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二·一二 革命 第一节 山雨欲来
杨奎松
红军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援助的失败，不仅使红军陷入严重困境，而且也使张学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
不管当时南京方面对于东北军内部官兵关系有多少流言，张学良对部下始终是备加爱护的，特别对大批背井离乡追随他入关，并且忠心耿耿、抛头洒血的干部，张自然更是特别倚重。他后来回忆，在剿共战争中他的一个营长负了重伤，得不到抚恤，回不了家乡，就曾使他深受刺激。①可是在这时，他竟不得不亲自下令枪毙了骑6师16团的团长。同样，由于南京行营催逼甚严，与红军关系最为密切的王以哲部竟也不得不节节推进，从而使本来就极端困难的红军更显被动，以致中共领导人曾明确批评“王(以哲)刘(多荃)不识大体”，还曾被迫决定于不得已时以武力拒阻之。双方部队自11月下旬以后屡次发生接触，并有所伤亡。可对于此种严重情况，虽经中共中央屡次向张学良说明，张却明确表示“毫不介意”，相信如此更便于掩护双方关系。对自己的部下怀有浓厚感情的张学良竟让部下白白作出牺牲，若非自身处境极端困难，实难想象。
要知道张学良为什么这么做，看看张学良在下令枪毙骑16团团长之后向刘鼎所作的解释，或可猜得一二。那是在11月17日，即在张学良下令枪毙16团团长的第三天，刘鼎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张学良对此事的解释，据称：16团团长被枪决很多人非常惊奇，但据张学良私下告之，此一决定实因该团长暴露秘密颇著，无可掩饰，不得已而杀之。
前已述及，何柱国部在张学良各军中与红军的关系最不融洽，双方不仅没有直接联系，而且何部完全遵命而行，毫无商量余地。特别是由于部队长期驻扎甘北地区，张学良也未曾向其透露过双方的秘密关系，故何几乎不了解东北军与红军关系的实际状况，往往仍把红军当敌军对待。因此，当王以哲、刘多荃等部从陕北调来之后，骑兵军各部已渐知王、刘等部与红军暗通关节。尤其是16团曾受命前去接引被围困在李旺堡的马鸿逵部，后又受命主动退出李旺堡给红军驻扎，其团长对此更渐知其详。此次16团出击兵败致全团被俘，最终虽因红军宽大而人马尽归，该团长内心却颇不平衡，回来后四处张扬王以哲部与红军的关系，以致“暴露秘密颇著”，令张学良“无可掩饰”，遂招来杀身之祸。但封一人口易，封众人口难。被释放回去的16、17团中许多人事实上已经对此有所了解，不免议论纷纷。而且，胡宗南这时也通过缴获的中共文件，发现红军熟悉东北军内部情况“太快太深”，怀疑东军内部上层有人暗通红军，为此也专门告诫张学良严加注意，这同样让张学良备感紧张与担心。故刘鼎进而报告说，此次回来的许多俘虏都亲眼见到某团副在与红军进行接洽并公开传说，这件事让张学良及其知情将领颇难应付，而胡宗南缴获的文件更让他们感到不安。因此，他们明确提议，今后不仅双方联络要特别小心，各种文件要格外谨慎，而且俘虏也一般不要再放回来，一切总以注意不暴露双方关系为原则。
为了不暴露双方关系，双方这时在军事方面的配合显然也大不如前。11月中旬以前，红军在甘北的回旋余地还略大一些，因此中共虽对王以哲部跟进过近常常抱以怨言，仍尽量配合。到了11月下旬，红军已退至环县、曲子、洪德城、盐池、定边一线，被挤入甘北死角，两有胡宗南，东有汤恩伯，盐池、定边一失即再也不能在甘北立足，必须开始实施南进计划，向国民党军队身后插进，重演一年前之长征。但这时红军本身尚未做好进行新的长征的准备，特别是刚刚经过长征来到甘北的红军二、四方面军尚未从极度疲劣中恢复过来。考虑到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明确决定要保持定、盐在红军手中一二个月的时间，以便长途跋涉的二、四方面军能够得到休整与恢复。意想不到的是，胡宗南部受到打击已向后退却，王以哲部却仍然得到“剿总”命令要继续推进。11月下旬，两军出现某些军事接触和伤亡事件，其原因也即在于此。
11月22日，王以哲再度通知彭德怀，称现奉令必须于24日中午以前推进至环县及山城堡一线，上峰严催谴责备至，实在无借口可推延，务请通知二、四方面军所部火速撤退，以免误会。23日，王以哲连得“剿总”电令和飞机空投指令，故再电彭德怀：
(甲)弟部无日不奉飞机投令并电令严催，今日更甚。
(乙)弟部由豫旺堡至环县、山城堡、洪德城做三日行程，兹意延六七日，实在无法再缓。
(丙)张先生意如过于延缓，于各方也似不便，总以于协同之中间能不露痕迹为当。
(丁)基上数点，弟部定于有日午进至洪德城、环县。
(戊)弟进兄让，兄已言之，务请兄克践诺言，并向朱、张、肖、贺诸同志解说，务生误会是为至盼。②
这时，曲子镇、木钵、环县之线驻有红军大学近4OOO人，一时“无地可移，无粮可就”，而红军主力为保定边、盐池不失，尽量休整部队，推延实施南进计划，也必须确保此线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彭德怀、周恩来乃至毛泽东再三电告王以哲、张学良，恳求他们“本友军之谊，成全弟方之战略方针”。对此，张学良虽答应尽量拖延，但亦明告时间长则不可能。作为下属的王以哲更是表示困难，反复解释说：环县、洪德城乃上峰命令指定到达地，无论如何也必须到达。并以事实关系，此线红军也无法长期坚持，故弟谅兄也不致始终不让，所差者不过时间问题。与其迟让数日，让弟过于为难，不如早让弟部到达此地。现张先生仍坚持认为弟部以到达指定地点为宜，此中实不无意义也。良以胡部既退，而弟部一切补给又均充足，机关备齐，弟如仍不前进，实难掩人耳目。一句话，这件事其实并非王以哲所使然，背后指挥者乃张学良矣。
张学良这时既要暗中配合中共，又要在蒋严令下不露痕迹，做起来也确实困难多多。仅以此次蒋要求张学良督令王以哲务必于25日前占领山城堡一事为例。蒋23日向张下令，张25日复令遵办。③然后，张便不得不照样每日向王部发令，督其推进。至于能否在蒋限令之日达成目的，则尽可能避而不提，只要能逐日将真真假假的战况进展报告上去即告了事。如26日张报称：“王军刘吴两师养日占领郭家大湾南北之线，与匪约两千激战中。檀师养(22)辰占领杨家岔，正向山城堡攻击前进。郭张两师马未进占苏家台王家原之线，正向毛居井东北地区推进中。”④27日报称：“有(26)日我王以哲军已推进张家中沟(鹿德城西)余家湾胡家湾(环县西南)之线，匪大部由洪德城向河莲湾西南运动，似有与我抗战之企图。”⑤28日报称：“曲子附近为伪二十九军萧劲光部及伪独立师千余人，感(28)日被沈师击溃，我已占领曲子镇春公庄一带，匪向东窜。王军已迫近环县二十里铺。……据报环县匪万人有(25)日分两股，一由河莲湾经黑城岔东窜，一股由木钵东窜。三、感(28)午飞机报告，山城堡青岗峡甚家畔石专沟之线烟火冲天，似有大股藏匿山城堡。”⑥这样一直拖到30日，曲子镇、环县、山城堡一线仍未占领，算是帮了红军的大忙，也实在是难为了被反复督令推进的王以哲等人。
不难了解，毛泽东等这时批评“王刘不识大体”，其实是冤枉了王以哲、刘多荃。在他们背后起作用的实际上还是张学良。所谓“剿总”的命令，不管来自何方，说来说去还不是张学良的命令?而张学良也并无良法可寻，只能照转蒋令并假意严督，说到底都是为了“掩人耳目”、“不露迹象”。此中用心之苦，颇可想见。张这时有电给毛泽东、周恩来诉其苦称；“延缓前进，弟赞九牛二虎之力。在现局势下永不进展，实难办到，谅诸同志可谅我也”，故要“请内中早决大计”才行。
为了达到某种重要的政治军事目的，比如像当初准备发动西北大联合计划，刻意“掩人耳目”、“不露迹象”而作出某种牺牲，无论从任何角度出发，均无可厚非。问题是张学良这时想干什么?他是在为了他那个“要干就彻底干”的西安事变做最后的准备吗?张学良后来一再解释说：他这个人是想起就做，“要干就干”，做事从不加考虑。⑦事实上这话可能多少说得过头了一些。说张学良是那种不干就不干、要干就彻底干的人，多半是对的。张学良4月上旬尚未下决心实行反蒋，半个月之后即决定准备着与蒋介石撕破脸打一架，拉上东北军与红军一同联俄抗日反蒋，组织独立的西北国防政府，扬言“要干就彻底干”，可见其性情之直率鲁莽。但这并不等于说，张学良是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毫无城府，做事完全不加考虑，兴致所起就要干的人。张之所以从一开始就提出“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捧大老板登峰造极”，“牵延到十一月就起变化”，⑧这无疑是一种“考虑”，而且还多少有点儿像是那种“深思熟虑”。此后，张学良一面公开表示拥护蒋介石，一面秘密联络中共与苏联，准备在西北发动反蒋，自然也并不是毫无心计的表现。在西北发动计划基本取消、打通国际路线失利、红军面临严重危机之际，为隐蔽自己与红军的关系，千方百计制造假象，也不能说完全不是其“三思而后行”的结果。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尽管张学良早已下了反蒋的决心，开始了反蒋的准备，但他在实际进行反蒋发动的问题上，始终表现得有些犹豫不决。用刘鼎的话来形容，就是“半推半就”，“又恋新又舍不得旧”。⑨因此，在中共突然单方面改行联蒋策略之后，张不仅毫无怨言，而且反而给人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甚至还自告奋勇地要承担起劝蒋和共的使命。当然，真到要劝蒋和共时，张学良的心理负担还是很重的，以致舌头有点儿打短儿，先要反复表示自己对蒋拥护服从之诚意，说到关键处也不敢过于直截了当，至于联合共产党的要求更是一句没敢提。这一方面是惧于蒋的权力与势力，另一方面也是受传统的正统思想的影响。很显然，既然在张学良下决心参加反蒋运动时其内心都有相当顾虑，到了这个时候他更不可能变得毫无顾忌了。至少在11月间，他之所以极力“掩人耳目”、“不露迹象”，充其量只是为了不使蒋对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起疑心而已，其中恐怕丝毫不包含有准备在西安发动事变的意思。
从目前所有的资料看，发动西安事变的最初提议无疑是张学良自己在1936年4月底对刘鼎谈话中提出来的。但张学良当时所考虑的事变是一种什么形式，他并无明确的说明。其具体提到反蒋的方式，仅仅表述为“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我要干就彻底干”。这里的“硬干”、“彻底干”、“打一架”，多半是政变的意思，就是要公开结盟红军，与蒋分裂和准备着与南京进行公开的军事对抗。具体怎么实现这个分裂与对抗，张似乎没有提到过。或者可以认为，在那个时候张学良还没有后来在西安扣蒋的想法。⑩
具体提到用后来西安事变的方式来发动事变，即采取扣押蒋介石的方式来发动事变的问题，最早是在1936年10月底，即张学良等在西安和洛阳劝蒋和共失败之后。关于这一情况，张后来在其《西安事变忏悔录》中曾有过这样的记述：
关于停止剿匪，团结抗日，杨(虎城)深表同情。力促以向蒋公进言，以期早日实现，节省双方消耗。迨至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11）
按照张学良的这个说法，最早提出在西安通过扣蒋来发动事变的主意的，并不是张学良自己，而是杨虎城。这看起来很可能是属实的。因为有关这一点，目前也可以通过当时留下的文献得到某种程度的证实。只不过时间要比张学良回忆中所说的还要早几天，即是在蒋来西安之际，而不是在张学良从洛阳回来以后。
蒋介石来西安的时间是10月22 日，走的时间是29 日。其间由“张学良等陪同在华山住了几天。在蒋介石离开西安的当天，正在西安的叶剑英和刘鼎曾有电报报告张学良劝蒋和共结果及西安各方对蒋此行的看法。电报称：
蒋张会谈结果亟恶。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谁以红军打(劝)他，他不准谁剿匪。此路已绝，张将无能作为。……此间人士对蒋之张主(主张)大为不满，正酝酿反对言论。……杨于也毅(也于谒)蒋时为提停止剿匪话碰钉子，及(至)今沉闷，有主驻蒋说。（12）
在这封电报里，错发错译之字较多，但主要内容还是比较清楚的。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说明杨虎城见蒋后有所不满，“有主驻蒋说”一句。“驻”是停、留的意思，本身虽无主动成分，但用在役使结构上，很容易看出他有某种强迫的意味。故有的学者干脆直接把这里的所谓“驻蒋”理解为“捉蒋”，大致应该也是说得通的。（13）从这里或者可证实张学良上面的说法，即是说，确是杨虎城在劝蒋停止剿共受挫后提出干脆把蒋捉起来算了。
杨虎城与红军的关系，至少在中共中央看来，始终有些若即若离的味道。由于在长达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双方几经接触，秘密协定也成就了几个，具体落实的其实只有停战与交通两项，而交通还不能运货，只能过人。再加上杨虎城坚持不与中共发生直接关系，其态度又含糊不定，时好时差，因此，无论是就当初的西北发动而言，还是就红军的主要统战对象而言，中共中央几乎从来没有把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放在突出的地位。即使在杨虎城9月上旬与中共正式达成秘密协定之后，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因为此协定的范围仅限于交通、联络、通商、情报等几个具体问题，且在实际操作方面双方关系与前并无明显变化。虽然在9月上旬的谈判过程中，杨虎城自己曾主动提出在西北发动反蒋的军事行动，召集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会议，共同组织抗日政治核心组织。但中共中央代表张文彬当时就怀疑杨的勇气，中共中央此后也因反蒋策略的放弃而未就杨的建议作出任何具体答复。因此，杨此时的这种态度，显然颇让中共方面感到意外。叶剑英、刘鼎随后特别就杨虎城态度的突然激进向中央报告说：西安空气大有变动，因为张之态度逐渐改变，前此所谓落后分子已大有变动。（14）
这里所说的“前此所谓落后分子”，指的自然是杨虎城。所谓“大有变动”，无疑与前面提到的杨虎城的“驻蒋说”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杨虎城9月上旬与中共代表谈判时，一方面提议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反蒋，一方面又曾对中共过分倚重张学良及其东北军表示某种担心，怀疑其革命的可靠程度。而这时，他却不是首先与中共代表就此进行秘密接触，妥商对策，反倒是一反其向来的谨小慎微的作风，在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少数高层军官的圈子里，不止一次地表示对蒋严重不满的情绪，鼓动张学良等发动事变。这反映出杨虎城对蒋的政策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要具体说明杨虎城此时急于对蒋采取行动的内在原因，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除了此时他同样具有抗日的强烈愿望以外，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杨虎城这时明显地感到蒋介石将会对他不利。还在9月上旬，广西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之际，杨虎城就已经“甚觉形势急迫”，担心蒋介石会在两广事变解决后，转而对西北采取行动，不仅对自己而且对张学良不利。及至两广事变彻底平息，杨干脆一度以治病为名远离陕西静观形势发展，因蒋介石来西安才不得不急忙赶回拜谒，结果进一步证明“蒋对他亟冷淡”，这就更加重他对蒋介石意图之怀疑与对十七路军前途的焦虑。杨虎城问题的关键与张学良一样，也是不想与红军作战，但杨与张不同之处则在于，张学良东北军原本就是外省人，究竟是在陕西还是在其他地方，对他们并不十分要紧。何况东北军势力庞大，要一下子拆散它，不是那么容易的。与此相反，作为陕西地方的中心势力，保持自己在陕西的中心地位和对西安及其周围主要地区的实际控制，对杨虎城意义重大。而杨的部队又屡被蒋介石破坏，所剩无几，更是弥足珍贵。因此，杨虎城不能不对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变之后，把手进一步伸到陕西来高度敏感。当蒋介石借剿共之机，先后把势力伸入到云贵川康之后，杨虎城深知陕西之不保也已经是迫在眉睫了。而蒋进一步分化其部队，又陆续调集大军前来西北，再明显不过地反映出蒋介石不仅要控制包括西安在内的陇海铁路和西兰大道及其沿线各战略要点，而且还要夺取整个陕西的实际控制权。如此一来，不仅他赖以生存发展的地盘可能会失去，而且他一手创建起来的十七路军也将落入蒋介石的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杨虎城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表现得如此不同寻常、态度又如此激烈。
那么，张学良这时对杨虎城的提议有何反应呢?
没有人了解张、杨当时具体谈了些什么，问题是事情绝不会像张学良后来所说的那样简单，即所谓杨虎城冒冒失失地就提出了要把蒋介石扣起来的建议，而张学良对此全不以为然，“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好像压根儿不赞成。试想，如果张学良此时对蒋没有较为激烈的表示，依着老于世故的杨虎城那一向极端小心谨慎的个性和对张学良可靠性的颇多顾虑，他如何会毫无顾忌地提出这般激烈的建议?其实，叶剑英、刘鼎上述电报说得清楚，这时无论是西安的空气也好，还是杨虎城的态度变化也好，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张之态度逐渐改变”而引起的，并非空穴来风。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张学良此时对蒋之态度已全然不像前此之犹豫不决，并有颇为激烈的表示，杨虎城才敢于当其面提出所谓“驻蒋”之议。从张学良将杨虎城之提议告诉叶剑英与刘鼎而未加任何评论看，说张当场“闻之愕然，沉默未语”，进而明确拒绝，声称“在余有不能之者”云云，恐怕未必完全属实。
从11月12日张学良秘密地在东北军抗日同志会的大会上宣布其政治主张的情况看，可以肯定他那时确已态度大变，并且因其态度渐趋明朗，以致东北军较为激进的年轻军官们言辞更为冲动，逼得张学良不得不下决心宣布政见。据刘鼎报称，12日夜，张学良召集同志会大会，宣布政见，声言他的主张是：一、抗日；二、联合各党派。当然，他同时在会上还规劝下属，目前切勿公开与中央挑战。从这里不难看出张学良及其周围亲信军官对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的反感有何等之强烈。
抗日同志会是张学良自己为建立东北军内部领导核心，实现其深刻改造东北军而组织起来的一个秘密的政治组织，人数不多，主席即张学良，以下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基本上都是思想激进并深受张学良信赖的少壮派军官。这些军官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早就不满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对张学良之妥协态度也动辄直言批评，毫不客气。蒋介石在西安充满威胁的讲话，以及不听张学良等劝告的情况，更是极大地刺激了这些少壮军官，其情绪及其主张一时问变得异常激烈。这种激烈态度中，毫无疑问地包含有要对蒋采取激烈行动的意见。张学良专门召集同志会大会，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无疑就是要表明自己的决心，以求同志之理解。当然，张学良这样做也是想劝告他们暂时不要公开与南京对立，以免落入把柄，影响大局。但这里所谓“勿公开与南京挑战”，其意自然并不否认有联共抗日之目的达不到时，有秘密准备反抗南京之必要，否则他断无以安抚这些他所信赖和依靠的少壮派。不过，至于怎么与南京对抗、摊牌，采取什么方式，恐怕张学良自己这时也未必完全清楚。
11月5日，叶剑英离开西安返回陕北保安，张学良曾有亲笔函件转致中共中央，其中不仅询问中共下一步行动计划，而且特别对中共接取苏联援助的情况，以及苏联对援助西北抗日军队的态度表示关切。此中含意如何也许不难了解，看起来张学良鉴于劝蒋无效，杨虎城乃至同志会中人又一致主张激烈，他已经不能不考虑向蒋介石做最后之抗争了。问题是万一自己与蒋翻脸，苏联能否给予他所需要的援助?
张学良的来信，毛泽东等直到11月中旬才看到。16日，毛泽东、周恩来答复张学良称：他们对张的想法极为理解，但此时红军西路军要跨越甘肃河西走廊，接取苏联从新疆给予的援助，存在相当困难。故如前所述，毛泽东等人的意见是，如果可能，最好是张学良派驻守兰州、靠近甘西的于学忠部就近协助红军西路军前往新疆“办货”，并且愈快愈好。
应当注意的是，在此之前，即在红军实行宁夏战役前后，中共中央曾不止一次地提议让于学忠部就近向新疆方向接取苏联援助，但均为张学良婉拒。可是，这次的情况已完全不同，张学良丝毫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他认为目前苏联方面提供的援助还不能令人满意，同时他格外关心苏联对他的态度究竟怎样。
苏联这时准备的货单具体内容怎样，不仅张学良不知道，就是中共中央也不清楚。在确定从定远营方向援助红军的时候，即10月中旬，苏联方面准备的军事装备和弹药等，只有550吨—600吨左右。而后因改由新疆哈密方向进行援助，即11月初的时候，这些物资的总重量增加到了l000吨左右。这1000吨武器弹药对于当时大约七八万人的红军来说，也许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数字，但对于拥有几十万军队的张学良来说，可能就差得多了。何况共产国际来电明确说，里面并没有中共中央所希望的飞机大炮。（15）既然如此，张学良当然不能满意。张学良希望的是更大规模的援助，特别是火炮。张学良原有的炮兵部队，这时大部分已被蒋介石弄了去，要想同南京对抗，特别是抗日，非有新的较强大的炮兵，甚至空军不可。看起来，张学良确实寄希望于苏联。换言之，如果来自苏联的武器援助的数量和质量能够满足张学良的需要的话，很难说张学良不打算为此而冒险。
张学良对苏联援助数量不够满意这件事本身，毫无疑问妨碍他暗下决心向蒋挑战。至少在整个11月里，张学良还没有考虑好究竟应当走哪一步。11月中旬，当毛泽东询问张学良有无对策对付蒋介石的进攻时，张学良提出的方法仍旧是纯粹防御性的，丝毫不包含进攻的成分。他对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问题确实进行过反复思考，据他告诉刘鼎说：对蒋介石破坏红军宁夏战役计划，他尚无好的办法。他考虑到的出路有三：第一为出神木。第二为直趋绥远。第三为经徐海东老路线再兜圈子回陕北。三策中直趋抗日前线为上策，暂保实力为中策，步步退让为下策。但他又叮嘱刘鼎不要以此正式电告中共中央，因为他认为这些办法都还不成熟，他要再思索云云。（16）
张学良的答复表明他这时还没有与蒋翻脸的计划。他也清楚红军处境困难，并且不满意红军目前节节抵抗、边战边退的战法，认为这是下策，但并没有想出积极的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所能提出的红军解除当前困境的最好方法，还是出兵绥远，直趋抗日前线，打出抗日旗帜，使蒋打无借口，以此来造成抗日局面。可是张学良自己明白，这样做同样也有问题，因为这时在绥远的傅作义并不欢迎红军到那里去，况且陈诚早已带了中央军正在那里打仗，他们更不可能欢迎红军去。红军如冒险入绥，反而有可能被认为是威胁抗日军队，从而造成绥远抗战的停顿，而将内战引入绥远。何况即使红军如数开上抗日前线，依目前的军事装备及兵力情况，结果如何也颇难预料。如果南京仍不能谅解，全国抗战局面不能出现，对红军也未必有利。因此，张学良虽为红军设想种种，终究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只好叮嘱刘鼎不要将他的话当成是正式意见告诉中共中央。
不仅如此，张学良对于双方军事关系的状况也越来越感到担心，以致不能不再三告诫如此协商进退的方法困难极大，要求中共中央就此“早决大计”，以求根本解决。(17)
张学良这时的处境无疑极端困难。一方面必须尽可能满足红军的需要，避免红军被中央军所败，从而使自己借助苏联援助收复东北的愿望付之东流；一方面还必须听命于蒋介石南京政府，部队必须节节推进，避免让蒋看出破绽，转而对自己下手。可是在红军已经退无可退的情况下，这场戏越来越演不下去了。
恰值这时绥远抗战打响，全国舆论为之振奋异常，张学良遂乘机直接上书蒋介石，再度提出调东北军前往绥远参加抗战的要求。这是一个一石多鸟的好办法。一方面，如果能够派东北军北上抗战，就很可能使西北内战因东北军13万人大举北移而暂时停顿下来；另一方面，东北军全力投入抗日战争，又可以满足东北军内部强烈的抗日情绪。同时，东北军转入绥远，既不会与红军隔绝，又可以便利接通苏联及外蒙，使红军未能成就之战略目标可以比较顺利地实现。为此，张学良在11月27日第一次正式上书蒋介石，强烈地“请缨抗敌”。书称：
今绥东事既起，正良执殳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日夕磨砺，惟望大命朝临，三军即可夕发。盖深钧座对于抗日事件，必有整个计划与统一步骤，故惟有静以待命，无烦喋陈，乃彼大军调赴前方者，或已成行，或已达到；而宠命迄未下逮于良，绕室彷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尽一分之前衍，为国家尽一分之天职。……今前锋既接，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调遣良部北上，似已其时。(18)
张甚至明确警告蒋介石，若再不允许抗日请求，今后东北军将再难统率驭使。书称：
就驭下言，若非及时调动，则良昔日之以时机未至慰抑众情者，今亦疑为曲解，万一因不谅于良，进而有不明钧意之处，则此后之统率驭使，必增困难，盖用众贵有诚信，应战在不失时机。(19)
张学良在这里并非危言耸听。事实上，情况远比张学良在此所述的严重得多。还在蒋介石10月末刚在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讲完“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本末颠倒”的第二天，同志会成员、少壮派军官苗剑秋就言辞激烈地在王曲军官训练团公开发表反蒋演说，声称：
昨天有人在这里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之害甚于外敌，要我们不去抗日，不去收复东北，要我们做亡国奴，为他们打内战，打共产党，这简直是放屁!现在，我们东北被占领了，我们东北人变成了无省无家之人，可是我们所有的东北军军官们竟然如此怯懦，难道我们连一个比得上日本“二·二六”事件中的英雄的人也没有吗?(20)
苗剑秋的言论当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它代表了东北军相当一部分年轻军官的想法。张学良得知此事后，当即将其看管，并很快责令苗剑秋远去北平，以避人耳目，并设法稳定军官们的情绪。但这并不等于说其他的少壮派军官或其他的东北军军人不想当苗剑秋所说的那种英雄。为了实现东北人回到东北去的理想，不少热血军人确实无所顾忌。
可惜正如张学良回忆所称，他的请缨抗战愿望再次落了空，此时反而又因此等事再种“恶缘”，因各方对东北军军纪及战斗力颇多非议，结果“援绥之军，未派有东北军”；“对日方案，序列中有冯玉祥、唐生智而无良，把良置于后方，为预备队队长，此事痛伤良之心，忿怒不已”。(21)正在这时，张学良又得知蒋介石下令逮捕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和史良七人，宣布查封各种反对剿共和主张抗日统一战线的救亡报刊。此举更进一步反映出蒋介石对国内各界抗日要求的敌视态度，张学良对此心急如焚，竟不惜单机一人紧急飞往洛阳面见蒋介石，力陈爱国无罪的道理，恳求蒋介石立即释放被捕之人。
张学良此举此请，被蒋严辞拒绝。他不能不忿忿然而情绪激昂。他几乎是头一次当面向蒋争辩称：“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介石却毫不理会，强硬地表示：“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作，就是革命!”(22)
有了这样一番激烈争执，张学良显然变得有些忍无可忍了。他再不考虑根本解决的办法，军心不可收拾不说，自己也说不服自己了。但直至11月30日为止，张学良仍没有确定事变的方式和最后行动的时间表，他相信只要抓住绥远抗战的局面，坚持推动，一两个月会有大变化，并根本解决两军关系问题。据刘鼎这一天来电称：对于中共方面强烈要求王以哲所率部队停止继续推进的问题，张学良同意尽量使军队停止下来，只是又强调不能长期停顿，还请红军尽速设法。但同时张学良又表示：从各方面看，一二月内定有变动，红军只要能设法牵延一二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矣。(23)
这里所说的“西北之联军”指的是什么，应当是再清楚也没有的了。问题是此电之前面半段话的意思仍是如前一样地告诉中共，因命令所关，变动困难，处于被动地位的东北军长时间不进兵是不可能的。因此，它所强调的重心是只要绥远抗战出现大的进展，整个形势就将有较大改变，从而便于西北联军之成立。中共中央就是做了这般理解，对于电报中关于不久将会出现组织“西北之联军”的形势的提示并没有太多地给予重视。在次日毛泽东等人给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他们对张学良电报内容的解释是：
(甲)李毅承认尽力使全线停止，但又谓无法长停，似蒋尚不愿取长期守势，我军仍须一面整理，一面准备作战，再打一仗则大局定了。
(乙)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可能，李毅建议我军熬过一二个月。(24)
中共中央并不知道张学良与蒋介石这时的争吵。它对一二个月内定有变动一句自然理解为是因绥远抗战爆发，西北乃至全国形势有可能在一两个月内发生较大变动。因此，在中共中央看来，目前稳定西北大局的方法，根本上还是要靠红军“再打一仗”。由此可知，那种认为中共中央事先已经通过叶剑英了解到张学良有政变企图，甚至知道张要“捉蒋”，进而明确电告张学良对此“要慎重”的说法，是不那么可信的。(25)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等并没有特别地重视张学良的这封电报。在当天的复电中，他完全没有提到慎重与否的问题，只是强调如进剿军取守势，我军决休息训练一段时期，以待时局开展，同时准备新步骤。这里的所谓新步骤，毛泽东在电报中没有说明，但提到为商量新步骤，拟令叶剑英再去西安一行，约一星期后成行。(26)实际上，直到12月10日，毛泽东才再度致电张学良说明叶剑英12月9日才离开保安，最早也要到12月15日才能抵达西安。(27)很明显，毛泽东所说的“新步骤”与张学良计划的政变无关，并且在时间上也并不感觉十分迫切。
张学良究竟打算如何“变动”时局，打算何时“变动”时局，这在今天仍然是一个颇难判断的问题。张学良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打算采取“捉蒋”的政变形式呢?从上述所说的情况来看，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要想“捉蒋”，最主要的条件必须是蒋介石要再度亲临西安。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蒋介石刚来西安不久，除非蒋本人认为有此必要，否则没有人能够让蒋一个月之后再到西安来，即使张学良也未必有此把握。
有人相信“张、杨早蓄劫持的阴谋”，蒋介石是被张有意骗来西安的。台北李云汉先生即明确肯定：“张学良于十二月二日前往洛阳晋谒蒋委员长，声称西安将有变乱，情势已迫不及待，请求蒋公亲临抚慰”，蒋对此深信不疑，因而再赴西安。大陆张魁堂先生也持如此观点。他曾绘声绘色地描写道：当时谈话中蒋介石听了张学良的批评，勃然色变，厉声说：“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张学良回答说：“东北军的士气，打日本可以，打内战，难；除非蒋委员长去训训话，安慰和鼓励他们。”蒋介石听后即对张学良说：“我可以去临潼每天请一桌客，借此机会轮流和东北军将领谈话。”他自信“如剀切诰谕，亦必能统一军心”。(28)
姑且不论张学良如此做是否确有把握，仅以11月30日张尚无立即发动事变的计划，还打算再等一段时间寻找适当机会的想法而论，说张学良两天之后就立改初衷，迫不及待地要立即诱蒋而擒之，也颇不合情理。根据刘鼎这时的报告，张之再赴洛阳面蒋，固然包含着有向蒋介石摊牌和要挟，以迫使蒋接受其将东北军调去绥远的意图，但其目的仍是为了当面陈述其11月27日请求援绥的理由和劝蒋释放救国会“七君子”，并无请蒋来陕之意。而且李云汉及张魁堂先生也没有举出任何有说服力的史料，来证明他们的说法。而从李云汉所举出的两则史料来看，恰恰只能证明：再赴西安的决定是蒋介石根据自己对情势的估计做出的，并非张学良的“请求”。李云汉先生的举证如下：
其一，为蒋介石11月2日见张学良后当日的日记，内称：
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或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39）
其二，为蒋介石在事变后所写之《西安半月记》中一段话，其中说：
中正于二次入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结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中正以国家统一，始基已具，念东北军痛心国难，处境特殊，悲愤所激，容不免有越轨之言论，如剀切诰谕，亦必能统一军心，使知国家利害之所在。同是黄炎胄裔，患在不明国策，岂甘倒行逆施?中正身为统帅，教导有责，此身属于党国，安危更不容计。爰于十二月四日由洛入关，约集秦、陇剿匪诸将领，按日接见，谘询情况，指授机宜，告以剿匪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勖以坚定勇往迅事机之必要；又会集研究追剿方略，亲加阐示，实觉诸将领皆公忠体国，深明大义，绝不虑有其他。(30)
细读上述两段文字，可以看出，蒋、张二人于11月2日的谈话，仍不出张学良11月27日电报的内容，张本意仍在用东北军将士已愤懑不已，必欲援绥，否则难以驾驭，易生变乱为由，劝说蒋同意调东北军离开剿共前线，前往绥远参加抗战，其间并无请蒋赴陕之意。反而是蒋自己坚持不允张学良所请，并因担心“剿赤之举，或将功亏一篑”，相信“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故明知此行或有某些危险，他也要冒险进驻，亲自督阵。蒋不仅相信“剀切诰谕，必能统一军心”，而且要借机召集会剿将领会议，“亲加阐示”追剿方略，力争实现“最后五分钟成功”，雄心勃勃地准备只用“二星期(至多一个月)”时间成就其八年剿共之全功。上述文字或写于事变之前夕，或写于事变之将过，如果张学良确是事先有意劝诱蒋介石赴陕，致使蒋介石上当受骗，蒋事过之后又如何会不将其据实写出，说明张确早有阴谋，为何反要为张学良隐瞒开脱?
张学良12月2日赴洛阳并无诱蒋来西安意图的情况，也可以从其他的一些史实中看出来。
12月1日，张学良得到毛泽东11月30日电，得知叶剑英将再来西安商量两军行动新步骤。尽管他明知叶将在一周之后才从保安动身，到达西安很可能要到12月中旬之后，但他显然并不介意，仅复电表示“雨苍(即叶剑英)兄来甚欢迎”而已。从后来临近发动事变前夕张学良急电要叶剑英火速前来商量政变行动的情况来看，如果他这时已有诱蒋来陕发动事变的具体打算，他绝不会对叶的行期毫不介意。
12月2日，即张临回西安前，曾电嘱刘鼎电告中共中央自己赴洛意图，同时详告刘鼎关于蒋介石围剿部队行动新的部署情况：胡宗南部将沿左翼向定边、盐池推进，曾军接替豫旺堡、甜水堡防务，王以哲军进豫旺堡、甜水井、白台子一线，关麟征师集结靖远、打拉池，中卫以下河防交15路军负责，新1军驻防兰州至靖远一线，51军守兰州并协助新1军河防，青海马家军向西压迫红军过河部队，12月10日各部应部署完毕。张学良提请中共方面“立即准备作战，并马上部署定盐城防及大水坑、萌城至定、盐之地形侦察”。(31)此电亦说明张学良这时仍估计12月中旬以后包括东北军在内的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围攻还不会停止下来。换言之，张此时尚不存在立即对蒋采取行动，使进攻迅速停止下来的明确打算。
由此不难判断，蒋介石12月3日亲赴西安，镇慑督战的决定，完全出乎张学良的意料之外。张早就怀疑蒋介石“对他开始了恶意的布置”，始终在“提防大老板下他的毒手”。如今，在他公开表明了只想抗日、不愿剿共的政治歧见之后，蒋突然决定亲赴西安督战，这岂能不使他对蒋介石的真实意图感到严重担心?换言之，多半正是蒋介石的赴陕决定把张学良一下子逼到了悬崖边上。
①《张学良忆谈东北军二三事》，1991年5月4日，见毕万闻编《张学良文集》第2册，ll85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
②《王以哲致彭德怀司令电》，1936年11月23日。
③蒋介石这时严令张学良严督王以哲军“廿五日以前占领山城堡，止残匪嚣张之气”。《蒋介石致长安张代总司令电》，1936年11月23日；《张学良致洛阳蒋委员长电》，1936年11月2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51243。
④《张学良致洛阳蒋委员长并分送南京何部长电》，1936年11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5032688。
⑤《张学良致洛阳蒋委员长并分送南京何部长电》，1936年11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5032685。
⑥《张学良致洛阳蒋委员长并分送南京何部长电》，1936年11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 25032683。
⑦《张学良文集》第二册，1176，1179页。
⑧《刘鼎致李克农信》，1936年4月27日。
⑨《刘鼎致李克农信》，1936年5月2日。
⑩栗又文1982年7月13日致史永信(存全国政协)中曾提到是张学良首先想到“捉蒋”的政变方式的。据栗又文说：在8月间，栗又文去新疆之前，曾问张学良：“蒋介石不赞成抗日怎么办?”张说：“我可以劝。”栗说：“你劝他不听呢?”张说：“可以再劝。”栗说：“他还不听呢?”张一拍大腿说：“除非他不到我部队中来!”照粟又文的这一说法，即是说张学良早在8月间已经想到再三劝蒋抗日不听的话，他就要乘蒋来西安之际把蒋捉起来。但这种回忆颇难准确。并且此说有一点明显的错误，即8月间张学良尚处于积极准备实施“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计划过程中，说他当时已转而主张劝蒋抗日，颇不可能。因此，这段回忆的真实性值得怀疑。见张魁堂《张学良传》，19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
(11)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张学良文集》第2册，1200-1201页。
(12)《叶、刘致中央电》，1936年10月29日。这里“杨于也毅蒋时为提停止剿匪事碰钉子”一句中的错字，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可将“杨于”理解为两个人，结果此句可整理为“杨(虎城)、于(学忠)也因谒蒋时为提停止剿匪事碰钉子”；一种则将“于”字理解为是发报人当时误将其后面的“也”字错误颠倒所致，并非指人，如此可照笔者注明者，整理为“杨也于谒蒋时为提停止剿匪事碰钉子”。笔者如此判断，是因为考虑到以下两点：其一，杨、于虽均见蒋，但于学忠为东北军将领，其对张学良之意图也不甚明了，很难想象于会与杨一同劝蒋停止剿共，更不要说提出“驻蒋说”；其二，就电文本身来看，此句中并无漏字情况，但如将“于”理解为人，则句中明显地还缺一个“于”字或“因”字。
(13)见张学良问题研究专家毕万闻先生1994年2月25日给笔者信所附叶、刘电复印件上之旁注。
(14)实际上叶、刘二人关于西安空气大变的情况曾两度有过报告，一次是在11月1日，一次是3日。前一次电文关于张主张的内容似乎说得更明确些，可惜这次的电文几乎完全译不出来，有关张的前半句只剩下了“西北空气大有武，因为张主图……”等12个字。张主张或张意图做什么，均未译出。
(15)《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泽东、洛甫、恩来、博古同志电》，1936年10月18日；《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1月3日，见中心档案，495／74／282。
(16)《刘鼎致中央电》，1936年11月29日。
(17)《刘鼎致中央电》，1936年11月25日。
(18)《张学良文集》第2册，1050页。
(19)《张学良文集》第2册，1050页。
(20)“二·二六”事件，指以村中孝次为首的日本少壮派军人1935年2月26日在东京发动的军事政变，其目的在于清除元老、重臣、军阀、官僚等“破坏国体之元凶”。见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册，322—33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见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23页；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21)《张学良文集》第2册，1199页。
(22)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词》，1936年12月13日；《在西安市民大会上的讲演词》，1936年12月16日，见《张学良文集》第2册，l065－1066，1079－1080页。关于张此次单机一人赴洛的时间，一般均认为是12月2日，如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390页等，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但李云汉先生在《西安事变史实之研究》一书中称“张于十二月三日飞往洛阳晋谒蒋委员长时，曾当面要求释放沈钧儒等“救国领袖”，此说恐系笔误。因著者在同书另外两处提到张学良此行时，均又说“张于十二月二日前往洛阳晋谒蒋委员长”。很难想象张曾在两天里两度飞往洛阳。故李云汉先生这里所说的“三日”或应为二日之误。
（23）《毛、周、朱、张致彭、任电》，1936年11月30日。
(24)《毛、周、朱、张致彭、任电》，1936年12月1日，见《毛泽东年谱》(上)，617页。
(25)根据张魁堂所著《张学良传》引述的《叶剑英传》(未刊稿)的内容，可知在《叶剑英传》里有这样的叙述：在叶尚未离开西安之际，张学良曾对叶谈到他准备发动事变的想法。据张学良说，蒋介石逼他执行命令剿共，形势很严重。张说：“许多天我都没有睡觉，内战我是绝对不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跌打(按：法文Coup d’Etat即政变的音译)”。当时叶的答复是：“这关系到国家命运，一定要慎重。蒋介石不抗日，有些人不认识，抓他起来，会出现全国大分裂。人民一时不了解我们，会使我们孤立。更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进一步侵略的机会”。叶随后立即电告中央请示，中共中央复电，令叶转告张学良，对此事要慎重。张学良表示同意。见张魁常《张学良传》，191—192页。
(26)《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936年11月30日。
(27)《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0日。
(28)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26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张魁堂：《张学良传》，94页。
(29)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转见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42页。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之《困勉记》12月2日条，文字明显有所出入。其文为：“此月内察北匪伪未退，倭寇交涉将裂，陕甘边区残匪将渡河西窜，而东北军军心又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剿匪之功，其将亏于一篑乎?此为国家安危之最后关头，余不能不进驻西安，镇慑严督，或以为危，余于生死早置度外矣。”可知蒋之日记时常修改，未必可做重要凭据。
(30)蒋中正：《西安半月记》(引言)，转见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41页。
(31)《刘鼎致毛泽东电》，1936年12月2日。
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