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十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
杨拯民
父亲曾说“患难之友易交”。他要求亲信们要扩大与东北军领导层的来往与交流。要求下属多体谅关心他们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难处。对东北军眷属的困难，要热情尽心解决。
张学良将军是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离开沈阳的。白山黑水的沦陷，东北难民流离失所。许多东北军军官带着眷属，扶老携幼逃到陕西、甘肃一带向当地居民恳求租住房屋，面对这些景象，广大东北军将士肝肠寸断、痛心疾首。
1935年，张学良到陕西时，职位由“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改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
在历史上，我父亲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没有过交往，杨和张两人也没有打过交道，因此对张和东北军到陕、甘“剿共”的真实意图，张的思想情况一时摸不清楚。
当时的西安，有以张学良为首的“剿匪总部”，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安绥靖公署”，以及邵力子为主席的陕西省政府(邵并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三种势力并存的局面。
东北军自退出东北入关以后，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态度较前有了很大改变，东北军开始受到蒋的歧视。特别是后来东北军在陕北“剿共”失利，经过榆林桥、直罗镇、劳山三个战役。损失了近三个师以后，实力有所消弱，士气大为低落。对张学良震动很大，他对“剿共”内战有了新的思考。特别是当张损失三个师后，蒋介石非但不给以补充、抚慰，反而趁机撤销了这三个师的番号。令张甚为寒心、愤懑。
在“剿共”问题上，我父亲对蒋介石一直采取应付态度，和红军早就签订有协议即——假打不真打，每逢遭遇就放空枪，假追击。还不时给红军支援枪支、弹药。他总想着怎样扭转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政策，把部队从陕北“剿共”前线撤出来，投入到抗日前线去。但他又深知单靠十七路军的力量，是达不到目地的。
自从张学良来西安后，在礼遇上，我父亲对他很尊重，处处以下属自居。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双方只是官样酬对，深层次的想法都不流露。
我父亲抗日心切，当东北军到陕北“剿共”后，他常和幕僚们分析研究，认为按张学良的情况，在抗日这一点上，他应该是和十七路军相一致的。可在对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上和反蒋抗日的问题上能否取得一致，父亲颇多疑虑。为此他意欲多接触张学良，亲自做些试探。他改变了以往对上级敬而远之的态度，多次主动探访张学良，在交谈中有意表露出自己对打内战的厌烦，对不能参加抗日的苦恼……在后来东北军“剿共”失利损失三个师之后，他亲赴张处慰问表示同情。还说蒋委员长对待东北军咋和对待杂牌军一样?损失的部队不予补充，反而把番号给撤销了呢?
就这样接触多了，渐渐地张学良也把心中的苦闷，对蒋介石的不满向杨虎城叙说。两人的关系拉近了，逐渐进展到政治上可以相互谈心、交换意见直至实现为抗日扣蒋。
父亲曾说“患难之友易交”。他要求亲信们要扩大与东北军领导层的来往与交流，要求下属多体谅关心他们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难处。对东北军眷属的困难，要热情尽心解决。
为了避免引起蒋介石特务的注意，也为了进一步促进彼此间的政治关系，张将他的朋友高崇民介绍给了父亲。我父亲也把他的亲信王菊人、申伯纯介绍给张。有些事情就不用张、杨直接见面谈，由他们几人按照张、杨的意图先行沟通，当双方形成共识后，再由张、杨定夺拍板。他们把这叫做“暗通不明通”、“上合下不合”的办法。就是暗里多往来，明里少往来，上层合作，可以让下层闹点小矛盾(如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官兵常为住房、看戏等闹点小矛盾)。以掩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密切合作关系，麻痹蒋介石特务的视听。
随着局势的变化，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会谈后，东北军也与红军有了停战协议。张、杨的关系更为密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共同合作做了许多事情。
关于西安事变的发动是有着相当时间的酝酿过程的，首先是张、杨这两个决策者的思想认同。据王菊人先生回忆，1936年春的一天，父亲从张的家中回来，说“我同张今天谈得很痛快。”张突然问我：怎样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指抗日)呢?我说：先要停止内战。张说：我同蒋谈过好几次停止内战的事，蒋的态度很坚决，蒋说：“让我死以后，你就再不要去剿共了”父亲说：软说不行那就硬干。张沉思了一下说这个办法好，刚柔相济，刚柔并用……这时他们两人对推翻蒋的“先安内后攘外”下了决心。杨说的这个“硬干”就是用军事手段的意思。
1936年6月15日，张、杨以仿照庐山军训为名，经向蒋介石请准，在西安王曲镇设立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团长为张学良，副团长为杨虎城。训练对象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团长以下、连长以上的军官。军官训练团先后办了三期，每期500人，训练时间为两个月。训练的目的是提高思想，准备抗日。每一期开学，都由张、杨亲自训话，公开宣讲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问题；通过办军官训练团，不仅使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中、下级军官提高了思想认识，而且增进了相互了解，增加了感情。可以说这是发动西安事变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重要准备。
蒋介石当初将东北军投放西北，想来个“一石三鸟”，让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俱行折损。现在，这“三鸟”渐渐识破了蒋介石的心计，在一致抗日的大旗下，逐渐地变成为“三位一体”，正在攥成一个有力的拳头，准备着击阻挡他们抗日救国的障碍。
9月间，高崇民和东北军的刘澜波、孙达生用化名写了几篇文章，讲抗日、联共，以及批评蒋介石、阎锡山阻挠红军东征抗日。他们把这些文章合编在一起，取名为《活路》，拟印成小册子向在“剿共”前线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散发，为“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制造舆论。《活路》编出来了，却找不到印刷的地方，西安市的印刷馆不便承印。这时，张学良对我父亲说：“你是地方人，你想想办法吧。”父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当时十七路军有一个印刷所设在新城军需处内，可印刷装订。十七路军军需处长王维之是个同情抗日的人，我父亲便叫他去办。王维之和印刷科长高自振选了几个技术好又觉得可靠的工人，于晚间突击加班，共印了八千本。六千本由王维之送到高崇民家中，分送东北军部队；两千本由崔孟博送到宜川孙蔚如(三十八军军长)司令部，发给十七路军在陕北前线的部队。
不料，国民党特务收买了两个印刷工人，偷出两本小册子，特务机关以此为据来找我父亲。父亲以“不知道”搪塞特务，并随即找着王维之迅速查明泄密和帮助特务的人，查出来就当即关押，使特务失掉了证人。父亲当时对我这样说：“别轻看了这本小册子，它到前线官兵手中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特务机关因抓不到证据，异常恼怒，即报告了蒋介石，他们误以为这件事是十七路军参议郭增恺干的(郭当时兼任宋子文的经济委员会驻西北特派专员)，遂将郭秘密逮捕，送往南京，关押在宪兵司令部中。直到西安事变后宋子文来陕时，才把郭一同带回西安。郭增恺被捕后，我曾问过父亲：“郭是共产党人?”父亲肯定地说：“他不是。”
特务们当时还要逮捕高崇民，父亲知道后将高秘密送到三原县东里堡的家中隐藏起来，命令当时管家的副官王世英要绝对保证高先生的安全，如遇特务逮捕可以武力抗拒。高崇民才是真正编写《活路》的人员之一。
早在1月间，宋黎以东北大学代表身份，来西安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我父亲曾请宋在十七路军步兵训练班(十七路军中下级军官训练班)周会上讲演，宣传抗日救亡。父亲亲自主持，并带领在场全体人员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宋黎和进步人士马绍周住在西北饭店。他们的一些活动，被国民党省党部的中统特务侦悉。8月29日(一个周末)的晚上，省党部便衣特务围捕宋、马。当时，马外出未归，特务遂将宋黎绑架。在押宋去省党部途中，恰遇十七路军宪兵巡逻队。宋即机警地大喊：“土匪抢人！”巡逻队于是将宋和特务押到宪兵营营部。宪兵营副营长谢晋生(中共党员)立即向杨报告，杨着副官让谢晋生向交际处申伯纯报告，申伯纯又打电话向张学良报告，张学良即派人将宋黎接回。不料此刻，守候在西北饭店的特务又将马绍周逮捕，张学良将军派随员关沛苍到西北饭店去调查，也被省党部特务捕去。张学良当时非常生气，即在电话里要邵力子放人。而邵答复：中央调查局逮捕的要犯不能放。张学良即派孙铭久卫队营查抄了省党部，释放出了在押的关沛苍、马绍周和以前失踪的刘澜波，并从省党部调统室抄去了不少文件。
春季里，我父亲曾去上海治疗牙疾，当时张学良在上海的办事处全力招待。我父亲感到非常过意不去，对办事处负责人说：“你们对我的招待，比我的办事处还周到，太感谢了!”办事处负责人说，张副司令有令：要像安排他(指张)一样接待杨主任。我父亲听了非常感动。
我在新娘谢葆真处两次遇到过于凤至夫人。听说，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半月在西安、半月在上海。送于凤至的飞机去上海就接赵一荻到西安，同样送赵一荻的飞机到上海又接回于凤至。还听说张回西安从来不打电话、也不发电报，而是要飞机从他的官邸(金家巷)上空低飞掠过。副官们见到飞机(或听到声音)，即驱车去机场迎接。有时人已下飞机，汽车还未赶到。
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杨拯民著.--北京：中共文史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