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七、去山东寻父
杨拯民
父亲总是把我带在身边一块活动。如观看士兵操练，到医院探视伤员，访朋探友，这不仅使我增加见识扩大眼界，更可贵的是从中感受到父亲的亲情，尝受到了父爱。那一段时间，我非常欣喜，每一天都沉浸在幸福之中。
从1926年到1928年，我们在东里堡住了近两年。1928年底，父亲奉调率部去山东剿匪，我和妹妹随娘住在东里堡。据说我父亲出关参加北伐时，曾在三原一带留有几千人的部队保护地方，后来由于军事需要，他把这部分留守部队也调到山东去了。留守部队调走不久，1929年三原一带就有土匪出现。冬季的一天，家里人提前到学校来接我，说是有股土匪占领了距东里堡五华里的楼底镇，恐怕要来东里堡，所以提早把我接回家。我们刚一进堡子，堡门就被关上，回到家里，看到家中已经戒备，娘和陈姨(副官王世英的妻于，我母亲的结拜姊妹)各执手枪作了和土匪交火的架势，那种紧张气氛使我隐隐感到恐惧。后来土匪没有来，大伙总算松口气深感庆幸。我在庆幸之余似乎又觉得有点缺憾，土匪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没能见到。父亲在山东剿灭的土匪和这里的土匪一样吗?
陈姨名叫陈五珍，后来嫁了副官王世英。王世英小名叫仓娃，从14岁就给我父亲当勤务兵、警卫员到副官。他手枪打的非常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但在为人处世方面特别胆小怕事，不堪重用。因跟随父亲时间最长，人也忠厚，父亲对他关照，帮他娶了媳妇，就是陈姨。陈姨人很机灵，长得也漂亮，做事精干，还会现财，代我母亲管家。母亲谢世后，她和我娘也很亲近，所以一直住在我们家中像家人一般。她勤劳能干，1929年我祖母、叔父去北平、天津逃难时，东里堡的房、地、母亲的坟茔就全交由她经营管理。祖母去世后，我娘搬到西安红阜街居住，这时，陈姨也搬出去另住了，她在堡外有房子。她是在六十年代病故的。
经过这次闹土匪，娘觉得带着两个孩子住在东里堡不安全(那时祖母与叔父另住在蒲城)。娘就与李伯(子高，他是父亲起事时的伙伴)、蒙伯(浚僧，靖国军时任参谋长与我家有通家之好)商议，向他们讨教(当时他两人分任我父亲的副军长和参谋长)。恰巧那时，父亲正邀请蒙、李几位去山东，他们出主意叫娘带上我兄妹和他们一起去山东找父亲。我娘欣然接受了他们的意见。
我听说要去山东找父亲，高兴极了，可一段时间总不见动静，一直等到翌年的春天才动身。先是乘马车到西安，住一夜客栈，第二天改乘汽车，颠簸了三天才抵陕州，在陕州换乘火车去徐州。那年我娘二十来岁，平时看她身体挺好的，竟然晕车，乘了三天汽车，她呕吐了三天，晕得好厉害，痛苦不堪。在陕州上了火车就感到舒服多了，首先是娘不晕车了，再是在火车上我们小孩子可以在座位之间活动、玩耍，不像汽车里挤在一起，那么颠簸。我们乘坐的那列火车没有卧铺，大家都坐着硬座，好在我们小孩子若是困了，可以在座椅上睡觉，坐在车上还可以听大人谈话，议论事。蒙伯还给我讲故事，记得讲的是西游记，我听得有滋有味。我当时很佩服他，认为他很有学问。还听李伯讲，枣庄有个很大的煤矿，井下坑道有几十里长，每天需要几十头骡子从井下运出煤来。听后很感新奇，可再问他，井下情况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他却说没有下去过，说不清楚。我自己又想象不来，因此对李伯所讲的话就半信半疑。
到临沂，在父亲部队的办事处住了一宿。第二天，父亲派人带了一辆新卡车接我们去军部。来人说，新卡车是剿灭土匪顾振时缴获的战利品。
我们长长的寻父之旅到此总算告一个段落。一路上我满怀欣喜，心想不久不仅可以见到父亲，还可以见到我的朋友刘法。可是见到父亲时，听说刘法已经升为连长，正在剿匪前线带兵打仗，一时无法见闻。时过不久，突然又传来刘法牺牲的噩耗，我为此难过了好多天。
二十年代，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天灾人祸，山东各地土匪武装纷起，占地为王。匪徒们烧杀绑票，奸淫掳掠，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特别是山东鲁南，著名惯匪匪首刘桂堂(外号刘黑七)和北洋军阀张宗昌的残部顾振等沆瀣一气，为非作歹。村民闻听刘黑七，谈虎色变。地方政府虽派兵进剿，多以失败告终，匪首气焰更加嚣张，连官府都怕他们三分。此外，沂水、蒙阴一带山里，还有张黑脸、毛大将、薛传凤、黄岐风、尹士贵等股匪，普通百姓处于危难之中。
1929年1月底，父亲所部到达临沂。一时间，莒县、沂冰、诸城、日照等县纷纷派代表前往表示慰问、欢迎，希望父亲从速剿匪，以解民众于倒旋。部队经月余整训，了解地理民情，于3月初，分左右两路军直指刘黑七匪部驻地莒县和大店。其时刘黑七在大店约有七八千人枪，匪徒负隅顽抗，激战竟日，反复厮杀，直至夜暮低垂，才将大店攻克。匪帮溃退至大店以北桃源，复又纠集其敢死队进行反扑。父亲组织力量予以迎头痛击，土匪伤亡惨重。土匪主力被击垮，余部则向莒县方向逃窜。我父亲的左路军赵寿山部乘胜占领莒县城，缴获武器、财物甚多。匪首刘桂堂及残部流窜至胶济线以北。父亲又命孙蔚如部东进日照，摧垮了夏新德匪股，占领日照县城和石旧所捣毁匪巢。初战告捷后，部队稍事休整，即由莒县、日照北进，向另一匪帮顾振部进攻。顾部原为张宗昌所辖，约有四千人枪，盘踞诸城、安丘—带，并与刘匪连横，相互策应，借以自保。经冯钦哉部发起进攻，顾部仓促抵抗，一战即溃。冯钦哉旅迅速占领诸城，缴获了大批军需辎重。顾率残匪退至七十里铺，冯旅跟踪追击，占领七十里铺后宿营。顾匪部再退至王台，连夜收拾余部，于次日拂晓时疯狂向七十里铺反击，妄图夺回地盘。父亲一面命冯钦哉旅就地坚守，一面命武勉之部迂回包抄，增援七十里铺。内外夹击，激战数小时，彻底摧垮顾匪残部。顾振将家眷、汽车全部丢弃，只身逃往大连。随后，父亲率部继续向北出击，分别歼灭沂蒙山区数股惯匪，解救了一批被绑架的肉票和成群的牲畜。
部队在山东剿匪，屡战皆捷，由于转战迅速以至于冯玉样发来的嘉奖电从临沂转送到莒县，再转送至诸城，仍无法送到父亲手中。冯在后来电报中称：“吾弟此次进攻胶东，战必胜，攻必克。进展之速，以至电报无法投递。……”
山东剿匪数月，解决了危害施虐的鲁东南七八个县的匪祸，当地群众无不欢欣鼓舞。为了嘉奖官兵，在诸城举行军民联合祝捷大会，当地官员、名流士绅、民众代表同庆胜利。会后，乡民杀猪宰羊，慰劳官兵。
这些在山东剿匪的情况，我是后来听孙蔚如、赵寿山等人讲述的。据说山东莒县县志亦有记载。
父亲从18岁起参加辛亥革命，此后20年转战南北经历大小战役无数。他除了以作战勇敢、果断著称外，也很注重策略，善于以智取胜。据说，在习水县，有一股顽匪盘踞在沂蒙山区的一座高山悬崖之上。崖顶垒有石墙、石堡，居高临下，防御坚固，只有一条山路通向崖顶，易守难攻。所绑“肉票”皆关押于崖顶石城内，不交赎金者，未有活着出来的。百姓无不深恶痛绝，官府却奈何其不得。为了歼灭这股恶匪，父亲派人前往侦察地形时，发现崖上无水，崖上所用之水都是匪徒派人到山下泉边提取的。于是，一面命部队在正面佯攻，一面派精壮官兵守于山下泉边，待匪徒下山取水时，将其俘获，后押着匪徒上山。守崖匪兵饥渴难耐，根本没想到官兵会有这一着，没有防范。与此同时，父亲又命令东山头的炮火猛烈向崖顶轰击，以吸引守崖匪兵注意力。明攻与暗取相结合，部队趁机攻上崖顶，控制通道，攻破了多年来官兵从未攻上的崖顶石堡，大获全胜。此役在当地被传为佳话。据说，我的忘年好友刘法连长就是在这次战役中牺牲的。
父亲率部在山东剿灭土匪刘黑七、顾振等，铲除了危害山东人民多年的匪患，赢得当地官民好评。五十年代我曾在红阜街家里发现山东一位画家称颂剿匪功绩，为父亲画的四条国画，虽是四条，其实图形内容是一个相连的整体，反映当年剿匪情况的画面。 1983年杨虎城纪念馆成立时，我把这四条画幅赠给了纪念馆。遗憾的是，后来我再回陕，在纪念馆未见此画，问及此画时，纪念馆人员竟说丢失了其中一条。听后我是既生气又惋惜，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呀!
再说我们到莒县见到父亲时，也见到了新娘谢葆真。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位(张蕙兰)娘，就称谢葆真为新娘。
父亲和谢葆真是1927年在安徽太和结婚的。北伐中，父亲是第十军军长，部队到了安徽，在军旅中认识了谢女士，她那时在十军做宣传工作，1903年生，是陕西西安人。据说她那时就已参加共产党。她青春活泼，甚得父亲喜欢。两人思想相投，都追求进步，彼此产生恋情。他们的婚姻是自由恋爱的新式婚姻。
我父亲前后有过三次婚姻，但在同一时期内只有两位妻子。初始是我母亲和蕙兰娘两人，母亲去世后是蕙兰娘和葆真娘两人。三次婚姻结婚的形式又各不相同，父亲和母亲实为两情相悦，可不得不通过媒妁之言的过场；和蕙兰娘是地地道道的封建包办婚姻；和葆真娘是自由恋爱的婚姻。而且三位夫人对他的感情都很深厚，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情况下，有着不同的表现情况。
我们到军部驻地莒县，看到满街张贴着“打倒军阀’、“反对封建迷信”的标语，听到的是“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歌声，到处洋溢着热火朝天的革命气象。以前很少有机会和父亲亲近，一起生活，这次在莒县的十多天里，只要有机会，父亲总是把我带在身边一块活动。如观看士兵操练，到医院探视伤员，访朋探友，这不仅使我增加见识扩大眼界，更可贵的是从中感受到父亲的亲情，尝受到了父爱。那一段时间，我非常欣喜，每一天都沉浸在幸福之中。
在莒县住了一段时间，父亲提出，要我们娘仨随着蒙浚僧、李子高、李连城、姬汇伯到南京、上海去游览。他认为这些人久居西北，由于地域落后，头脑闭塞，视野不开阔，应到大城市去开阔眼界。他不惜花费让我娘仨随同蒙、李等人一块去旅游，父亲的说法是：天天喊打倒帝国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连革命对象都不清楚，何谈革命?到上海去一看，特别是到租界地去看一看就明白了，就能体会到什么叫殖民地、什么是殖民主义。后来又听说，他让这几位伯伯去上海、南京参观，不光是让他们开阔视野，还潜藏着深一层的意图；就是他要改换部队领导，要提拔任用新人，增加新生力量，换掉一些旧人。
我觉得去那些大地方玩一定很有意思，可想到这一去，又得离开父亲，心里很是矛盾。
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杨拯民著.--北京：中共文史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