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蛰居陕北 接受革命思想
米暂沉
陕北素称瘠苦，人口稀少。由延安经杜甫川、安塞、保安、靖边到宁条梁中间，荒芜辽阔，往往几天之内找不到食物。杨虎城后来回忆说：“当时走在前边的部队，有时还可以找到一些山芋之类烧着吃，官兵的嘴都变成黑的了。我到了宿营地，大家正吃烧山芋，却没有一个人对我表示礼让，只有一个老炊事员向我做了礼貌性的表示，但结果他手中那半块山芋还是塞进他口里去了。”其困难可以想像。
这里需要把井岳秀的历史及其与杨虎城的关系略加说明。井是陕西蒲城人，是井勿幕的胞兄，也是陕西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辛亥革命前后，杨虎城曾受井勿幕的革命影响并对井勿幕很崇拜；在靖国军时期，杨虎城拥护井勿幕最力；加以杨虎城的副司令李德升(子高)曾在井部下做过军官，杨虎城的参谋长蒙发源(浚僧)也是井的老朋友。由于有这些渊源，因此，井岳秀同意杨部进入他的防区，就食一时。
杨虎城率部队到延安后，就派蒙发源去榆林见井岳秀，商议的结果是：一、杨虎城本人目标过大，使井不便对外，宜暂时脱离部队，住在榆林；二、部队改编为陕北镇守使署暂编步兵团，以李德升为团长，孙蔚如为团副，下编三个营；三、部队分驻定边、靖边、安边等地。
在杨虎城和于右任分手并决定向陕北撤退时，他虽不能不承认这是暂时的失败，但他坚信只要孙中山在广东的革命大本营还存在，他仍会有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机会。不幸的是，在他向陕北转进途中，八月间，孙中山被陈炯明赶离了广州。这对杨虎城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虽发出申讨陈炯明的通电，但毕竟无补于事。在惨痛的事实面前，他不能不开始思索，许多问题萦绕于他的头脑之中：自己不能说没有为革命努力，但为什么却一败再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救国救民的良策，为什么总也实现不了?更重要的是，孙中山为什么也失败了?他感到困惑，并百思不得其解。至于今后怎么办，原打算等候于右任请示孙中山后再听命从事，而现在已不可能。这使他更感前途茫然。他无法摆脱这种苦闷。
他到榆林不久，就染上了伤寒，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恢复，才日渐好转。这时，他的身心状况都处于低潮。由于他的部队都驻在外县，因此，除了应酬井岳秀的场面外，他很少出门一步，只是和他的夫人罗佩兰谈谈家常而已。有时望见挂在客厅中的旧日靖国军的军旗，便有无限感慨涌上心头。
在榆林住的时间长了，杨虎城逐渐结识了这里的社会名流。其中给他印象最深的一个人就是杜斌丞。由于在杨虎城的历史中，涉及杜斌丞的地方很多，故在这里对杜的历史做一简要介绍。
杜斌丞(一八八八——一九四七)，陕西米脂人，北京高等师范毕业。任陕西榆林中学校长多年，延聘进步教师，传播进步思想，和当时的绥德师范，同为陕西最进步的中级学校。陕西共产党组织创始人魏野畴、李子洲等人都曾任过该校教员。榆林中学的学生中，共产党员很多，较为知名的有刘志丹、谢子长、阎揆要、张德生、曹力如、郭洪涛、张光远等人。
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五年，杨虎城住榆林期间，杜和杨虎城交谊极密。一九三○年杨虎城回陕主政后，杜一直是他重要决策的幕内人士之一，历任甘肃、陕西两省省政府秘书长等职。当杜任甘肃宣慰使署及省政府秘书长时，南汉宸正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由于杨虎城对他们两人信任极专，他们的职权远远超出一般秘书长的范围，因此被当时在南京的陕西人反杨团体的刊物攻击为“秘书长专政”。南汉宸是共产党人自不必说。杜斌丞是民主人士，在杨虎城和中共的关系中以及反蒋联共抗日等方面，当杨虎城不便直接出面时，往往委托杜代为联系促进。一九三三年十七路军和红四方面军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就是杜代杨虎城出面委托中共地下党员往返联系促成的。在西安事变以前，杨虎城和中共在西安秘密工作的徐彬如、谢华等人不便直接接触，就由杜出面联系和掩护，并在其中做了大量工作，对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先后在西安、重庆与林伯渠、董必武保持联系，推动西北民主革命运动。一九四一年民主运动兴起后，他是负责筹组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部的负责人。他还积极致力于革命的宣传工作。杨虎城在被迫出国之前，为加强西北的抗日救国宣传，与杜斌丞、成柏仁研究决定创办了《秦风日报》，以成柏仁为社长。一九四六年根据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由杜斌丞、杨明轩出面促成陕西另一个进步报纸《工商日报》与《秦风日报》出联合版，以成柏仁、张性初分别担任社长、副社长，坚决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恶活动作斗争。该报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被胡宗南部砸封。杜斌丞的这一系列活动，使他与杨虎城一样，引起蒋介石的极度憎恨，一九四七年十月七日被国民党杀害于西安，时年五十九岁。杜斌丞一贯进步，同情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在他生前，毛泽东同志曾誉他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并多次写信对他慰勉。周恩来同志称他为“革命的教育家”。杜遇难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为他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同志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林伯渠、董必武等同志均做诗悼念。
杨虎城在榆林养病时，杜斌丞任榆林中学校长。榆林是陕北的文化中心，榆林中学更集中了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崇尚民主，憧憬革命，杜斌丞就是他们的代表。杨虎城与他结识后，两人一见如故。杜斌丞十分钦佩杨虎城拥护孙中山、坚持民主革命的彻底精神；杨虎城则十分敬重杜斌丞的才学人品，特别对于杜斌丞的进步思想，更有一新耳目之感。因而，两人常在一起谈论思想，品评国事，这对杨虎城早期接受进步思想有很大影响。
一度，井岳秀认为杨虎城及其部队驻在他的防区，会影响他的统治，而暗加防范。杜斌丞闻知后，亲见井岳秀，告井说：杨虎城胸有大志，非池中物，陕北决不是他的久居之地。这对打消井岳秀的疑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事后杨虎城在回忆这一段经历时曾对人说：井岳秀在陕北压迫人民，倒行逆施，虽和他是同县同乡，但志趣不合。而斌丞先生虽是陕北米脂县人，但结识以来深感他是陕北的人杰之一，是有进步革命思想、有政治见解并能团结人的英雄人物。
在榆林期间，杨虎城还结识了另一个对他走上革命道路起了重要作用的人——魏野畴。
魏野畴(一八九七①——一九二八)，陕西省兴平县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曾参加过五四运动，并与杨钟健、李子洲、刘天章等人创办过《秦钟》杂志，宣传革命思想，一九二○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经李大钊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春，他应杜斌丞的聘请，到榆林中学任教。魏野畴对历史学有很深的造诣，可谓才华出众。他撰写的《中国近世史》一书，试图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解释和阐述中国近代的历史，曾受到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赏识。同时他以更多的精力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在西北创建共产党组织的革命活动。他向学生讲授《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社会进化史》等革命著作；介绍《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鼓励学生们起来革命，参加救国运动。
通过杜斌丞的介绍，杨虎城认识了这位革命家。两人交往甚密，这是杨虎城第一次与共产党人接触。在长时间的交往和深谈中，魏野畴详尽地向杨虎城讲解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及这一革命学说的基本内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政治形势，并诚恳地指出杨虎城屡遭失败的症结所在。魏野畴以其科学的理论、精辟的见解和渊博的知识深深地赢得了杨虎城的敬重，从此两人成为亲密的朋友。魏野畴认为，杨是一个有作为的人，他出身很苦，富有革命的热情，在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很英勇也很坚决，并在地方上有较高的威信，因此应当积极争取他与共产党合作，使其参加到更广泛的革命斗争中来。历史证明，魏野畴的这一认识是相当有远见的。在一次次的交谈中，杨虎城较系统地了解到以前闻所未闻的革命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逐渐解决了他初到榆林时百思不得其解的许多问题，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信心，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化的时期。如果说以前的杨虎城接受了三民主义，并为之殊死奋斗，那么从这时起，他也像孙中山等许多革命先驱一样，逐渐接受共产党人的主张，开始向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的思想境界迈进。在这一过程中，与魏野畴的一段交往，可以说在杨虎城的一生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为他此后长期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良好关系奠定于思想基础。
①《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记载：魏野畴出生年代为一八九八年。——编者
杨虎城将军/米暂沉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