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释放蒋介石
(美)傅虹霖著 王海晨,胥 波译
张学良签发了全国通电以后，还向南京发了一份包括八点主张的电报。与此同时，向蒋夫人发了私人电报：
学良平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1〕
向孔祥熙也发了一封私人电报。电文内容是：
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2〕
西安兵变的消息于十二月十二日上午由东距西安五十英里的洛阳传到南京。当天下午，南京收到了提出八点主张的西安通电。当时孔祥熙和蒋夫人都在上海，孔祥熙是下午四点从军政部长何应钦打来的简短电话中获悉这一不幸消息的。
南京的高级军政要人于当晚七点举行了一个非正式的会议，分析西安的局势。出席会议的人包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军政部长何应钦、中山先生的哲嗣立法院院长孙科等等。何应钦主张武力解决，速派飞机轰炸西安〔8〕。此举名义上是救蒋，而实则欲置蒋于死地，或借张、杨之手杀蒋；或在轰炸西安时，不惜玉石俱焚，炸死蒋介石，他好取而代之。冯玉祥反对这样做，其理由是轰炸可能会伤害西安城内的无辜居民，况且蒋介石可能受到伤害。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形成折衷意见，决定派飞机轰炸西安附近地区，而不是西安城〔4〕。
十二月十二日深夜十一时，国民党常务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孔祥熙未能赶上这次会议，他于次日早七点方与蒋夫人一道抵达南京。这次会议决定通过下列四项决议：(一)孔祥熙任行政院代理院长，接管行政院的全盘工作；(二)改组国民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由五名增至七名；(三)国民军事委员会由冯玉祥和其他常务委员负责召集会议；(四)何应钦负责调配中央政府的军事力量；(五)免去张学良的全部现任职务，提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辖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控制。〔5〕
西安事变的蒋介石被扣，使南京政府陷于极度的混乱之中。国民党领导集团，在如何镇压西安叛乱、拯救蒋介石生命的问题上分成三派：一派以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和一些军事要人，如何应钦等为首〔6〕，他们确信，西安兵变在其筹划过程中，肯定得到了外界的支持。这种支持一定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共产党和第三国际；二是华北和西南的地方军事实力派，包括山东的韩复榘，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河北的宋哲元和四川的刘湘。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主张，张、杨肯定会尽可能地扣住蒋介石，以为人质〔7〕。何应钦和戴季陶最后得出结论：政府决不允许只考虑一个人的安危得失，而损害国家的利益和尊严。〔8〕换句话说，亲日派确信，继续犹豫、动摇，将会给国内安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进行毫无意义的谈判，只能延长这场危机，并且可能被各地方实力派人士视为软弱可欺。即使蒋介石还活着，他也不可能返回南京。况且，政府不可能对共产党的政策和意识形态作任何让步，因为采取这样的政策，就会立即遭到日本的反对〔9〕。这些亲日派的言外之意是，为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即便是牺牲蒋介石，也在所不惜。
另一派是以冯玉祥为首，并得到孙科、于右任和大多数立法院成员的支持，陈立夫和陈果夫领导的“C·C”派也逐渐与冯派组成联盟〔10〕。他们主张与西安的反叛者实行合作，和平，善意地解决此事〔11〕。
冯玉祥是蒋介石的拜把兄弟〔12〕，但多年来，这对把兄弟相处得并不融洽，冯处处受到蒋的排挤和冷落。故西安事发，冯玉祥颇有些幸灾乐祸之感。当时，因蒋介石不在南京，他受命临时掌管国民军事委员会。冯曾给少帅发报，要求和解，除了向少帅保证:只要你释放蒋委员长，无论你坚持什么主义，都可以商量。他还表示，愿意和他的几个朋友一道去西安，代替蒋介石作为人质〔13〕。冯之所以救蒋，并非出于对蒋介石的真心爱护，而是出于其个人私利。事变之初，他曾暗自称快，夸奖张学良说：汉卿这小子真行，敢干别人不敢干的事!〔14〕。作为国民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他一度生出取蒋而代之的想法。及至看到何应钦等亲日派咄咄逼人的气势，方感到即使蒋介石垮台，权柄也落不到他的手中，于是转而采取貌似中立的态度，积极营救蒋介石。他曾计划联合山东、河北、四川和广西的军阀，采取一致行动，来对抗何应钦。此外，他在援救蒋介石的同时，绝不肯与张、杨反目，他给少帅的电文中说道：……至于明令处分一事，只要世兄对蒋公能释回，则中央诸友，无不设法挽回也……。〔15〕
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是陕西人，杨虎城平步青云，曾借过他不少力量。他也打电报给张、杨，希望他们派代表与他在洛阳会谈，协商解决这一事件。
最后一派包括蒋介石夫人和他的内兄、前财政部长宋子文，以及她的姐夫、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他们是唯一视蒋介石的安全为头等大事的一派。作为南京政府内部的亲英美派，他们确信，张、杨的政策是要求进行抗日战争，而抗日也正是蒋介石“素来已久的决心”。所以，采取抗日战争的政策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如果这次事变的目的真象西安领导人所宣布的那样，仅仅是为了改变国家的政策，那就有可能通过谈判解决此事。况且，少帅曾一再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并要求中央政府派人与他们谈判〔16〕。他们这一派还得到黄埔系和蓝衣社的大力支持〔17〕。
蒋夫人于十二月十三日和孔祥熙一起来到南京，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威廉·端纳〔18〕。听说南京军事要人在着手制定对西安的军事讨伐计划，蒋夫人大怒，对何应钦尤为不满。她不得不苦口劝说这些军事要人，请求他们暂缓实行进攻西安的计划，等到西安的局势进一步明朗化以后再作这样的决定。她立即给张学良发一电报，告诉他端纳先生当天(十二月十三日)飞往西安。端纳也给张学良发电报，告诉少帅他已起程去西安〔19〕。
端纳曾经是张学良统治东北时期的好朋友和顾问，他深知少帅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幻想已经破灭，然而端纳也同样深知张学良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因此对少帅抱有坚定的信念，相信他决不会伤害蒋介石。所以他才愿意飞往西安，探明局势的真象。端纳还是唯一既与张学良也与蒋介石保持特殊紧密关系的人，他既是蒋介石的朋友和顾问，也是张学良的朋友和过去在东北时代的顾问，所以人们普遍认为，端纳在这一危急关头出使西安，必将促成一个富有建设性的谈判〔20〕。
然而，何应钦却极力阻挠端纳的西安之行，坚持武力讨伐，他要求蒋夫人不要违背政府的整体方略而独断专行。蒋夫人怒不可遏，大骂何应钦“居心不良”，企图加害于委员长。何应钦也恼羞成怒，斥责蒋夫人是“妇人之见”〔21〕。
最后，蒋夫人的英勇立场终于感化了这些军政要人，他们允许端纳飞往西安，同时决定在端纳出使西安期间，推迟实行军事进攻，但期限仅为三天。
十二月十四日，端纳携带蒋夫人写给她丈夫的一封信，秘密离开南京，飞往西安。与他同行的还有黄仁霖上校(充任翻译)。下午四点，端纳抵达西安，立即会晤了张学良。经过与少帅的短暂交谈，端纳才认识到，目前的局势远比他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单是少帅本人并不能决定释放蒋介石，还必须获得其他大多数高级将领，尤其是杨虎城的同意。所以在会见蒋介石以前，端纳前去拜会了杨虎城和其他一些高级将领，他以詹姆斯·艾登为翻译〔22〕，对他们扣押蒋介石一事进行了严厉的指责，指出这一事件将会在中国和世界公众舆论中造成极坏的影响〔23〕。他要求释放蒋介石，这样可以向世人显示出中国已重新获得统一。他补充说，如果拒绝这一劝告，就等于替日本效力〔24〕。
端纳到达西安以后，蒋介石和少帅之间的紧张关系才开始缓和。在被监禁的头两天里，蒋介石曾拒绝进食。兵变的那天，他在跳墙逃跑时，扭伤了踝骨，因此在西安的两个星期中，绝大部分时间是躺在床上。蒋介石对于自己遭型扣押一事极为愤慨，竟脱口说出，或者把他直接送往洛阳，他的临时大本营，或者就地把他杀掉〔25〕。他表示，他既不参加任何形式的谈判，也不会在胁迫之下接受任何条件。少帅宣称，这次事变是在人民的要求之下进行的，他不过顺从民意而已。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次事变的目的不是为了推翻他，而仅仅是要迫使他改变其“错误的政策”。蒋介石指责少帅有野心，张学良表示，他根本没有任何取蒋而代之的企图。还是和以前一样，对蒋介石效忠〔26〕。但蒋介石并不相信少帅的诚意，甚至写好遗嘱，以示他为国牺牲的决心〔27〕。
扣押蒋介石的新城大楼是由杨虎城的军队守卫，为了能与蒋介石更方便地谈话，同时也使他的居住条件更舒适些，张学良请蒋介石搬到东北军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的公馆。这一请求被蒋介石一口回绝了。他表示要死就死在这里。后来在端纳的一再劝说下，蒋介石同意搬出新城大楼，和端纳一起住进舒适而安全的高级公馆，这样，就与少帅成为邻居。端纳向蒋介石介绍了首都南京的真正局面，蒋介石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南京的局势并非象他想象的那样简单，而且真正如夫人信中所说，是戏中有戏。如果政府进行军事讨伐和飞机轰炸，他的生命安全将比现在的情形更为危险〔28〕。至此，蒋介石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了，所以当少帅再次请求允许向他提出八点主张，与他商讨国事的时候，他竟同意坐下来，平静地讨论国家所面临的有关问题〔29〕。
纽约时报记者哈里特·阿班德曾给《纽约时报》发回这样一份电稿：
端纳先生说：“从星期六早晨蒋被扣押，直到星期一下午，蒋介石始终顽固地紧闭嘴唇，一语不发。尽管张学良多次拜见，请求与之讨论国事，委员长一直置之不理，一句话也没有和他说。直到端纳来到委员长被扣押之处看望他以后，张学良再次提出与委员长商谈的请求，委员长才开口说话，讨论这一僵局。〔30〕
从十二月十四日开始，少帅连续给南京发报，反复申明他的意图，表示如果政府派代表前来讨论时局，他便准备放蒋介石。少帅特别希望蒋夫人和孔祥熙能够前来。然而，蒋介石却仍不相信张学良的话，嘱咐端纳，让他告诉蒋夫人千万不要到西安来。
十二月十五日，端纳飞抵洛阳，给蒋夫人打了电话，向她报告蒋介石安然无恙的消息。蒋夫人写道：
星期二下午(十二月十五日)我接到一个意外的电话，是端纳打来的长途电话。……他给我描绘一副变化万端，令人眼花缭乱的图画。他证实了委员长没有受到虐待……。汉卿(张学良的字)表示他要跟委员长一起回南京……。汉卿特别希望我同孔先生一起去他那里，向我保证，他和他的同僚对我怀有最崇高的敬意，而委员长又嘱咐我无论如何不要到西安去。〔31〕
蒋夫人要端纳赶快飞回南京，但端纳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他曾答应蒋介石和张学良当天再回西安，但由于天气的关系，飞机不能起飞，所以他将于次日一早飞回西安。蒋夫人告诉他，南京的军事大员们已决定立即进攻西安。这样，死神将降临到委员长和其他人头上，如果端纳回到那里去，他也可能遭到不幸。蒋夫人要他把南京的局势报告给蒋介石。端纳告诉蒋夫人，虽然他不能回南京，但与他从西安同来的詹姆斯·艾登将于次日清晨前往南京，告诉他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并带回他的一封信，向她进一步报告详细情况〔32〕。
当天深夜，蒋夫人又给端纳打电话，告诉他，医生劝阻孔祥熙不要前往西安，况且他身为政府的代理首脑，无论如何也不能去。蒋夫人请端纳问明少帅，他的哥哥宋子文和委员长的亲信贵州省主席顾祝同能否代替孔祥熙去西安谈判。蒋夫人还告诉端纳，南京军事领导人极力阻止她去西安，但无论如何，她决定前往〔33〕。
尽管端纳带回了蒋介石安然无恙的好消息，南京的领导人仍无意放弃军事讨伐的准备，不想等待局势的进一步明朗化。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在亲日派主战喧嚣的强大压力下，孙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二十六名成员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三项决议，(一)任命何应钦为讨伐军总司令；(二)国民政府立即下令讨伐；(三)推选于右任赴陕西宣慰西北军民〔34〕。形势危急，蒋氏亲属焦虑万分，孙科和王宠惠向蒋夫人建议，让她请阎锡山出面作调停人，促成蒋介石获释。蒋夫人接受了这一建议，立刻给阎锡山发了电报〔35〕。
十二月十六日，何应钦正式宣布对张学良进行讨伐〔36〕。第二天，他宣誓就任讨伐军总司令，任命刘峙为东路军总指挥，顾祝同为西路军总指挥，开始进行讨伐西安叛逆的全面军事动员。七个师集中在潼关前线，整装待发，所有的军用飞机集中到洛阳待命〔37〕。
十二月十七日，于右任前往陕西，召集陕西东部的主要地方官员开会，坚定他们对政府政策的支持。何应钦则立即部署最精锐的部队讨伐西安，并着手分化瓦解张、杨两支军队中的将领。黄埔军校的毕业生现在有许多人都担任了师一级的军职，他们都十分气愤，最先响应讨伐西安的号召。
三十八名高级将领联名给张学良发电，要求立即释放蒋介石。二百七十八名黄埔军校毕业的年青将领，代表七万多名黄埔同学和在校学生，联名给张学良去电，以威胁性的语言，要求释放他们的校长。
电文中曾说，如果你执迷不悟，加害于我们的委员长，我们黄埔同学发誓，一定要不遗余力地向你复仇，与你以及你的帮凶誓不两立……。这是我们的决心，海枯石烂，决不改变〔38〕。
蒋介石的中央陆军军官教导总队首领桂永清所部是中国装备最为精良的军队，他未经何应钦批准，就率领所部离开南京，向潼关进发，把他的军队部署在最前线。在清水一地与东北军相遇，这是西安事变中双方进行的唯一一场战斗。尽管桂永清的部队号称中国最精锐之师，却在那里遭到毁灭性的失败〔39〕。东北军全军将士不顾南京政府日益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自始至终对少帅忠心不二。
正当南京军事领导人加紧准备对西安进行惩罚性军事行动之际，同蒋介石一起被扣押在西安的蒋鼎文返回南京〔40〕，带来蒋介石写给何应钦的手书：
敬之(何的字)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
中正手启。
与此同时，端纳也给蒋夫人发来电报，告诉她，西安同意并欢迎宋子文先生和顾祝同将军前来西安〔41〕。宋子文表示愿意欣然前往，可是顾祝同却拒绝接受邀请，其理由是，中央军的许多高级将领都和蒋介石一起在西安被扣，他不想成为西安反叛者的另一名人质〔42〕。宋子文遂与蒋夫人一同前往西安。
南京军事领导人极力阻止宋子文西安之行，在十二月十七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何应钦对宋子文说：宋部长不应冒险前往西安，阁下对中国财政的贡献为世界所瞩目，如果阁下被西安叛乱者关进监狱，这对中国将是一个巨大损失。〔43〕但是宋子文宣布，他是以一个公民的私人身分到那里去的，何应钦则无话可说〔44〕。
虽然南京军事要人同意宋子文以私人身分前往西安，但他们断然反对蒋夫人这样做。蒋夫人最后只得接受政府的决定，表示不与她的哥哥一起前去西安。但是她坚持说：如果宋子文三天之内不回到南京，那么任何人也不能阻止她飞往西安。亲日派只好与她妥协，但何应钦等人提出，端纳以后的行动应以不违反或妨碍政府的政策为准。蒋夫人表示同意〔45〕。
因为蒋鼎文从西安带回了蒋介石要求延缓轰炸西安的亲笔手令，所以蒋介石夫人可以与南京的将军们讨价还价，请求把开火的期限延长到三天以上〔46〕。
十二月二十日上午，宋子文抵达西安，少帅立即陪他看望蒋介石，蒋一见到宋子文，便百感交加，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宋子文把蒋夫人的一封信交给蒋介石。向他介绍了南京的局势，然后开始与杨虎城和少帅谈判。
当天晚上，少帅和宋子文又来看望蒋介石，少帅对蒋说：
最好我们现在就来讨论这一问题，决定按照哪一种方案行事，以便乘宋先生在此，尽快解决目前的局势。〔47〕
蒋介石全然拒绝少帅的建议，他说：
除非你允许我回南京。否则，没有什么好谈的。〔48〕
宋子文于星期一(十二月二十一日)返回南京，他本来计划在西安逗留三天，但实际上他只在那里住了一天，就突然返回南京。以私人身分出现的宋子文确信，可找到一条解决西安僵局的出路〔49〕。
为了说服南京军事集团，使之确信这一事件是可以得到和平解决的，端纳也从西安飞回南京，他们二人乘坐不同的飞机，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同日抵达南京。
十二月二十二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端纳告诉他们说：
尽早释放委员长是有希望的，但一些可怕的障碍仍有待于克服。杨虎城将军的态度是个大问题，他的军队控制着西安城，所以蒋介石的命运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争取杨将军和他的部下比与张学良打交道更为困难，因为杨将军及其军队持有一种更激进、更不妥协的观点。况且，杨将军的军队纪律松懈，非常不可靠。〔50〕
端纳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杨虎城与少帅的出身、经历和地位都不相同，因此在对蒋介石的认识和态度上，他与少帅也截然不同。杨出身贫寒，在中国西北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他循着“官逼民反”这条古来名训，上山作了土匪。在本世纪初中国政治大动乱中，他沿着这条特殊的途径，拉起队伍，成为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他既没有张学良的奉系东北军那样强大的势力，也没有少帅与蒋介石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他只能在中国各种复杂的政治矛盾和妥协的间隙中，小心翼翼地求得自己的生存。因此如果说张、杨在停止剿共一致对外，捉蒋逼蒋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那么在捉蒋后，如何处置他的问题上两人存在着分歧，少帅想得非常简单，只要蒋接受他们的主张，改变既定国策，就不但可以放他，而且仍拥护他为领袖。而杨虎城则不然，他自识为老成持重，对少帅的单纯想法表面不好明说，但内心却颇不以为然。他与蒋介石长期共事，深知其为人。几十年残酷的政治经验使他体会到，轻易放蒋，必定是放虎归山，他们日后决然逃脱不了蒋介石的报复。何况他深感自己与张学良不能相比，少帅尽管是此次兵变的主谋，但他毕竟是位国内外都有影响的人物，并且曾有大功于蒋，与蒋一家的私人关系又不比他人。而自己不过是割据一方的军阀，是蒋介石长期以来翦除异己的对象。所以他对自己、对西北军的前途不能不考虑得多一些。尽管他表面上对少帅的宽宏大量不置可否，但他心中有数，他深知此次兵变的解决必然要求助于陕北的共产党，而以国共十年来的血海深仇而论，他们是绝对饶不了蒋介石的。故杨虎城把圆满解决西安事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端纳确信，少帅的本意是真诚地要求政府采取一种更为强硬的对外政策。他引用张学良的话，来说明少帅发动这场事件的真挚的爱国意图：
……当委员长回到南京时，我将随同前往，准备接受人民的审判。如果有必要，我要向世人说明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相信，当我的意图公布于众之后，人民是会站在我一边的……。〔51〕
端纳进一步向记者们详细介绍了他出使西安的使命，他曾花费两天的时间，以私人身份在少帅和委员长之间进行了调解。他说，尽管委员长一再宣称，在目前这种身系囹圄的状态下，企图找到任何解决问题的具体途径都是枉然的。然而，蒋介石和张学良已在原则上就许多有争议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但端纳否认他知道是在哪些具体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52〕。
蒋夫人从端纳口中获悉了西安的局势，当即决定与端纳一起前去西安。十二月二十二日，蒋夫人、宋子文、端纳、蒋鼎文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头子戴笠一行离开南京，前往西安〔53〕。当他们停在洛阳吃午饭时，蒋夫人看到机场上停满了装满弹药的轰炸机，准备轰炸西安。在离开前，蒋夫人命令这里的指挥官：
没有委员长的手令。一架飞机也不准接近西安。〔54〕
临近西安上空，蒋夫人把一枝左轮手枪递给端纳，要他承诺如果叛军乱兵失去控制，把我们也扣住之时，你要毫不犹豫地用它把我打死。〔55〕下午四点，他们的飞机降落在西安机场。出乎蒋夫人意料之外，少帅仍象往常一样热诚地欢迎她，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似的。喝过一杯茶后，她被领进蒋介石的房间。蒋介石一见到她，大惊失色，大声嚷道：
你何苦到这里来，这是步入虎口啊!……虽然我要你无论如何不要前来西安，但我感到是无法阻止你来的。今天早晨打开《圣经》，眼睛便停在这段文字上：耶和华现在要做一件新事，那就是，他要使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56〕
蒋夫人毫不费力地操纵了少帅的感情，因为少帅的夫人与蒋夫人是干姊妹〔57〕。她提醒少帅：你平时总对委员长说，你把他视为你的慈父，而他也按着你的话来对待你〔58〕。少帅对她说：如果当时你也在西安。就不会出现这种局面了。〔59〕蒋夫人还一再表示，她希望少帅立即释放他们，以此作为一件圣诞礼物送给她，届时他们会原谅所有的一切〔60〕。
蒋夫人的到来不仅促成了和平解决这次事变的谈判，而且加速了谈判的进程。因为她可以绝对可靠地劝说她的丈夫，除她之外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
她不仅谈论了张学良和杨虎城，而且也品评了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对于夫人的话，蒋介石是深信不疑的。
在论述到这场谈判时，蒋夫人后来写道：
西安的局势是……端纳先生奠定了基础，宋子文砌上了墙，而苫上房顶的则是我。〔61〕
蒋夫人到来以后，少帅断然决定释放蒋介石。然而杨虎城和其他西北军将领为此责怪少帅，他们拒绝放蒋，因为他们的条件一条也没有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放了蒋介石，他非但不会领情，反而会给他们带来更坏的后果〔62〕。
很显然，杨虎城和他的将军们主要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蒋夫人、宋子文和少帅竭尽全力向他们保证，委员长日后愿意捐弃前嫌，不会发动内战来镇压他们，然而杨虎城及其将军们谁也不肯相信这种空洞的保证。他们把希望都寄托在中共代表团上，尤其是周恩来的身上。然而，使他们困惑不解并大失所望的是，共产党仿佛把他们对蒋介石的十年积怨一下子忘得一干二净，力主释放蒋介石。于是，在西安这座世界瞩目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一方面，蒋介石的部下，他所指挥的剿共将士们，纷纷主张杀掉自己的领袖，至少要把他长期扣押，直到他彻底屈服为止；另一方面，被蒋介石追剿杀戮了十年之久的共产党却一反常态，对这位欠下红军累累血债的屠夫大发慈悲。周恩来——他的头曾被蒋介石悬赏十万银元，但在西安却力挽狂澜，在保释蒋介石的问题上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捉到蒋介石以后，张学良立即给在保安的中国共产党发了一份紧急电报，邀请周恩来等前往西安磋商一切。电报中还说，他将派一架飞机到延安，把他们接来〔63〕。张学良还把捉蒋的消息通知给正在向西安和潼关之间的防线上调动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共产党员，要求将红军开到延安和西安以南的地区，以示声援〔64〕。
收到张学良的电报，共产党在毛泽东的窑洞里举行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最初反应的一系列决议，其中包括组成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立即前往延安，转飞西安谈判〔65〕。
十二月十五日上午，周恩来一行二十多人离开保安，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于十七日到达延安〔66〕。来到延安的小型飞机场，登上少帅派来的飞机，当天使抵达西安。他们先来到城东门一个姓王的铁匠家里，这是共产党地下联络点，然后住进张学良的公馆。当天晚上，张学良和杨虎城为周恩来一行举行了一个热情洋溢的欢迎宴会〔67〕。
周恩来初到西安时，并无解决西安事变的明确方案，直到十二月十九日，保安的中共领导集团才根据他的汇报意见，制定出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指导方针和对全国的通电，从而也为周恩来在西安的行动提供了依据和标准。
张学良关切地向周恩来询问了莫斯科的那份电报，打听苏联对此事的态度，周恩来先是委婉地告诉他，苏联恐怕不会赞成这种逮捕蒋介石的做法，接着，他把苏联的立场如实地告诉了少帅。张学良闻讯，勃然变色，他感到自己受了欺骗。过去，苏俄对蒋一贯持反对态度，大肆抨击，共产党也总是吹嘘他们反蒋斗争能得到苏联的援助，可是实际上，共产党在迫在眉睫的大决战面前却不履行自己的诺言，胆怯地躲到一旁，致使他此刻骑虎难下，少帅尤其对共产党把此次“兵谏”说成“军事阴谋”一点颇为不满。周恩来耐心而谦恭地倾听着少帅发牢骚，然后同样耐心而谦恭地对少帅进行多方面的、费力的解释。他说这件事中国共产党事先并未参与，而苏联的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它有自己的困难，例如，它不能对外国的舆论和压力置之不理。
事实上，就在蒋介石被西安领导人扣押后不久，南京军政部长何应钦就立即给当时正在德国养伤的汪精卫发了电报，这位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前任行政院长在前一年的一场谋杀事件中受了伤〔68〕。何应钦急切地要求他回国，配合中央当局巩固因张学良反叛而受威胁的地位。
听说蒋介石被扣，汪精卫立即决定回国。然而，在他离开欧洲以前，他在德国拜会了希特勒，建议他接纳中国参加反共条约，从而使中国与德国和日本结成同盟。希特勒宣称，德国愿意给予中国各方面的支持。与此同时，汪精卫的一个亲信曾仲鸣还与日本驻伦敦大使进行了秘密的接触〔69〕。
拜见希特勒以后，汪精卫在日内瓦召开了一个中国驻欧洲外交使团的首脑会议，与会代表包括中国驻法，英，德、意等国的大使。会后，汪精卫立即向报社发表一项简短的声明，对中国的不幸感到痛心，谴责西安叛逆，宣布他立即返回中国。汪精卫把这次事件视为排挤蒋介石，恢复自己在国民政府中的领导地位的机会。在日内瓦，他还计划进行一场镇压共产党的运动〔70〕。
斯大林获悉了汪精卫与希特勒柏林会谈的消息，深感不安，他担心中国的亲日派将通过这次事变当权。加之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一再要求苏联向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促成蒋的获释〔71〕。于是，斯大林立刻向保安的中共领导人发布命令，要求他们立即释放蒋介石，否则将中断与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关系〔72〕。
斯大林的电报发给了上海的孙中山夫人，然后由她转发给毛泽东〔73〕。斯大林宣布，除非中国共产党利用自己的影响促成蒋介石获释，否则，莫斯科将公开把他们斥为“土匪”，并与他们断绝关系。
可能斯大林在听说汪精卫与希特勒会谈之后，便立即给中共发了上述电报，紧接着又发了一份详细的指示和解释。
在保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收到斯大林的电报以后，一致认为，如果他们不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办事，他们就不会得到苏联的任何支授，就有可能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进攻。况且，莫斯科的指示从总体上来说，与他们所倡导的统一战线和“拥蒋抗日”的政策并无分歧，所以共产党领导人决定，应立即把莫斯科的指示通知周恩来，要求他劝说张学良，根据电报的精神释放蒋介石。周恩来收到保安来电以后，也对莫斯科的态度大吃一惊〔74〕。他主要不能理解的是苏联对西安事变的诋毁，以及对张、杨的反感。
斯大林的想法是符合逻辑的，对于他来说，中日对抗是其外交策略中的一个重要目标。蒋介石毕竟不是亲日派，如果能争取他领导全民族抗日，那么，日本将陷在中国战场上，至少暂时是这样。这就减轻了苏联可能遭受日本进攻的威胁，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相反，如果蒋介石被杀或被长期扣押，南京政府采取镇压叛乱者的立场，中国将分裂为各种阵营，南京国民政府将落入亲日派的手里，汪精卫掌管政事，何应钦指挥军事，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中国加入反对共产国际的阵营。苏联将受到威胁。因此，斯大林命令中国共产党，从国际主义大局出发，即“保卫社会主义苏联”，释放蒋介石〔75〕。
周恩来根据中央的指导方针和莫斯科的指示精神，开始对少帅施加影响。他首先肯定了张、杨此举的爱国动机，然后，他告诉张学良，他个人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案不是在西安建立独立的政权。这样，只能助长南京主张讨伐西安的闹剧，蒋介石的追随者将会进行一场长期的斗争，这实际就等于一场长期的内战，其后果简直不堪设想。这样不仅陷中国于万劫不复之境地，而且也辜负了二位将军抗日爱国的一片苦心。
周恩来继续说道，目前中国所需要的是举国一致的抗战，而不仅仅限于西安一隅，中国需要的是统一和合作，而不是分裂或内战。若要使前一种局面得以实现，就必须尽快争取蒋介石抗日。只要他改变国策，答应抗日，就要体面地释放他，并拥护他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袖。
共产党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实际上恰与少帅不谋而合。逼蒋抗日，乃是张学良此次发动“兵谏”的初衷。扣蒋以后，他一再表白，只要蒋介石接受八项主张，就拥护他做抗日领袖。他本以为共产党一定不能放过这一报仇雪恨的好机会，因此，曾准备一番言语，劝说共产党捐弃前嫌，顾全大局。没料到共产党如此宽宏大量，如此慷慨，致使少帅在如释重负的同时，不免有某种失落之感。总而言之，他对共产党这种置国家、民族大局于个人恩怨之上的深明大义的立场不能不感到由衷的钦佩，同时，周恩来坦诚的胸怀和非凡的气度也深深地感染了他。
张学良与周恩来的会谈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甚至连杨虎城也未邀请。在互相达成谅解，取得一致以后，他们商讨了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决定一俟时机成熟，便向外界宣告〔76〕。
周恩来与少帅的会谈增强了少帅释放蒋介石的决心，是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一个重要因素。
共产党也不大赞成这种“军事阴谋”的手段，这使张学良感到极为不安。自“双十二”事变以来，国内外舆论哗然，少帅所听到的，几乎是一片谴责之声，这使他精神压力很大。蒋介石宁折不弯的态度也使他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后来，当他听说南京政府坚持要对他进行讨伐时，开始确实感到畏惧了，他所怕的不是别的，正是怕被人不幸而言中，外患面前、挑起内战，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所有这些因素，从精神上日夜折磨着这位只有三十六岁的张少帅，他感到无力承受来自各方的压力，试图尽可能快地结束这一事件〔77〕。
十二月十九日，张学良来到蒋介石住处，向他表示，只要他接受八项主张中的四条，就可以立即送他回南京。蒋介石问被勾销的是哪四项，张学良回答，最后四项。蒋介石说，在他未回南京以前，一项要求也不能同意〔78〕。
杨虎城不知道少帅正在改变主意，他对少帅仍完全信赖。然而，如果没有杨的同意，张学良不能做出任何决定。因为杨虎城的部队不仅是兵变的一部分，而且西安城实际完全控制在他们手中，而少帅的东北军主力全驻守在前线，准备抵抗讨伐。因而西北军完全可以阻止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也可以阻止少帅作出其他决定。
张学良把说服杨虎城的工作委托给周恩来，然而，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周恩来与杨虎城的谈话进行得不太顺利。听说中共方面准备放蒋，杨将军大失所望。若论其本意，他不想放蒋，因为他深知蒋的为人，绝无宽宏大量的气度，况且以下犯上，正触犯了中国传统的伦理纲常之大忌。蒋介石日后绝饶不了他。但若论当时国家民族之大局，绝无杀蒋而造内讧的道理。况张少帅、周恩来都能以大局为重，他杨虎诚岂能计较个人得失。所以他也同意放蒋，但认为此事万不可轻率。实际上，他主张长期扣蒋，直至出现全国抗日高潮的局面。及至听说张、周已达成一致，尽快和平解决，他心乱如麻，思前想后，拿不定主意。一想到日后他与西北军的前途，便忧心忡忡。因此，他曾对自己的具有共产党身份的高级参谋王炳南大发脾气〔79〕。此后，周恩来与杨虎城多次会谈，杨表示愿意听从张学良和中共方面的意见。
十二月二十二日，少帅把周恩来引见给蒋夫人，蒋夫人与他的会晤持续了两个小时之久。蒋夫人发现，尽管多年艰苦和与世隔绝的生活，周恩来却仍然是一个精明强干的政治家。这次会谈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周恩来在侃侃而谈，他对国内外局势的洞悉，他本身所具有的那种干练的风度，都给蒋夫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恩来一再申明：在中国的目前阶段，除了蒋委员长之外，别人谁也没有资格成为国家的领袖。〔80〕周恩来继续向蒋夫人表示：我们不是说委员长不抗日，我们只是说他在抗日的问题上态度不够明确，行动不够迅速。他向蒋夫人保证，西安领导人以最充分的敬意留住委员长，他对委员长不愿意与他们讨论国策问题而感到遗憾〔81〕。
与蒋夫人会谈的结果是，周恩来答应说服杨虎城，尽可能早地释放蒋介石。
十二月二十三日，由西安、南京和共产党各方代表参加，举行了正式会谈，讨论释放蒋介石的条件。蒋夫人、宋子文、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参加谈判，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下列六点主张：
(一)西安、南京双方实行军事停战，撤退潼关以东的国民党军队。
(二)改组南京政府，清除亲日派分子，把主张抗日的人士吸收到政府中来。
(三)释放所有的政治犯，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
(四)结束剿共政策，联合红军一道抗日，允许共产党公开活动。
(五)召开由各党派、各团体参加的抗日救国会议。
(六)与世界上一切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82〕
张学良和杨虎城仍提出他们起初坚持的八项主张。
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谈判的结果大致如下：
(一)关于停止内战、撤军一项，宋氏兄妹答应负责办理。
(二)关于改组政府一项，原则通过，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张学良提名宋子文接任。宋认为孔祥熙是更合适的人选，他可任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其他内阁部长、次长，均由张、杨推荐，以驱逐亲日派，吸收抗日人士为原则。
(三)关于释放爱国领袖，保障民主权利一项，原则通过。宋子文答应回南京后即陆续释放七君子和其他政治犯。
(四)关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一项，宋子文提出抗战不能马上爆发，现在只能做抗日的准备工作。剿共可立即停止；抗战全面爆发后，共产党可以公开活动，国共可公开合作；红军更改编制，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
(五)关于召开各方救国会一项，原则通过。
(六)关于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一项，一致通过，并具体指出，最重要的国家是英国、美国和苏联。
此外，宋氏兄妹答应，
(一)关于接济红军一项，由周恩来和张学良具体商定，宋子文负责拨给。
(二)关于西北善后一项，将西北的军事、政治工作全权委托张学良和杨虎城负责。〔83〕
虽然与会者达成了上述协议，但还有许多事情要办。首先，必须说服蒋介石接受谈判的结果。其次，在放蒋的问题上说服西北军将领和东北军中的激进派〔84〕。
蒋介石自从被扣押之日起，态度就一直非常强硬，在被扣押期间拒绝签署任何文件。对于释放他的上述条件，他虽不得不同意，但仍拒绝作书面签字，而是以“领袖的人格”担保兑现。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更加重了西北军和东北军激进派的疑虑。西北军将领本来就不愿释放蒋介石，他们对少帅也开始产生怀疑。他们认为，少帅与蒋介石关系非同一般，所以委员长可能会原谅张学良，但决不会原谅西北军的将领。所以，他们甚至想干脆把蒋介石杀掉〔85〕。东北军中的激进派军官也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必须签署一份承诺文件，没有这份文件，即使少帅愿意放他，他们也决不让他走。
在张、杨的高级咨询机构——设计委员会中，气氛更是紧张，大家纷纷反对轻而易举放蒋。有人大声疾呼，
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是张，杨两个人的事情。他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不行!现在蒋介石还在我们手心里，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干脆就把他杀掉!〔85〕
局势如此严重，看来只得让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说服他了。少帅和蒋夫人都向蒋介石表示，不见周恩来就不能获释。
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十点，在少帅和宋子文的安排下，周恩来与蒋介石终于见面了，这是张学良第一次在西安向蒋介石引见周恩来〔86〕。少帅对蒋说，委员长，以前的一个部下请求见您，他希望委员长允许这一请求。蒋介石仍旧一言不发。这时，周恩来走进蒋的房间，向他庄重地敬了一个礼，然后他称蒋为校长，这是在黄埔军校二人共事时期，周恩来对蒋的称谓〔87〕。起初蒋沉着面孔，对周恩来毫无反应，但内心极为紧张。周随即坐下，开始一再重申，共产党目前丝毫也不想做出不利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事情，他希望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和平解决。周恩来还向蒋介石表示，共产党愿意支持蒋介石作为国家领袖，抗击日本侵略。关于要蒋介石签署放蒋六点协议的问题，周恩来只字未提〔88〕。周恩来的话逐渐使蒋介石恢复了平静。当周恩来请求蒋介石指示时，紧张的气氛开始缓和下来。然后，周恩来向蒋介石谈论起他的儿子蒋经国，说他的儿子在苏联生活得很好〔89〕。当蒋介石不知不觉地流露出对儿子的一种眷恋之情的时候，周恩来当即答应，他愿意帮忙促成他们父子的重新团聚。在这次会谈中，蒋介石第一次表示：
我们肯定不会打内战了。〔90〕……在我们交战的每时每刻，我常常想起你，我甚至回忆起你为我出色工作的那段时期，我希望我们能再度合作。〔91〕
整个会谈期间，周恩来始终保持一种尊敬、服从的态度，没有表露出一点儿强迫的迹象。他力求避免留下任何不愉快的痕迹，以免破坏与蒋介石进一步会谈的机会。虽然蒋介石摆出一副严峻的态度，只提到一件私事，即他的儿子，他却暗示出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和解的意思。蒋介石甚至还破例地对周恩来说，等他返回南京后，请周恩来到那里去作进一步详细的商谈〔92〕。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又一次与蒋会晤，蒋介石再次表示，他愿意停止内战〔93〕。周恩来还同杨虎城和宋子文进行了会谈。
这些日子里，宋子文注意到，张学良开始显出行为异常的迹象，他原以为少帅可能染上梅毒或某种类似的疾病。他说，在谈话时，张学良显得语无伦次，并且在十九日和二十日两天甚至痛哭流涕。宋子文透露，张学良在十二月二十二日甚至请求他和蒋夫人照顾他当时留在美国的妻子儿女。张学良还把他个人的经济状况告诉宋子文，与他商量如何能安全地把这笔钱财转到宋子文之手，以用来赡养他的家眷。张学良有时似乎忘记了他的政治宗旨，谈起他的个人安全，表示愿意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以保全他自己的安全。宋子文注意到，十二月二十四日，东北军的军官们和杨虎城已经探听到张学良态度上的变化，甚至产生了把他和蒋介石一同杀掉的念头〔94〕。来自外界的各方面的压力与内心巨大的焦虑已把少帅搞得精疲力尽。两个星期以来，过度紧张的神经几乎支撑不住了，少帅的精神已接近崩溃的边缘〔95〕。
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这一天，蒋夫人对少帅说，他能给他们的最好的圣诞礼物就是立即释放委员长。少帅向杨虎城和西北军将领们转达了这个意思，遭到他们的反对。少帅对蒋夫人说：
实在万不得已，我们可以动用武力，但那样对你太危险了。我可以带委员长偷偷地出走，你和端纳飞往洛阳，我给委员长化装，用汽车带他出城，把他带到我的军队驻地，从那里驱车到洛阳与你们会面。〔96〕
宋子文同意这一计划，但蒋夫人坚决反对，她的理由是委员长的体力忍受不了长时间的汽车旅行，况且这样离开西安也未免太不体面。她一再提醒少帅，如果西安方面不释放委员长，南京军事集团势必对西安发起进攻。在此期间，少帅还收到孔祥熙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一封来信，信中说道：
如果阁下能于圣诞节前后护送委员长离开西安，返回南京，那真是圣诞老人赠送的一件最伟大的礼物。〔97〕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张学良会见了杨虎城及其高级将领，向他们表示，他要释放蒋介石。杨虎城等人坚持要蒋介石写一书面保证，他们认为，没有这一书面保证，蒋介石一旦回到南京，肯定要报复的。在这次会晤中，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张学良对杨虎城说：
我们的本意是请求委员长领导全国一致抗日，而不是考虑我们自己的后果如何。他已经答应把我们的建议提交中央政府考虑。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就不应畏惧个人的损失和死亡。〔98〕
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们的情绪更加难以平复，他们坚持要求蒋介石签字。少帅耐心而坦诚地表白他主张放蒋的曲衷：
我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在西安?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他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造成国家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99〕
最后，是周恩来又一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在张、杨之间充当了调解人的角色，向杨虎城反复阐明各种利害关系，杨虎城终于被说服了，放弃了要蒋介石签署书面文件的要求。接受了他的口头允诺，置自己个人安全于不顾，慨然答应放蒋。这样一来，周恩来算是帮了蒋介石一个大忙。几年以后，端纳先生向新闻记者们证实了这件事：
周恩来……实际上是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中的最关键人物，是他把蒋将军从绑架中解救出来的。〔100〕
是周恩来最终说服了蒋介石和杨虎城，以十二月二十三日会谈中达成的协议为基础，达成了一项默契。为了挽救蒋介石的性命，由周恩来安排，使蒋夫人和宋子文在这样一份文件上签了字，端纳作为见证人〔101〕。这份文件包括下列条件：
蒋介石同意：
(一)宣布并开始武装抗击日本侵略。
(二)停止进攻中国共产党。
(三)容纳共产党共同抗日。
(四)把亲日派官员从国民政府中清除出去。〔102〕
最后一项涉及到改组政府内阁的问题。新内阁将由抗日态度强烈而明确的人组成。西安领导人认为，宋子文是领导新内阁的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一贯支持强烈的反日政策。西安方面相信，“C·C”派和黄埔系基本上是抗日的。他们建议由蒋介石的学生胡宗南担任军政部长，取代被定为亲日派的何应钦，但蒋介石认为陈诚是更合适的人选。对此，西安方面没有反对。(陈立夫任教育部长)然而，西安领导人拒绝推荐西安方面的任何人参加战时内阁。
根据日文资料，释放蒋介石的条件如下：
(一)撤退西安周围的政府军队。
(二)停止内战和剿共。
(三)发起全国规模的抗日运动。
(四)发给共产党军队军饷。
(五)释放上海救国协会的七位领袖。
(六)改组中央政府，撤换下列地方官员：
上海市长；
上海警察局长；
江苏、安徽、江西和福建省的主席。〔103〕
尽管以上两种资料所示的文件内容有所不同，但却都包含了张、杨起初八项主张的基本内容。从蒋介石随后的行动来看，这份文件无疑是存在的。蒋介石和蒋夫人后来在《西安半月记》中极力否认这一点，无非是要挽回面子而已。
据说杨虎城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两点见到这份宋氏兄妹署名的文件后，便同意释放蒋介石。然后，蒋介石召集张、杨二人作了一次简短的告别谈话。据蒋夫人说，她把蒋介石这次谈话的内容记录下来，题为“对张、杨的训话”〔104〕。
这篇谈话勾画了中国历史的传统精神和忠君爱国的道理，也回顾了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来爱国志士的生平事迹，申斥了张、杨非法绑架他的错误。
历史学家们对这一谈话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首先，蒋介石根本没有时间来作这样一个轻松的谈话。下面是蒋夫人对他们离开西安时的情景所作的描述。它明显证明，他们离开西安的场面是匆忙而紧张的：
T·V(宋子文) 突然进门来，他说那些控制西安城的人已同意放我们走。汉卿(少帅)问：“为什么这么晚走?等到明天早晨直接飞往南京不是更好吗?”我高声嚷道：“越早离开这里越好，等什么? 难道还要等那些人再改变主意不成!……”汉卿说，虽然杨虎城同意放我们走，但如果他的一些部下们得到风声，可能会引起麻烦。所以，我们应尽可能不引人注意地离开西安。〔105〕
由此可见，举行一个从容不迫的告别谈话似乎是不可能的〔106〕。
日文资料与蒋介石和蒋夫人的著作迥然不同，一般说来，它们是更可信的。一份外交电报证明，蒋介石接受了西安方面的所有条件，然后才被放行〔107〕。
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张学良神色紧张地来找杨虎城，对杨说他打算立即送蒋介石一行回南京。杨为之愕然，虽说他已同意放蒋，但没想到少帅竟这样匆忙，然而事已至此，他亦不便反对，只是力劝少帅不要亲自送蒋回南京。少帅表示，他决心已定。为表明心迹，他把一份事先拟好的手令交给了杨虎城。手令的大意是，他本人不在西安期间，东北军听命于杨虎城指挥。
张学良就这样随同蒋介石匆忙地走了，送行的只有杨虎城一个人。望着渐渐隐入云端的飞机，杨的心情十分复杂。惊心动魄，举世震惊的事件就这样结束了吗?它的后果将会怎样?杨将军感到一片惘然。事后，杨虎城对他的亲信表露了对这种结局的沮丧：
这样匆匆忙忙地放蒋，张先生事先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而他一定要陪蒋走，更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张纵然不我说，一定会对周先生说明的，及至我和周先生见面的时候，周先生说他事前也毫无所闻……。我不是不同意放蒋，但不能就这样放啊，没有同周先生和我商量，这还有什么三位一体!〔108〕
人们尤其不能理解，张学良竟如此轻率地决定“赴京请罪”。其实，自扣蒋之日起，张学良就不止一次地在不同场合表白过自己的心迹，只要委员长联共抗日，我仍拥戴他做领袖，并亲自护送他回南京。这种英雄主义的主张，遭到各方面的反对。就在送蒋走的前一天，他向其部下表明了送蒋的意图：
你们要知道，这次事变，对蒋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他走，而且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还要同他一起共事。所以现在我们万不能再难为他，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另外，我亲自去也可以压一压南京反动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再讲什么坏话。总之，做人情要做到家，同人家合作也要合作得彻底。我在这个问题上比你们想得深，想得高，你们这些人都要听我的话，都要受我领导，不许乱说、胡闹!〔109〕
杨虎城始终反对少帅去南京，认为这是一个糊涂的念头，太感情用事了。如果他早一些同中共协商，周恩来可能会劝阻他这样做。可惜周来晚了一步。只能在机场上空叹张少帅受中国传统的江湖义气影响太深。博古认为，少帅的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行为，是受英雄主义的变态心理所驱使的人做出的一种行为〔110〕。但毛泽东不这样看，他对少帅的行为予以充分的理解，认为如果张学良不随同蒋介石一起回南京，如果西安事变不按照蒋介石的处事方式解决，那就不会和平解决这一事件〔111〕。然而，蒋夫人却对张学良为什么随蒋介石回南京作了这样的解释：
他必须去南京，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首先，他已向他的同僚们保证，要为西安所发生的一切承担全部责任；其次，他必须向世人证明，他的所做所为既不是出于叛变的动机，也不是打算反对委员长，反对委员长的地位和权力……。一个发动兵变的高级将领急于到首都去接受对其罪行的审判，这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这就是为什么中央政府对汉卿表示宽大的原因……〔112〕
注 释
〔1〕见前引《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第123页。
〔2〕同上书，第132页。孔祥熙是行政院副院长，蒋介石的连襟，而蒋介石是院长兼国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孔为行政院代院长。行政院长是中国政府的行政首脑，类似于西方的首相。而林森先生担任的国家主席，只是一个名义上的职务。
〔3〕另有资料表明，这也是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主意，这是作者在台北与顾祝同将军会谈时收集的资料。
〔4〕冯玉祥前引书第50页。
〔5〕同上书，第31页；孔祥熙前引书第二卷第661—662页；约翰森致胡尔的电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USNA·893·00／13774.洛克哈特致胡尔的电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USNA·893·00／13753。另见《国文周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第2版。
〔6〕主要是何应钦和保定军校的毕业生如程潜、陈调元和熊式辉。他们得到外交部长张群、国民党秘书长叶楚伦和立法院院长居正的支持。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161527／073—077。
〔7〕蒋介石夫妇前引书，第71页；蒋夫人以她自己的观点记述了西安事变，并描述了她在促成释放其丈夫的谈判中所起的作用。这份手稿以一万二千美元的价格卖给北美报业联盟。她把这笔钱赠给托管基金会，用来抚养和教育在西安事变中遇难的委员长侍卫官兵的子女。见哈利特·E·阿本德《我的妻子在中国，一九二六——一九四一》(My Wife in China，1926--1941)纽约，一九四七年版，第323页。
〔8〕《纽约时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第1页。
〔9〕同上。
〔10〕“C·C”派因其领袖陈果夫和陈立夫的英文姓氏字母而得名。“二陈”是蒋介石早年在上海的师博的侄子。在一九二六——一九四九年这段时间里，蒋委派二陈兄弟负责国民党党务工作。
〔11〕日本外务省档案，川樾大使致有田外相的电文，一九三六年一月四日。“西安事变”S161528／054——055。
〔12〕冯和蒋曾于一九二八年二月结成拜把子兄弟，当时蒋在与国民党左派争夺领导权时需要冯的支持。见冯玉祥前引书，第11页。
〔13〕同上书，第52页。冯玉祥致张学良电报的内容是第53—54页。英文件见《纽约时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第6页。
〔14〕见高兴亚“西安事变时在南京的冯玉祥”，载于《西安事变亲历记》北京全国政协编，一九八六年版第272—278页。
〔15〕约翰森致胡尔的电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USNA·89300／13830。
〔16〕蒋介石夫妇前引书第70—71页。蒋夫人的描述是在蒋介石的大作发表一个月以后加在上面的。
〔17〕同上，第75页；另见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161527073。
〔18〕端纳在一九三四年少帅回到中国后，作了蒋介石的政治顾问。
〔19〕蒋介石夫妇前引书第66—67页。
〔20〕塞利前引书第320页。
〔21〕根据日本人的分析，何应钦不顾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坚持要轰炸西安的目的，是他和其他军事大员打算将蒋置于死地，然后接管政府。见《纽约时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第1页。
〔22〕关于艾登的背景，见第一章第27页。
〔23〕塞利前引书第323-—325页。
〔24〕同上，第325页。
〔25〕同上书第324页。
〔26〕同上书，第324页。
〔27〕见前引书《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第154页。
〔28〕端纳向他指出：南京的某些人士不惜以委员长的生命安全为代价，来处理十二月份的西安危机。见《纽约时报》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二日，第10页。
〔29〕同上；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第1页。
〔30〕同上，第6页。
〔31〕蒋介石夫妇前引书第78—99页。
〔32〕同上书，79页。
〔33〕同上书，第80页。
〔34〕《国文周报》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第1—第2版；《申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第1版。
〔35〕蒋介石夫妇前引书第86页。
〔36〕孔祥熙前引书第679—680页。
〔37〕中央宣传部发表一份声明，提出这次讨伐西安叛军的理由如下：(一)表示全国誓死忠于委员长；(二)整顿国家纪纲；(三)代表人民的利益剿灭残余土匪；(四)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主权的完整；(五)坚持救亡政策。它进而宣布：这次叛乱不会阻止民族的复兴，也不会损害委员长所完成的伟大事业。它要求全国一致支持政府，进一步抵抗外来侵略，肃清叛徒，并继续声援绥远抗战勇士。见约翰森致国务卿的电文，十二月十九日。USNA·893·00／13097。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秘书长叶楚伦在为政府讨论辩护时宣称：西安危机使政府面临着双重职责，即挽救蒋介石委员长和整饬国家纲纪，“经过慎重的考虑，政府认为实行这一双重职责的最好途径，就是采取严厉的、迅速的措施来应付时局的变化，对叛军发动军事讨伐。政府认为，只有采取严厉的手段，才有希望阻止事态的恶化，只有使用武力才能迅速地挽救委员长。况且，与叛军进行谈判不仅意味着对兵变的一种鼓励，而且会使叛逆们抬高其要求，导致长期的谈判和各种难以预料的发展。”见《纽约时报》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第3版。
〔38〕见一鸣前引书第25——26页。
〔39〕同上。
〔40〕蒋介石亲信将领之一，将本打算以他取代少帅，任西北剿共部队总司令。
〔41〕蒋介石夫妇、前引书第79——80页。
〔42〕作者于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在台北与顾祝同将军的谈话。
〔43〕《纽约时报》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第8版。
〔44〕蒋介石夫妇前引书第87——88页。
〔45〕同上书第88页。
〔46〕同上书，第88页。
〔47〕同上书，第165页。
〔48〕同上书，第165页。
〔49〕《纽约时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1版。
〔50〕同上。
〔51〕同上书，第6页。
〔52〕同上书。
〔53〕蒋介石夫妇前引书第25页。
(54〕同上书，第92页。
〔55〕同上书，第93页。
〔56〕同上书，第94页。
〔57〕郭桐：《前事新评》香港，一九七七年版，第42页。
〔58〕蒋介石夫妇前引书第99页。
〔59〕同上书，第32页。
〔60〕同上。
〔61〕同上。
〔62〕见吴天威前引书第147页。
〔63〕保安是延安以西一二○英里的一个小镇。由共产党占据。那里没有飞机场，因此少帅必须派飞机到延安接共产党的代表。延安虽然被国民党占据，但却是少帅管辖的地区。
〔64〕张国焘前引书第二卷，第49页。
〔65〕陈立夫四十年后宣称：他和周恩来在南京进行了秘密会谈，然后，是他让周恩来到西安去的，周刚到西安，事变就发生了。见陈立夫前引书第50页。显然，陈立夫的话纯属无稽之谈。
〔66〕在去延安的路上，周恩来一行不得不露天宿营两个整夜。延安国民党的地方长官关紧城门，不许他们通过，他们只得绕过城门到达飞机场。关于这段有趣的故事见龙飞虎“西安行”，载于《周恩来的一生》香港，一九七七年版，第一卷，第84—88页。龙当时是周恩来的警卫，随周一起到西安。
〔67〕同上。
〔68〕王健民前引书第三卷，第86页。埃德蒙特·克拉布《中国和俄国》(China and Russia)，纽约，一九七一年版，第303页；另见《中国周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118页。
〔69〕王健民前引书第三卷，第96页。
〔70〕吴天威前引书，第101页。
〔71〕十二月十三日，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等给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发报，要求他寻求苏联的帮助，保证释放蒋介石。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No：6《蒋廷黻回忆录》一九七五年第三卷，第207—208页。
〔72〕斯诺：《漫评》第2页。
〔73〕关于斯大林的电文，请参阅前文。孙夫人一贯同情共产党，孔祥熙曾请她发表一项声明谴责张学良扣押蒋介石，孙夫人严正拒绝。她对其姐夫孔祥熙说：“他做得对，如果我处于他的地位，我也会那样做，并且可能会走得更远。”同上书第1页。
〔74〕同上书第485页。
〔75〕周恩来执行了斯大林的命令，充当了调解人，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蒋介石最后被有条件地释放。许多年以后，在一九四五年，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与赫尔利将军的一次谈话中断言：“由于苏联政府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蒋介石才能重返政府的席位，重做革命领袖，(张学良)才能被逮捕”。见国务院《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华盛顿，一九四九年版，第72页。
〔76〕所有这些情况都由周恩来通过电报向保安作了详细的报告。见张国焘前引书第2卷第485—486页。
〔77〕斯诺：《杂记》第11页。
〔78〕蒋介石夫妇前引书第146页。
〔79〕见申伯纯前引书第152页。
〔80〕蒋夫人没有提到周的名字，而是用“那个人”来代替。见蒋介石夫妇，前引书第105—106页。另见郭增恺“历史不能用谎言来写”，《热风》一九五五年二月十八日·34号第9—10页。郭宣称，因为他曾是杨虎城的顾问，所以随宋子文一起到西安。见塞利，前引书第333页。
〔81〕同上。
〔82〕罗瑞卿等前引书第53—54页。
〔83〕应德田前引书第118—119页。张学良当时命应德田为这次谈判作记录。
〔84〕见罗瑞卿等前引书第54页。
〔85〕见申伯纯前引书第158页。
〔86〕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共产党书记，他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抵达西安，把保安的指示带给周恩来，保安的共产党领袖们要他亲自会见蒋介石。见斯诺：《漫评》第12页。
〔87〕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年，共产党和国民党组成第一次统一战线。他们起初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和平共处，蒋介石委员长任黄埔军校校长，而周恩来是政治部主任，在蒋领导下工作。
〔88〕根据一份被认为是秦邦宪的报告，周恩来在与蒋会谈时，提出八点主张，总共与蒋会谈三次，蒋原则上同意联共抗日。详情见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27／373。
〔89〕蒋经国于一九二五年赴苏联学习，当蒋介石清除共产党，驱逐苏联顾问时，他们中断了父子联系。一九三七年，苏联让蒋经国回国。见张国焘，前引书第4881页。
〔90〕见斯诺：《漫评》第12页。
〔91〕张国焘前引书第318页。
〔92〕同上。
〔93〕同上。另见郭增恺前引文，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第13页。
〔94〕斯诺：《漫评》第13页。
〔95〕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161527／018——019。
〔96〕蒋介石夫妇前引书第108——172页。
〔97〕孔祥熙前引书第2卷第702页。
〔98〕张学良“忏悔录”第53页。
〔99〕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载于该书第95页。
〔100〕《纽约时报》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第四版。这是端纳从集中营里被释放之后，在吕宋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话。一九四二年以后，端纳一直被关在集中营里。一九四○年圣诞节，蒋介石在重庆邀请周恩来吃饭，“委员长……感谢他的客人曾在西安挽救了他的性命”。见约翰·鲁兹《中国传奇般人物周恩来的非正式传记》纽约，一九七八年版，第89页。
〔101〕《纽约时报》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第10版。在蒋介石夫妇的作品中，他们始终坚持认为没有签署任何文件。可能蒋介石没有亲笔签署任何文件，这是真的。但如果没有蒋夫人和宋子文签署文件，杨将军是绝不会同意放蒋的。宋子文在一九七一年死于美国，蒋夫人是不能透露真象的，而端纳未发表的日记又在日本失落，除《纽约时报》的报道显得接近事实以外，历史学家们难以判明真象。
〔102〕约翰森致胡尔的电报，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美国国家档案馆893·00／13964。
〔103〕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161527／271——278。
〔104〕蒋氏夫妇前引书第177——180页。
〔105〕同上书，第114——115页。
〔106〕郭增恺曾是国民党经济委员会委员，曾与宋子文一同到西安。他宣称，所谓告别谈话纯属蒋氏伪造。见“宋子文的负债”《热风》一九五五年四月，N039，第6页。郭也曾对埃德加·斯诺说过，谈话是杜撰的。见斯诺：《漫评》第13页。
〔107〕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161527／265。
〔108〕孔从洲“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前后”，载《西安事变亲历记》第167页。
〔109〕见申伯纯前引书第160页；另见应德田前引书第122——125页。
〔110〕斯诺：《漫评》第13页。
〔111〕毛泽东与斯沫特莱的谈话《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收录于洋书堂缩微资料第十三卷第7页。
〔112〕蒋氏夫妇前引书第116页。
张学良的政治生涯 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 /(美)傅虹霖著 王海晨,胥 波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