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简史-第六章 实现国内和平，走向全民抗战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
一、蒋介石迫害张学良和对西安的军事压迫
蒋介石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在张学良陪同下，偕宋美龄、宋子文等由西安飞抵洛阳。当天，他命令张学良致电杨虎城将被扣的卫立煌、陈诚、蒋鼎文、陈调元等释放回京。张学良本着送蒋回京的善良愿望，立即电告杨虎城照办。西安方面经过协商，将所有被扣人员全部送走。西安和兰州所扣的六十五架军用飞机，随后也根据蒋介石的要求放走。
二十六日中午，蒋介石飞返南京，张学良亦于当日下午与宋子文同机到达。
蒋介石回到南京的第二天(二十七日)发表了一篇由陈布雷代拟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词》，掩盖了他接受西安方面六项条件的真相，并且把他的被释放说成是他的“伟大人格”感召的结果。二十八日，“讨逆军”总司令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要求，呈请国民政府将该司令部及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部撤销，停止军事行动，经国民政府于二十九日指令照准。①
张学良飞抵南京的当天，蒋介石通过宋子文示意张应有来京待罪的表示。张随即写了—封向蒋请罪的信，并且表示“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②蒋介石立即将张学良请罪信转呈国民党中政会和国民政府，略称张学良“已亲来都门，束身请罪，……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应如何斟酌情事，依法办理，并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伏候钧裁”。二十九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的决议，并内定组织高等军法会审，推李烈钧为审判长。李烈钧的任命当日由国民政府发表，审判官由鹿钟麟、朱培德担任。③
三十一日下午，军事法庭开庭审理，张学良由宋子文陪同出庭。关于当时审讯的具体情况，李烈钧、鹿钟麟均撰有回忆录，下面是李烈钧回忆录中有关的记述：④
三十一日，开庭前，我命副官先布置一下法庭，然后我偕同朱、鹿两审判官到法庭坐定。我环顾四面布置周密，警戒森严。我命将张学良带上。不一会，张学良面带笑容，趋立案前。我因他是陆军上将，又是未遂犯，让他坐下，但他仍毕[笔]直地站着。我招呼他走近一些。
我问张学良：“你知道犯什么罪吗?”
学良回答：“我不知道。”
我翻开陆军刑法给他看，并对他说：“陆军刑法的前几条，都是你犯的罪。你怎样胆敢出此。”
学良态度从容，答话直率，毫无顾忌。我心想：学良真是张作霖的儿子啊！我问他：“我们准备了一份向你提问的问题，要你逐条回答。你愿先看看这些问题吗？”
学良回答：“很好，请给我看看。”
我等他看完问题后，接着问他：“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呢?还是你自己策划的呢?”
学良回答：“我自己的主意。一人作事一人当，我所作的事，我自当之。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吗?”
学良侃侃而谈。他问我：“我有一句话，请教审判长，可以吗?”
我说：“当然可以。”
学良说：“民国二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有这回事吗?”
我说：“是的。”
学良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为的是反对袁世凯的专制与称帝，对吗?”
我说：“是的。”
学良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
没等学良讲完，我斥责他：“胡说！那袁世凯怎能与蒋委员长相提并论?你在西安搞事变，是自寻末路，怎能归罪于谁?”审判官见我越说越火，劝我稍休息一下。朱、鹿两审判官陪我同至休息室。休息片刻，复回法庭，继续审讯。我劝告张学良：“你在西安做的事，应据实供出，否则对你不利。”鹿钟麟亦对学良说：“审判长待人诚恳宽厚，汉卿幸勿失此良机。”学良唯唯。我接着对学良说：“你是否受外党的播弄？不然何以糊涂至此。望你抓紧时机，从速实告。不然求一生路亦不可能。机不可失，君其毋悔！”学良据实陈述，遂定谳。
李烈钧旋即将审讯记录签署，送请蒋介石核示。据鹿钟麟回忆说，审讯记录送去后，计算时间，蒋介石“恐尚未寓目”，即将军事委员会军法处预先拟好的判决书发下，命令宣布判决。⑤判决书的主文是：“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随即由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将判决书报请国民政府核示，经国民政府于翌日(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以第一号指令批准。
蒋介石在宣布判决书的当天下午，将为张学良请求特赦的呈文送达国民政府，请求“俯念该员勇于改悔，并恪遵国法，自投请罪各情形，依据约法，更沛仁施，将该员应得罪刑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借瞻后效，而示逾格之宽仁”。国民政府按照法定程序发交司法院复议，司法院当日以“尚属可行”呈复。新年假期过后，国民政府委员会于一月四日上午举行会议，通过特赦案，并于同日下午由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这样，张学良便在“严加管束”的名义下被长期软禁，至今已历五十年!
鹿钟麟在回忆录中指出：“所谓高等军法会审，不过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立法毁法，在其一人。”⑥李烈钧于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与友人谈及当时审判张学良的情况时，也说：“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奉命扮演这幕戏的主角而已。”⑦由此不难看出，南京政府对张学良的“审判”、“特赦”和“严加管束”，都是按照蒋介石的意旨行事的。
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蒋介石召集朱培德、顾祝同、朱绍良、熊式辉等会谈，决定“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方略，以解决西北问题”。⑧但是在实际行动上，蒋介石却是以军事压迫当先。他在作出此项决定之后，随即以五个集团军的兵力进逼西安，并召见各集团军将领顾祝同、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等，要他们尽快向西安推进，占领阵地，一切准备好，但没有他的命令，不准开火。蒋介石企望西安方面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内部发生分化，从而削弱西北的革命势力。
一月五日，南京政府行政院通过“陕甘善后整理办法”，并以国民政府名义发布如下的人事任免事项：—、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二、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甘肃省政府主席兼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于此次西安事变显有附和情事”，均予撤职留任；三、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驻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准予辞职，分别以孙蔚如、王树常继任。⑨
西安方面对蒋介石的上述行动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十二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发表《对张杨的训词》后，杨虎城于二十九日致函陕西各县县长，说明事变经过，并披露了西安方面所提的八项主张以及蒋介石临行前当面对他承诺的六项条件。⑩蒋介石迫害张学良并以大军威胁西安，激起了西安军民的极大愤怒。一月一日，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举行元旦大检阅，杨虎城当场发表演说，反对南京政府扣留张学良和纵兵西进。一月四日，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举行记者招待会，杨虎城在会上声明不能接受南京政府解决西北问题的办法，东北军、十七路军绝不分离。一月五日，西安举行保卫和平大会，公开向广大军民宣布蒋介石所允诺的六项条件。同日，杨虎城会同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于学忠、孙蔚如、冯钦哉、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缪徵流、刘多荃联名通电全国，严正抗议南京政府扣押张学良和妄图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电文指出：“国危至此，总不应再有萁豆相煎之争，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命。若不问土地主权丧失几何，西北军之真意如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知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战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⑾一月八日，两军一百二十六名军官联名通电，表示坚决拥护杨虎城等五日通电所持的立场和态度。
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指出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及其被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但是要彻底实现抗日的任务，还需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必须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允诺的条件，巩固西安事变的肚利，巩固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的团结。⑿十二月二十八日，针对蒋介石的《对张杨的训词》，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一文，公布了蒋介石允诺的六项条件，指出蒋介石是因为接受了这些条件才恢复自由的。“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⒀
在蒋介石迫害张学良并以大军威胁西安的新形势下，中共中央的方针是：力主和平，但必须作好战争准备，要求南京政府撤兵释张，实现西安谈判协议；只有在上述条件下，才能同意南京方面提出的用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善后问题；工作重心是巩固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的团结，对抗南京方面分化、瓦解的阴谋，推动时局好转。⒁
红军代表团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同以杨虎城为首的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共同做了应付局势的安排：一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作必要的军事准备，以对付蒋介石的军事压迫，但应争取和平解决，以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初衷；二是组成三方面的联军，拟定了联合作战纲领。根据这个纲领，三方面联军从一月五日到十二日积极进行了备战，把主要兵力集中到东部正面防线，而以一部分兵力牵制其他方面之敌。红军代表团并根据两军的要求，调红军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分别开往关中和商雒地区，以威胁中央军的正面和左翼。⒂
二、新的和战形势
蒋介石虽然调遣大军进逼西安，但由于西安方面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又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作了迎战准备，加上国内外舆论反对内战的压力，他乃于一月九日派与南京方面有联系的东北人士王化一、吴瀚涛携亲笔信飞往西安，进行和谈试探。
王、吴二人离京前，曾前往探视张学良。张学良认为战争可能一触即发，抗日力量将因此而受到损失，感到非常痛心。他嘱王、吴转告杨虎城和东北军高级将领，要巩固东北军内部的团结，巩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红军的团结，“只要能精诚团结，我就能回去，否则我回去也没有用”。他除有亲笔信分致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外，并取出两份遗嘱交王、吴带往西安，一致家属，一致东北军全体将士，表示如果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将自杀以谢天下，以明夙志。⒃
王化一、吴瀚涛飞抵西安后，劝说西安方面服从南京命令，以免引起战端，并转达了张学良的嘱咐。杨虎城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以及各有关方面磋商结果，于十日向王、吴表示“遵照张副司令的意见，停止军事行动，关于军队改编及善后问题须双方协商再作决定”。
王化一、吴瀚涛于十一日飞返南京复命，十三日蒋介石派米春霖携甲、乙两种方案飞往西安，要求西安方面择一而行。两案主要内容如下：
甲案：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邠州以西的西兰路上；十七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地区；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沿陇海路潼关至咸阳段驻十二个团；陕西省政府主席仍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乙案：东北军(包括甘肃的于学忠部)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和关中地区；安徽省政府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⒄
米春霖并携有张学良十二日在溪口所写的致杨虎城和西安各将领一信，原文如下：
(衔略)弟今早同瑞峰(米春霖字)来溪口，为目前救此危局，勿为乱国计，商定办法二则，请兄速下最大决心，使委座及弟易收束陕甘之局。关于改组政府及对日问题，准我等可在三中全会提出，公开讨论。关于两案，盼兄等速即商讨，下最后果断，如有意见补充，盼虎城派人，更盼来一军长。如兄等认此二案之一无问题，那是更好，盼即刻表示受命。委座告弟十六日为限。盼诸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西望云天，无任期盼好音。(下略)⒅
西安方面考虑结果，认为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要求张学良迅速返回西安，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均无从谈起。因此，杨虎城决定派当时在西安的十七路军驻京代表李志刚会同东北军选派的代表鲍文樾、米春霖前往南京正式进行交涉。
李志刚临行前，杨虎城向他交代任务，主要是要求张学良早日回来，并了解南京是否有准备抗日和结束内战的迹象。他表示，只要蒋介石经过此次事变把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政策改变过来，“那么我们个人就是牺牲了也值得。”⒆
李志刚、鲍文樾、米春霖于十六日由西安飞抵南京，因蒋介石正在奉化休养，即于十七日转赴奉化晤蒋。关于西安方面要求张学良返回西安的问题，蒋介石说：“他现在再三表示要跟着我学修养，跟着我读书，他自己不愿回去，你们也不要强迫他回去。”关于中央军大举入陕的问题，他强调西安方面必须服从命令，在甲、乙两案中择一而行，说时声色俱厉。⒇
当日下午，蒋介石单独召见李志刚，除了强调西安方面如果要打，“我在几天以内就可以消灭他们”之外，并说杨虎城与十七路军有革命的历史，不能与东北军相提并论，“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答应的话都可实现”。
李志刚于二十日飞返西安，除携有蒋介石致杨虎城亲笔信外，并携有张学良致杨信，信中表示断不可以他个人的出处问题作为解决当前问题的焦点，“目下最要者，能本上次瑞峰带去之甲项办法立即行之，以免夜长梦多，或至违反我等救国不祸国之初衷，盼我兄以大仁大勇之精神，躬为倡导，毅然施行”。（21）
李志刚一到西安，杨虎城立即召集两军高级军政人员开会，请李志刚报告晤蒋经过。与会人员对于蒋介石意图分化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行径十分气愤，表示“我们绝不能上当”。会后，杨虎城又向李志刚详细了解晤蒋情况，他认为蒋介石是一手用军事压迫，一手用政治分化，首先要分化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关系，问题很严重，即于次日再次召集会议研究对策，周恩来也应邀参加。会上决定派李志刚再去南京、奉化一行，主要是弄清楚蒋介石是否有改变先安内后攘外政策的准备，并嘱李多找几个人探听有关情况。
一月二十一日，李志刚第二次飞抵南京，分别访问了于右任、冯玉祥、何应钦、陈立夫等人，皆一无所得，只是冯玉祥说了这样一句话：“他(指蒋介石)今后还有脸再打内战吗?我看他再也打不下去了。”（22）
一月二十三日，李志刚由戴笠陪同去奉化与蒋介石再度晤谈。当李再次提及西安方面仍要求放回张学良时，蒋一面摇头一面说：“我在西安上飞机时，张汉卿要送我到南京来，我当时劝他不要来，他不听，一定要来，我也只好听他来。他现在住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你问他是不是那样。他来南京的时候，由他也由我。但是他来到南京以后要想回去，就不能由他，也不能由我了。”关于军事问题，蒋介石表示，“为了维护国家的纪律，就应该消灭他们。他们现在要是还听我的命令的话，关于潼关以西的军事问题，可以派人同顾祝同直接接洽，一切问题容易解决，假如不听我的命令，我就进兵，你立即打电报回去问他们的意见。”最后，李志刚委婉地说：“杨先生极关心委员长的抗日政策问题。”蒋介石怒气冲冲地说：“杨虎城不学无术，不看我的《庐山军训讲演集》，不了解军训的精神，不懂得我的意向，怎么你们也不帮助他看呢，他什么也不懂。你切实告诉虎城，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一定对得起他们。”
谈话结束后，李志刚将蒋介石所谈内容电告杨虎城，等候回电。
当时，张学良被软禁在奉化溪口雪窦寺。经蒋介石允许，李志刚由戴笠陪同，与张学良见了几次面。在一次戴笠不在场时，李志刚向张学良谈了西安方面坚决要求他回去以及蒋介石如何表示的情况。张学良慨叹说，蒋介石是不会让他回去的，“请告诉虎城多容忍，多团结，除非爆发全面抗日，东北军还存在，并能在东北战场上发挥一定的作用时，我或者有可能回去，否则我是出不去的”，言下神色黯然。（23）
一月二十四日，李志刚接到西安复电说，关于潼关以西的军事问题，同意直接与顾祝同商洽解决，拟派米春霖、谢珂为代表前往谈判。李于二十五日飞返西安。杨虎城召集两军负责人开会，听取李志刚第二次去南京、奉化情况的报告。大家都对张学良不能回来感到很失望。杨虎城同意冯玉祥的看法，认为蒋介石再也不能打内战了。当时西安主战的气氛虽然很浓，会上仍决定由米春霖、谢珂去潼关与顾祝同谈判。李志刚旋又去南京，二十九日飞返西安，随即作为杨虎城的个人代表前往潼关协助谈判。
一月二十五日，潼关谈判开始。西安方面的意见是：张学良未回西安以前，中央军不得开进潼关。顾祝同所提的条件是：一、西安方面的二华(华县、华阴)防线，立即撤除；二、中央军一部进驻西安，潼关至咸阳一线由中央军长驻十二个团；三、十七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三原、蒲城一带地区；四、东北军移驻邠县以西直到兰州地区；五、红军仍回陕北，防区另商。
双方因谈判条件距离过远，无法达成协议，最后商定由李志刚回西安请示。
李志刚当晚返回西安报告谈判情况。杨虎城表示，“只要国家政策确有转变，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随即决定加派与顾祝同有私交的十七路军参议王宗山为谈判代表前往潼关，会同米春霖、谢珂继续与顾祝同谈判。
二十八日，双方先就“用什么方式解决当前的问题”进行商谈，一致同意采用和平方式解决，不用武力。接着，西安方面指派何柱国与潼关方面所派顾祝同的参谋长赵启騄用电话电报商洽。至一月三十日，谈判大致就绪。按照甲案，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是连接的；按照乙案，则三方面是分离的；乙案实际上只是甲案的陪衬。因此，西安方面同意接受甲案。中央军进驻潼关、西安的部队由原定的十二个团减为三个团。关于划分驻地、移驻时间、军饷、指挥系统等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共有二十余款。双方并且确认这次商谈只限于军事问题，至于政治问题，将留待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解决。
当潼关谈判正在进行之际，西安内部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在和与战的问题上发生了日益加剧的意见分歧。
张学良任用的一批青年干部如随从秘书(后任政治处处长)应德田、随从参谋(后任卫队团团长)孙铭九、抗日同志会骨干苗剑秋以及一部分团长以上军官刘启文、何镜华、杜维纲等，是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实行联共抗日以至发动兵谏的可靠力量，深为张学良所信任。张学良在南京被扣以后，这些少壮派群情激愤，甚至嚎啕痛哭，主张只要蒋介石不放张学良回来，就同南京决一死战。另一方面，以王以哲为代表的东北军老一代高级将领，认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从整个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的，应该力争和平解决，通过和平谈判营救张学良，反对打仗。但也有的高级将领一面主和，一面在蒋介石的分化下，向南京靠拢，引起少壮派的不满。这样，东北军老一代高级将领和少壮派军官之间的关系，由于和战意见分歧而日趋紧张。十七路军方面，也有类似情况，但在程度上不如东北军那么严重。
杨虎城对于蒋介石剪除异己、睚眦必报的作风有深切的了解，张学良在南京被扣，他不能不考虑和平解决以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命运问题。特别是一月下旬某日，东北军六十多名军官向杨虎城痛哭陈情，要求他领导他们同南京决一死战，以营救张学良，那种同仇敌忾的悲愤情绪，曾使杨虎城深受感动，对他们表示同情。（24）
当时外有重兵压境，内有和战之争，特务分子又乘机兴风作浪，造谣破坏，西安形势动荡不安。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周恩来积极支持、协助杨虎城，同他反复分析当时的大局，坚定了他对和平解决事变的信心。对两军中的和战两派，周恩来也分别同他们谈话，希望他们认清形势和前途，在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团结合作。
但是，和战两派的分歧愈演愈烈，主战派的调子越唱越高。一月二十日前后，东北军以应德田、孙铭九为首的少数少壮派，发起请战签名运动，主张为了营救张学良，不惜对中央军作战。谁不签名，就被认为是不拥护、不想营救张副司令，是只顾个人升官发财、怕打仗的“孬种”，等等。这样，有些本来主和的军官，也只好跟着签了名。（25）
恰在这个时候，红军将领彭德怀、徐海东来到西安。为了解决东北军的内部矛盾，他们邀集两军和战两派的人举行座谈。在座谈中，彭德怀、徐海东从国际形势、中日矛盾、逼蒋抗日的可能性以及打内战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等方面，作了透辟的分析。但是他们讲完话以后，征询大家有什么意见时，却没有一个人肯于表示态度。（26）
在一月的最后几天，主战派的活动更为激烈。二十七日晚，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要求红军代表团派红军帮助他们打仗。代表团再三向他们解释，打仗对营救张学良不利，只要三方面团结一致，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张学良总会回来的。苗剑秋听到代表团不主张打仗，就大哭大闹，说：“你们不帮助，我们也要打”，“是否你们看着我们让蒋介石消灭掉?”甚至威胁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等等。孙铭九一面哭泣，一面在周恩来面前长跪不起。就这样一直闹到后半夜。最后，代表团答复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明天再答复你们。”（27）
一月二十九日，东北军在少壮派的提议下，在渭南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四十余人举行军事会议，王以哲因病未出席，由董英斌代为主持。何柱国首先发言，认为根据当时的形势，为张学良设想，为东北军团体设想，都不应该打仗，只能接受南京的条件求得和平解决。接着应德田作了长篇发言，坚决表示反对和平解决，并且说，“现在杨主任和十七路军都主张张先生不回来，坚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拼命打一仗，红军代表团也表示支持我们的主张，必要时帮助我们打仗，难道我们反而胆小怕死吗?”与会人员在应德田发言的鼓动之下，群情激愤，一致赞成应德田的主张，反对何柱国的主张。会议当即作出决议：在张副司令未回来以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到会的全体军官四十余人都签了名。
王以哲、何柱国认为渭南会议是少壮派鼓动起来的，不愿执行决议，但他们又无法说服少壮派，于是于一月三十日派飞机把于学忠从兰州接来，因为他是张学良临走时指定的指挥东北军的代理人。
三十日，周恩来、叶剑英到云阳镇红军前敌司令部与张闻天、彭德怀等中央负责人开会研究西安方面的和战形势，认为应接受甲案，实现和平；如果中央军继续进攻，则实行自卫。但这个主张不能为东北军、十七路军所接受。如果友军打，红军不参加，则与友军处于对立地位；如果同友军一道打，败了，友军会从失败教训中接受我们的和平主张，在更不利的条件下实现和平。不论打或者不打，为和平奋斗的方针不变。因此，会议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朋友完全团结一致，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原来的和平主张而支持他们的主张，跟他们一起同国民党中央军打仗。中共中央对云阳会议的请示报告复电指出：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但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不能独异，失去张、杨；要向张、杨两部表示我们始终同他们一道，在他们不同意撤兵以前，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的条件，用以上态度争取最后的和平。（28）周恩来、叶剑英当晚赶回西安，把代表团的意见和决定分别通知杨虎城和东北军的将领以及少壮派。叶剑英还和两军的参谋人员具体地研究了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
三十一日晚，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分别代表十七路军、东北军和红军，在王以哲家中举行最高军事会议，最后决定和战大计。会议由杨虎城主持，于学忠首先发言。他根据当时内外夹攻、腹背受敌的形势，认为不仅不应打，而且也不能打。王以哲、何柱国都表示同意。杨虎城虽然派人和顾祝同谈判，但是没有放弃必要时不惜一战的打算，这时在会上既看到东北军方面三位将领都主和，也就表示十七路军仍愿与东北军一致行动，同意和谈。最后，周恩来发言说明红军方面的态度，大意是：红军方面原来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以后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有许多人坚决主战，为了团结，红军曾经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一致主战，红军也可以保留原来的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参加作战。这次会议两方一致主和，红军方面当然是赞同的。于是会上作出了坚决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29）
周恩来在会上特别强调要注意维护内部团结，防止少数人进行分裂活动。最高会议作出决定之后，大部分原来主战的军官都服从了这个决定，但是应德田、孙铭九等少数人却一意孤行，发动了枪杀王以哲的二.二事件。
三、二.二事件及其后果
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坚决反对继续和平谈判，认为王以哲、何柱国主张继续和谈是想投靠南京政府，他们是“叛徒”，应该除掉他们。二月一日的晚上，西安街上出现了应、孙等张贴的“除奸”标语。当日深夜，应德田、孙铭九等拟定了捕杀王、何的计划。二日上午，他们邀集了二十多个主战派军官在孙铭九家开会。会上决定派卫队团连长于文俊、王协一各带一排人分别去刺杀王以哲、何柱国，得手后举行武装示威，对中央军作战。
当时王以哲卧病在家，于文俊率队闯进王家，在卧室将王杀害。何柱国和于学忠、董英斌等因事先避入新城杨虎城公馆，经杨保护，得免于难。
当天下午，东北军代参谋处长邓玉琢拟就东北军、十七路军全线即日出击的合同作战命令稿送请杨虎城、于学忠签发，一面用电话联系前方将领预作准备，但前方将领均不接电话。
二月三日晨，东北军前线部队自动撤出渭南前线，渡过渭河开到高陵，刘多荃师且有一部掉转枪口，开回临潼，向西安方面警戒，声言为王以哲复仇。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闻讯，不知所措，惊恐万状。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尽可能减少损失，以利于团结抗日，周恩来一面对应、孙、苗的错误行为进行严厉的批评，一面与杨虎城、于学忠等商量，冒着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派刘鼎把他们三个人送往三原红军驻地。杨虎城也在周恩来支持下，用军事力量迫使东北军卫队团撤离西安。这样，才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互相残杀。
应德田、孙铭九等出走后，东北军部分老派将领刘多荃等将于文俊杀害，祭奠王以哲。事变后提升为第一○五师第一旅旅长的青年将领高福源，对于西安“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根本没有参与二.二事件，也被刘多荃下令杀害。
红军代表团闻知王以哲被害，当即派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去渭南，向前方将领说明中共对事件的态度，表示中共反对杀害王以哲这种错误行为。周恩来在王以哲家灵堂还未设好时就亲自率领代表团成员前往吊唁，使王以哲的家属和东北军老一辈将领深受感动。二月四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电唁王以哲家属，对王以哲在西安事变中“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表示悼惜。红军代表团和中共中央的态度对于稳定人心、扭转危局起了很大的作用。
应德田、孙铭九等少数少壮派的鲁莽的行为，造成了东北军内部的分裂，削弱了西安方面同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实力和地位，其后果是严重的。
二月三日，由于扼守东线的东北军刘多荃师自动撤退，敞开了西安的大门，中央军得以顺利进驻渭南。刘多荃并与缪徵流在高陵召开东北军军事会议，宣布决定接受乙案，全军东开。红军代表团曾努力劝说东北军方面接受甲案，仍留在西北与红军靠拢，以便将来共同东出抗日，东北军高级将领都不同意。
二月四日，潼关谈判恢复，不久双方即按照乙案达成协议。
二月五日，杨虎城、于学忠和两军将领发表和平宣言，说明西安事变经过，并声述事变的目的在于“内求和平，外求抗日”，表示“但求抗敌救国之策得以早日实现，对内固不惜最大之隐忍，对外更不计一切之牺牲”，决心“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竭其全力，为国效死”。宣言还提出了关于恢复张学良的公权、移防位置酌予变更、张学良返陕训话一次再行移防以及维持爱国民众团体、安置流亡人员等项要求。（30）
二月八日，中央军宋希濂师按照顾祝同的指示和平进入西安。十七路军原驻西安的部队在中央军进入西安以前，已全部撤到三原，杨虎城也随军回到三原东里堡别墅。九日，顾祝同来到西安，派人请杨虎城返回西安共商善后事宜。杨以顾出于诚意，乃于十四日由三原回到西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张学良曾于二月中旬写信给东北军将领，勉励他们“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他还托前去看望他的何柱国转告东北军将领保持与共产党的关系，他说：“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31）
三月初，东北军除檀自新、沈克两师于二.二事件后投蒋，骑兵军仍留陕甘外，其余全部东开，分别驻于豫南、皖北、苏北地区，不仅驻地分散，而且不相统属。不久，蒋介石派陈诚主持改编东北军，共编为四个军，由于学忠、缪澂流、刘多荃、吴克仁分任军长，番号大为缩减，由原来的二十五个师减至十个师。抗日战争爆发后，各部均调往各抗日战场作战，在各次战役中奋勇抗击日军的进攻，并且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其中吴克仁六十七军在淞沪战场阻击金山卫登陆日军的战役中作战最为英勇，吴克仁及军参谋长、两个旅长、八个团长均壮烈牺牲，所属一○七师伤亡殆尽，结果不但未得到补充，该军及一○七师番号且被撤销。原五十三军一○七师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于抗日战争初期率所部在冀中坚持敌后斗争，后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在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起了决定的作用。五十七军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等于一九四二年八月初率该师一部在山东日照改为新一一一师，与八路军并肩作战，两年后编入八路军山东军区序列。
十七路军除冯钦哉师(后武士敏任军长在晋东南抗战中光荣牺牲)和沈玺亭、唐德楹两团先后投蒋外，其余部队改编为三十八军，由孙蔚如任军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三十八军大部开到山西、河北作战。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该部十七师五十团团长、中共党员刘威诚和五十一团团长张复振在河南洛宁故县镇率该师的大部起义，进入豫西解放区。一九四六年五月，五十五师师长孔从周在巩县起义；同年八月，一七七师的吕元璧等率部在辉县起义。同年九月，以该两部为骨干，组成了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一七七师补充团团长张镜白在解放战争期间任国民党军二十二师副师长，划归程潜节制，一九四九年随程潜参加长沙起义。
四、国民党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蒋介石尽管对张学良进行了报复，分化瓦解了西安“三位一体”的局面，但是他迫于形势，没有背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诺言。一九三七年二月五日，他确定了关于时局的五项方针：“(一)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二)政治、军事应渐进，由近及远，预定三年至五年内为统一时间。(三)不说排日，而说抗战。(四)加强军队之训练。(五)各省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32）二月十五日，国民党第五届第三次全体中央委员会议在南京开幕，根据蒋介石的五项方针讨论结束内战和国共关系问题。
中共中央为了巩固已获得的国内和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于二月十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要求国民党将下列五项条件定为国策：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电文并提出，如国民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十四人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拥护工农三大政策案》，杨虎城、于学忠也提出了关于西安方面八项主张的提案。汪精卫则提出一项“剿共”政治决议案草案。经过争论，会议于二月二十一日通过了一项名为“根绝赤祸”，实际上是停止内战的决议案。会议在宣言中表示要“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意识普及于全国”，承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将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此后惟当依据和平统一之原则，以适应国防，且以奠长治久安之局”。关于对日问题，宣言表示“如果让步超过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二十二日，蒋介石在大会上发言，承认在一定的条件下开放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集中人材。会后，蒋介石密令所属，以后不得再使用“赤匪”、“共匪”等字眼。（33）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是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曾经评论说：“国民党的三中全会，由于其内部有亲日派的存在，没有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确和彻底的转变，没有具体地解决问题。然而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变动，国民党不能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种初步转变，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是表现出来了。”（34）
五、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后，周恩来等代表中共中央从一九三七年三月上旬至六月下旬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同国民党代表及蒋介石就国共合作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迄未达成全面协议。
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独占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目的，早已作好进行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准备。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它鉴于我国团结抗日的局面尚未切实巩固，同时国际上英法等国正在实行绥靖政策，形势于它有利，就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七月七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制造事端，炮击宛平县城和卢沟桥，我驻军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吉星文团奋起抵抗，这就是载入史册的标志全国抗战开始的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号召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全国抗日救亡活动更加风起云涌，要求国民党政府全力抗战。
在此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开始采取自卫抵抗的方针。七月十二日，他电令二十九军就地抵抗，并命令在庐山参加暑期训练团的将领孙连仲等立即下山，率军北上驰援。次日，蒋介石又致电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表示“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与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35）十七日，蒋介石在庐山第二次谈话会上发表谈话，表示：“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万一到了无可避免的严重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是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责任，皆有抱牺牲一切之决心”。但是他对于和平解决还存有幻想，认为“我们是弱国”，所以“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途径求得卢案的解决。”
日本侵略者于七月下旬攻占平津后，又于八月十三日向上海大举进攻，直接威胁首都南京。至此，蒋介石才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便于举国一致，共同抗日。
七月十五日，中共代表团在庐山向国民党提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约定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这个宣言以团结抗日、实行民主政治为主旨，提出了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等项具体建议。中共代表团即以此宣言为基础，同国民党代表再次举行谈判。七月十七日，蒋介石根据谈判的结果，表示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但是，当时由于蒋介石对日军侵华仍抱有“和平解决”的幻想，谈判未能继续进行。八月十三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后，蒋介石为了要求红军开赴抗日前线，于八月二十二日宣布将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九月二十二日，中央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和团结救国的必要。至此终于正式形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关系，保证了抗日战争在困难条件下能够坚持下来，加以“得道多助”，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我国三十年代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蒋介石坚持反共内战的严重关头，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推动下挺身而出，采取兵谏的非常手段，迫使蒋介石开始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从而实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救国主张，他们的功绩是不朽的。但是，张、杨两将军却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杨虎城将军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被蒋介石逼令辞职“出洋考察”。抗日战争爆发，杨将军不顾随行人员的劝阻，于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自法国返国，要求参加抗战，十一月二十六日在香港上岸，被国民党特务跟踪监视，旋被骗至南昌囚禁，以后辗转移往湖南长沙、益阳、贵州息烽以及四川重庆渣滓洞中美合作所等地，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重庆解放前夕，被特务用匕首杀害于中美合作所的松林坡。次子、幼女和《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宋绮云夫妇及其幼子亦同时被害。夫人谢葆真在狱中被折磨致死。
张学良将军自一九三七年年初开始，先后被软禁于南京陵园孔祥熙别墅、奉化溪口、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永兴、沅陵及贵州修文、桐梓、贵阳等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被蒋介石命令特务押赴台湾。至今，杨虎城将军墓木已拱，蒋介石谢世也已逾十年，而张学良将军以八十六岁的高龄，仍然过着为中外历史所罕见的长期幽禁生活。
周恩来于一九四六年在纪念西安事变十周年的大会上，曾经深刻论述了西安事变的意义和张、杨两将军的历史功绩。他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介石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从人民公意逼成的”；“张、杨两将军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一九五六年西安事变二十周年时，周恩来再次高度评价了张、杨两将军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自我牺牲精神，指出他们是我国的“千古功臣”。张、杨两将军的英名必将永垂史册。
注：
①《国民政府公报》第二二四一号。
②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一六五至一六六页。
③鹿钟麟：《张学良在南京受审纪实》，全国政协《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三集，第十一至十二页。
④李烈钧：《南京高等军法会审审判张学良的经过》，同上书，第四至五页。
⑤鹿钟麟：《张学良在南京受审纪实》，同上书，第十六页、十七页。
⑥同上书。
⑦李烈钧：《南京高等军法会审审判张学良的经过?后记》；同上书，第七页。
⑧《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四，上册第一页，转引自《西安事变史料》下册，台湾出版。
⑨《国民政府公报》第二二四六号。
⑩此函系以十七路军指挥部名义以代电发出，原件现存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⑾一九三七年一月六日《西京日报》。
⑿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
⒀《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二三七至二四二页。
⒁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张、杨两将军与红军团结，推动时局好转的指示》。
⒂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一七八。
⒃王化一：《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一些经历》，全国政协《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二集，第五十二至五十三页。
⒄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一七七至一七八页。
⒅原信原由三十八军保存，解放后经王菊人等送全国政协装帧并复制后，原件送中央保存。
⒆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一七九页。
⒇李志刚两次见蒋经过均见李志刚：《西安事变中我奉命奔走和谈的经过》，全国政协《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二集，第一四八至一六○页。
（21）同注⒅。
（22）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一八三页。
（23）同注⒇。
（24）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第十六页。
（25）同上书，第六十四页。
（26）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一九四至一九六页。
（27）同上书，第一九九至二○○页。
（28）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关于对张、杨友军军事行动方针问题给周恩来等的复电。
（29）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二○四页。
（30）米暂沉：《杨虎城传》。
（31）何柱国：《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全国政协《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二集，第一至十页。
（32）《蒋总统秘录》第十册。
（33）斯诺：《西行漫记》第一七九页，一九七九年三联书店版。
（3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二四六页。
（35）国民党《党史概要》第三册第一一四一至一一四二页，转引自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三六八页。
西安事变简史/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