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二·一二 革命 第三节 战耶和耶
杨奎松
张学良和刘鼎12日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共中央方面究竟何时收到，如今还颇难具体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共中央直到这一天晚上，仍在问张学良：“是否已将蒋介石扣留?”这也就是说，因张学良扣蒋，整个西安城里的军民已经像开了锅似的喧腾了一个白天之后，中共中央似乎还未能搞清楚：是不是真的发生了这回事?
当然，中共中央至少还在中午以前就已经收到张学良和刘鼎的通报了。他们立即就作出了反应，一面于中午12时将张学良的来电照转共产国际书记处，一面迅速提出应当把蒋介石与南京政府的其他重要领导人区别对待，争取与那些具有抗日诚意的国民党领导人达成政治军事协议，并准备应付因此而出现的危险局面。中共中央为此还给在上海的谈判代表潘汉年发出指示，明确要求：“不可将陈立夫、张冲、邓文仪诸君之具有合作抗日诚意与蒋介石之无诚意混为一谈”，“须诚恳公开的建议于陈等，不可以民族国家之利益迁就蒋氏一人，应以一个大政党的代表勇敢坚决地出而与另一个大政党站在救国图存共同反日反汉奸的立场，谈判与签订政治军事的协定”。特别是要“极力注意并准备抵抗中国汉奸勾结日本侵略沪、宁、青、济及华北、西北”。①这两封电报表明中共中央当天白天并非不了解在西安已经发生了什么。
问题仅仅在于这一切太让人吃惊了，因此正在保安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竟很长时间难以相信，事情真的会如此顺利。他们一边迅速就此作出反应，一边却不能不再三想办法核实这一消息的准确性。而根据前此约定的联络方式，中共中央此前规定守听西安电台的时间一日仅三次，西安方面守听时间主要又只是在晨5时与晚9时，所以直到当晚9时，中共中央才有机会再次与张学良通报，提出他们的疑问。同时提议：(1)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将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由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部的任务。(2)必须将蒋介石押在自己的卫队营内，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紧急时应做断然处置。(3)拟派周恩来赴西安协商大计。
当晚，中共中央收到了张学良关于事变情况的更确切的通报。张学良同时特别询问了叶剑英为何还没有到西安，并同意周恩来尽快到西安来。中共中央于当晚24时正式通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称：
A．张学良确已将蒋介石扣留在西安。
B．叶剑英、王稼祥已去西安，周恩来亦立即前去。
C．我们的计划：(一)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组织三人委员会，以叶剑英为参谋长主持工作。(二)在西安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准备半个月内召开会议。(三)组织抗日联军，以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晋绥军四支军队为主，争取陈诚领导的蒋系军队加入其中，抵抗日本之可能的进攻。(四)以林森、孙科、冯玉祥、宋子文、于右任、孔祥熙、陈立夫等暂时主持南京政府，防止和抵抗亲日派勾结日本进攻上海与南京，准备成立革命的国防政府。(五)争取蒋介石全部军队。
D．请你们支持我们的上述行动，特别是(一)在世界舆论方面援助我们；(二)争取英、法、美三国赞助中国革命政府与革命的军队；(三)苏联积极援助中国。②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亦进一步向北方局通报了这一情况，并紧急提出更具体的工作方针，明确主张争取南京及各地方实力派支持事变，揭发蒋介石的罪状，以及争取罢免蒋介石的宣传任务。这包括：
(一)揭发蒋介石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民众与强迫其部下坚持内战之罪状，拥护张、杨等之革命行动。
(二)号召人民起来，要求张、杨、南京及各实力派，立即召集抗日救亡代表大会，在西安开会讨论抗日救亡大计。
(三)号召人民及全国军队，积极注意日本与汉奸之行动，防止并准备抵抗他们乘机侵犯上海、南京、青岛、华北与晋绥。
(四)推动南京及各地政权中之抗日派，响应西安起义，并严重对付亲日派。
(五)稳定西西派、黄埔派，推动欧美派、元老派及各实力派，积极站在抗日救亡方面。
(六)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人民审判。
(七)推动宋子文、孙科、孔祥熙、蔡元培、李石曾等，争取英、美、法三国谅解与赞助。③
13日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的领导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正式讨论对此一事变的估计与对策。毛泽东首先作报告，肯定这一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和它的纲领都是积极的，把我们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出来，有历史功绩，应该拥护。毛泽东评价说：其实蒋介石最近的立场严格说来还是中间性的，并非投降的或亲日的，可惜的是他“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对他的部下是有很多矛盾的，所以他是被这样的矛盾葬送了。”既然事变已经发生，“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因此，目前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是否在西安成立全国政府问题，需要考虑，但设法使东北军、十七路军不仅在政治上与我们一致，而且使他们在组织上与我们一致，这是要下大力去做的工作。但多半是由于在是否成立政府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会议上竟没有具体提出关于组织所称“三人委员会”和抗日联军的问题。
要不要在西安成立政府的问题，在会议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周恩来主张“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形式，可以考虑在西安召开抗日救亡代表大会和成立抗日援绥委员会之类的组织，但将来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现，更为有利”。张闻天更明确强调：“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的组织，还是应当“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但必须“改组南京政府”。但张国焘却提出：“我们说到要以西安为中心，就包含了以西安为政权中心的意义。”西安事变的意义，“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在反蒋问题上对南京方面就应考虑一下，张学良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我们的态度亦须表示。再在反对独裁上，亦要联系到南京政府存在问题。”“内乱问题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的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会议没有就此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显然，正如博古所说，共产国际指示全国抗日一定要争取蒋介石部队的大部甚至全部，我们现在不能变更这一策略，对西安事变只应看成是抗日的旗帜，不好看成是反蒋的旗帜。但西安事变是不是完全不包含反蒋的意义呢?与会者对此认识不一。很明显，张学良文寅电第一句就是：“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他是为了民族和抗日的前途及利益考虑对蒋采取行动的，这本身就包含着某种反对蒋介石个人的意味。而不论中共前此政策如何，既然蒋介石已经成为“阶下囚”，难道他还能重新成为国家的领袖与军队的统帅?既然蒋介石是改组统一战线政府的关键障碍，难道除了除掉蒋介石以外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进而言之，一旦除掉蒋介石，那么取消了蒋介石地位的南京正统和南京中心是否还能存在?因此，毛泽东总结说：这一事变的处理最后恐怕只能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结果在政府问题上也是“又要政府又不要政府”，话都不好说得太绝对了。但在坚持争取南京及各派赞助西安事变的前提下，“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这一方针是确定了。④
13日中午12时，中央军委主席团正式向全军发出关于西安事变情况的通告。同时，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亦开始大力宣传将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的主张，保安亦召开军民干部大会声援西安义举，声讨蒋介石的罪恶。⑤毛泽东与周恩来更联名致电张学良，表示祝贺。电称：
元凶被逮，薄海同快。目前任务，在全国者已见致汉年电，昨已奉达并祈转沪。在西北者，略陈如次，敬祈酌夺。
(甲)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要。严拒樊崧甫。
(乙)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弟等认为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西安起义才能确定的最后其胜利。
(丙)宜即逮捕或驱逐部队中法西分子，对全军举行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政治上团结全军。此着是最紧急任务之一。
(丁)胡、曾、关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持消灭之。如何部署请随时电知。⑥
毛泽东随后告诉张学良，周恩来一行20人拟于16日赶到延安城外，请派飞机去延安接运，并告延安杨虎城部下负责保护。他再次提醒张学良：“监视蒋介石等之人员地点武装宜有绝对保证，此当关系全局。吾兄精明过人，必有周密布置。但恐执行者有偶然之疏，则将遗无穷之祸。如何使万无一失，祈高明时察及之是祷。”
但12日晚，南京方面对西安事变作出强烈反应之后，中共中央所希望的局面已经再难出现。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在当晚紧急召集的临时联席会议上，通过了两项强硬的决议，决定“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而“关于指挥调动军队由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负责”。⑦与此同时，受命夺取洛阳的东北军炮兵旅旅长黄永安早就向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告了密，奉命向潼关运动抵抗中央军推进的十七路军之冯钦哉部也已开始秘密与中央军接洽，准备倒向南京方面，以致中央军樊崧甫部抢先进驻了陇海线的战略要地潼关，樊部之董钊师更进占了陕西之华阴，国民党中央军进入陕西之大门因此而洞开，加上何应钦强烈主战，甘肃之胡宗南等各部中央军又随时可以从背后发动进攻，西安方面明显地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态势。张学良14日专门向中共中央通报了此一情况，说明孙蔚如部、冯钦哉部、董英斌部、刘多荃部等，目前已集中西安一带，王以哲部留平凉、固原，于学忠部集中兰州，请红军主力监视胡宗南、毛炳文外，抽一部速往延安、甘泉接防，他并准备派飞机前往延安专程迎接周恩来共商大计。
鉴于军事情况颇为紧急，中共中央14日决定急变原先之提议，公开成立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一军事组织，以稳定西安方面之军心，并切实做好迎战之准备。为此，中共中央再电张学良、杨虎城，开始明确提出组织抗日联军的问题，要求后者务必“将全部精力注意于集中与团结东北军及十七路军上面来”，并且要警惕冯钦哉部之叛变。电报同时主张：
(一)立即宣布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之组成，以张学良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东北军编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第一集团军，张学良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十七路军编为第二集团军，杨虎城为总司令；红军编为第三集团军，朱德为总司令。设立西北抗日援绥军事政治委员会，以三个集团军高级将领为委员，每集团军三人至五人，以张学良、杨虎城、朱德三人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统一军事政治领导。以上组织如荷同意，立即以三方抗日救亡联席会议名义向全军全国宣布。此外，极力争取阎锡山先生及全国其他爱国将领加入，推阎锡山先生为全国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
(二)目前军事步骤：抗日援绥联军三部主力应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之地区，发扬士气，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之。在目前三星期内，由杨兄所部固守西安城，张兄所部及弟部担任野战。如荷同意，弟部主力可于一星期内到达西峰镇，尔后或增援西安，或增援固原，依情况决定；弟军一部则在定、盐、环钳制胡敌，另一部则在肤、甘钳制汤敌。王以哲兄部仍在固原防御胡敌，于学忠部仍守兰州。只要打得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战局，即有若干失利，亦于大局无碍。⑧
当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提议野战军应速开西峰镇，因为“南京已发动大规模内战，全力对付张、杨，主力由潼关进”。而“张、杨内部有许多不稳定成分，南京政策又拉杨打张，红军与之靠拢，(可)壮其胆而振其气”，同时也靠近王以哲部，一方面便于对付胡宗南的进攻，一方面也便于就近应付西安方面的各种事变。
但鉴于此时国内各方面对西安事变的不良反应开始接踵而来，苏联方面也有不利于张学良之公开广播，中共中央15日又迅速改变了前一日的提议，决定一方面继续在公开场合保持第三者姿态，呼吁并力争和平解决事变，一方面严格隐蔽红军主力的作战意图，以达到攻其不备的目的。为此，毛泽东15日中午再度致电张学良，说明“昨电组织抗日联军，对外请暂勿发表，惟对内似宜宣布，以一军心”。因国内多数不良反应目前均把事变归结为中共的作用，非如此不便于张学良解释其发动事变的真实原因，也不便于中共站在第三者地位主张和平。为了向外界表明共产党之立场，中共中央一改13日政治局会议关于不轻易发言的决定，公开以红军将领的名义于15日发表通电，坚主停止内战，要求南京方面“自别于蒋氏”，接受张、杨主张，联合各党各派组织统一战线政府，“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⑨既是为张学良、杨虎城撑腰，也是要借此表明自己与西安事变之发动原本并无瓜葛。毛泽东等同时还致电陈立夫，要其从中斡旋，并向张学良提议可利用其前顾问端纳来西安的机会，与南京方面接洽停战。
如果以为中共中央要求张学良“暂勿发表”关于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联军组织系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而刻意站在第三者地位，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共15日通电中的要求很明显比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要激烈得多。
张学良并不希望战争，共产党也不希望战争，他们的目的说到底其实都是一个，即要“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能通过和平手段达到这样的目的，何乐而不为?但是毛泽东早就十分清楚，扣押蒋介石，并且逼迫改组南京政府这一行动本身，无异于从根本上否定了南京政府，它绝对不是当前在南京当权的那些人所能轻易接受的。如今事态的发展更进一步证明，不论张学良对蒋介石如何处置，南京方面与张、杨之间没有妥协的任何可能性，中央军的大举进攻不可避免，大规模的战争已经成为一种必然。
16日，就职“讨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开始指挥大军由潼关向西安迅速推进，中央军的大批飞机开始轮番轰炸潼关至西安线上的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毁房上千，炸死军民数以百计。至此，和与战的前途已经明摆在那里，不击退中央军的进攻，停战与和平完全无望。毛泽东这时考虑的其实并不是设法保持第三者地位的问题，而是如何通过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共同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方法来停止战争的问题。毛泽东越想越觉得像张学良部署的那样单纯摆出一付被动挨打的架势不是办法。根据红军的作战经验，不赶快打几个胜仗，不设法使自己尽快转入主动地位，本来就不稳定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势必要被南京方面所分化，结果事变必然归于失败。考虑到这种情况，毛泽东一边提醒张学良加强和平攻势，一边又很明确地对张学良指出：只要蒋仍在人世，各方犹豫观望不可避免，张对此应有足够估计，不应因此而动摇，应“坚持到底，集结部队，提高士气，发动民众，防止反动”，要“干到底胆大些”，“要赶快消灭敌人”。故毛提议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取守势，而“红军应以进攻防御的姿势打击敌人”，强调只有蒋系军队被严重打击后，国内各派才更好胁迫南京抗日。他主张红军主力迂回敌后直取郑州甚至威迫南京。因此，就在红军将领发表所谓第三者通电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直电彭德怀等，明确提出：决将西峰镇集中计划废止，改至延安、甘泉集中，以便取直径迂回至敌主力后之郑州等地，并发展至直迫南京。在此总方针下，或渡两道黄河直取郑州一带，或渡渭水下流，截击潼关一带。在某种必要时，也可渡泾水下游至邠乾一带，有几个战略战役之机动。因此改向延安集中。⑩
对于这种极其大胆的战略设想，不仅张学良颇感犹豫，即使是彭德怀等中共军事领导人也不十分赞成。彭德怀与任弼时很快复电中央军委：我们目前战略方针应“迅速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找机会争取宁夏，巩固兰州，一部东出绥远，与傅作义联合抗日”。若野战军立即“出河南取进攻姿势，这样可能延长内战，失去固原、兰州及陕甘公路，且我主力在时间上来不及增援西安”。一旦胡宗南等对我实行南北夹击，很可能隔断我与苏联以及同西路军之间的联系，使我无法取得外援。刘伯承这时也致电军委认为：目前不宜出河南，而应尽力掌握全甘肃，并以相当兵力乘黄河结冰期夺取相关之战略要点，攻取宁夏，以援绥远，接通外蒙。(11)对此，毛泽东明确解释说：“无论军事政治方面，目前均须击破敌之要害。敌之要害，不是宁夏或甘肃，而是河南与南京。敌已奉行大规模内战，我们对战争是后发，不是先发。然在敌主力向西安进时，我军应奉行大的战略，迂回并击破敌头脑之南京政府”，如此才能使战争停止下来。(12)
毛泽东这个以主力打出外线的大胆的战争设想，其实是他惯用的战法和最重要的军事思想之一。只是这样的设想在张学良看来无论如何都太冒险了。张学良首先担心的就是西安和兰州的巩固问题，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均已出现部队倒戈的情况，部队兵力已有不足，作战能力也颇让人担心，红军主力一旦转入外线，陕北必定出现真空地带，甘北王以哲部一部已抽调南下，剩下的三个师绝不可能独力对付胡宗南和汤恩伯两个中央军主力，万一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进一步发生倒戈或分化，西安的局面必定转瞬间即变得不可收拾。那时，外线的红军远水救不了近火，必然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力量。因此，张学良始终不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仍然坚持：“贵军主力在环县、预旺以北地区，一部在肤施、甘泉附近，对胡、毛、曾、汤等，不使其联络，并极力向北压迫，以掩护本军后方之安全。”此点虽经毛再三解释说明：“弟认胡宗南、汤恩伯均不过一支队，各以一部钳制之可也，敌之要害在南京与京汉、陇海线，若以二、三万人之战略迂回部队突击京汉、陇海，取得决定胜利，则大局立起变化”，却始终未能得到张学良的赞同。(13)直至周恩来到西安时，因南线军事情况严峻，张之计划才又有某些改变。
17日下午，张学良派刘鼎乘坐他的飞机前往延安将周恩来等接到西安。双方很快举行了秘密会谈。张学良首先向周恩来通报了当前的军事形势，指出：“刘峙已以5个师入潼关，围华县，逼渭南，如急进，应战无把握。张拟以杨部控制西安，东北军主力集渭水北备战，决战必须红军参加。”在东北军方面，“刘多荃、董英斌及何柱国两个师需一周内方能集中，沈克师已开动，王以哲三个师留固原、平凉，拟压迫沈久成师离会静。十三师离咸阳经华阳趋汉中，十七路(军)向西安潼关线集中。”张学良仍坚持红军主力参加对胡宗南部作战，一部接防延安、甘泉。但相信在胡宗南北退后，红军主力必须迅速南下出渭水下游北岸，侧击由潼关向西安推进之国民党中央军，参加决战。两人据此商定，红军主力仍先开庆阳、环县一带，一旦胡宗南部北退即南进，同时以至少一个军的兵力接防延安、甘泉之线，并准备南下策应。(14)
根据张学良通报的近几天与南京方面接洽的情况，周恩来得知蒋介石的顾问，过去也做过张学良顾问的端纳已于14日飞来西安，并带来宋美龄亲笔信，内中有“宁抗日勿死敌手”的话。(15)端纳告诉张学良，他亦明确劝蒋不要过于坚持过去的主张，不妨与张、杨具体商谈，求得一个比较有利于国家前途的解决方法。(16)多半由于这些因素，蒋介石已同意下令让南京方面暂时停止进攻和轰炸，以便双方进行必要的接触与商谈。张学良介绍：“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图求得恢复自由，对张有以西北问题对红军非降非合，完全交张处理之表示。”(17)据此，蒋鼎文受命于当天上午飞洛阳转赴南京传达蒋之手令，宋子文及于右任已答应次日来西安进行具体谈判。双方因此讨论了与宋子文谈判的条件问题，一致同意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可以与南京达成协议。这些条件是：
(一)立停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
(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敌。
(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
(四)成立抗日联军。
(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18)
对蒋介石的处置无疑是一个相当敏感和棘手的问题。张学良自事变之日起，就反复强调此次行动只是“暂请介公留在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19)显然，张学良在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与中共方面的“罢免”和“公审”的主张，是有不小的差距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张学良并非不了解依蒋介石此时之地位、声望与性格，要想依靠武力的强迫与威逼来达到劝说的目的，是未必有效的。他也知道，答应保蒋安全，说到底也只是一种策略。所以，当周恩来进一步转达中共方面的意见之后，张学良并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双方并就此达成一致认识：“为缓和蒋系进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周恩来并且明确电告中共中央：他一再强调，一旦证明南京政府内亲日派阴谋得逞，战争不可避免，就应当准备对蒋采取最后手段并下作战决心。讨论后，“张同意，在内战阶段不可避免围攻西安前，(对蒋)行最后手段”。(20)
18日，尽管蒋鼎文携蒋令已经洛阳到达南京，中央军刘峙部仍开始围攻华县，但东北军士气甚高，三个连守军顶住了一个团的进攻，而东调的两个师更是一昼夜赶百余里驰援渭南，准备抵抗中央军之进攻。加上蒋介石这时态度事实上也已远非此前之强硬，在张反复向蒋保证将设法送蒋回宁之后，蒋已多少改变态度，表示他可以将西北及红军问题日后交张学良处理，并且同意派蒋鼎文持他的停战手令前往南京，让何应钦把进攻暂时停止下来，因此张学良对于事态之发展似乎并不特别担心。他甚至致电毛泽东，宣称“此间诸事顺利”，他对坚持到底已有相当信心。杨虎城这时也对事变的进展情况表示满意。他虽因部分部队不稳而焦虑，并不像张学良那样对坚持下去充满信心，但他对作战反应积极，强调“开火可团结内部，失利可放弃西安，以甘(肃)为后方”，仍可巩固部队。只不过他这时已一反过去的犹疑态度，注意到借助中共根本改造其部队的必要，要求中共派军政干部前来协助他做部队的改造工作了。
然而，毛泽东远不像张、杨那样乐观。17日，中共中央已得到情报，杨虎城之冯钦哉部密派其副师长到华阴见中央军28师师长董钊，表明效忠南京，待命讨逆之意。毛泽东当即通报了张学良。十七路军的不稳使毛泽东对东线的防务远比西线要担心得多。故在18日晚，对毛泽东再度提出的红军第一步至西峰镇，第二步出泾川、长武，以便于保持战略机动，尔后或出河南，或出长安，或进行抵御胡宗南的作战的建议，张学良、杨虎城与周恩来连夜讨论决定：第一步骤，仍以张、杨两军主力迅速集中于渭河下游，东击刘敌，以一小部协同红军伺机打击胡宗南，以一小部监视天水、汉中之敌；第二步骤，如打胡宗南得胜，或胡敌退宁夏，则迅速集中张、杨与红军主力于渭水下游与刘敌决战。为防不测，西安方面目前即须开始武装民众，部署守城事宜。同时，还应做好西安不守时的后撤工作，张学良主张让开陇海路，以西北为后方，杨虎城主张西撤甘肃，坚守西兰大道。周恩来提议：张、杨两部以兰州、平凉、西峰、洛川一带为后方，红军守庆阳、合水、肤施、甘泉、鄜县、宜川、延长，张、杨表示可以考虑。依据18日晚的讨论结果，张学良于19日正式向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下达命令如下：
一、据报胡、关、曾、毛等军有进出天水、宝鸡一带威胁西安企图。
二、联军为巩固后方予敌以大打击之目的，部署如下：
甲、除令十七路军一旅附骑团警备凤县、宝鸡、陇县固守外，着五十一军抽二师驻定西连系王(以哲)军相机击破胡敌；
乙、六十七军以主力守固原、平凉，与于(学忠)军连系，协击胡敌；
丙、红军仍竭力抑留敌人，如敌南侵跟踪追击，则相机歼灭之。(21)
张学良同时提议，黄河西岸的红军应暂时停止西去新疆，而以一部东出靖远威胁胡敌，并协同河东各军侧击胡敌，并可接近兰州与东北军打通，张可从于学忠处拨弹药以援助西路军，同时派一骑兵团向靖远游击与之配合。
显然，毛泽东这时仍相信红军首先东出更为机动有利。19日，毛泽东一面以军委主席团名义命令红军主力分数路纵队取直径南下，限10天内赶到泾川、长武，20天内赶到西安，首先参加东线对刘峙作战，取得胜利后再西打胡宗南，一面接连数电给周恩来，要周进一步向张学良说明红军首先东进之必要。毛电称：“目前时局正在发展，一方面(日本军阀、中国汉奸、南京右派)极力制造内战局面，另一方面(西安抗日军、红军、中国人民、中国反蒋实力派、南京左派、国际和平国家)正在结合，反对内战，拥护抗日。”苏维埃共产党目前的方针是迅速召集和平会议，为反对内战、团结抗日而斗争，西安友军亦应本此共同之方针而努力。“坚决消灭进攻之敌为执行此总方针之重要手段”，故“红军决向西安集中配合张、杨首先消灭东来之敌”。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坚守渭南、临潼、西安线20天，红军必可赶到，参加决战，击破东线之敌，如此则西敌不成问题矣。因西线胡、毛、曾、关各部准备集中天水，此举将空出甘北，对联军方面并无不利。且胡宗南从海原转至天水须时一月，到后必疲劳而不能马上投入大规模作战，有王以哲三个师和红军一部扭打不难暂时阻敌前进。而特别重要的是，红军尽快东进不仅是要配合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消灭进攻之敌，而且是要迅速稳定十七路军，因冯钦哉倒戈后指望十七路军顽强抵抗东来之敌确有严重问题，故目前“争取十七路军全部稳定于抗日反内战立场是当前重要一着”。但当周恩来同一天将张学良的命令电告中共中央后，毛泽东还是决定尊重张学良的意见，不再坚持自己的看法，于20日复电表示同意，称“红军主力第一步集结庆阳，如胡宗南南下则决消灭之，王以哲军应固守固原、西峰”。随后，毛泽东复以军委主席团名义，再度下令红军主力遵照张学良命令行动。
21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同时在甘北的红军主力也据此开始集中庆阳、环县一带，准备协同王以哲军打击胡宗南。可是，20日华县失守，三个连的东北军“尽遭枪杀”，南京方面并没有切实按照蒋介石的停战令实行停战，此举使张学良颇受震动，并且开始意识到东线防务确较西线更为危险，故应接受毛泽东19日提议的先东后西的作战计划。22日，张学良明确向周恩来提出改变前此计划，诱敌深入，首先进行东线决战的建议。经讨论后，双方共同决定：除红军以一部尾随胡敌牵制其行动外，红军主力全部由庆阳、西峰经正宁、邠县在咸阳过河转到蓝田、商县以南地域，在此期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尽力迟阻刘敌于临潼、渭南，等东北军主力集中，红军到达指定位置后，即与东来之敌进行决战。张明确提出：此役之“决定关键在红军”，红军务必尽快于10天内集中长武、邠县，再10天赶到咸阳、兴平补充被服、子弹。周恩来据此电告毛泽东：“此间力求坚守渭南、临潼线，待红军来会战。”(22)毛泽东得电后，于22日迅速复电周恩来，说明：“红军正向南急进，二十天内准可集中咸阳”，“罗炳辉、肖劲光、谢嵩三部钳制胡宗南，必要时宋时轮亦加入”。(23)
至此，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联合对国民党中央军作战的局面迅速形成。因西安事变而引起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似乎不可避免了。
①《中央关于谈判问题给潘汉年的指示电》，1936年12月12日。
②《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2口，中心档案495／74／280。
③《中央书记处致胡服电》，1936年12月12日，见中央统战部等《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315—316页，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
④张培森等：《张闻天与西安事变》，载《党的文献》，1988(3)；《中共党史研究》，1988(4)。
⑤1936年12月13日《红色中华》第1版。
⑥《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3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⑦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76—77页。
⑧《毛泽东等致张学良、杨虎城电》，1936年12月14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1936年12月15日，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319—320页。
⑩宋毅军：《中共在西安事变前后的军事战略防御》，载《军事历史研究》，1992(2)。但宋文这里把军委主席团12月15日关于取消西峰镇集中计划的电报指示时间搞错了，误以为该指示的日期为13日，因此对有关这一战略设想的形成及取消过程的情况作了不正确的说明。
(11)宋毅军：《中共在西安事变前后的军事战略防御》。
(12)《毛致彭、任电》，1936年12月15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685页。
(13)《毛泽东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7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14)《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1936年12月17日，在《文献和研究》，1986(6)。
(15)另据事变后博古关于事变解决经过的报告，宋美龄捎给蒋的话具体内容是：“变中有变，戏中有戏，宁可抗日而死，不可让人暗伤。”
(16)据张学良讲，端纳见蒋后，蒋当即问端纳：“你是否是来同生死的?”端纳回答说；“不是。我是英国人，不懂得中国这种事情，英国人与皇帝是没有这种关系的。他们主要是忘不了敌人。中国现在已经亡了东三省几年了，大家都要抗日，只等蒋先生的命令，为什么中国人自己干自己，而不用力对付敌人呢?”
(17)《周恩来致毛并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
(18)《文献和研究》，1986(6)。
(19)《张学良致孔祥熙电》，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致宋美龄电》，1936年 12月12日；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词》，1936年12月13日，见《张学良文集》第2册，1056、1057、1067页。
(20)《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1936年12月17日。对于中共中央这时对处置蒋介石的主张，一般史书都回避了或否定了中共中央在态度上有一个转变过程的历史情况，甚至说周恩来刚一到西安，就批评张学良发动兵变扣押蒋介石是“军事阴谋”(如张魁堂《张学良传》，2l0—211页)，主张说服蒋介石抗日，拥护蒋做全国抗日的领袖(如《西安事变简史》，81页)只是在极个别的论文中，才有关于这一态度转变过程的具体介绍，提到毛泽东最初有紧急时“诛之为上”的电报，这时周恩来也明确提到在内战不可避免时必须除掉蒋介石的意见，肯定中共开始阶段的策略实际上是要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公审的“除蒋”策略。参见张培森等：《张闻天与西安事变》等；张魁堂《张学良传》一面断言周恩来批评张学良兵变，主张拥蒋抗日，一面也不能不注意到周恩来17日给毛泽东电文中所提到的劝张“行最后手段”的文字，因而也提到周恩来17日与张学良谈话中提出过必要时应除掉蒋介石的建议。
(21)《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令》，1936年1 2月19日，载《党的文献》，1992(6)。
(22)《周恩来致毛泽东电》，1936年1 2月21日，载《文献和研究》，1936(6)。
(23)宋毅军前引文。
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