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中共争取杨虎城
李义彬
如前所述，杨虎城同共产党人的合作时间较早，其部队中的地下中共党员也较多。《八一宣言》发表后，特别是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在争取张学良的同时，也积极争取杨虎城共同抗日。
首先发动的是白区的党组织。1935年10月，在天津中共北方局工作的南汉宸，把杨虎城驻北平代表申伯纯(从1934年起，就与南保持秘密联系，并在党的外围工作)约到天津，向他传达》《八一宣言》内容，并研究根据这个宣言精神如何开辟十七路军的工作。南请申去南京，向在那里出席国民党五全大会的杨虎城传达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建议杨与陕北红军建立互不侵犯协定。
申伯纯11月初到达南京，在邓府巷28号十七路军驻京办事处见到杨虎城。别后两年骤然相见，杨感到有些突然。申对杨说：“我这次来看你，是汉宸让我来的。汉宸有许多重要的话要向你说，因为他不便公开来见你，所以托我来转达。”杨听到这几句话，显得既紧张又高兴，立即吩咐随从副官，在一两个小时内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情不要进来报告，也不准任何人进来。他回到屋内对申说：“听说汉宸在上海，他几时回到天津的?现在形势怎样?他有什么话叫你来谈?”申说：“汉宸今年八九月间已经从上海回到天津。几年来他都在为共产党积极工作。前天他把我找到天津，同我密谈了两天。他告诉我，中国共产党在今年8月1日发表了一篇重要的宣言，宣言中首先揭露了目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各省步步进逼的情形和企图灭亡全中国的野心；其次分析了蒋介石卖国集团以不抵抗政策出卖我国领土，以逆来顺受的主张接受日寇一切要求，以‘攘外必先安内’的荒谬理由进行内战和压迫一切爱国运动的罪状；然后指出了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抗战的群众运动的高涨；宣言最后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当前的中心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指出中国共产党愿在抗日的原则下，同一切军队(不管过去有过什么仇怨)联合抗日，汉宸说，这个宣言精确地分析了中国当前的新形势，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适合当前形势的新政策和新的政治主张。汉宸因为十分关心你和十七路军目前的困难处境，所以托我来向你说明中共和红军的主张，他并且愿意沟通红军和十七路军的关系。如果你愿意的话，将来双方可以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我这次来看你，主要是为了这件事。另外，我个人同你有两年多没见面了，也愿借此机会来看看你。”①
杨虎城听后表示，南汉宸谈的问题很好，他也正想找中共的关系。他说，江西的红军已经到达陕北，今后西北的形势是严重的，他要有一个彻底的办法。他还说，现在南京的情况太不像话，不但毫无抗日的准备，而且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闹得很厉害。他让申伯纯先住在南京，有机会再谈南汉宸提出的问题。
申伯纯在南京停留了20多天，一天杨虎城突然找他谈话，说：“今天早晨张汉卿非常焦急地告诉我说，昨天东北军一○九师在直罗镇又被红军全部歼灭了，师长牛元锋阵亡”。杨还谈了些国民党五全大会的情况，然后告诉申说：“我最近准备返回西安，你也随我一起走，上次你来谈的那个问题，我们到车上再详细谈。”约在12月初，申随杨乘专车离开南京，待专车上了长江轮渡，杨才开始对申说：“我们现在可以谈一谈了。从田中奏折看来，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一步一步地灭亡全中国的野心，现在已经显而易见。……自从江西的红军到了陕北，西北的形势将起大的变化。据你前次所谈，共产党能够以抗日作前提，联合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共同抗旧，这就对了，这就合乎中国人民的迫切需要了。”他从东北军的处境，断定张学良迟早也会另打主意。他接着说：“现在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全中国人心震动，纷纷起来要求抗日，我看这个局面维持不了多久了。上次你转述的汉宸那些话，只是一些原则，究竟具体怎么办，他谈过没有?”申回答说：“汉宸没有谈。”②于是杨让申在徐州下车转天津，找南汉宸问清楚具体办法后，再到西安见他。
申伯纯到天津找到南汉宸，详细报告南京之行的经过，并转达了杨虎城提出的要南详示联共抗日的具体办法。南对申的南京之行感到满意，请申回北平休息，三天后再来天津面淡。
南汉宸向党组织报告了杨虎城的情况，经研究，以南个人名义向杨提出六条具体办法：
“一，在联合抗日的原则下，双方停战合作；
二，在现有的防区内(可商定)，双方互不侵犯，必要时可预先通知，互为进退，或放空枪，打假仗；
三，双方互派代表，互通情报；
四，甲方在可能条件下掩护乙方来往人员的交通进出；
五，甲方协助乙方购买通讯器材、医药用品和其他物资；
六，双方在适当地点，建立秘密交通站，以加强联络和便利往来交通。”③
申伯纯三天后再到天津，南汉宸把上述条件交给他，并嘱咐说：“有些话你对杨可只作传达，不作解释，要注意利用你有利的身分(申当时尚未入党)，以便将来继续在杨处做公开的工作。天津方面的党组织也需要派人去陕北同中央联系，因此，你对杨可以说明，假如他同意这几项条件，或者有所修正补充；天津方面将另派专人前往商谈，并由派去的专人到陕北沟通双方的关系。”④
南汉宸还建议，秘密交通站可设在蒲城或韩城，由申伯纯去当县长，同时负责秘密交通站的工作。
申伯纯12月16日由北平去西安，将南汉宸亲笔写的条件交给杨虎城，并口头转达了南的意见。杨基本上都同意，但表示要考虑考虑，再做决定。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直接派人去争取杨虎城。1935年11月的一天，熟悉十七路军情况的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被召至红军前方总部所在地——鄜县西边的套通塬东村。第二天，毛泽东约见他，询问十七路军的情况。汪当时是中共陕西地下省委委员兼军委委员，曾领导十七路军中地下党的工作，对杨虎城及其部队的情况很了解。他向毛泽东报告说：十七路军参加过北伐战争，受过大革命的洗礼；一些著名共产党员如魏野畴等曾在这个部队工作过。至今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在十七路军中坚持秘密活动；在杨虎城周围有一些同情共产党的进步人士(如杜斌丞等)。毛泽东了解上述情况后，决定派汪锋去西安，代表红军同杨虎城谈判，争取十七路军与红军联合抗日。
毛泽东接连几次同汪锋谈话，给他分析全国的政治形势，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毛泽东指出，十七路军和东北军都是地方势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受蒋介石排斥打击的；蒋把他们驱赶上反共战场，是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由于蒋实行对杂牌军排斥和削弱的方针，他们与蒋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东北军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强烈；十七路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他们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对抗南京，同胡宗南统帅的中央军的矛盾必然日益突出。杨虎城及其中下级军官都有反蒋抗日思想；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十七路军，在抗日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在他们不觉悟的时候，还是要打他们一下，直罗镇战役就是这样。但打不是目的，目的是促使他们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毛泽东说，目前政治形势对我们有利，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搞好关系，然后才有全国的大联合。毛泽东向汪锋说，这次去西安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大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并嘱咐汪锋，谈判一定不要破裂，要谈和。汪锋表示，完全接受中央交给的任务，力争谈判成功；如果谈不好，有危险，也不惧怕。毛泽东说：现在的时机好，我们接连打胜仗，他们一定很动摇，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困难和危险是有的，我们把各方面都想到，有精神准备，事情就好办。毛泽东还具体指出，对杨虎城部队要有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
对汪锋到西安后如何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做了不少具体指示，提出不少工作方法。毛泽东还分别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写了信托汪带去转交。
汪锋接受任务后，来到关中特委所在地九头塬蓝衣村。在这里，他找到向导，确定出苏区路线，并把自己化装成商人模样，之后便向敌人控制的长武县进发。当走到离长武县城二十五公里的地方，汪锋遇到两名便衣特务的仔细盘问和搜查，结果他缝在皮衣里的毛泽东写给杨虎城等人的信件被搜查出来。幸好这两名“土特务”看见信是写给西安绥靖公署杨主任的，便有些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处理是好。汪锋装成一副国民党大官的架势，大声问他俩是谁派出来的?并吓唬他俩说：你们这样乱搞，杨主任知道了，对你们和你们的上司都是不利的!这两个“土特务”更慌了，忙说他们是长武县政府派出来的。汪锋知道长武县县长党伯弧是十七路军的老人，是忠于杨虎城的地方官员。于是，汪便假称自己是十七路军的高级特情人员，是杨先生派到苏区边界做工作的，现在要回西安报告工作，同党县长是老朋友。两个“土特务”信以为真，把搜查出来的信件又交还汪锋，并请他到附近村子休息、吃饭。
汪锋为平安地到达西安，在长武县城外约见该县县长党伯弧，并与他单独谈话。汪锋如实讲明自己来意，简略地阐述了主力红军到达西北后的形势，蒋介石不信任十七路军的事实和杨虎城与中共的多次交往。汪锋说，这关系国家大局，也关系十七路军前途，请他加以协助。党伯弧听后有些犹豫。汪接着说，党先生如能照顾到国家利益和十七路军的利益，请即设法送我去见杨虎城先生；否则，可以把我另作处理，请选择。听汪锋这么一说，党伯弧当即表示他并非势利小人，只是如何才能平安地送他到西安，甚感为难。因为两个便衣已经知道了，不好保密。长武到西安300多里，路上万一出了问题，不好办。汪锋告诉党伯弧，可以按他对便衣的说法，对付便衣。至于护送方法，可以选择可靠人员用押解办法。党同意汪的主意。第二天，党伯弧派他的亲信——保安队长带4个兵，用卡车把汪锋直接送到西安绥靖公署。
杨虎城看到毛泽东写给他的亲笔信，让十七路军军法处长张依中接待汪锋。张依中当年参加过革命，在渭华暴动时就认识汪锋。这次重逢，张对汪很热情，安排汪住在西华门军法处看守所。汪名义上是“犯人”，实际上比较自由，生活上也照顾得较好。大约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杨虎城在新城西客厅秘密会见汪锋。关于这次会见情况，汪锋在《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谈判经过》一文中有如下回忆：
“首先我代表毛主席向杨先生问好，说明了来意，谈了形势和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没等我说完，杨先生就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十七路军许多人认为红军不讲信用。他说：我部孙蔚如驻汉中一度和红四方面军有来往，但是红四方面军无故攻击我汉中地区，我部许多人至今还有不满情绪。
第二个问题：十七路军警备旅旅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中央(指国民党)一再指责我，陈立夫对我也亲自谈过。我认为张有魄力，能干，没有理他们的指责。但是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在柞水九间房设伏袭击，并把张汉民杀害了，这是我们很不满的。
第三个问题：你们红军北上抗日，主张联合一切抗日部队，这个主张很好，但是如何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
我对这些问题作了详细回答。我说，贵部孙蔚如先生同我红四方面军有来往，我们是知道的。贵部派的张含辉，到过通、南、巴苏区，我红四方面军保证了安全，取得了谅解，因而贵我两军在两年中，没有大的磨擦，孙部得以安驻汉中，兵员有了很大的发展，说明红四方面军是信守了协议的。后来中央军第一师胡宗南部，依靠天水地区，积极向南扩展，势力伸张到四川西部，不仅我们侧面受到威胁，同时孙部也受到威胁，而孙部对胡宗南部不加抗拒，任其发展。特别是当中央红军到达川西时，胡部已深入到嘉陵江西岸一带，阻碍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为了顺利地同中央红军在川西会师，必须安全地渡过嘉陵江。要安全渡江，必须设法调离沿江驻守的胡宗南军队。所以才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明取汉中，威胁天水(胡军后方)，调动胡军返回天水。胡部果然以为我军攻打汉中、天水，撤回了川西部队，集中天水，防我进攻，给了我红四方面军回师西进的良好机会，安全地暗渡嘉陵江，完成了与中央红军会师的任务。这种军事行动，说清楚了，先生是会谅解的。杨先生知道，汉中是个盆地，红四方面军如果决心消灭孙部，就可以依靠川北苏区，三路出击：东路依万源、城口进攻镇巴、西乡；中路依通、南、巴，翻越巴山进攻南郑；西路依广元，进攻宁强、沔县。东、南、西合围南郑，汉中地区腹背受敌，不是更容易得手吗?何必单从西路一线进攻呢?这点也正说明了我军攻击汉中地区，只是调动胡军的手段，并不是以歼灭孙部为目的的。
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苏区突围后，长期行动，得不到补充和休整，有困难。该部到达陕豫边地区后，是准备休整的，可是贵部柳彦旅，天天尾追，逼得红二十五军不得不自卫，山阳一战该部溃败，而贵部警备旅张汉民部又接踵而至，并且张部尾随比柳部更为接近。红二十五军误认该部要再寻机攻击。遂于柞水之九间房接火战斗。在战斗中，张旅长被俘，由于红二十五军自从突围后，和上级失掉联络，不了解张汉民同志的情况，所以误杀了他。这首先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沉痛损失，因为张汉民确是共产党员。现在党中央已追认张汉民同志为革命烈士。这个事件，对于十七路军说来，当然也是一个沉痛的损失，但却可以用来作为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有力材料，以张汉民同志的被杀来反击国民党的指责，说明十七路军并没有什么共产党，打掉蒋介石削弱十七路军的借口。
至于红军的态度，我党在《八一宣言》中有明确说明，毛主席给杨先生也写了信，想必杨先生是清楚的。今后贵我双打如果不互相攻击，就会互不伤亡，这对十七路军之发展壮大和抗日救国事业都是极为有利的。我们认为西北军和东北军都是要求抗日的，这些军队的扩大，就是抗日救国力量之发展，也就是反动卖国势力的削弱，所以我们只有帮助成长，防止损失，这就是我们对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明确态度。
杨虎城先生在谈话中多次暗示十七路军上下官兵都是齐心的，能够听他的话。但对谈判的内容没有表示明确态度。从语气和神态看来，他对联合抗日，互不进攻是赞成的，对这次谈话也是满意的。杨先生最后对我说，他今后不能多和我谈，指定王菊人先生(时任杨的机要秘书)和张依中先生继续和我接谈。并说如果事情完了，有一位老朋友要我带往苏区。”⑤
此后，汪锋又会见了王菊人、张依中，但都没谈具体问题。汪在西安期间，还会见了杜斌丞，杜表现热情，询问了陕北许多熟人的情况。汪问杜：毛泽东有信给你，见到没?杜说没见到，估计是被杨虎城给押下了。接着他分析了杨的态度。他认为杨虎城敢干，直爽，对蒋介石统治不满，也有一些进步思想；但有些简单，容易动摇。杨有统治陕、甘的“雄心”，对红军有些害怕。他建议中共方面对杨多做解释，以打消其顾虑。杜也提到张汉民被杀事，并说朋友们都很关心这件事的真相。汪锋如实讲了张汉民遇害经过，说明这个误会是大家的不幸，中共中央已追认张为革命烈士。杜斌丞听后表示说，中共处理得很适当。关于争取十七路军与红军联合抗日问题，杜说他不准备离开十七路军，今后当尽力促成两军合作抗日。
汪锋在西安停留约一个月，返回苏区时，杨虎城派其军官处军官庞志杰(中共地下党员)护送至淳化。经过十七路军特务二团(该团团长阎揆要是中共党员)防地进入苏区。杨让汪带往苏区的朋友，是天津中共北方局的王世英。
原来汪锋到西安后，杨虎城因与汪是第一次见面，不敢贸然商谈重大而又机密的问题，便派崔孟博赶往天津，设法找到地下党组织，请求派人去西安与杨虎城谈判。中共北方局派曾在十七路军工作过的王世英前往西安，一是与杨谈判红军与十七路军联合抗日问题；二是顺便去陕北，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恢复中断了的联系。
1936年初，王世英随崔孟博来到西安，被安排住在十七路军宪兵营营长金敏生家中。杨虎城在其新建的公馆内(九府街止园)会见王世英，没有第三者在场。关于这次会见的情况，王世英1936年3月在给中共中央写的报告中有如下记载：
两人见面寒暄后，王首先向杨“说明我们经常对十七路军的关心及对他的希望”；“目前中国民族危机的情况，南京政府政治威信低落，全国民众抗日反蒋情绪高涨”；“他过去革命的光荣，以及一般人对他的希望，提出我与南汉宸私人对他的意见”，主要是：“与红军秘密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保存自己实力，加紧充实自己，训练自己”；“与红军保持友谊关系，与其他反蒋派联络，发动抗日反蒋战争”。
杨虎城对王世英的答复是：“对目前情形他很清楚，说明他的革命立场”，对1928年“刘子华、魏野畴在十七路活动(暴动)”提出意见，谈了十七路军当前的“内部问题，孙蔚如思想进步，惟在环境上顾虑尚多：胡宗南在陇南的威胁，陕甘东北军及中央军势力尚强，蒋调动军队很易”。杨向王世英谈了他对国内各方面的政策：“联络东北军中上层将领要求南京抗日，先由合法运动，再变成不合法运动”；对中共和红军“维持原防，互不侵犯”，“交通运输上在可能范围内可以帮忙”。他要求中共“不哗变他的部队”，“绝对保守秘密，以后不要给他写信或派人，可建立电台关系”，希望红军与驻陕北的井岳秀部保持“与他同样关系”。
王世英同意杨的上述意见，表示立即去陕北向中共中央报告。王世英向杨证明，汪锋是自己的同志，于是杨虎城立即答应将汪锋交给王世英，允许设法护送他们去陕北并赠送汪、王二人路费500元。
王世英随汪锋进入苏区，先到瓦窑堡。不巧，毛泽东、周恩来等正在晋西参加政治局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王世英又从陕北赶往晋西前线，向毛泽东、周恩来等报告了几年来坚持白区工作的情况和开辟十七路军统战工作的经过。中央决定：关于与十七路军建立统战关系问题，同意王世英与杨虎城初步商定的下述四项原则：
(1)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2)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
(3)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往来；
(4)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由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由于白区工作需要，中央指示王世英尽快返回华北，途经西安时，将中央同意的上述原则转告杨虎城，请杨尽快建立交通站，注意同东北军搞好关系。王世英由晋西回到瓦窑堡后，4月7日随同去延安与张学良举行会谈的周恩来、李克农等离开瓦窑堡，到达延安城外，后经介绍，通过东北军的交通关系前往西安。王到西安时已是4月底，此时杨虎城驻节韩城，王在王菊人陪同下赶到韩城，再次与杨会晤，向他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杨完全同意上述几条原则，表示立即设法建立交通站。不久，杨密令驻鄜县的十七路军部队开办一个军用合作社，实际是十七路军与红军的交通站和运输站。此外，在西安还设立了两个交通站。这些交通站对给红军运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来往，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6年8月，中共中央派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前往西安，专门做杨虎城、十七路军的工作。张8月26日到西安后，先与王菊人、崔孟博会见，商谈双方互不侵犯、合作抗日、相互通商以及双方联络等问题。9月6日晚，杨虎城会见张文彬，密谈约两小时。张文彬首先向杨提出红军与十七路军抗日合作口头协定的建议：
“1．互不侵犯。
A．双方各驻防地在实际行动上取消敌对行动。
B．杨负责抑制民团活动。不在原苏区及原有革命组织的地方组织保甲。
C．不摧残革命组织，改善军队纪律，密切与群众的关系。
2．取消经济封锁。
A．设专门贸易站，在十七路军掩护下保障苏方国家贸易的流通。
B．不禁止群众的自由通商。
C．苏方不禁止群众供给十七路驻军的食料等必需品的购买。
3．建立军事联络。
A．双方军事行动事先通报，杨方除将本部属行动通报外，并供给南京等各方情报。
B．有关双方纠纷问题，均经双方磋商解决。”
张文彬提出上述建议后，“杨即发言，大意谓：各项均能同意，双方意见均无冲突处。”⑥
张文彬与杨虎城会谈后第二天，又与王菊人、崔孟博见面，将与杨虎城会谈时达成的原则协议具体化为四个问题。张文彬同时将这四个问题电告中共中央：
“1．十七路现尚未接防，将以十七师王(劲哉)旅驻最前线，旅部将在鄜州、肤施及其以北潘龙止，均以最少数部队营连分驻(潘龙是否驻还不定)，十七路主力均在鄜州以南，以备有事。整个部署俟决定后再电告。
2．民团将以消极的集中训练统一指挥名义严密纪律等抑制其活动，积极的方式是改造个别不听指挥者。(这对巩固杨在民团中的指挥都有关系，故他愿意如此做)保甲组织以目前部队无政训处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将来如有政训处也不致成大问题，至少可以采用东北军所用过的方法去抑制。
3．交通地点他们以在鄜州为好，我因离苏区太远，决在肤施及到甘泉的侧翼，由他、我各派二人，以副官名义前后各驻一人，办理货物转运。至于人员的来往，另外由人负责以更谨慎。
4．电台可立即设立，只等你们把新约好的呼号密码收到通知我们以便开始联络。”
张文彬在与杨虎城、王菊人等会谈时，还就下列几个问题交换了意见：
1．杨虎城提出：“因为十七路力量与环境关系，尚不能离开南京政府。”张文彬说：“与南京应付是需要的，但必须努力实际的抗日准备和防止并打击蒋的破坏阴谋。”
2．杨虎城向张文彬表示，他因“自己部队基础的关系，不能立即与红军走一条路，愿走‘人’字路，将来再会合。”张文彬认为，杨做此表示的意思是“怕我们挖其墙脚，要他变红军”，因此问答杨说：“我方从未有此企图，不过愿其立即成为坚强的抗日友军，并建议他立即进行自己的政治组织，在抗日纲领和自己的领导下巩固和发展起来。”
3．杨虎城希望红军“有一定的根据地，不继续游战争，则对于国际援助也可以。”他还具体提出，红军的“根据地最好在甘、宁、陕”。此前，杨还对人讲过：陕南富足，红军最好在那里创立苏区。王菊人曾以试探的口气对张文彬说：“将来红军最好以一部由陕南向东，一部由陕北入晋抗日”。总之，他们都不愿意红军占领他们的陕西地盘。对此，张文彬一面表示“对杨此意当转告毛、周，同时说明根据地是重要的，是已有的。并且在抗日根据地不一定要成为蒋区才可，只要是抗日友军所在地都可完成，故国际援助不同(成)问题。至于红军所处地位与发展方向，都将根据友军联络与敌人情形决定。至于各地游击战争，多由各地群众自发斗争，非可制止。”
4．杨虎城很关心国际援助，在会谈中“他表示怕目前不可能，又害怕只给红军的援助和如何援助”。张文彬则说：国际援助“目前已不成问题，一切抗日友军，一切联俄联共武装都可援助”；至于援助的“方式与方法，则按具体情形决定”。
5．当时拟议中的西北国防政府由张学良主持，杨虎城对此心中颇有疑虑，他对张文彬“表示西北要张领导，但感张部复杂，有法西[斯]，有汉奸分子，张亦为继承父业，非经艰苦经营，恐有不可靠处”。张文彬对杨说：“对张本人及其部队我不很清楚，但因其特殊的亡国条件，有许多条件足以改变的，并愿杨根据本人革命历史和意志，及共处西北利害相关应倍力推动。”
6．杨虎城在会谈中提议召开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会议及合组各方抗日核心组织问题”。张文彬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当代转，并希各方推动促此成功”。⑦
张文彬与杨虎城会谈后，留在西安常驻，代表红军与杨虎城、十七路军保持联系。为保证张的安全，他被安排住在十七路军特务营副营长谢晋生家中。杨虎城给了他一个政治处主任秘书头衔，以便于开展工作。
在国内的党组织积极争取杨虎城联合抗日的同时，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派王炳南回到西安，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王炳南，陕西乾县人，其父王宝珊是杨虎城的老友和部下，曾任十七路军高级参议。王炳南1925年加入共青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杨虎城资助他出国留学，先去日本，后转到德国。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认为争取杨虎城停止“剿共”，与红军联合抗日十分重要，认为王炳南适宜做这项工作。1936年4月，王炳南奉命由德国赶赴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向他“分析了红军到达陕北后西北地位的重要”，要他回国“说服杨虎城联共抗日，提出要与杨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各自划分防区，若蒋介石进攻红军就打空枪，打假仗。商定杨若同意上述条件，国际还可以给他帮助。并约好，谈判成功”，王炳南“就从西安发电至吴玉章处，再转代表团，暗号是：‘我订的书报请寄来’，如不成，电报则写成：‘我订的书报不必寄了’”。⑧
王炳南回到西安，见到杨虎城，杨很高兴。杨认为王炳南“是国际派来的人物，很重要。他和张学良都想拉上国际关系，得到国际的帮助”。⑨因此，杨很重视王炳南的意见，除在西安交谈外，还邀请王到三原东里堡他的别墅又谈了一天。杨向王表示，他愿意和红军联合抗日，并对王的归来寄予厚望，让王帮助介绍进步人士训练军队。王炳南见与杨谈得很顺利，杨没有不同意见，便按暗号打电报给巴黎《救国时报》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不久，王炳南突患严重关节炎症，卧床治疗，直到九十月间才好转。
王炳南1936年10月到上海会见杜重远，杜写信介绍他回西安后与张学良会见，做沟通张、杨之间的工作。王回西安后，经常来往于张、杨之间。张学良对他也很信任。
此时王炳南住在“藏园”，与中共中央派到杨部的代表张文彬取得了联系，他通过张向中共中央报告杨虎城的情况。
①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46页。
②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
③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
④ 同上。
⑤ 《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110页。
⑥ 《张文彬给毛泽东的报告》(1936年9月8日)。《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
⑦ 《张文彬给毛泽东的报告》(1936年9月8日)。《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
⑧ 王炳南：《关于西安事变》。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等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版，第273—274页。
⑨ 王炳南：《关于西安事变》。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等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版，第274页。
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义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