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西安事变背景
(美)傅虹霖著 王海晨,胥 波译
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东北伊始，蒋介石就采取了传统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从而，使日本人把自甲午战争开始的侵华战争推到了最高潮。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人进攻奉天。中日战争突起。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严守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以避免事态扩大〔1〕。九月二十三日，蒋介石通告全国，中国已就此问题呼吁国联公正裁决。遵循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及其东北军一退再退，日本关东军未经大战，接二连三攻城陷地，轻而易举地便占领了全东北。
一九三二年二月，日本宣布满洲国独立，满洲国包括原东北三省连同热河省。为了使其军事征服合法化，日本人把清朝废帝溥仪抬出来作为傀儡，于是，满洲国的招牌便堂而皇之地挂了出来。
当此紧要关头，蒋介石正准备大规模进攻共产党，发动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由于这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致使日本在五月中旬进犯热河时，竟未遇到中国军队的认真抵抗，几乎兵不血刃，仅用十天时间，就占领了全省。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中日签署了“塘沽停战协定”，该条约实际上使中国当局承认了日本侵占东三省和热河省的既成事实，并把位于北平——辽宁，北平——绥远两条铁路线以北的地区划为非军事区〔2〕。这标志着日本人的征服大获全胜，从此，华北门户大开，中国的腹地处于日本的直接威胁之下。
塘沽协定签署之后，日本人业已完成了对东北四省的占领。但是，它并不仅仅满足于占领东北，日本武功赫赫的征服和中国唯唯诺诺的退让，助长了日本军人更大的野心。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关东军副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提议，将满洲国作为进一步进犯中国的基地，目标：首先占领内蒙古和华北，然后占领整个中国〔3〕。
板垣的建议得到关东军总司令官本庄繁的批准，由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具体执行这一计划。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梅津美治郎将军会见了本庄繁和从东京专程而来的陆相林桥，最后审定了这份计划。从一九三四年五月——一九三五年八月，梅津美治郎一直在其天津的司令部里〔4〕，集中精力实现这一阴谋中的下一个目标。
一个要求内蒙和华北自治的运动从日本人手里炮制出来。内蒙自治的用意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华北自治的用意是要华北五省(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和绥远)从南京政府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日本控制下的与满洲国关系密切的自治区，从而打击南京的力量，削弱它的影响〔5〕。这项计划由日本驻屯军和关东军分担，梅津美治郎的任务是拿下华北五省，而关东军的任务是征服内蒙〔6〕。为了完成这一使命，阴谋家们采取了他们的惯用手段：制造事端以作为提出领土和主权要求的借口，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这一事端便成为“惩罚性”军事行动的借口〔7〕。然而，遗憾的是日本人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可供他们提出非分要求的事端，中国象一个受惯了气的小媳妇一样，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地忍受着日本这位蛮横婆婆的虐待。因此，尽管它十分挑剔，但却很难找出中国的差错，华北的局势基本上是平稳的〔8〕。
然而，日本人在内蒙古却找到了机会。早在一九三三年，蒙古王公德王就组建了一个由他控制的内蒙古自治会，南京当局不给这个自治会提供任何经济上的援助。日本人感到其中有机可乘，于是，一九三五年八月，关东军总司令官本庄繁派石本和田中二人前去拜会了德王，这次拜访的目的是建立联系，使内蒙古自治委员会与日本保持密切的关系，以便由日本帮助建立一个以德王为首的自治政府，然后，它将成为与关东军反苏政策保持一致的独立政府〔9〕。德王起初并不同意，到了八月，他终于答应与本庄繁密切合作，由关东军对它提供财政资助。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一日，内蒙古自治委员会迁移，由日本人充当顾问。结果，一个独立的内蒙古政府秘密建立起来，它与满洲国签定了政治、经济互助协定，成为日本卵翼下的又一个仆从国〔10〕。
当关东军忙于内蒙事务时，华北驻屯军也开始在华北下手了，他们既然找不到得以对中国提出要求的借口，于是，决定凭空捏造一个。一九三五年五月中旬，两个亲日华人在天津日租界被杀，华北驻屯军参谋长对南京政府派驻华北的最高军事代表何应钦将军宣称，日本军队把这次谋杀事件看作是一个排日的挑衅行为，他警告，如果中国不满足对日本的一些补偿性条件，日本将采取严厉措施。他要求撤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将军；从河北撤出中国的军队和警察；遣散国民党官员及其在河北的组织。中国屈从了这些无理要求，遣散了某些政府官员，取缔了国民党部等组织机构，撤换了河北省主席于将军的职务〔11〕。可日本人并不满足于这些让步，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梅津美治郎再次派酒井会见了何应钦，要求禁止所有的反日活动，否则日本政府将采取无限制的军事行动予以惩罚〔12〕。这种强硬的要求，实质等于最后通牒〔13〕。
为了维持和平，中国方面同意妥协。一九三五年六月十日，何将军接受了日本人的要求，从而产生了著名的“何梅协定”〔14〕。国民党在河北的所有机关统统被封闭，武装力量全部调离河北；重新明确申明禁止各种反日活动；河北省会迁往其它城镇〔15〕。同时，日本派遣大批军队进驻河北，并威胁道：如果中国吁请英美出面干涉，日本将以武力完全占领河北。
正当梅津美治郎在河北寻衅闹事，平津危机余波未息之际，察哈尔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一九三五年六月，四个日本军官驱车通过张北地区之时，中国驻军要求他们接受检查，结果发现他们没有入境所需要的领事馆签证。经过短暂的盘查，中国军队按照平津地区驻军司令宋哲元的命令释放了他们。这本来是件极为平常的小事，可日本人却宣称，这是对日本军队的侮辱，并通过日本领事馆，要求中国惩办有关官员；向日方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与此同时，他们还就此事，请日本驻天津的军队出面声援〔16〕。
为了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本庄繁按照东京的指示，派关东军高级幕僚土肥原到天津，就察哈尔事件与中国谈判。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土肥原和秦德全(宋哲元的高级助手)达成了一项协定，即所谓“秦土协定”〔17〕。内容包括撤销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许多中国军官受到惩处；第二十九军撤离察哈尔东部，当地的秩序委托给维持和平部队负责；禁止中国向察北地区移民；国民党人撤出察哈尔；严禁反日活动等等〔18〕。
于是，塘沽停战协定产生的非军事地带便由河北扩大到察哈尔。
一九三五年九月，本庄繁再次派土肥原到华北，企图在这里建立一个作为缓冲国的自治政府，它将与满洲国密切合作。为了寻找借口，土肥原审时度势，决定打出反共防共的旗号〔19〕。他的第一步计划是诱使华北老牌军阀吴佩孚来做华北自治运动中的核心人物。但是由于某些中国将领拒绝合作，吴佩孚亦未敢轻举妄动〔20〕。后来，土肥原重施故伎，企图说服平津地区驻军司令官宋哲元出任华北自治政府的首脑，并允诺：日本将尽可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这一劝诱再次遭到拒绝〔21〕。
上述企图失败以后，日本人开始变换其他侵略手段。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日，一个姓吴的中国人收买了一批地痞流氓在河北发动暴乱，要求自治，但很快就失败了〔22〕。后来，在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下，冀东行政专员殷汝耕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向南京通电，要求自治。十一月二十五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于通县宣告成立，宣布脱离南京政府而独立。这个新的傀儡政权变成贩毒和走私的中心，全部军政事务，财政税收等等都控制在日本人手中〔23〕。
为了抵制这个傀儡政权，中国建立了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负责河北、察哈尔及平津地区的一切军政事务。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宋哲元走马上任〔24〕。
劝诱遭到拒绝，自治傀儡政府又受到中国政务委员会的抵制，土肥原于无可奈何之中，又耍新的花招：他要求政务委员会改为华北自治政府，撤销负责与南京政府联系的工作机构。他还要求控制公众舆论，不应反对自治的主张；修筑铁路；重新调整海关关税，提高欧美进口商品的进口税率，降低日本商品的关税〔25〕。
由于土肥原的策划，华北出现了两个政权，一个是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它完全从南京政府统治下独立；另一个是设在天津的以平津地区驻军司令宋哲元为首的冀察自治区，它在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之下，也在日趋走向“自治”。华北的局势已岌岌可危了。
日本对华北的吞食，引起了天津地区知识界和学生们的忧虑和恐慌。在蒋梦麟、胡适、梅贻琦、袁通礼和其他著名教育家的倡导下，两千六百多名大中学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运动，它在北平触发了自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来的最大一场爱国主义学生运动〔26〕。
一九三五年末，燕京大学学生计划在北平发动一次反对自治的游行示威，希望通过广泛的抵制，使华北免于落入日本人之手〔27〕。十二月三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主席何应钦(蒋介石任主席)来到北平。同一天，学生们决定，游行示威定于十二月九日〔28〕，这正是宋哲元宣布华北“脱离”南京的前一天。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来自各个大中学校的近千名学生〔29〕，列队来到何应钦的司令部请愿，他们要求：(一)反对所谓“自治政府”；(二)外交公开；(三)停止任意逮捕学生；(四)保护领土完整；(五)停止一切内战；(六)保证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30〕。何应钦拒绝接见学生示威者。当天下午，学生们进军日本公使馆，在那里遇到中国宪兵的阻拦，为首的就是蒋介石的侄子蒋孝先。警察当局出动架有机关枪的摩托车，朝天放枪，许多学生遭到逮捕和毒打〔31〕。
尽管当局以各种禁令和高压措施镇压学生运动，但学生们并没有被吓倒。第二天，北平各学院、大学和高中的所有学生继续罢课示威，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十二月十三日，六所大学的校长既同情学生的爱国热情，又感到有必要加强纪律，便联合发表声明，敦促学生回到自己的教室中去。然而，学生们拒绝服从，于十二月十六日发动了又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十二月十六日游行示威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开幕典礼。这一目的达到了，由于学生们不屈不挠的坚决抵制，自治政府开幕典礼的日子推迟到十二月十八日。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开幕这一天，南京五千名学生游行示威，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请愿书〔32〕。蒋介石在这次集会上向学生们发誓：“他决不会签署任何有损于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条约和秘密协定”。〔33〕
这些游行示威的现实意义在于：他们迫使日本放弃了通过外交手段接管整个华北的企图；同时也对南京国民政府施加了日益高涨的压力，要求它建立抵抗日本侵略的统一战线。此外，这一时期学生们的反日运动也是中国结束不抵抗政策的开端。流亡到北平的东北人最能感受到它的直接影响。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迁到北平的东北大学学生成为学生运动中最积极的一支力量，他们带头把城市的游行示威扩大到农村。许多东北学生来到西安，在那里，他们受到少帅的欢迎。很快，整个东北大学也迁到西安。学生们向少帅施加了巨大的影响，不久以后，那里成为一个反叛的城市，最终迫使蒋介石承担起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历史使命〔34〕。
一九三五年末的学生运动，迎来了反日爱国运动的高潮，它迅速扩展到全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全国许多地方涌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团体，也是学生们不断鼓动的结果。它们掀起了一个全国性的救亡运动，目的在于唤起民众，迫使南京政府抵抗日本侵略〔35〕。一九三六年五月末，全国五十个爱国团体的代表云集上海，创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36〕，这一新成立的团体发表声明，要求结束中国的内部纷争，形成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民族的救亡图存运动。
北平学生运动迅速扩展到中国的许多地区，在全国许多大城市都重现了这一壮观的场面。十二月份的学生示威运动激发了民族的觉醒，对于中国社会的两种强有力的重要阶层——知识界和军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两股势力既对造成国内的混乱与纷争负有责任，又是联合全民族共同对敌的重要因素。
尽管遭到了国民政府的禁止和镇压，但十二月的学生运动标志着民族意识的觉醒，致使全国各地的爱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在西南组建了一支抗日义勇军，他们要求北上，到北方前线与日本作战。这一行动得到了广东军阀陈济棠等国民党实力雄厚的军界领袖们的支持。六月二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行辕对全国发布通电，并致电南京当局，要求拼死反对日本对华北的增兵，吁请北上抗日〔37〕。西南的反日要求不仅得到了学生们的拥护，就连国民党阵营中的军事首脑，如冯玉祥等也为之动容。张学良也提议，停止对共产党的讨伐，抽出军队抵抗日本的侵略〔38〕。
两广领袖的联合反蒋抗日运动迅速被平定下来，但蒋介石所使用的武器并非枪弹，而是“银弹”。
利用这种武器，蒋介石把陈济棠的主要将领余汉谋和掌握整个广东空军力量的黄广瑞收买过来，使他们加入了南京的阵营。然后，蒋介石又故伎重演，瓦解了广西的军队和空军，鼓励引诱他们开小差〔39〕。
蒋介石采取其惯用的分化瓦解的手段，先搞垮了陈济棠，然后分别将李宗仁和白崇禧调离广西，命李到南京任职，而将白崇禧委以浙江省主席之职。李、白二人抗命不从，于是蒋介石集中重兵，准备武力解决。李、白也在广西动员桂系军队，严阵以待。
当一场内战迫在眉睫之际，全国救亡联合会尽其最大的努力，制止内战，并通过了一个“抗日救亡战争试行纲领”。
救国会的五位领导人把这份纲领带到南京，向南京国民政府递交了一份请愿书。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他们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提出“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他们公开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要求“枪口一致对外”。他们在南方称赞两广联盟的领导人；而在北方则奉宋哲元将军为抗日的典型人物。他们要求蒋介石：(一)结束对西南的敌意行动，停止围剿红军的内战；(二)立即抵抗外侮，宣布全民族抗战；(三)允许自由宣传抗日，释放政治犯〔40〕。
毛泽东在西北获悉了救国会的这些要求，立即对这封公开信作出了积极的响应。他在致全国救亡联合会的一封长信中，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和条件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说共产党非常乐于响应他们的号召，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41〕。
正当学生运动和民族救亡热潮交汇成一股抗日救国的滚滚洪流之际，南京政府与日本的谈判仍在继续进行。一九三五年十月七日，即将回国的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与日本外相广田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尽管当时没有公开宣布会谈的内容，但后来得到证实，就在这次会谈中，广田提出三点意见，即为著名的广田“对华三原则”，要求中国对此三原则予以同意〔42〕。
广田的著名三原则最初是对王宠惠建议的反应。一九三五年春，海牙国际法院常设法庭的中国法官王宠惠在旅经欧洲时，对广田外相提出三点建议：
(一)废除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二)停止任何互相敌对的政治行动；(二)通过外交和和平方式解决双方重大问题。〔43〕
一九三五年十月七日，在王宠惠提出上述三点建议的一个多月之后，广田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个反建议，声称日本愿意根据以下三个条件与南京达成协议：
(一)中国政府不应挑拨一个大国反对另一个大国，中国要中止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只与日本建立友好同盟。
(二)日本希望中国政府承认——如果不是在法律上，至少应在实际上承认满洲政府。
(三)应建立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携手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不仅在北方，而且要在全国各地消灭共产党。〔44〕
中国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在给驻日大使蒋作宾的回电中，指示他这样回答广田：中国无意挑拨别国反对另一国家。中国和日本之间之所以没有建立起良好关系，是因为两国关系中存在着许多障碍。
为了在中日两国之间建立起更为亲善的关系，则(一)中日之间的事情应由两国自己解决；(二)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既不应影响，也不应损害中日关系〔45〕。
电文进一步声明：
中国不能承认满洲国，对此，日本应予以充分地理解。此后，虽然中国不能把满洲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来看待，但她将决不使用任何非和平的手段来解决满洲国的地位问题。并且中国务必要与满洲国保持经济上的合作。〔46〕
此外，汪精卫还转告广田外相，至于反共的问题，中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消灭“赤匪”。如果有必要，中国愿意与日本讨论如何剿灭中国北部边境地区的共产党根据地问题。
“我已经按上述电报的精神，对广田外相的建议作了明确的答复……”。蒋作宾自信地说：“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将恢复到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前的状态”〔47〕。
汪精卫宣布，他准备在经济上对日本做出重大让步，但要竭尽全力维护主权的完整。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国亲日派〔48〕和蒋介石感到：在目前的情况下，舍此无其他可行之路〔49〕。
汪精卫确信：
首先，我们必须具备抵抗的决心；其次，我们必须有能力进行抵抗。可是中国在物资上一无所有，不仅武器不足，而且其他军事装备都非常短缺。〔50〕
所以，汪精卫支持蒋介石的对日政策，不愿意以武力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主张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51〕。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南京举行了第六次会议，十一月六日结束。然后，十一月十二日，国民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所作的关于对外政策的讲话，是大会主要的、也是最后的议程，他所强调的要点如下：
只要一线机会尚存，我们就决不放弃和平，我们决不轻易地谈论牺牲，除非我们被逼无奈，不得不做出牺牲……。〔52〕
我们要寻求无损于我们主权的合谐的国际关系，我们要寻求依平等，互惠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合作。〔53〕
在全会的第一天，即十一月十二日，汪精卫遇刺，身负重伤。当时张学良在场，挺身相助，协助警卫人员捉到了刺客。〔54〕由于这个被刺事件，汪精卫辞去其全部职务，前往欧洲养伤。在他启程之前，他显然与德国总领事克利布尔将军在上海发生过接触，讨论德、日和中国之间的合作问题。德国档案馆分类文件第三一六号透露了这方面的情况。这份文件证明：汪精卫曾给希特勒写信，要求组成德、中、日联盟。第四九三号秘密文件证明：甚至汪精卫辞职以后，他仍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再度来到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讨论所提出的合作问题。根据德国的外交部档案资料，蒋介石不仅完全知道汪精卫的这些活动，而且他也是这一建议的当事人〔55〕。
尽管汪精卫辞去了行政院长的职务，但他的亲日政策却依然如故，并得到了其他军政要人，如张群〔56〕、蒋介石和何应钦的支持。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了日本大使有吉，开始讨论广田三原则问题。蒋介石向日本大使保证：为了重新调整中日关系，他将接受广田三原则〔57〕。
张群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接替汪精卫出任外交部长，他曾非正式地对《纽约时报》记者说：(一)中国没有同意、也不可能同意广田的三原则，在这方面，中日双方尚未交换书面信件，更不必说签署任何协定了；(二)蒋介石曾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告诉有吉，如果日本政府同意全面研究和解释这三点原则，中国将愿意予以考虑。但是，蒋介石的这番话只是他个人的意见，不能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58〕。
眼见广田三原则在中国已无被接受之希望，日本便开始加紧策划分离华北的阴谋。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关东军总参谋长西尾把一份宣传计划送到东京的陆军部。该计划提出：日本应使世界确信关东军进军中国的合法性和正义性。要设法离间华北的老百姓与南京政府之间的关系，使人民相信，日本军队进入中国只是对中国军事集团的惩罚，而不是针对人民的。宣传工作要走在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之前，由军部和派遣军的专门机构负责制定和执行〔59〕。这些计划主要包括以下三点：(一)所策划的主要矛头是入侵中国；(二)策划者要预先制定出一份接管中国的详细方案；(三)在入侵中国以前，所有的活动都要为这一主要目标服务。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三日，日本在华部队收到一份涉及华北问题的军事计划，该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帮助中国人实现华北自治，为此，日本决心予以援助和指导。毋庸置言，日本的用意很明显，它或者要在华北建立一个类似满洲国的独立国家，或者打算把满洲国扩大到华北地区。
到了一九三六年七月三十日，日本的陆军部和海军部已制定出一份“基本国策”草案，它使日本承担了四项使命，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促进了并吞中国的阴谋：(一)日本的基本国策是实现占领中国——首先是华北的目标；(二)这一目标的实现应尽量通过以军事为声援的外交手段；(三)如外交手段失败，将通过克服一切障碍的战争来实现这一目标；(四)要使日本的国家、人民和经济做好适应战争的准备，把全国调整到战争轨道上来〔60〕。
日本的基本国策既已确定，广田内阁便开始集中精力解决华北的具体而直接的问题了。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一日，日本政府通过了一个“帝国之外交政策”的决议〔61〕，它详细制定了日本战争准备的方案，勾画出一个以中、苏、英、美为对象的扩张主义政策〔62〕。决议还要求，争取把中国变成一个反苏亲日的国家。同时，它还制定了其他一些计划，诸如对英国的敌对性措施和日德之间的充分合作等等〔63〕。
当日本军队继续胁迫中国建立华北自治政府的时候，近卫内阁也参与了这一阴谋。虽然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的绥远事件为止〔64〕，日本继续就广田三原则问题与中国政府谈判，但广田执政时期的内阁文件资料清楚地证明；日本政府已不打算遵循从前众所周知的方针进行谈判了。现在，它不过是以谈判作为幌子，掩盖它企图以武力实现其蓄谋已久的真正企图〔65〕。
尤其是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一日，近卫内阁制定出一份对华北的施政纲领，题为“对国内外政策的重要决定：有关华北问题的第二个施政纲领”。这份纲领的主要用意是，建立一个反共、亲日、亲满的华北地区，以防止苏联的入侵，使华北成为日满和中国之间互相合作和援助的基地。要制定出一批计划，通过清洗中国在华北地区的政府机构，改革他们内部的管理体制，来扩大日本政府的影响，从而控制河北和察哈尔的政权。同时，也要重视华北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发展铁矿、煤炭和盐的生产，它们都是国防所必需的物资。〔66〕
一九三六年九月中旬，在成都和广东发生了一系列袭击日本人的事件〔67〕，使得日本政府变本加厉地提出了他们的要求。新任日本大使川樾与外交部长张群频繁举行会谈。口头上扬言，要以谈判解决成都和广东乡间事件，而实际上却提出了以广田三原则为核心的各种骇人听闻的要求，其中主要包括：
(一)重建华北五省政权，通过中日合作，发展华北五省的经济；
(二)为了镇压中国的共产分子，应建立同中国的军事合作，为此，日本需要在中国领土上驻扎军队；
(三)南京政府应同意委用日本顾问，包括军事顾问，他们将在中国军队里担任重要职务；
(四)中国应降低对日本有特殊利益的日方进口商品的关税；
(五)根除反日情绪，镇压反日宣传，包括修改学校的教科书；
(六)在福冈和上海之间建立航空业务。〔68〕
在前两次会谈中，川樾大发雷霆，而“中国的外交部长则耐心地听着” 〔69〕。据研究，中国外交部长接受了关于中日合作，消灭东北、热河、冀东和察北地区的共产党的方案。同时，中国将考虑与日本协同围剿其它地区的共产党的问题〔70〕。然而，在九月二十三日举行的第三次会谈中，张群却采取了强硬的态度，提出了一系列反要求，其中包括禁止走私；撤销冀东伪政权；日本要对其朝鲜侨民实行监督等等。由于这些大胆的要求，会谈的气氛紧张起来，结果谈判暂时破裂了〔71〕。
中国在谈判期间没有完全接受日本的要求，这是自一九三一年以来南京政府第一次试图改变它委曲求全的政策。
一九二六年秋标志着中日外交斗争的转折点。十一月二十四日，傅作义将军在绥远指挥的红格尔图战役初获胜利。“激发起令人惊诧的民族情绪”。〔72〕
同时，英国日益明显地开始卷入了远东问题。英国驻南京大使得到指示，要求中国官员防止再发生袭击日本人事件。与此同时，罗伯特·奥利弗爵士在东京拜会了日本外相有田，正式转达了他的政府的要求，希望看到日中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
尽管如此，南京仍不放过任何可以实现妥协的机会。日本强烈要求创立一个独立的华北地区，这一要求成为中日谈判中的障碍。南京政府不愿意在华北建立一个特别地区，但是他愿意寻求建立真正合作关系的所有途径。如果需要，蒋介石愿意聘任日本人作技术顾问，但不能在军队和空军中雇佣他们。他愿意降低关税，但是不准备接受所有的日本商品，也不愿它们在中国市场上广行推销。更重要的是，蒋介石竭尽全力压制反日情绪〔73〕。实际上，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在上海逮捕救国联合会的七位领导人〔74〕，就意味着蒋介石正在迎合日本的镇压反日运动的要求。况且，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准备在西北发动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剿共战役，全力以赴，一举消灭共产党。然而，它却遭到少帅及其东北军所部的强烈反对和坚决抵制。
注 释
〔1〕梁敬錞，前引书，第107—144页。
〔2〕一九二八年南京政府掌握全国政权以后，把南京定为首都，因此，北京便更名为北平。
〔3〕远东军事法庭的展出文件，第118号；副本第716号。
〔4〕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塘沽协定签定后，日本军队开进天津。同上书。
〔5〕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查机关的辩论总结。第E一2页；另见起诉副本第2026、2035。
〔6〕同上。
〔7〕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展出文件，第2489号。
〔8〕同上。
〔9〕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副本，第2041—2号。
〔10〕同上件，第2043号。
〔11〕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展出文件，第194号。
〔12〕同上。
〔13〕同上件，第3241号。
〔14〕同上件，第2491号；另见起诉辩论总结，前引件E——五页。何应钦否认他曾签定这一协定，见他所著“河北事件绝无所谓‘何梅协定’”一文。载于《传记文学》(台北)第三卷，第6号，第110—131页。虽然何将军没有正式签署这样一份协定，但他曾向梅津美治郎承诺，并做了日本人要求他所做的事，这一行为比书面协定更为严重。
〔15〕有关日文资料，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展出文件，第2491号；另见副本第3741号。中文资料见何应钦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六日对梅津美治郎的答复，载于西安《解放日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第一版。
〔16〕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展出文件，第199号。
〔17〕日本人称之为“秦土协定”。它完全是土肥原强迫和威胁的结果。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副本，第2340号。
〔18〕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展出文件第199号。
〔19〕同上件，第198号。
〔20〕见副本，第2131号。
〔21〕同上件，第2029号。
〔22〕见展出文件，第210、221号。
〔23〕同上，中文资料见《中日外交资料总编》第五卷，第406页。
〔24〕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展出文件，第199、211号。
〔25〕同上，中文资料见《中日外交资料总编》第五卷，第488—489页。
〔26〕关于“五四”运动，见上文导言部分。
〔27〕这次游行示威的发源地是燕京大学，学生们就在埃德加·斯诺的房间里开会产生这一想法，遂而策动起来的。当时斯诺正在燕京大学教授新闻学，他的夫人海伦·F·斯诺(通常使用笔名尼姆·韦尔斯)也在该校任教。她在《中国周报》上对这次学生运动作了报道。学生们经常聚集在宿舍里集会、讨论，斯诺常给予他们指导和帮助。见斯诺《对起点的游历》第139页；另见约翰·伊斯雷尔《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一九二七——一九三七》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1927—1937(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第115页；T·A·比森《日本在中国》(Japan in China)，纽约一九三八年版，第113—115页。
〔28〕关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学生游行示威的详情，见杰西·G·鲁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学生民族主义和中国的基督教学院”，载于《亚洲研究》一九六七年八月号，第4一12页。
〔29〕官方报道的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人数从八百到六千不等。有资料表明：示威者达一万人。见伊斯雷尔前引书，第116页。
〔30〕同上书，第119页。
〔31〕 伊斯雷尔前引书，第124页；伯特伦前引书，第一章；王健民前引书，第三卷，第67页；斯诺《对起点的游历》第144页。
〔32〕同上；另见王健民前引书，第3卷，第68页。
〔33〕比森：《日本在中国》，等112页；尼姆·韦尔斯“学生运动纪要”，载于《中国史稿》，第44—45页。
〔34〕斯诺：《对起点的游历》，第45页。比森前引书，121页。
〔35〕关于学生运动和他们在这一时期的详情，见韦尔斯“学生运动纪要”，第65页。
〔36〕比森前引书，第136—137页。该团体的名单收录在王健民前引书，第三卷，第72页。
〔37〕李宗仁前引书，第三卷，第30—15a。
〔38〕王健民前引书，第三卷，第175页。
〔39〕余汉谋于7月3日抵达南京后，接替了陈济棠的职务。这样，就把他所指挥的广东第一军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下。陈济棠被迫于7月10日从广州逃往香港。在广西李宗仁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长就是蒋介石，广西军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路军，受南京政府名义上的统辖。见李宗仁前引书，第三卷，第30—15a；比森前引书第142页。
〔40〕五位领导人是沈君儒、章乃器、沙千里、彭文应、史良。见王健民前引书，第三卷，第78页。
〔41〕见吴天威前引书，第16页。
〔42〕《中日外交资料总编》第五卷，第13—16页；另见约翰森致赫尔的电报，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USNA·793·94／77。
〔43〕《中日外交资料总编》(台湾，外交部)第五卷，第17—18页。
〔44〕同上。
另见英国外交部公文纪录《秘件》“中国、一九二八——一九三七”No.F135／96／10。
〔45〕汪兆铭(精卫)致驻日蒋廷黻大使的电报，中华民国国家档案馆No.2267，503／35，没有注明日期，该电可能发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关于蒋大使根据汪的电报对广田的答复，请见前引《中日外交资料总编》第五卷，第19页。
〔46〕同上。
〔47〕同上。
〔48〕亲日派指的是南京政府领导人中的一个派别，他们鼓吹中日合作，谈判解决中日冲突，避免与日本发生对抗。
〔49〕英国海军大臣和汪精卫谈话备忘录，英国外交部公文纪录。《秘件》No.126／96／10。
〔50〕汪精卫“抵抗要有决心，也要有力量”，见《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上海一九三六年版)，第937页。
〔51〕柏金斯致胡尔的电文，一九三二年五月三月。USNA·893·00／11921。
〔52〕蒋介石：《蒋总统集》，第920页。
〔53〕同上。
〔54〕张学良：《忏悔录》第50页；沙利前引书，第280页。
〔55〕见德国外交部档案《德国对外政策文件，一九一八——一九四五》，C辑，第三帝国，第一阶段，第四卷，一九三五年四月——一九三六年三月。NO.416，439。华盛顿，D.C：美国政府出版局，一九六六年。
〔56〕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张群接替汪精卫任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
〔57〕关于蒋介石对有吉的允诺，可见外交部致中国驻东京大使的电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日外交资料总编》第四卷，第41页。
〔58〕约翰森致胡尔的电文，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U S N A·793·94／777。
〔59〕前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展出文件，第215号。
〔60〕同上件，第977号；副本NO.9542——7。
〔61〕同上件，展出文件；第216号；副本NO.2727——28。
〔62〕同上。
〔63〕展出文件，第704号；副本NO.7523——24，7878。
〔64〕在华北，日本策动蒙古和满洲傀儡军队进攻绥远的中国军队。见吴天威前引书，第64页。
〔65〕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展出文件，第3241号。
〔66〕同上件，第217号。
〔67〕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四日的成都事件是日本方面造成的。日本坚持要在四川省会开设领事馆，这一要求当即遭到当地政府的反对，也受到南京政府的拒绝，因为成都不属于条约中所规定的通商口岸，日本人坚持一意孤行。结果，民众反抗，示威反对，在骚乱之中，杀了两名日本人。另一事件发生在广东南部乡间，一九三六年九月三日，一个日本人在当地被杀，见比森《日本在中国》，第144页。
〔68〕会谈的内容保密，但中国外交部长曾向英国和美国大使透露过会谈的内容。见英国外交部F·405《秘件》，克奈茨贝尔—休金森爵士由南京致爱登先生的电文，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F·239／3510；另见比克致胡尔的电文，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十月二日。USNA.793，94／8194；793.94／8198。
〔69〕徐淑希：《华北问题》，上海，一九三七年版，第360页。
〔70〕休·鲍尔敦：《日本的现时代》(Japan's Modern Century)纽约一九七○年版，第390页。
〔71〕多罗西·保尔格：《美国和一九三三——一九三八年的远东危机》(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 Crisis Of 1933——1938)，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三六年版，第187页。
〔72〕同上书，第188页。
〔73〕英国公文纪录《秘件》，H·克奈茨贝尔—休金森爵士由南京致爱登先生的信，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F.24—／3510。
〔74〕关于逮捕“七君子”的详情，见下文。
张学良的政治生涯 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 /(美)傅虹霖著 王海晨,胥 波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