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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十三、为祖母祝寿

杨拯民

 
    祖母一生信佛,佛祖却未赐福于她。在西安事变后,父亲被蒋介石长期关押达十二年之久,在1943年祖母辞世时还关押在狱中,未能尽孝为老人送终。据说当时于右任先生曾向蒋介石请求,让父亲回陕西为其母奔丧,竟遭蒋介石拒绝。

    1931年,祖母孙一莲57岁,生日临近,我的祖父被杀害时,她才三十余岁。祖父去世后,父亲又率领中秋会农民军抗捐抗租,打富济贫,袭击衙役,加上他只身击毙恶霸李桢,所以就成了官府的搜捕对象,并被他们诬称为土匪。父亲不仅不能在家帮寡母劳动谋生,反而累及寡母为躲避官府和衙役的骚扰,伤害,而不得不东躲西藏,连个安生的穷日子都不能过。及至我父亲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东征西战,多年戎马倥偬,祖母仍然经常受到敌对方威胁,不能安生,经常还是要迁徙转移,经受了许多苦难与艰辛。现在父亲回到了陕西老家,当了本省的主席,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了。于是就打算给祖母做一次寿辰,也借机和多年不常见面的亲友聚聚。给老人家一个慰籍,讨老太太个欢喜,减轻自己长期以来对母亲的负疚感。他的这个想法,不仅得到僚属们的赞同,幕僚们还鼓励他要把祝寿之事办好,要“当个大事来办”,以便达到“团结部属,扬威友邻”的效应。父亲也觉得此建议不无道理,于是就扩展了做寿的意义。所以就比较隆重地给祖母办了次寿辰,这是祖母她老人家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过寿。我当时还不满十岁,听说后很激动,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我家从来就没有经历过什么喜庆的事情,忧郁悲伤的事倒是不少。

    那时我们已经从长巷子迁到红阜街,租住了清朝大将董福祥家的一座大院子。所谓的“大办”,就是把寿日延续为三天,在后花园唱了三天的秦腔。客人来了许多,也带来不少同辈的小朋友,我可以和他们无拘无束的玩耍、看戏。我很高兴,觉得热闹。

    1934年,祖母逢60整寿,于是又为她老人家作了次寿。是年我12岁,即将上中学。这次祝寿,我可没有上次那样逍遥快活,家里把我当个成人安排使用,让我承担起承重孙的任务。

    与上次同样是祝寿三天,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在大厅里站在祖母的座椅旁边,以主人身份,给来祝贺的宾客还礼、致谢。因为父亲身份所限,不宜担当这个任务;封建习俗,女性也不能担当此任,只能在后边招待、陪伴女宾说说话什么的,所以此任务只能由叔父和我这个承重孙来干了。叔父有时还可借故走开,而我无故可借,不好随便离开。假若来客行三鞠躬礼,我还礼时还比较轻松,可有的人却偏要行跪拜礼,这可苦了我了,也得俯下身去磕头还礼。比起上次祖母祝寿的情况,我的感受差别太大了,不仅不能和小朋友们玩耍、看戏,还要站起爬下去地受此辛劳,觉得疲惫,心里很不快活。如果说还有点收获的话,那就是通过唱礼人报唱来客姓名,使我可以把以前只知其名,未见过其人的一些人与姓名对上了号。

    60大寿时,还新添加了一个项目,是祖母别出心裁,大发善心,提出要在做寿的正日子,施舍乞丐,给每个乞丐发放五角钱,两个馒头。父亲不敢违悖母意,只能照办。结果在过正寿日子的那天,西安城里近千名乞丐汇聚到我家门口领取施舍。老太太为此十分开心,认为自己是在做好事,积德行善。其实这只能给乞丐解决一时之饥,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我看祖母也只是聊以自慰罢了。

    祖母平日就爱做善事,她曾给西岳华山险道装置过铁链子。解放初,我陪王维洲同志上华山还看到过以祖母名义装的铁链子。祖母还给西安东关八仙庵的佛像塑过金身(西安八仙庵原是一个很大的道教寺庙,除了房屋还有许多土地。当时香火很旺,每年庙会时人山人海。庵中的道士约有几百人。其中阶级分明,有主持首领,有劳动种地的,有走街化缘的)。我娘曾说祖母还动员她给佛像塑金身,娘说我哪有钱干这些事,只好口头应承着,免得扫祖母之兴。

    这次寿诞,祖母遂了心愿,认为做了善事,积了德,觉得欣慰;父亲自认为尽了孝心,减少了对母亲的负疚感;而唯独我成了封建习俗的受害者,甚觉不快。 

    我父亲一生追求进步,崇尚文明,可他却有一位信奉佛教、很迷信的母亲。他要尽孝道,怜惜自己母亲早年丧夫,受了许多苦难,因此他对母亲的一些旧思想、旧行为明知不对,也不愿意拂逆,多是顺从、迁就。因而在我们家里,父亲的行为就显现得有些矛盾。 

    可令人遗憾的是,祖母一生信佛,佛祖却未赐福于她。在西安事变后,父亲被蒋介石长期关押达12年之久,在1943年祖母辞世时还关押在狱中,未能尽孝为老人送终。据说当时于右任先生曾向蒋介石请求,让父亲回陕西为其母奔丧,竟遭蒋介石拒绝。

    后来听我娘讲,父亲被扣压的前几年,祖母很是挂念,常向各方打听父亲的消息,常问家里人:“虎城有没有寄信来?”可是几年过去了,父亲仍无信息(父亲给家人的信件都被特务扣押了,家里不可能收到)。有关父亲的传闻(小道消息)也越来越模糊,随着岁月的流逝,祖母也越来越显沉默寡言。她不再提问儿孙(我父亲)拯中弟的情况了。她自己不提不问,还不愿听别人说起。后来当家里人获悉点有关父亲的传闻消息,也不敢在她老人家面前议论。祖母把对儿子的思念深深地埋在了心底,把更多的时间用于拜佛念经。

    陈姨曾说:“后来老太太的性格变得很不正常。”其实我认为正是祖母把事情参透了,她失望了,自己又无能为力,提起又有何用?她深知蒋介石是个翻脸不认帐,记仇忘义的小人,绝不会轻易放过她的儿子?她也深知她的儿子是个宁折不弯、不会低头求生的汉子。她那时可能已经预感到了父亲的悲惨结局。

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杨拯民著.--北京:中共文史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