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打通国际路线 第一节 逼蒋抗日
杨奎松
就在潘汉年根据中共中央8月10日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和毛泽东等8月9日信，劝说张学良加紧实施西北大联合计划，同时与已经进入甘南之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相配合，开始共同为实现打通苏联的战略计划展开军事行动的最关键时候，情况突然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一变化几乎使中共中央完全改变了前此的计划。
造成中共中央突然改变原定计划的原因，是共产国际8月15日的一封电报。这封电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政治指示。这一指示的核心内容在于以下三点：
第一，批评中共中央继续实行“抗日反蒋”的策略方针。指示称：
把蒋介石与日寇等量齐观是不对的，这个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抗日。此外，不能同时有效地进行既反对日寇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也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整个蒋介石的军队都是日寇的同盟者。为了切实有效地进行武装抗日，还需要有蒋介石的军队参加，或者其绝大部分军队参加。鉴于以上情况，必须采取停止红军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同抗日的方针。……为此，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司令部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建议，立即就停止军事行动和签订共同抗日具体协议进行谈判。共产党和红军司令部应该宣布他们准备马上派出代表团，或者在苏区接待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团。
第二，批评中共中央支持国内军阀的反蒋行动，强调不能信任张学良。指示称：
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受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我们认为，你们号召支持西南集团反蒋行动的声明是错误的。……必须保持同张学良的接触，利用这种接触来开展我们对张学良军队的工作，加强我们在他的各个部队中的地位，并在士兵群众和军官中广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但是，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成是可靠的盟友，特别是在西南失败之后，张学良很有可能再次动摇，甚至直接出卖我们。
第三，要求中共中央提出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准备停止推行苏维埃制度，谋求在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指示称：
在政治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其他组织在完全保持它们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的情况下，在共同的抗日立场上的协调一致，而这些力量当中的每一支力量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都对自己的作战地段负责，在完成共同的作战计划任务时都服从统一的指挥。国防政府应该是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个党派和组织的真正代表机构。……因此，最好由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主张在普选基础上召开中华全国议会和成立中华全国国防政府。这是在目前条件下联合中国人民一切民主力量保卫祖国抵御日寇的最好手段。中国共产党还可以声明，一旦建立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苏区将纳入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将参加中华全国议会，并在自己的区域实行整个中国确定的民主制度。（1）
在发布这样一个态度颇不寻常的政治指示之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经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的一次会议上宣称：中国共产党人很年轻，他们很会打仗，但他们在政治方面却不够成熟，没有能够很好地应付他们所遇到的复杂局面，以致在对待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问题上犯了错误，使得政策转变晚了两三年的时间。他并非不知道，“蒋介石本人不想搞统一战线”，也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那种民族“斗士”，但他认为。在蒋介石“已经把全民族的四分之三组织起来”以后，共产党对蒋介石没有其他的选择可能，必须主动提出统一战线的口号，不能让蒋介石把民族统一的资本都捞到手，要想方设法迫使蒋介石承认共产党所发起的抗日统一战线运动的既成事实。因此，继续在事实上同蒋介石对抗，支持甚至鼓动国内反蒋运动，在抗日统一问题上排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这都是共产国际所不能同意的。（2）
共产国际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主张联合蒋介石，这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说在联合蒋介石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转变晚了两三年时间是由于中共自己在政治上不够成熟所造成的，是不准确的。因为众所周知，共产国际自己提出统一战线政策的转变问题，到这时也不过就是刚刚一年之久。而且一年之前，即1935年7—8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几乎所有的与会代表在讨论中国问题的过程中，没有不骂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就是季米特洛夫也不例外。而在季米特洛夫直接领导之下的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甚至直到季米特洛夫讲话批评中共中央的前10天，还在发表文章公开支持西南事变和反蒋运动。（3）这种情况表明，于联蒋的问题，共产国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至少是没有比较明确的说法。至于在两三年以前，恐怕连想也没有想过。
当然，在1935年11月以后，通过王明的文章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对蒋介石的政策多少有了一些改变。在1935年11月7日的一篇文章中，王明当时曾经破天荒地第一次表示可以给蒋介石一条“向人民和国家赎罪的自新之路”。（4）措辞虽然不中听，但弦外之音不难辨别。此后，王明曾经又主持过与南京政府派驻莫斯科的武官邓文仪的谈判工作，其目的自然是愿意与南京政府共同找到一种妥协的方法，但在这一谈判被南京政府毫无道理地中断之后，王明及其中共代表团又重新回到“抗日反蒋”的宣传上来了。中共代表团机关报《救国时报》从1936年2月起几乎连篇累牍地刊登反蒋评论，宣布“蒋介石已成为全国人民团结最大的障碍，抗日救国的最大障碍”，“实为害国害民的最主要的蟊贼”。直到4月19日，人们才又可以在中共代表团的会议记录中看到对蒋态度的某种改变。这就是中共代表团已一致同意，“反日必先讨蒋不正确”，决定将“反日讨蒋”的口号改为“反日讨贼”。这一字之改，反映出他们这时注意到对蒋应当保持某种比较灵活的态度。可是，这种转变并不彻底。（5）
在l936年4—5月间，中共代表团先后派潘汉年、王炳南等回国对西南、西北地方势力进行统战工作。从代表团首先将联合重点放在西南、西北反蒋派身上的情况，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们仍旧对联合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缺乏信心。直到7月初，王明才有信给潘汉年，明确要求潘汉年将谈判重点转移到南京方面去。这大概是来自莫斯科最明确的也是最早的要求加强对南京进行统战工作的指示了。据北方军委系统负责人王世英7月21日根据所得消息报告称，苏联认为蒋介石可以抗日，因此最近要潘汉年去南京直接找陈立夫谈判，潘汉年说他是“奉王明及国际之命令来商合作问题，提出条件是：(1)不压迫爱国运动；(2)肃清内部官僚；(3)对日表示明确态度。实行这三条即可取消××(反蒋)。”（6）当然，潘汉年得到消息时，季米特洛夫还没有在莫斯科发表他那通批评中共统战工作的讲话，共产国际也还未发出8月15日那封署名的“政治指示”，故潘对王明要他前去南京谈判的信，事实上也并未高度重视，仍旧多少把它视为一种策略手段。潘汉年在7月中旬就与国民党CC系骨干张冲接上关系，进而专程赶到南京，准备与陈立夫见面，不想陈立夫却因为潘汉年不能证实自己的身份，坚持要潘先同陕北中共中央取得正式约定后再来谈。面对这种情况，潘汉年明显地对争取这一谈判的成功不抱太多希望了。（7）不仅如此，潘汉年在此之后虽然到了陕北，也不再强调来自莫斯科的这一新的统战精神。他于8月上旬向中共中央领导人传达了共产国际和王明信的意图，中共中央也为此于8月10日召开会议加以贯彻，但引人注目的是，他们所决定的政治军事方针与前此相比并没有发生重要的改变，潘汉年也不再负担与南京谈判的任务，反倒转而去做要张学良反蒋的工作去了。
很难想象，如果共产国际此前对蒋有过明确和肯定的政策，潘汉年乃至整个中共代表团对于联合蒋介石的问题会如此的不重视和左右摇摆。实际上，共产国际对中共在西北地区的发展一直相当重视。因此，中共代表团制定近远期工作计划时，就曾明确规定近期以争取东北军、晋军与红军停战为主，以后则要争取“组织抗日联军，以西北为中心”，建立“反蒋统一战线”。（8）直到7月中旬，共产国际已经开始下决心确定联蒋政策之际，也仍旧专门发来电报询问红军与反蒋派共同发动西北大联合计划的把握如何。电报称：
请你们立即告诉我们以下的情况：(一)宋哲元、韩复榘的发动，是只反蒋，还是同时也反日呢？如果宋哲元、韩复榘是日本走狗，而我们与他们一起反蒋，是不是会使我们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进而在客观上反倒使蒋介石巩固其地位呢？(二)红军和东北军在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口号之下发动时，蒋介石的军队有没有可能部分的被吸收参加呢?我们认为，必须把停止一切内战和建立红军与中国各军队，包括蒋介石的军队在内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口号，特别强调地提出来，同时真正按照这个方向进行实际工作，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自卫地进行反对蒋介石军队的行动。我们非常想知道，党在全中国蒋介石军队中的工作，特别是在西北蒋系军队中的工作达到怎样的程度。(三)应设法取得与东北军共同进行抗日的发动，但对张学良必须格外小心，因为在环境改变的情况下，张学良很可能会背叛我们。（9）
共产国际何尝不希望中共通过联合中国各种地方势力来使自己成为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呢?特别是对于争取东北军，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苏联方面，从来都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苏联曾不止一次地帮助难以坚持的东北义勇军和游击队退入苏联境内，其文件中也不止一次地提出有必要援助中国东北的抗日战争，包括帮助东北的游击队回到东北去。前面提到过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的报告书甚至明确主张，应当训练和帮助这些东北人转入中国西北地区，一旦日本敢于进攻苏联，“我们即可大规模地提供武器和干部的帮助”，使他们能够重新在中国发动武装抗日运动。因此，即使在共产国际已经决定了联合蒋介石的方针之后，他们对中共联合东北军发动西北大联合的计划，仍旧不能不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肯定必须联合蒋介石的军队，尽可能停止与蒋介石军队的战争；一方面却仍旧对红军与东北军发动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前景抱以某种企盼，希望这种发动能够进行下去；一方面担心这种发动能否争取到部分蒋介石军队的参加；一方面却又直截了当地要求中共“应设法取得与东北军共同进行抗日的发动”，而并不介意蒋系军队能否整个地响应。很明显，直至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发表针对中共政策的明确批评时不过一周时间以前，共产国际事实上仍旧在对中共所提议的西北发动计划抱以相当的兴趣，问题是，它明确认为这种发动只有在能够争取到相当部分蒋系军队参加时，才是可能的。而这也就是说，如果中共这时在蒋系军队里也已经有了相当的工作基础，或者如果中共中央告诉共产国际领导人，他们有绝对把握可以吸引部分蒋系军队参加西北的发动，情况很可能向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当然，中共中央如实地回答了共产国际希望了解的问题，而这种回答看上去不能让共产国际感到满意。结果，一切就迅速朝着中共中央意料之外的方向发展了下去。
中共中央告诉共产国际，“目前无疑应以国民党为主要对象，在西西派、兰衣社、英美派中进行实际的工作”，“但我们工作可以说还未真正的开始”。目前的工作主要仍集中于两广、华北及西北方面。不过，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与实行，已成为实现统战的重要政策。蒋介石之崩溃主要依靠这一口号的实行，而不是反蒋战争。不但宋、韩我们不能赞助其不抗日的反蒋，即张学良发动时，对于陕甘境内蒋系部队，依现在情况看，亦不宜采取攻击态度。并红军对蒋系军队作战亦在同样原则之下，应该在反对拦阻抗日去路与反对扰乱抗日后方的口号之下执行。从去年十二月以来，我们就这样做了。但蒋系部队参加西北发动目前尚无此可能。在两广失败条件下，张学良发动恐须略为推迟，时间当容许我们进行工作。（10）
既然中共没有能力将蒋系军队吸引过来，而蒋介石又已经将三分之二的中国统一了起来，那么共产国际，或者说斯大林也就只好下决心要中共中央改变既定的一心要让蒋介石“崩溃”的“抗日反蒋”方针，改行“联蒋抗日”的方针了。既然要千方百计地联合蒋介石，那么，那种以“抗日反蒋”为旗帜的西北大联合或西北国防政府计划，理论上也就应当随之取消。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季米特洛夫7月23日的讲话里，还是在共产国际8月15日的电报指示里，没有一个字提到中共与张学良的西北发动计划是否应当完全放弃的问题。结果，无论是中共代表团，还是中共中央，这时都只能作这样的理解，即既然共产国际直截了当地提出联合蒋介石的方针，他们自然也就否定了西北大联合计划。王明在8月21日的一次代表团会议上明确讲：过去我们估计国防政府有三种可能，一种是与南京共同组织，南京、西南、苏维埃统统取消；一种是部分的国防政府，西南、西北和南京分别组织；再有一种就是以苏维埃政府为中心，加以外力的武装发动，即将苏维埃变成唯一的国防政府。当时估计第二种可能性大一些。根据国际现在的指示，现在看来不是三种可能的问题，只有一种前途，即争取成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若只组织一部分国防政府，则变为内战政府”。因此，组织国防政府，“没有南京参加，则不行的”。也就是说，单独的西北国防政府的计划是不行的，因为它只能“变为内战政府”。（11）
不过，这种理解未必完全准确，苏联人和共产国际这时对西北大联合计划的态度，至少是含混不清的。而这种含混不清，归根到底仍旧是他们不愿意立即放弃这一计划的表现。换言之，季米特洛夫7月23日的讲话和共产国际8月15日的电报中之所以没有提到中共中央正在积极准备的西北发动问题，并不是偶然的。从共产国际电报特别担心张学良的政治态度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们并非不关心红军与东北军的共同发动问题。在7月中旬来电之后，共产国际第二次告诫中共中央张学良不可靠，有背叛共产党的可能，这表明他们仍在担心红军通过张学良联合东北军和实行西北发动的计划，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当然，关于所有这一切，苏联方面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看来还没有太大的把握。因此，他们在讲话和指示中都明确表示：前此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西北发动和国际援助等问题，需要等待中共中央的代表邓发到达莫斯科做过全面汇报之后才能作全面答复。（12）但问题在于，中共中央似乎并不了解这种情况，因为他们始终是把西北发动的计划同“抗日反蒋”方针联系在一起的。在实行联合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方针提出之后，至少在中共中央看来，继续西北发动的计划，已经很少可能了。
目前，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证明中共中央是在哪一天接到共产国际的这一政治指示的。但多半可以确定的是，它应该在8月15日或16日之间，因为根据中共中央9月政治局会议中张闻天的报告，在16日中共中央已经就此作出了一个“决定”。从此后中共白军工作部及红军总政治部均根据这一决定所做的改变方针的一致部署看，这个决定是比较简单的。它的中心内容如下：
今后一切宣传应以联红抗日为中心，对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应改变过去抗日必须讨蒋的口号，表示希望与欢迎蒋及南京政府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自由，而反对和揭露每一妥协欺骗和投降的具体步骤，宣传南京内部分化与蒋系左派找我的事实。对西北各部则以日使伪蒙攻绥，主力红军会合，要求大家停战一致准备抗日战争来保西北、保华北、保中国、恢复东北失地。（13）
这一决定的中心之点就是要改“抗日反蒋”为“联蒋抗日”。结果，既然对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应改变过去的方针，要争取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参加甚至领导抗日战争，那么，张学良此时希望继续保持“灰色”与对蒋之“忠顺”，当然也是必要的。因此，毛泽东很快于8月25日打电报给潘汉年，要求潘汉年立即向张学良说明此种情况，并立即返回陕北，根据新的方针领受新的任务，然后前往南京进行谈判。毛泽东在电报中说：向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期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兄应在接电后7天内回到保安，领受新的方针，再以7天至10天到达南京开始谈判。请立即向张学良说明，这种谈判的成功对于东北军和红军两军合作有大的帮助，将使两军合作更加密切，而不是不利于合作。并要求张学良于外出活动时注意督促南京与我们迅速成立谅解。（14）
希望通过上述内容简单的电报来使张学良了解中共对蒋方针的突然变化，当然是不可能的。但中共中央这时对共产国际指示尚无具体讨论，也没有系统的政策指示，因此不要说对张学良，就是对潘汉年也不能具体说明这种政策转变的细节。但为了让张学良了解这种转变是有理由的，毛泽东还是急忙于上述电报发出的第二天，即8月26日，又再打电报给潘汉年，请他向张学良解释中共这一政策转变的原因。毛泽东说，中共方面之所以会有如此重要的政策变动，关键在于南京在对日政策上已经开始了切实的转变，因此我们的政策重心应当是联蒋抗日，张学良也应当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至于南京怎样突然间开始了切实的转变，中共因何突然决定改行联蒋抗日的方针，毛泽东的电报仍旧没有能够具体说明。
潘汉年27日就接到了毛泽东25日的电报指示，但看来他并没有向张学良去传达这一新的突然的变化。这多半是因为29日晚在西安发生了张学良因陕西省党部乱捕东北军范围里的人而查抄省党部的事件，张学良这时对南京的态度正在火头上，他前几天又一直在争取张学良下决心实行反蒋的西北大联合计划，突然改口多有不便。更何况即使是潘汉年本人，这时也对中共新方针的具体内容不甚了了。因此，潘汉年在8月30日晚与张学良的谈话中，未曾谈到要张学良继续与蒋介石保持统一的问题。
其实，共产国际的指示来得如此突然，就是中共中央或毛泽东本人，恐怕对联合蒋介石的可能性也多少有所怀疑。共产国际的指示当然要坚决贯彻，问题是在蒋仍未停止进攻红军的情况下，对蒋能否完全信任呢？从总政治部与周恩来8月20日前后给有关各方面的政策转变的指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中央的这种态度。电报一面提出必须改变前此抗日必须讨蒋的方针，欢迎蒋介石与南京政府参加并领导抗日战争，一面又紧接着提出对于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仍要“反对和揭露(他们)每一妥协欺骗和投降的具体步骤，宣传南京内部分化与蒋系左派找我的事实”。（15）在9月1日发布的政策转变的正式指示中，中共中央更明确地肯定了坚持此种态度的必要性，并将此一态度称之为“逼蒋抗日的方针”。该指示之要点如下：
(一)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
(二)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
(三)……我们的主张同全国人民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并宣布赞助他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出的全国的国会，拥护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在全中国民主共和国建立时，苏区可成为统一民主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红军将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指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是破坏和平统一的。南京的国防会议与国民大会是不能集中统一全中国抗日力量的。
(四)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16）
上述方针同共产国际指示的唯一区别之点，就在于强调了要继续揭破南京政府每一退让及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也就是说，共产党固然主张蒋介石南京政府参加并领导抗日战争，但在政治上仍旧应当保持一种进攻的态势，用以逼迫蒋放弃现存的国民党一党领导之下的南京政府、国防会议与国民大会等政权组织形式，从而接受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通过实行普选制，首先选举国会，进而由国会产生全国国防政府，最后在此国防政府下建立抗日联军的政治变革过程。
很难认为这种态度不正是共产国际所要求的。事实上，这样一种政治变革过程恰恰是共产国际自己提出来的。季米特洛夫在7月讲话中也清楚地了解：“蒋介石本人不想搞统一战线，害怕统一战线，因此需要在中国创造这样一种局面，在蒋介石的军队中，在国民党中造成这样一种运动，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建立这种抗日统一战线。”（17）在有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米夫参加的中共代表团关于共产国际政治指示的讨论过程中，王明及米夫也都坚持：共产国际的指示所要求的是，政府必须是从全中国普选出来的国会中产生的，这种国会必须是普选的，“要有真正的权力，要通过宪法，并且不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宪法，而是真正能代表全中国人民利益的宪法”。必须在此基础上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组织共同的司令部，制定共同的作战计划，但“红军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必须保持，决不能接受蒋介石的‘改编’，否则就是破坏分裂红军内部组织，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可以想见，要想达到这样一些目的，特别是要否定南京政府及其附属的军事政治权力机关，仅仅靠提出联合蒋介石的口号，靠政治上的劝说和呼吁，是不可能做到的。提出“逼蒋”方针，这在中共中央是唯一可能的选择。
关于中共中央实行“逼蒋”方针的时间问题，也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共中央9月8日的一封电报所引起的。在这封由“洛、恩、博、泽”4人署名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报中，在传达共产国际的政治指示时，对中共中央的政策转变过程作了如下的解释，说：
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八月上旬政治局讨论了对南京的方针，大体见之前给你们的电报。然而我们的估计还是不足的。八月下旬国际有进一步指示，目前我们的联络代表又已出去向南京接洽双方正式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问题。依情势看有成就之希望。（18）
这里所说的“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无疑就是要肯定中共中央从2月开始就已经在改变“抗日反蒋”的口号了。这种说法自然容易使人误以为，中共中央从2月份开始就已经在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直到4月底5月初之前，中共中央事实上从没有放弃过使用“抗日反蒋”的口号。最明显的就是中共中央在2月初就当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问题所发出的文件。这一文件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中共中央这时对“日本帝国主义、卖国汉奸蒋介石成为灭亡中国的主要敌人”这一点是确定不移的。因此，他们明确规定：目前党的策略路线乃至反日统一战线的意义，都只是“集中全中国所有抗日反蒋的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汉奸蒋介石，在最广泛的下层的各阶层的统一战线(基础上)，去夺取最大多数群众，利用敌人的每一间隙和矛盾，去分散与削弱敌人的力量，去孤立反革命派别”。（19）
在3月下旬讨论统一战线政策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仍旧明确地肯定蒋介石是民族反革命的代表，这一派人坚持反革命立场，其阶级基础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而且会议相信，对于蒋介石的这一估计“现在与将来暂不改变”。只不过他们这时已经开始注意到，鉴于抗日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最急迫的和最具有全民族性的政治诉求，在宣传策略上把蒋介石作为卖国贼来打，“是最聪明的一个办法”。也就是说，将抗日反蒋在宣传上改为抗日反贼，对外不强调革命与内战，而是主张“停止一切内战，一致对外”，这样更容易揭露蒋介石，以及争取落后群众。正因为如此，当4月上旬末，即周恩来与张学良第一次延安会谈的当天，毛泽东等人在得知张闻天准备发布一个“讨蒋令”的文件时，曾当即提出不同意见。他在这一天给张闻天的电报中说：在此时机发布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的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我们提议用党与苏维埃政权名义，立即发出告国人书与通电，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题目下，号召全国人民、蒋系官兵一致反对蒋介石接受广田三原则、反对拦阻红军抗日与捣乱抗日后方，申明我们愿与一切受蒋氏命令来执行阻拦红军之任务之部队订立抗日讨逆协定。此种立场，最能争取落后人民与蒋系军队，最能取消蒋介石之政治资本。……至于将来可以而且应用国防政府发布讨蒋令，那是建筑在更多的人民与军队拥护之下必须的策略行动。此刻则为争取国防政府之成立，需要坚持“停止内战”之宣传鼓动口号。（20）正是根据毛泽东等人的建议，中共中央于4月25日和5月5日，接连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和《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两个公开文件，第一次不再公开辱骂蒋介石为“卖国贼”，称之为“蒋介石氏”，表示愿意“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21）
此种做法，显而易见还并不意味着他们准备改变抗日反蒋的方针。正像此后毛泽东于6月两广事变爆发后，主张配合两广反蒋派，提出“请蒋出兵，以便扫除障碍，促蒋内部起变化”一样，它只是毛泽东所强调的一种策略手段，目的是在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来“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因为它比“抗日”与“反蒋”并提，“最能争取落后人民与蒋系军队，最能取消蒋介石之政治资本”。这多半也就是上述“洛、恩、博、泽”9月8日电报中所说的“开始改变此口号”的本来意思。他们承认，这种“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的口号改变，事实上是不彻底的，即所谓“估计还是不足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直到7月间中共中央在各种内部的政策性文件和来往电报中，特别是在针对张学良东北军的工作中，始终在大谈抗日反蒋的宣传及准备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潘汉年带着共产国际关于应当以南京为主要的和必要的谈判对手的进一步指示来到陕北之后，“八月上旬政治局讨论了对南京的方针”，中共中央却肯定直到这时“我们的估计还是不足的”。因为事实很清楚，在8月12日中共中央给红二、四方面军关于今后战略方针的电报中，他们尽管一面主张“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重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强调“一切统一战线的谈判以忠诚态度出之”，一面却仍旧特别告诫党内负责同志“不可忘记对于真正敌人之革命的警觉性”，“所有以上对南京的策略，都是为着分化南京，揭破其欺骗，孤立其首领，争取其群众”。（22）
上述中共中央策略口号的变化，很显然同共产国际8月15日政治指示到来之后，中共中央所提出的逼蒋方针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不论有无逼蒋的形式，归根到底还是以反蒋为目的的。如果说这一政策在2月或者在4月间有过什么口号的改变，那也只是从抗日与反蒋并提、从讨日令和讨蒋令并举，改变到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口号，“在讨日旗帜下实行讨蒋”而已。但在共产国际8月15日指示到达以后，情况却完全不同了，因为这时中共中央所提出的策略方针，不论形式如何，根本上到底是以“联蒋”为目的的。只不过中共这时在力量对比上几乎难以与蒋介石国民党相提并论，它只有采取与各反蒋派联合的方式，才有可能对蒋介石造成必要的压力；只有设法改变南京政府的独裁形式，才有可能迫使蒋根本放弃其必欲取消一切异己势力的所谓安内统一政策。因此，即使在中共中央新的策略中，仍旧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必欲联合各反蒋派，甚至取消蒋介石南京政权的内在目的，如此一来，它也只好采取一种带有政治攻势意味的逼蒋形式了。这样做的结果，自然会引出许多复杂的情况。特别是要在以联蒋为主要目的的同时保持与反蒋派的合作，就更是一件格外复杂和微妙的事情。
实行逼蒋策略，严格地说并没有改变中共前此联合反蒋派的方针。特别是对张学良及东北军，毛泽东显然并不在意共产国际关于必须保持阶级警惕性的告诫，仍旧给予他们高度重视和信任。这时的突出例证就是当毛泽东听说王以哲有些动摇，并有国民党蓝衣社分子在旁鼓动以王取代张之地位后，一方面担心消息不确，故并不立即转告张学良或即视王为异己；但另一方面，迅速专函王以哲，苦口婆心地加以警喻与劝告，以为预防之策。其维护张学良之地位及东北军之团结，可谓用心良苦。毛泽东函称：
近日外间谣传蒋氏将于西南问题解决之后，进攻东北军，谓将用分化政策，不利于张副司令。此讯如确，是蒋氏尚未放弃其挑拨离间、排除异己之阴贼险狠的政策。其政策果欲见之实行，弟等可断言蒋氏必归于最后的失败。因为张副司令及我兄联俄联共抗日救亡之主张，并非少数人的主张，实全国爱国同胞的主张；非陈济棠等之不真实、不纯洁之主张，乃真心实意为国家为民族的主张，谁要反对张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领的红军必以全力出而声讨，蒋氏及东北军中叛逆分子之罪恶行为，即全国爱国人民及国际革命势力亦决不容蒋氏等胡干于此。东北军最大多数官兵抗日复土之决心，及其坚固的团体，亦必不容东北军中极少数无专节之分子，逞其私欲而任其作叛国叛乡叛团体之万恶的勾当。目前蒋氏及其一派亦正在开始进行联俄联共政策，我兄与张副司令实此政策之首先提倡与首先实行者，安得以为有罪而排斥之。由此以观，弟则深望此说之止于谣言，或为蒋氏左右之一部分汉奸分子谋划，而非现正开始若干转变之蒋氏及国民党多数有良心分子的意见。但兄等仍宜严密警戒，十分团结自己的团体，预先防止东北团体中某些居心不正分子的乘机捣乱，则以全国与西北的有利形势，以东北军与红军的联合力量，决不怕外间若何之风波也。（23）
张学良这时对中共中央新方针的转变，尚不明就里。得知潘汉年应中共中央的要求必须返回陕北后，他特别告诉潘汉年要快去快出，并带中共重要干部出来，特别是要尽快带叶剑英来西安工作，因东北军这时与陕北苏区的唯一通道由于107师即将调防会被迫放弃，晚了恐出不来。果然，潘汉年于9月11日进入苏区之后，一时竟因107师调走，受阻不能出来。这时，虽然张文彬与杨虎城谈判成功，与十七路军的通商问题得到解决，但通过十七路军转送东北军的人或中共的代表进出苏区，仍旧没有可能。因此，张学良不得不暗示驻守羊泉张村驿一带的112师师长霍守义可以与红军方面“接洽一切”，再由红军派人接谈，改善关系。于是，直到10月4日，潘汉年才与叶剑英一同经过112师的防地，辗转回到了西安。
潘汉年在陕北保安期间，参加了中共中央关于具体讨论落实共产国际政治指示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为9月15—17日，参加者是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人数最多的，达到34人。因此，会议的讨论及决定颇能反映党的整个高层的意见。报告人张闻天首先即承认：“从前把抗日与反蒋是并提的，这是错误的。过去我们对南京政府的估计，完全说他是与冀东政权一样的，这也是错误的。说蒋力量的削弱，但没有估计到蒋仍是抗日的大的力量，也是错误的。过去我们对南京的策略，虽有些修改，但基本上是没有转变的，并没有明显的指出‘抗日反蒋’的口号并提(的错误)。后来接到国际的电报，才完全转变过来。”如今，“我们要联合蒋介石抗日，要指出认为反蒋战争有进步性质的看法是错误的”。当然，对蒋介石仍要看到他动摇妥协的一面，要看到他镇压民众和进攻红军的一面。正如毛泽东所补充说明的：对于蒋介石，要看到“他和我们联合是可能的，但哪天可实现联合是说不定的”，因此“我们的警戒是不能放松的”。“要用各种方法逼蒋抗日”，“改倒蒋为批蒋，对他们要严格批评”，只有这样才能迫使蒋介石接受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放弃收编红军的幻想，并争取实现自己在未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至于与南京政府建立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会议决定原则如下：
(一)在政治方面，是中共与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订立共同反日的纲领上的协定，同时各党派均保存其政治上的完全独立性，绝不是使中共与中国某种政治组织混合。
(二)在军事方面，是红军与其他武装力量关于组织抗日联军的协定，同时每个参加的力量保存其独立性和担任一定的战线，但在执行总的军事计划时，服从统一的指挥，绝不是使红军与其他的一切抗日军队混合。
(三)尽力巩固党和红军是抗日战线最主要的正确路线，现在保障队伍的纯洁和党的团结一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四)要利用上层的统一战线进行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要用巩固的下层的统一战线巩固上层的统一战线。
(五)在服从抗日战争的利益条件下，尽量拥护群众的利益，领导群众斗争。（24）
会议对于中共与张学良的关系，以及实行西北大联合计划的问题，完全没有提及。但可以看出的是，根据张闻天所宣布的，今后应当反对反蒋战争，不应当如过去那样同情反蒋战争的观点，西北发动的计划事实上是不能继续了。与此同时，会议还根据共产国际的批评，否定了1935年12月瓦窑堡政治决议中关于“不问他的社会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的决定，尽管会议对共产国际反对吸收张学良入党一事未置一词，但突出强调这一入党规定的更改表明，中共中央实际上也已放弃了吸收张学良入党的初衷。（25）所有这一切政策性的重要变更，都使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一下子变得较前更加微妙和复杂了。
中共突然转而以蒋介石及南京政府为主要统战对象，并且迅速开始全力展开对南京上层的统战工作，那前此积极准备与红军同举义旗、共谋反蒋的张学良怎么办呢?中共中央又如何去向一度准备推举为西北国防政府首脑和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的张学良去解释呢?特别是从西安回来的潘汉年更是担心，他刚刚把张学良同蒋介石斗争的意志鼓动起来，现在又要去告诉张学良应当放弃与蒋介石决裂的准备，重新去向蒋介石表示“忠顺”，这会不会引起张学良的不满呢?但情况其实远不像中共中央这时所顾虑的那样困难，恰恰相反，张学良刚一得知中共中央准备实行联蒋方针的消息，立即要求刘鼎转告中共中央，表示完全理解和支持，并希望能就此再与周恩来一晤。据刘鼎9月20日“十万火急”的电报转达张学良的话称：对中共新方针极表赞成，并愿进京面蒋，力主和平统一，结力抗日，请为蒋使，冒险说和，不论成绩如何。丞愿为此与周一晤。但不知中共中央对实行联蒋政策让步之极限如何，并不知中共中央是否同意自己为此前去南京。
张学良这样说，也或多或少地这样去做了。“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之际，张学良特地转托冯庸向陈诚表达其决心抗日之意。他声称：“东北军自南来豫鄂、西开陕甘剿匪以来，损失甚重，迄未得到中央补充。”“如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覆没”，故“决意统率所部，抗日图存”。（26）22日，张复借否认转托陈诚说明抗日之迹事，致电蒋介石再称：“就各方言，欲救亡必须抗日，欲抗日必须全国力量之集中。良此时在钧座指挥下尽剿匪之职责，尤愿早日在钧座领导下为抗日之牺牲。惟冀钧座于国防会议内确定整个计划，实行抗日，良决负弩前驱，惟命是从。”（27）尽管张学良出于种种考虑，并没有贸然出面代红军向蒋“冒险说和”，但即便如此，向蒋介石直接提出“欲救亡必须抗日，欲抗日必须全国力量之集中”，这在张学良也已经是破天荒了。事实上，由于蒋介石这时已经平息了两广之变，基本上使各派武装臣服于国民党南京政府之下，唯有中共与红军尚在对立位置，故张在这里说什么必须集中全国力量云云，其实非常明显的就是暗指应当把共产党也集中起来之意。
关于这一点，在几天后张学良给陈诚的电报中表露得更明显一些。电报称：“至于抗日之实际行动，非有整个计划，齐一步骤不可。局部行动，失败之前车，则皆弟所深悉。在弟固当谓欲图救亡，必须抗日，欲谋抗日，必须统一。但统一力量，不应偏重军事，统一全民力量，乃是坚固之武力，”（28）这里所说的“统一力量，不应偏重军事”，所指为何，自然更加清楚。
在张学良陆续向南京方面提出统一全国力量、一致抗日之主张时，潘汉年还没有回到西安。因此，张学良并不曾与中共中央具体商量中共和平条件之极限，甚至不知中共是否同意以其为说客，这多少也是张学良此时未能直截了当地代为转述共产党要求的原因之一。但无论如何，自得知中共赞同联蒋之后，张接二连三地主动向当局表露抗日心迹和委婉要求停止剿共的情况，反映出他此时的心情相当兴奋。这多少说明，西北发动对于张学良来说，仍属不得已之举。如果蒋介石及南京政府能够实现张学良的抗日愿望，集中国力以收复失地，张学良更宁愿国共两党携手对敌。
（1）《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2)。
（2）《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36年7月23日，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2）。
（3）王明：《目前中国政局的出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见1936年7月12日《救国时报》。王明在这篇文章里不点名地批评苏联《消息报》这时关于中国的西南事变多半有日本人在背后指使的报道，声称：“两广抗日反蒋事变，绝非受日寇指使”，“新内战之主要发动者为蒋介石，并非西南”，“西南派与南京派今天之斗争，至少客观上代表着人民的抗日意志与卖国贼的降日行为之间斗争底一部分”，因此，“中国人民应群起反对新内战的祸首——蒋介石”。
（4）王明：《答反帝统一战线底反对者》，见1935年11月7日《救国报》。
（5）这次会议所表现出来的态度颇为矛盾。一方面肯定“反蒋必先讨蒋不正确”，一方面又强调“不要放松每件具体事实揭破他们（南京政府——引者）”。同时在规定“将来要做”的事情中，特别提出了“反蒋统一战线”一项。可见会议并没有根本改变反蒋的态度。引自《蒋介石自绝于国人》《除三害》等，见1936年2月24、29日《救国时报》（社论）。
（6）《王世英致中央的信》，1936年7月21日。
（7）关于潘汉年7月间与张冲接上关系，并由张冲引至南京见陈立夫，而陈立夫却以潘汉年没有取得中共中央和红军方面负责方面正式代表资格等理由拒绝与他见面的情况，潘自己在1970年6月曾有过回忆材料。
（8）《中共代表团会议记录》，1936年4月19日，见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以下简称“中心档案”)，495／74／282。
（9）《共产国际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7月，见中心档案，495／74／278。
（10）《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电》，1936年7月25日，见中心档案，495／74／282。
（11）《王明在代表团会议上的报告》，1936年8月21日，见中心档案，495／74／282。
（12）《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36年7月22日，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2）。
（13）《总政治部关于召开白军工作会议规定今后工作方针的建议给彭德怀等电》，1936年8月20日。周恩来在与此同时的另一封电报中几乎是一字不拉地重复了这里引述的话。这说明总政治部和周恩来所表述的这段话都是从中共中央的一份正式决定中引用的。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上)，57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5）《总政治部关于召开白军工作会议规定今后工作的方针的建议给彭德怀等电》，1936年8月20日。
（16）《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1936年9月1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80—81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7）《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36年7月22日。
（18）《洛、恩、博、泽致朱、张、任同志电》，1936年9月8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名为《抗日反蒋不能并提》），4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9）《中央宣传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的问答》，1936年2月3日，见中央统战部等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86—103页，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
（20）《毛泽东、彭德怀致洛甫电》，1936年4月9日，载《文献和研究》，1985(3)(载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关于联蒋抗日的一组电文)。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17—22页。
（22）《洛、育、恩、博、稼、怀、凯、泽致朱、张、任同志电》，1936年6月12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5）。
（23）《毛泽东致王以哲函》，1936年8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434—435页。
（24）《林育英为统一战线之实质给四方面军的指示》，1936年9月15日；《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1936年9月17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92—99页。
（25）《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1936年9月17日。
（26）《陈诚为转报冯庸所述之张学良抗日主张呈蒋介石电》，1936年9月19日，见毕万闻等编《张学良文集》第2册，1022——1023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
（27）张学良：《为陈明抗日主张致蒋介石电》，1936年9月22日，见《张学良文集》第2册，1021——1022页。
（28）《陈诚致蒋介石电所述之张学良致陈诚“养”机电》，1936年9月26日，见《张学良文集》第2册，1024——1025页。
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