
东北代表团也提出他们自己的条件：(一)张学良得被国民党任命为将来在东北建立的中央政治机构的领袖；(二)南方军队不得驻扎在东北；(三)国民党政府不得干预少帅在东北的人事任命；(四)南京政府不得在东北设立中央政府分部或宣传体系；(五)热河特区并入东北，作为东北的第四个省。〔18〕如果上述条件俱为国民党领导人所接受，民国的旗帜便可以在东北升起。国民党要人们经过几次会议磋商，接受了这些要求。据报道，张学良将于七月二十二日左右降下五色旗，换上民国的青天白日旗〔19〕。
东北与国民党的秘密接触以及日益明显的东北统一于中华民国的迹象，引起了日本人的恐慌。日本对国民政府怀有深刻的敌意，早在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军进行第二次北伐以前，国民政府便发表了四项声明，(一)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废除不平等条约；(二)期限已满的条约无效；(三)未经国民政府参与而进行修改和批准的条约一律无效；(四)有关中国的条约而国民政府未曾参与者，对中国无有约束力量〔20〕。南京国民政府的立场引起了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的日本人的疑惧。所以，他们当然希望处于日本势力控制下的东北继续保持独立的地位，而不愿看到东北与南京政府合并，使日本不得不与国民政府打交道。在此期间，日本突然正式警告张学良不要与南方联合，国民政府遂单方面中止了中日商务条约。早在七月七日，南京政府便发表声明，打算重新处理所有“不平等条约”。七月十三日，这一照会被送交日本政府。一八九六年签署的《中日通商航海条约》将于七月二十日届满，尽管日本做了种种努力，试图延长条约的期限，但终为中国方面所拒绝。七月十九日，国民政府照会南京的日本领事，宣布从七月二十日起，中止执行《中日通商航海条约》，并请他向北京的芳泽公使面交备忘录〔21〕。
就在同一天，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秉承田中首相的旨意，拜会了少帅，提出了日本的警告。他规劝少帅，南京政府含有共产党的色彩，况且其内部纷争不已，地位颇不稳固，故东北绝对没有必要与之联合。然后，他又威逼利诱道，如果南京政府以武力压迫东北，日本愿不惜一切牺牲，尽全力相助。张学良则采取推拖敷衍的策略，告诉他主持东北政务的保安会要员们一致赞成与南方合作，如果他违背公意，他必将陷入困窘境地，甚至被迫辞职。〔22〕七月二十三日东北保安委员会确定了实现和平统一的总方针，但考虑到此事涉及内政外交，极其复杂重要，决不能操之过急。故张学良于七月二十五日照会林久治郎，宣布对东北易帜之事暂缓实行，意在进一步观察日本人对此事的态度〔23〕。
日本人趁热打铁。八月四日，日本前驻华公使林权助作为田中首相的特使，专程赴沈阳参加张作霖的葬礼，但他所肩负的最重要的使命却不是吊丧，而是游说。在出席葬礼仪式时，林权助未曾与少帅谈论过此事，他认为在人家父亲的葬礼上谈论政治是不礼貌的事。但是，在随后几次对张学良的私人拜访中，这位老牌外交家却撕破了彬彬有礼的面孔，对一位主权国家的封疆大吏，威逼利诱，其态度之蛮横，气焰之嚣张，至今读来，仍令人发指。林权助首先转达了田中首相的旨意，强调了日本在满蒙有特殊权益，暗示少帅不要“陷入南方人设下的圈套”。张学良在仔细解释了他的处境和打算易帜的意图后，十分有礼貌地告诉他，对于日本方面的劝告，他固然十分尊重，但决不能因此而违背东三省人民的民意。统一与否，是中国内部的事情，想必日本友邦不会公然干涉吧!林权助当即大声说道，日本对此已下决心，就是不许你易帜，即使冒干涉中国内政之嫌，也在所不惜。少帅听罢，勃然变色，怒声说道，我的意图，以东三省民心之所向为准，决不能违民意而行事。这时日本方面一位代表大声呼喊，现在不是议论是非的时候，贵总司令如违背田中首相的决议，日本将不惜在东北使用武力。林权助见会谈已陷入僵局，遂拉回话头，打起圆场，表示田中首相希望使东北成为中国最先进，最安全的地区，在这里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都有同等的机会经营工商事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在这一地区铲除“共产分子”，同时，也要阻止国民党影响的渗入。他还表示，如果张学良专心维持东北地区的安全和秩序，日本将向他提供顾问，以及其他帮助。
在答复中，张学良再次表示，在中国统一与否这个问题上，他不能做违反“中国人民意愿”的事〔24〕。然而，少帅也表示，他充分认识到在东北保护日本权利的必要性〔25〕。
田中之所以对中国统一问题极力干涉，是因为日本感到，他在东北的特权将可能因南北再度联合而受到影响。田中正在致力于保护日本的在华利益和使东北保持对日亲善的立场。传统的日本对华政策通常有两个目标，一是通过合法手段进行经济扩张；二是在东北这块不同于中国其他部分的特殊地区攫取最高政治和军事利益。军方总是强调实现第二个目标，把东北视为日本的“外围地带”。另一方面，日本在华外交官，包括公使和领事们，则更注重第一个政策，通过现存的条约权利，保证日本的经济利益。只要他们的权利依法得到实现，他们正当的商业活动受到保护，他们就不在乎由谁来控制东北，或东北是否属于中国的一部分〔26〕。
据田中看来，南京国民政府本身已证明，它不能对居住在东北的日本人的生命财产予以充分的保护。田中说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中国其他地区所呈现的混乱形势扩展到东北来，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日本的权利和利益就会屈从于中国的排外情绪，这就是田中阻挠中国统一的原因〔27〕。另一方面，如果国民政府能预见到将有可能失去东北，它就会在对日条约问题上一改过去那种不妥协的立场，对日态度就会变得客气些。所以，日本有必要在东北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28〕。
日本在中国的军界人士一直希望能够出现一个独立的东北。关东军的参谋长、北京公使馆中的武官、奉军中的日本顾问们都在敦促东京的陆军部以决心和武力，来贯彻“东方会议精神”〔29〕。
甚至田中本人也曾确信，可以出现一个日本指导下的和平的东北。但是，职业外交家们的观点影响了他的对华政策。奉天的林久治郎总领事已预感到东北将不可避免地走到青天白日图案的旗帜下。因此，他建议日本应制定一项国策，以备适应这种随时可能发生的不测局面〔30〕。七月十六日，林久治郎宣布，如果张学良愿意遵守有关铁路和其他日本权利的条约条款，那么即使他加入了国民政府，日本也会保证支持他〔31〕。当张学良表示打算拒绝接受条约时，林久治郎开始直接对张学良施加压力。他七月中旬的警告不仅是针对张学良的，而且也是对蒋介石来的。
在日本的这种压力下，张学良推迟了与南京的谈判，采取了等等看的策略，没有把自己置于任何不可挽回的地步〔32〕。七月二十五日，张学良通告林久治郎，他暂缓与国民党人的谈判。与此同时，少帅致电南京当局，说明他真诚地希望早日实现统—，但是由于日本人的干涉，他不得不暂缓这一进程〔33〕。得知日本人向东北施加压力的消息后，蒋介石尖锐地抨击了这种无理干涉，并呼吁张学良立即接受国民政府的旗帜，接受三民主义原则〔34〕。
尽管事态发生了新的变化，少帅并未中止他与南方的秘密谈判。八月中旬，张学良指示奉天首席代表邢士廉与南方首席代表方本仁(他于八月上旬抵达奉天)一道返回南京，与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领袖会谈〔35〕。
少帅不仅为日本所困扰，同时他也担心苏联的蚕食。八月中旬，苏联和外蒙古在驻扎在黑龙江省海拉尔的呼伦贝尔一带的蒙古军队中进行策反活动，结果蒙军发生叛乱，占领了中东铁路西部的一个火车站。叛军要求呼伦贝尔从中国独立出去，许多在中东铁路公司工作的俄国共产党员们介入了这次叛乱。兵变持续了三个多月，最后被黑龙江新任督办万福麟将军镇压下去〔36〕。
苏联的煽动和日本的威胁都没能阻止少帅与南方统一的决心。他很可能已经摸清了，日本人就是谋杀他父亲的元凶，故心底燃烧着复仇的烈火。皇姑屯的爆炸声炸碎了他心中存留的对日本的最后一点幻想，严酷的事实使他体会到，不能再走他父亲的老路。老帅一生对日本人小心翼翼，虚于委蛇，既不甘心卖身投靠，做日本人的奴才；又不得不曲意逢迎，在日本人的保护下扩大自己的势力。尽管他左右逢圆，从不公开得罪日本人，其结果仍不免惨遭毒手，令人心寒。如今父仇未报，自己却事事受仇人钳制、胁迫，还不得不陪着笑脸，在父亲的葬礼上与杀父仇人假意周旋。面对林权助的威逼恫吓，少帅悲愤交加，背地里潸潸泪下〔37〕。他把杀父之仇藏于心底，同时，他也从心底萌生出一个决心：要想改变东北和自己的地位，就必须使东北与自己的祖国统一起来。
复仇的愿望也许在少帅决心与南方统一的过程中并未起到主要作用，但至少有助于使他认识到日本人对东北的狼子野心。看来日本对中国统一运动的阻挠是彻底失败了，其代价是惨重的，它不但就要失去东北，而且它还重新引起了遍及中国的经济抵制。抵制日货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日中贸易持续萎缩〔38〕。此外，日本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引起了其他列强大国的疑虑，美国驻奉天总领事确信，日本干涉背后的真正意图，是要建立一个日本控制下的自治政府〔39〕。
这一干涉行为同样招致了日本本国政治反对派的尖锐批评，芳泽公使曾经指出，田中内阁对东北的政策，既使是第三国也完全有理由把它看作是粗暴的〔40〕。所有这些情况与日本的愿望恰好相反，结果，反倒使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事实上的、合法的中国政府。田中内阁害怕日本外交出现孤立局面，故在此期间，日本对华的强硬政策稍有松缓〔41〕。中国南京国民政府也不失时机，缓和了对不平等条约问题的立场。一九二八年八月中旬，蒋介石宣布，只要日本当局对东北不抱有任何领土要求，国民政府将承认它在这一地区的特殊地位〔42〕。
正当此时，蒋介石与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以及桂系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剧了〔43〕。蒋介石联合西山会议派和其他保守派〔44〕，与各个反对派进行了激烈的权力之争。张学良获悉这一局势之后，告诫其东北同僚，在他们走向统一的进程中，一定要谨慎行事，以免一不小心卷入国民党内部的冲突之中〔45〕。
九月二日，听说蒋介石有可能出任行政院长，田中首相给他发了一封私人贺电，其中表示他希望新院长能致力于改善日中关系。田中还建议蒋介石派遣特使前往东京商讨有关事宜。九月末，蒋派张群作为他的私人代表访日，表示他愿意着手讨论中日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中日关系开始缓慢地好转。
一九二八年十月，对国民党来说，标志着国民革命“训政时期”的开始，在南京成立了一个由十六人组成的委员会，为训政时期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蒋介石为该组织的最高领袖。十月三日，经过与国民党其他领导人的激烈争论，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南京国民政府委员〔46〕。当时南北调和尚未完全取得，这无疑是一种笼络之计。与此同时，蒋催促张学良接受正在组建的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蒋介石为了保证得到张学良对其阵营的支持，准备在易帜谈判中提出对他们颇具吸引力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少帅决定，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最后和解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张同意了蒋的提议，他的谈判代表们则着手在尽可能好的条件下与南京政府达成最后协议。七月间，谈判的主要问题就是以何种方式任命和组建东北政治机构，以及热河的未来归属问题。最后，国民政府同意了东北方面的意见：原东三省的高级官员在易帜以后职位不变，仍是国民党在东北建立的政府机构中的高级官员。由东北向南京派驻一组观察员，研究学习党务，然后再回到东北，建立国民党地方党部。此外，热河正式划归张学良管辖，成为东北的第四个省份〔47〕。
十月十二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十月十六日，张学良派胡若愚赴南京安排处理有关统一的最后事宜。至此，南北统一问题遂成定局。本着中央地方分洽合作的精神，东北的所有内政事务，南京政府概不过问，但外交权原则上收归中央。十月二十八日，南京政府致电少帅，未来有关东北的所有外交谈判事务，当由南京中央政府全权处理〔48〕。
十二月二十九日，比原计划提前三天，张学良宣誓效忠南京国民政府，东北和平内附于中华民国，在东北大本营奉天降下张作霖时代的五色旗，升起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49〕。第二天，蒋介石任命少帅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随后，就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张学良继承父业，主政东北之后，所做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顺应时代的要求，毅然决定易帜，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这件事对年仅二十八岁的少帅来说，是颇为不易的。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压力曾使他左右为难，心力交瘁，但他终于在内部力排亲日保守派的种种阻挠非议，在外部顶住了日本人的百般利诱威逼，警告恫吓，使得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最后飘扬在关外东北的上空。
东北易帜，不仅使国内为之欢欣鼓舞，国际上也为各方瞩目，这无疑是中国内政外交的一大胜利。一方面，它结束了东北长期以来暧昧不明的身份，使得环伺东北，觊觎其主权的东西两大列强，尤其是强横的日本大失所望；另一方面，它宣告了中国自清末以来分裂割据之混乱局面的结束，使得长期分崩离析的中国实现了统一，尽管是表面的、形式上的统一。
东北易帜之后，日本人并未放弃对其巧取豪夺的野心，只是在形式上有所改变，由原来觊觎其版图主权，转为扩大日本在满蒙的权益。田中内阁在阻挠东北易帜的问题上失败之后，便集中精力迫使张学良解决所谓“满蒙悬案”问题。
所谓“满蒙悬案”，本是袁世凯与日本人签定的“二十一条”遗下的祸根〔50〕，其中除了商租地、开矿权等特权之外，主要是日本在东北及蒙古东部的修筑铁路的特权。张大帅执政东北时期，采取其著名的“软磨硬泡装糊涂”的对日外交，致使日本人始终未能如愿。对此，张作霖颇为自豪，他曾于一九二三年向美国孟禄博士炫耀：
我张作霖没有别的能耐，但替国家守护这点土地，还敢自信，日本人费莫大力气，要求二十一条，你问他在东三省得着什么了?他一条也没得到。〔51〕
郭松龄倒戈事件之后，张作霖深受日本控制交通命脉之苦，不顾中日有约在先〔52〕，擅自修筑了两条与日本南满铁路相平行的铁路，打破了日本扼制东北咽喉的局面。日本遂以中国“违约”为借口，要求张作霖同意由日本在东北出资修筑五条铁路。张作霖一来被不平等条约束住了手脚，无力招架；二来在平定郭松龄倒戈之中，深得日本之助，欠人家的情，有口难言。张作霖被逼无奈，只得故伎重施，私下答应日本人的要求，但拒绝签署任何正式文件，只是与日方订立私人密约，而在各种公开场合则反对出让任何筑路特权。田中首相深知张作霖的这套软磨硬泡的把戏，坚持要将密约换成正式文件。张作霖装聋作哑，一拖再拖。直到一九二八年六月，奉军全线崩溃，张作霖准备放弃北京，撤回关外的前夕，芳泽公使再度拜会大帅，甚至以武力要挟，逼迫张大帅换文签字。张作霖怒不可遏，大骂日本人趁火打劫，不够朋友：
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卖国贼。我什么都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想要了。〔53〕
日本人终于不耐烦了，军界的对华强硬派早就认为，为伸张日本在满蒙的权益，必须使用武力，并认为与张作霖谈判也是无济于事的〔54〕。于是，他们便一手策划了皇姑屯惨案。
大帅死后，日本人又把父亲拒绝偿还的帐算在儿子头上。少帅主政东北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借祝贺他荣任东北保安总司令之机，又提出了铁路交涉问题。少帅采取了老帅的惯用手法，以全国范围内的反日浪潮为借口，继续拖延此事。此后，当东北易帜已成定局之时，张学良就掌握了对付日本人的有效手段，因为国民政府早有宣言，有关外交谈判事宜，概由中央政府全权负责，地方当局无权过问。这样，少帅便把昔日使老帅寝食不安，忧心如焚的满蒙悬案问题推个一干二净。而日本人鉴于国民政府一九二七年的宣言〔55〕，自知理亏，有口难言，因而始终没有将日本与张作霖之间的密约提向中央政府交涉。
由此可以看出，张学良坚持易帜之举，可谓用心良苦，意义深远，对于维护国家主权领土的完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日本人对张学良恨之入骨。
一九二九年一月，日本方面派曾经担任过张作霖顾问的町野武马拜会张学良，试图对铁路交涉问题做最后的努力。张学良宣称：有关铁路问题的谈判权已上交中央政府，拒绝与日方直接谈判。町野在少帅那里碰了钉子之后，遂与东北的实力派人物杨宇霆进行了密谈，据说二人已准备就协商的问题发表声明。然而，就在当天晚上，张学良以阻挠统一，企图谋反的罪名，处决了杨宇霆及其同党常荫槐〔56〕。杨、常的死因，固然极其复杂，世人说法不一，但林久治郎总领事却认为，这是张学良关于铁路问题向日本所做的最后通牒〔57〕。至此，日本对少帅已彻底绝望，看来满蒙权益的伸张除武力解决以外，已别无他途。因此，易帜前后的东北铁路交涉问题，遂成为日后“九·一八”事变的远因之一。
注 释
〔1〕“皇姑屯惨案与奉天易帜”，载《国闻周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三日，第三版。
〔2〕见张学良前引《忏悔录》。
〔3〕G·M·凯瑟林——哈蒂:《国际事务简史》，(G·M·Cathorne-Hardy，A Short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伦敦，一九五二年版，第253页；保尔·克雷蒂：《远东》，(Paul H·Clyde，The Far East)，第三版，一九五八年，第546页。中文资料请见王卓然前引书，第7一8页。
〔4〕Akira lriye：“张学良与日本人”，载《亚洲研究期刊》第二十卷，一九六○——一九六一年，第一号，第35页。此文是研究张作霖死后张学良与日本关系的最有价值的文章。
〔5〕同上。
〔6〕同上。
〔7〕同上书，第37页。另见《华北通报》，上海，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8〕前引“张学良与日本人”，第36页。
〔9〕《国闻周报》，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四日，第三版。
〔10〕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原载《明报月刊》，香港，第156号，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第67——68页。另有资料表明，起初冯玉祥和桂系军阀主张国民军乘胜进军，而阎锡山和蒋介石倾向于停止军事行动，与东北将领达成妥协。见《益世报》，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前引“张学良与日本人”，第35页；司马桑敦前引文，载一九七三年七月，第69页。但是，经过与东北代表会晤后，李宗仁改变了主意。
〔11〕《国闻周报》，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四日，第一版。
〔12〕驻华公使麦克·穆雷致国务卿凯洛格的电文(Macmurray to Kellog)，一九二八年七月三日，美国国务院国家档案(以下简写USNA)893·00／10127。
〔13〕前引“张学良与日本人”第38页；另见司马桑敦等著《张老帅与张少帅》，第153页。
〔14〕吉林的一位教师写的请愿书曾刊登在《国闻周报》，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五日第二版。
〔15〕王季前引书，第96页。
〔16〕罗家伦前引书，第二十一卷，第1649页。
〔17〕《益世报》，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
〔18〕这一时期，中国的各家报纸均刊登了这些条件，它们也可见于六、七月间签发的各种外交和军事电文中。详见日本外务省档案，林久治郎致田中的电文，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和七月九日。另见麦克穆雷致凯洛格的电文，一九二八年七月三日，USNA·893·00／10127。穆尔(Myers)致凯洛格的电文，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USNA893·00／10168。另见《华北通报》，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和七月七日。
〔19〕穆尔致凯洛格的电文，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七日，USNA893·00／PR奉天／10。
〔20〕关宽志、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东京，一九六二年，第39页。
〔21〕前引“张学良与日本人”，第37页；另见穆尔致凯洛格的电文，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七日，USNA893.OO／PR奉天／10。
〔22〕日本外务省档案，林久治郎致田中首相的电文，六月十六日。
〔23〕前引《满洲事变》，第41页。
〔24〕“中国人民的意愿就是我的意愿”，这是当时张学良将军最喜爱的口头禅。见《中国周报》，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第二十六页。
〔25〕日本外务省档案，林久治郎致田中，八月九日。另见司马桑敦等著《张老帅与张少帅》，第158——159页。
〔26〕前引“张学良与日本人”，第38页。
〔27〕尼维利(Neville)致凯洛格的电报，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五日，USNA793.94／满洲／20。
〔28〕六月十三日，美国驻奉天领事评论道：“除非国民政府……就某些重要的问题，诸如筑路……和其他问题与日本人达成协议，否则，一个独立的政府(在东北)就非常有可能出现”。穆尔致凯洛格电文，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三日，USNA893.00／10135。
〔29〕“东方会议”是指田中内阁组成之初，一九二七年六——七月，外交界和军界要人们商定有关对华政策具体问题的一次会议。见前引“张学良与日本人”，第39页。
〔30〕日本外务省档案，林久治郎致田中的电文，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
〔31〕同上，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六日。
〔32〕前引“张学良与日本人”，第39页。
〔33〕“张学良与日本人”一文指出，张学良的这封电报是得到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赞许后拍发的，同上书，第40页。
〔34〕同上。
〔35〕同上书，第41页，另见司马桑敦前引文，第694号，一九七四年七月，第69页。
〔36〕同司马桑敦前引文，第71页。
〔37〕《张学良和东北军》，北京，一九八六年版，第104页。
〔38〕C·F·莱摩尔：《中国联合抵制之研究》，(C·F·Remer，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巴尔的摩，一九三三年，第六章。
〔39〕麦克穆雷致凯洛格的电文，一九二八年十月六日，USNA893.00／奉天／15。
〔40〕外务省档案，PVM23，第780——782页，另见前引“张学良与日本人”，第41页。
〔41〕同上。
〔42〕日本外务省档案，Okamoto致田中，八月十五日。
〔43〕有关蒋介石与国民党左派及其他军事实力派的斗争详情，见雷啸岑，《三十年动乱中国》，香港，一九六一年版，第一卷，第47—129页。
〔44〕中华民国创始人孙中山逝世后，一伙国民党保守派成员在北京郊外西山孙中山墓前集会，称为西山会议。他们通过决议，要求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清理出去，解除对鲍罗廷国民政府顾问的任命，放弃联俄政策，这些人后被称为西山会议派。同上书，第29页。
〔45〕穆尔致凯洛格的电文，一九二八年十月六日，USNA893.00／奉天／15。
〔46〕雷啸岑前引书，第183页。
〔47〕《国闻周报》，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七、十八日；另见林久治郎致田中，日本外务省档案，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8〕罗家伦前引书，第21卷，第4209页。
〔49〕在12月初，张学良便命令奉天的纺织厂织出数千面青天白日国旗，它们将在东北各地升起。《国闻周报》，一九三一年八月三日。
〔50〕“二十一条”是袁世凯于一九一五年为了争取日本支持他复辟称帝，而与日本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其中包括日本在满蒙地区的一系列特权。
〔51〕“孟禄博士与张作霖谈话记录”，载司马桑敦等著：《张老帅与张少帅》，第101—— 108页。
〔52〕一九○五年，日本迫使清政府签定条约，其中有禁止中国在南满铁路附近修筑铁路的条款。
〔5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一九七九年，第31页。
〔54〕《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裁判书》，第271——272页。
〔55〕见上文。
〔56〕自从张学良宣誓东北与国民政府联合，并在奉天升起青天白日旗之后，日本政府便企图通过先大帅的总参议杨宇霆来控制他。在许多场合下，杨的所做所为都明显地流露出对张学良权威的轻蔑。他把少帅看作政治幸运儿和一个懦夫，而且背着少帅，代表东三省与外界谈判，杨这样干可真够危险的，因为张学良毕竟是张作霖的儿子。一月十日，张学良邀请杨宇霆和他的同党，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常荫槐去他的住处赴宴，他们的主人手里幽雅地抚弄着一条手帕，请他们原谅，卫兵们冲进屋里，两个客人当场即被击毙。曾经有这样一种传说，在这次奉天宴会的前一天晚上，“少帅曾用抛掷硬币的办法来占卜是否这两人应杀，这枚硬币是袁大头，一面印着袁世凯头像的银元。占卜的方法是如果硬币掷出之后，大头朝上之时，杨、常则当该杀。掷币结果，袁的头像向上显露出来，少帅说，他们该死，但他还下不了决心，又抛了一次，这次大头仍是朝上。他的夫人问他在做什么，他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之后，他夫人大吃一惊，坚持要他至少应抛掷第三次才能确定，这次以背面为准，大头朝下则杀，张第三次抛掷硬币，袁世凯头像朝下。”张遂决心杀杨。见贝特兰前引书，第48页。
〔57〕前引《满洲事变》，第48页。
张学良的政治生涯 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 /(美)傅虹霖著 王海晨,胥 波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