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西安的城墙
（新西兰）贝特兰 牛玉林
我们垂头丧气地回到小客店。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遭到的最严重的挫折，我们的艰难旅行，看来几乎要落得个一场空。
在这个变幻无常的圣诞节期间，西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果蒋介石真的被释放了，那么看来似乎西北方面已经从根本上退出了一切运动。处在囚禁状态中的蒋介石，是他们最强有力的政治讨价还价的本钱；放弃这一有利的条件，他们必定要对自己有充分的信心，再不然就是陷入了完全地绝望。苗剑秋处于茫然无措的境地。
我们自己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我们远离西安百余英里之外，正好处在冯钦哉的地盘里，这个富于冒险的军阀所持的骑墙态度肯定维持不了多久；如果我们听到的消息是真的，他肯定要把自己的命运赌注抛向南京一边。我们处在敌方的地域内，我的朋友更增加了被认出来的危险。
原先我们曾预料会有一辆小汽车来迎接我们——但如果那位县长的话真实可靠的话，那辆车根本不在韩城。苗决定冒险给西安的朋友拍一封电报，要求派一辆小汽车到郃阳，这是韩城以南的一个城镇。在此期间，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里。韩城——它在一小时前看上去还是我们的一个安全避难所——现在则令人开始感到并不那么安全。
我们不得不再次依赖黄包车。我们搜遍全城，才设法搞来三辆，他们愿意把我们送到郃阳。然而就在我们离开客店内院时，一个车夫的车翻了，差点把不幸的李摔昏死过去。显然，这个车夫是生手，是来支应这个差使的，此前毫无拉车经验。李发誓，他决不愿让这种生手送掉他这条性命(从黄包车里翻下来也的确很危险)。于是，我们打发他去找了头毛驴，然后便继续我们的旅程。到西安还有三百里路要走，而我们的平均速度大约每小时五英里。
我们经过一座古老的石桥，然后开始向上走进黄土丘陵地带。在一座高坡处，我们遇见了一座宏伟的庙宇，那是为纪念“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而修建的。要是有时间仔细考察一下多好，这实在是一块令人迷恋的地方。从这块台地的顶端，就在我们等待拉行李的黄包车上来的地方，我们能够观赏到宛若白带的黄河在远方的小山下缓缓流去。深褐色的原野略显出几缕绿色，早发的青草和第一茬庄稼开始破土而出。高地上铺着一层新雪，空气爽快清新。
黄包车夫们大汗淋漓地来到了坡上，古铜色的面孔闪闪发光。他们把黄包车套在李雇的毛驴身上，而毛驴此时还载着李和他的铺盖卷。这种具有吃苦耐劳精神的牲口——毛驴，似乎已惯于忍受比这更糟的待遇。恰在此时，我们听到了发动机的声音。
“飞机”，李边说边扫视天空。“哪有什么飞机!”我大声说道。“这是一辆小汽车正在向山上开来。”
我们正好处在这座山的顶端，车走到这里肯定要减速。这是一个真正令人激动的时刻——距西安还有三百里，几乎成了长期压在我们心头的精神负担。这辆车是朋友安排的吗?它会停下来吗?
过了不一会儿，我们便看见前方有一辆军用卡车以低挡向山上驶来。在车座的后面，闪现出穿兰灰色军服的身影和步枪枪口。这辆车最起码也是被严密警卫着的。我心烦意乱地用目光向苗询问，他正全神贯注的观察着这辆卡车。不管有多大危险，我们也要乘上这辆车。
我们从路当间拦住司机。起先，这辆车看来不愿意停，我们只好闪到一边。正在此时，传来一阵刺耳的刹车声，突然从驾驶室里传来了相认的叫喊声。坐在司机旁的一个穿军服的年轻人跳下卡车，与苗热烈握手。我们终于时来运转，找到了自己人。
这位年轻军官是与张学良协力发动西安事变的陕西军阀杨虎城派遣的特使，去找杨的不忠之徒冯钦哉交涉，而正是这位冯钦哉的倾向态度，才使得我们一路上担惊受怕，焦燥不安。在11个小时的使命中，他竭力要使杨的这位动摇不定的部下重新归杨管辖。然而迄今为止，他的努力尚未取得多大进展。
冯拒绝见他，质问作为一名友好使者却带着一卡车武装警卫闯进来的居心何在。冯钦哉的这种态度是风向倒向南京方面的明确征兆。这位特使也受命在寻找我们，他知道我们要来，便于前天驱车往北到了韩城。当天晚上，韩城县长(就是我们几小时前才见过面的那位)企图把他们全抓起来，但这位特使是个非常果断的年轻人，他凭着手中枪，畅行无阻地逃了出来。
“释放蒋介石究竟是怎么回事？”苗张口就问起这个热门话题。
“我们是两天前离开西安的。不过恐怕这是真的。”
我们凭直觉感到火速离开韩城做得很对。现在卡车直向郃阳驶去，那里当权的是位“中立派”县长。当时的那些不同人物，不同程度的效忠是很难辩别清楚的。从表面上看，冯钦哉还没有断然与杨虎城决裂，尽管他已拿到了一百万美元，并晋升为南京的第一流指挥官。象绝大多数中国的军阀一样，他也会竭力从敌对的双方谋取最大的利益。但杨对他的挟制——一个前匪首对其部下的挟制——依然是非常强有力的。
这个听起来如此复杂的问题，在这面山坡上只化了一分钟便解释清楚了。李早已付清了黄包车费，把我们的行李甩到了卡车上，我们从卡车的一侧爬了上去。过了不一会儿，我们便全速向南驶去。
无论局面多么混乱，但是只要有这种接触，并有更合适的交通工具代步的话，这就是很大的宽慰。最后这150里已经花了我们五天时间，而现在，我们则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在黄土高原上向前飞奔。从这辆坚实耐用的美国六轮卡车上，似乎也给我们传来了某种新的极其微妙的动力。那几名卫兵——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中的几个体格健壮的陕西人——始终给步枪上顶着子弹，并放在随手可用的地方。我感觉到，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也能够打出一条到西安去的路。
当我们抵达郃阳，并高速开进县府大院时，天已经渐渐黑下来了。那位县长有病(也许是用装病来应付差事)，但他的属下官员却使人感到我们非常受欢迎。我们受到了极其友好的款待。
然而到了午夜，当我和苗躺在一个木“炕”上睡觉时，李带着一条令人吃惊的消息溜进了我们的屋子。他说那辆卡车已被扣留，那些人全部要在天亮时被捕。李平时头脑非常冷静，但此时此刻，却显示出一幅苦不堪言的样子。这可能是仆役们的多嘴闲谈；反之，也可能就是真的。
我们对此无计可施。不过，我们返回床上时没脱靴子。
第一缕灰暗的光线透过纸窗，突然一名士兵进了我们的屋子，给苗捎来了口信。我在朦胧中听到压低嗓门的急促谈话。苗用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们必须立刻就走。冯钦哉在大荔，我们现在就去那儿找他。”
这时，我一口气喝下一碗大米稀饭，并把另一件毛衣套在身上，暗自思忖道：去冯钦哉那里的确令人不大放心。我怀疑他此番去是自投罗网。
当我们驱车穿过晨雾，行驶于堆堆积雪之中时，天气寒冷刺骨。公路在黄土塬的深谷边缘上绕来绕去，忽上忽下，从一块平坦路面一下便转到了另一块地面，急转弯转得令人不知所措，颠簸得令人头晕目眩。我敢肯定，我们的司机要么是天才，要么就是疯子，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大多数中国人的驾驶技术良好——他们是优秀的飞机驾驶员，具有日本人所明显缺乏的那种鲁莽精神。但他们对所驾驶车辆的机械性能绝对信任。我真担心要是刹车失灵该怎么办。所幸的是，这次并没有失灵。
在卡车上，我们同士兵们一起抽烟。这些士兵中有两名是军士——其中一个是早年追随冯玉祥的老兵。冯玉祥，这个中国政治中的神秘莫测人物(无论他还做过别的什么事情，在其一生中，他已经取得了最大的成就)，本来就是个天才的领袖。而且他还用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训练军队，唯有红军方能与其匹敌。这名士官长着一幅堆满象胡桃皮一样皱纹的褐色脸膛，脸上零乱地长着一些胡须；对曾经当过冯玉祥的兵这一点，他感到骄傲。他的双耳各戴一只好看的心形耳套，上面绣着农民喜爱的图样。那个下士是个典型的陕西小伙，长着一张红扑扑的苹果脸。当我们疾驶而行时，他站在卡车边上，对路上赶牛的人或零散的乞丐，狂呼乱叫，嫌他们避车太慢。我们身后卷起了一道宽阔的尘土，引起车后的家畜一片惊慌。
我们赶在午前抵达冯钦哉的大本营。这是一个很紧凑的小城镇，城墙给人印象颇深，而且警卫森严。城墙的垛口上浮现出士兵那灰色的帽檐，露出黑洞洞的机关枪口。我们沿着一条凹陷下去的公路走到距城墙不远的地方，在西城门外几百码的地方停了下来。冯钦哉不想冒把卡车放进城内的危险。
那位特使在一排冯钦哉的武装警卫簇拥下，消失于城门之内。中国的军阀都具有多疑的特性，我们的部队留下来守卫卡车。苗和我躲进一个卖花生、糖果的小铺里，喝着劣质茶，饥饿地吃着麦面饼，置身于事外。
就这么过了两小时，那几位士兵镇定自若地坐下来玩赌博游戏。我和苗心烦意乱地走来走去，忧心忡忡地胡猜乱想。
“您想发生了什么事？”我终于问道。他耸了耸肩，用他那富于表现力的姿态打着手式说：“或者他已见到了冯，而冯此时正在招待他吃饭——这大约就需这么长时间——或者他就是被扣留了。”我倾于考虑后者。
不管怎么说，大荔还算处在现代文明的边缘；在城门外铺石子的街道两端，不时有破旧的汽车、卡车驰过。其中有一辆是邮车，载着两名邮差。他们身穿中国各地常见的那种绿色制服，坐在帆布邮包上。令我们感到惊奇的是，苗突然大声招呼着喊出了其中一个的名子。他有一个令人吃惊的朋友圈，我有时都感到，他认识在西北的每一个人。
“我们可以坐邮车走”，他建议道。“这辆车子可以予以安排。”
我一边用疑虑的眼光看着这辆被撇在一旁的卡车，一边在想：各地来的邮件竟然畅通无阻地运进了陕西，这真是个奇迹。就在这时候，传来了士官那沙哑的喊声：“Lai—La!(来啦!)他们正向这边走来。
我们的特使在城门口出现了，有半连的冯钦哉的队伍在客气地护送着他。他和他们客客气气地分了手，但中国人的礼节有时非常虚伪。我们很快爬上了自己的卡车。
“冯钦哉这个坏蛋。”那位特使登上卡车以后，就骂了起来，“不过我有一张到渭南的通行证，这样咱们就能走直道。”这可是件大好事，要是没有它，我们就得走老远绕路到西安，以避开冯钦哉所控制的所有地盘。我们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了司机，他正在一个小酒馆里喝酒。但他一到便风风火火地把卡车发动了起来，如释重负地一溜飞快把车开出了大荔。过后我们才知道，这一关我们走得是多么幸运。要是放在另外一天，想走，可能就太迟了。
整整一个下午，我们都飞速行驶在陕西的原野，只是在从车上的油桶给油箱加油时，才略停一停。这种紧迫感倒正对我们的脾气。除非到了叛乱的首府，否则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都无法获得对事实真相的充分认识。因此，我们希望能在夜幕降临之前赶到西安。
沿途经过的是一片极度贫困的乡村。田野光秃秃的，零散的土地被严冬冻得很坚实。孤零零的坟墓看上去倒不少，经常可以看到这些坟墓是精心设计出来的砖瓦结构，比活人的住房还要考究实在。当我们驶近某个村庄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高的城墙。但从城中穿过后，才会发现其中有一半房舍都颓塌了，也许只有四分之一的房子住着人。路边的农民冷漠地看着过往的军用卡车。到处都有士兵，到处都是武装着的军人。空气中弥漫着战争气氛，战争的威胁悬挂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空。
我们在每个城镇都要受到盘查，但只要同行的下士把通行证一晃，大声喊上几句，我们一般都会畅通无阻地直开过去。积雪愈来愈深，我们乘坐一条很不牢靠的驳船渡过一条河，驳船破开浮冰奋勇前进。当我们抵达渭河、这条从陕西西边流来、与黄河交汇于潼关的大河岸边时，天已渐渐黑下来了。
我们绕过沿途一个个巨大的炸弹坑，把汽车一直开到水边上。这个渡口曾于一周多以前遭到了来自空中袭击。在这里，我们遇到满载着士兵即将开往北面的其他卡车——除非他们打算和冯钦哉开兵见仗，我想不出还会有别的什么原因。我们乘坐一艘平底大船渡过渭河，然后大家一齐协力帮着把卡车推上光滑的河岸。此时此刻，我们已处在战争区域之内，因为渭南是由东北军重兵把守着，是内战的最前线。
在曲折迂回的大街上，家家门口都挤满身着兰灰色制服的人们。东北的军人戴着一顶灰色的皮帽，这给他们凭添了几分野蛮气息；此外，他们都高大而健壮。东北军中有许多都是早先从山东来的移民，该省人素以体格健壮而著称。它曾产生过一些中国最优秀的战士。再次又回到自己人身边的苗剑秋，象个小孩子似地激动不已。
现在距西安只剩下最后的八十里路，我们贴着陇海铁路向前疾驰。南面是一脉阶梯形小山；渭河谷地在我们面前展开。这是一片肥田沃土，冬日的黄昏下显得异常宁静。然而，存在于这个昔日帝王争杀的战场里的这幅和平景象，倒底还能够维持多久呢？
沿着南面的山脉驻扎着军队，我们在公路上又遇见一队队骑兵。骑兵战士们都牵着马步行。这些马匹是那种长毛的蒙古小儿马，昔日成吉思汗率众南征北战的那种座骑的嫡系后裔。它能吃苦耐劳，具有极强的耐久性和令人吃惊的变速能力。由此我想到，在冬季骑兵作战中，比起日本人在北平缓冲区演习时乘坐的那些洋种军马，这种马不知要强多少倍。
“你熟悉这一带吗”？我问我的朋友。他微微一笑：“太熟悉了。在‘双十二’前我离开西安时，就是从这一带逃出去的。一会儿我们就要到临潼，蒋介石被俘前就住在临潼的温泉区。”一提起这件事，他就重重地叹了口气。对他来说，随着委员长的被释放，这次运动已经失败了。
太阳象只巨大的橘黄色圆盘，向着远处的山石堕落下去，在脉轮廓分明的小山脚下，我们看见了一座小城镇的围墙，它就是临潼。小城的对面，骊山山脉的第一面坡上，有一簇寺庙的尾檐顶隐现在满栖着乌鸦的树木丛中。那就是华清宫，著名的游乐圣地，中国最杰出的美人杨贵妃在唐朝崩溃之际，与其情夫调笑嬉闹的地方。无独有偶，也就在不到两周之前，这里成了一名当代独裁者的受俘之地。
到西安还有12英里，而那辆帮了我们大忙的汽车的发动机，却发出了过于疲劳的信号。此时天色完全黑下来了，车灯在朦胧的公路沿线抛出一道光柱。在铁路路基的上方，我们能看到几辆被遗弃的卡车那一动不动的轮廓。前面，河水闪动着苍白的光。
“灞桥——中国最著名的桥梁，”苗介绍道，此时我们正颠颠簸簸地驶过那两侧有低矮防护栏杆的凸凹不平的大理石桥面。苗是一位很博学的人，他知道自古迄今回荡在这片河谷里的历史或文学作品中的每一个闻名人物。三千年前，长安(现代西安)是中国第二个伟大朝代的首都。早在耶稣之前250多年，声势浩大的秦朝农民革命就已席卷了这片河谷，横扫我们所经过的所有乡镇。此处是一个适于滋生爆乱的地方。
我们心情都既紧张，又满怀着期待，晚间在这里发生的事，对我们来说，是既陌生又感到困惑。我们经过一个村子——看不见一丝亮光。然而，就在我们爬上一个两面是黄土岩的陡坡时，突然传来了尖厉的喝问声，几个头缠毛巾的人影威胁性地用步枪拦住了去路，一束光线突然照在了卡车上；车上有人说了句口令，我们的车慢慢开了过去。汽车的发动机只剩下三个或四个气缸还在转动。
突然，苗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膀。“看见那片灯光了吗？在它后面就是西安的城墙。”
一个工厂正在上夜班，所有的窗口都灯火辉煌。远处，在比阴影还幽暗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物体刺破昏暗的星空。当我们仔细察看时，一束探照灯光线掠过城垛，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它那宽厚的条条城壁，以及用白色帆布掩着的直冲云天的炮口。西安是一个严阵以待的城市。
经过外城门时，我们被哨所的警卫拦阻了几分钟，向他们出示了我们所有的证件。随着一阵刺耳的拉门栓声和叮里咣铛的沉重的钢铁声，城正门的一扇大门缓缓打开了。卡车的发动机艰难地颤动着，慢慢地从城下向前开动。这是12月27日，星期日晚上八点的时候。我们的西安之行，花了十一天时间。
“一进城，我们就先到我的一个有钱朋友家住下，”苗曾经这么说过。“然后，你在西安宾馆找间房子——蒋介石的随员就曾住在那里。这所宾馆非常现代化——你能洗上个热水澡。”
我对他结交有富朋友并不感到奇怪，然而在十分钟之后，当我发现我们已置身于精美豪华的屋内时，我思想上几乎毫无准备。仆人们端上热水和香喷喷的茶，两个迷人的小孩子，怀着纯真无瑕的喜悦从后屋扑了进来，喊着叫“叔叔”。这是我这位朋友的另一个个性特点，而这是我以前从未见到过的。他天性感情丰富，而且甚至能够(我猜测)与那些最不相信其观点的人结交朋友。
此时此刻，我注视着他，穿着那套在我们这次艰难的旅途中被搞得破烂不堪的深色制服，正在逗弄着小孩玩耍。他似乎天生就应该在这种温暖舒适的环境中生活。在这墙上挂有装裱精美的卷轴画的、一切优裕闲适的平安生活中，他应当成为主人。然而过了这一刻，眼下这些他显然非常乐于享受的生活环境，对他来说(我深知)就会变得一钱不值。以前他曾为追求这种生活而冒过险，而且为了某种难以用语言描述的东西——至少可以用“中国”这个词来概括一下，他也会完全失掉这种生活享受的。从气质上看，他也许是个革命者，但至于革命这个词的真实含义，无论是象列宁所理解的，还是中国红军的领袖们在其十年斗争中提倡的，他几乎都一无所知。
有次我问他：“你做这些事情，为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参加这次运动？”他露出那幅有点神经质的迷人微笑，然后开始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我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家——一座小小的村舍；我知道他的叔叔和两个兄弟参加了东北义勇军，死于战斗中。也许这就是答案。这，以及时时在他那双大睁着的，带有某种梦幻般神色的褐眼珠里闪烁着狂热火花，便是答案。朋友们称他为“苗疯子”，但他得的是一种流行性疯病，这种病在全中国青年人中流行，它并不仅仅局限在东北的流亡者中间。
他出去给总部挂电话。回来后，他说，“我的朋友很快就来了。届时你将会见到”——他时常表现出一种神气活现的样子——“那三个制造了西安事变的人。”
对苗的话我并不样样都信，但是，正如我以后认识到的，这一次他所说的并不算夸张。
我们品着香茗，享受着火炉的温暖，这时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旋即便有一个青年军人走了进来。此人身材不高，非常壮实；由于穿了件皮大衣，使他看上去身高和体阔几乎一样。摘掉帽子，他露出剪得很短的一头浓发，显得生气勃勃。他的年龄是26岁，但他那幅神态却象个怕羞而又渴望知道些什么的小学生。
苗兴高彩烈地上去和他打招呼，而这位新来者安详地和他握手，但却带着显而易见的满意神情。“这位”，苗骄傲地介绍道，“便是孙铭久少校——俘虏蒋介石的人。”我感到他大概希望我能说几句恭维话。
话声没落，第二个就到了。他个子稍高，年龄也大一些，穿一身黑色的干部服，戴着无边眼镜，眼镜后面那双锐目迷成一条缝。他的整个气质象个典型的中国官僚，而他的脸上则显示出旺盛的精力。在受到介绍时，他的神态举止显得沉着冷静，一本正经，他一口流利的英语。“应德田先生，”苗介绍说，“张学良少帅的秘书。”
我立刻感觉到，在这三个人中间有一种兄弟般的友谊。苗赶忙对这种关系作了解释：“我能产生想法，”他谦虚地说。“应德田是智囊——他制订出计划。而孙铭久”——这位年轻少校显得有点局促不安——“是行动者。你在这里这见到的是西安的三个火枪手!”
当天夜里，我们谈到很晚，因为许多事情对我，甚至对苗剑秋来说，还是神秘的。我终于能够对西安事变的全过程得到一个合乎情理的记述。关于蒋介石被释放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很难搞到确切的情报——显然也使孙铭久和应德田受到了很大的震动。然而在这座叛乱城市所渡过的第一个夜晚，我见到这次事变的全过程象电影一样在我面前一幕幕地展开，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委员长和少帅这两个人身上。但这一事件之所以引起人们关注，并不是因为它是一幕暴露个人野心的话剧。从这篇故事里人们感受到了军队的群情激愤；感受到意见的冲突不是个人的，而是关系到国家的高级政策；人们感觉到一场可能会席卷全中国的伟大民族运动以及由此而激发起来的感情波动。此时此刻，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的认识到：人们是多么关注西安叛乱的结局。起先，我们总认为，随着蒋介石的获释，一切都算完结了，而现在看来这是多么错误。这场运动必将继续进行下去。
下面我就讲述发生在西安的这段不寻常的故事，因为从这几位协助发起这场“叛乱”的人物那里，我了解到了它的全过程。
中国的第一幕. 西安事变秘闻/（新西兰）贝特兰 牛玉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