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年轻领袖
管宁
张学良——满洲皇帝
土肥原贤二的王道论
日本政府一面稀里糊涂地隐瞒着炸死张作霖事件的真相，一面拼命努力想把张学良拉到日本的一边。但是，张学良已经把心转向了国民政府，根本不想听日本方面只顾保全自己权益的频频劝说。
当时正担任张学良的军事顾问的土肥原贤二①大佐（后升至大将）曾试图接近张学良。土肥原是在“满洲事变”之际将清朝最后的皇帝——宣统帝溥仪抬出复辟的人物。
“态度最不好的是土肥原。他全部态度都不好，我和他最大冲突是围绕着当时他写给我看的文章，那篇文章好像叫‘王道论’。土肥原非常热衷于把我立为皇帝。我问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你把我比喻成满洲皇上，你打算干什么，你是我的顾问，你想让我叛国吗？’”
——“‘王道论’的内容是什么？”
“详细的已经记不起来了，总之是想把我立为皇上，满洲的皇上。现在想不起来了，文章相当长。我回答他说：‘你这不是和让我叛国一样吗。’”
——我们也是头一次听说此事，这篇《王道论》是土肥原什么时候写的？
“想不起来了，什么时候呢？确切时间不记得了”。
——是不是在日本拥立溥仪为满洲国皇帝之前？
“比那个还早。”
——《王道论》是土肥原口头告诉您的吗？
“不，不，是篇很长的文章。遗憾，内容我给忘记了。我没怎么看，很厚。不知是土肥原按照自己的意思写的，还是谁让土肥原写的。”
——这篇文章您还有吗？
“不知放在什么地方了。不过，那不是书，土肥原写的就是一篇文章。”
“由于这个原因，我与土肥原的关系就很不好了。当时奉天的特务机关里由秦真次②负责，日本的军事顾问都和秦真次有联系。我曾到参谋本部，要求他从我的顾问中撤掉土肥原。他说：‘您的军事顾问是从日本派来的，在与日本缔结条约的时候，就给您配备了两个军事顾问，这不是给您个人的，是给您的职务的。他们是日本政府派遣的，我没有撤换他们的权力。’竟有这样的事，我连撤换自己的顾问的权力都没有，毫无办法。但至少我有不见土肥原的权力，有不和他说话的权力吧！我把我的意思告诉了秦真次，以后，土肥原再来，我一次也没有见。”
土肥原笔记
张学良的以上证言，是迄今为止任何资料中都没有提到过的史实，这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虽经我们再三询问，但遗憾的是张先生怎么也不记起来了，因此我们无法得到更详细的情报。我们对土肥原在将溥仪抬出之前，对张学良也作了同一工作之事非常感兴趣，总感到这可能是事实。于是我们便开始寻找日本方面的记录，特别是与土肥原有关的资料，看有无这方面的记载。遗憾的是未能发现任何线索。一些对日本陆军史有详细研究的学者虽也认为此事并非无可能，但也说没见到过可以证明的资料。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唯一的新发现，便是土肥原在试图说服张学良站在日本一边时的谈话记录。这份题为“土肥原大佐致张学良之忠言”的记录保存在前述曾担任过张作霖军事顾问的仪我诚也的遗族家中。遗憾的是这里面没有关于《王道论》的记载。不过，为使读者明了当时土肥原的立场，我们暂摘录其中颇有意义的几段介绍如下。
在谈话记录中，土肥原分析了张作霖被炸死之后东北三省的政治状况，并附有图解。据土肥原分析，围绕着张学良，在国际上有“国府”（即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与日本的对立。国民政府强烈要求张学良抗日。另一方面，日本虽支持张学良，但张学良对此抱有戒心，未表示具体态度。其理由之一是他父亲张作霖的部下杨宇霆的存在。杨宇霆是张作霖手下最大的实力人物，被视为亲日派。但在张作霖死后，杨宇霆逐渐显露出独立的动向，不断加深着与张学良之间的隔阂。土肥原看出了状况，结论是：“东三省政权绝对不可实行两头政治。”
日本不能既支持张学良又支持杨宇霆，那么应该选择谁呢？土肥原认为应该支持张学良。
当年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后来也还记得此事。根据林久的回忆，杨宇霆以前确实是亲日派，但后来他转入排日运动，对他不能大意。土肥原基于此种考虑，认为应该摒弃杨宇霆，支持张学良。实际上，当时关东军的首脑们已欲按照土肥原的这种意见展开行动。但是，松井七夫少将（奉军的军事三顾问）、财阀大仓组支持杨宇霆，与关东军的方针不一致。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状况中，张学良实际上采取了一种静观形势变化的策略。林久治郎写道：
“张学良察知日本人之间的关系，采取巧智，以夷制夷，对松井少将及大仓组的河野氏，则言土肥原大佐虽盲目进言，颇无信任，该大佐颇不为他所爱。另一方面却又与土肥原大佐等商议排除杨宇霆的方法，亦不忘利用土肥原等人。”
由此看来，为保持日本在满洲的权益，土肥原大佐确实做了支持张学良的工作。可以想象，在此期间，他为了将张学良拉向日本一边，曾将《王道论》作为诱饵给张学良看。但是，土肥原的意见遭到了张学良的拒绝。这绝不是一种单纯的拒绝，而是张学良采取的静观复杂政治状况变化的稳健策略。
在土肥原笔记的最后，用红笔写有“似有举行政变之意图”。在此之后，张学良毅然采取非常手段，暗杀了杨宇霆。土肥原当时似乎已预感到了这一政变。
总之，当时满洲政局中，日本、国民政府、张学良、杨宇霆，四者之间虚虚实实，互相角逐，呈现出一种无法只从一条线上理解的混乱状态。
还有一件与“王道论”有关的耐人寻味的事。即正好在昭和三年（1928年）9月左右，后来以倡导大亚细亚主义著称的思想家大川周明③也会见过张学良。
当时，日本国内盛传张学良是个大烟鬼，形同废人，大川见到的张学良却是个具有儒学教养的典型的中国人，这使他很吃惊。
“开始从这位青年总司令身上感到了同情、爱情与尊敬。我甚至想到，如果可能的话，帮助张氏在东三省实现王道政治（原田幸吉著《大川周明博士的生涯》，重点为作者所加）。大川向张学良说道：“支那与真正日本之根本原理，毕竟只有王道。因此，吾等乃为共同理想而战”。据说此话曾引起张学良的极大共鸣。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大川向张学良所说的“王道政治”的话。大川向土肥原大佐也讲过这种想法，并说服土肥原，“解决满洲问题，只能与张学良交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前述土肥原关于“王道论，极有可能是在大川周明的影响下写成的。但遗憾的是我们至今尚无法确认其事。
在大川周明的故乡山形县酒田市，至今还保存有张学良送给他亲笔题字，显示了当时张学良与日本人的广泛交往，发人深省。
① 土肥原贤二：（1883—1948年）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生。陆大毕业后，作为参谋本部员曾数次到过中国，1928年担任奉军军事顾问，后两度出任奉天特务机关长，并于北京设立“土肥原机关”，被称为“东洋劳伦斯”，1941年升为大将。后任教育总监。战后被远东国际法庭判处死刑。
② 秦真次：（1879—1950年）福冈县人，陆军士官学校第12期。毕业后历任驻荷兰公使馆武官等职，1927年担任奉天特务机关。1931年升为中将，任宪兵司令官、第二师团长。1935年转为预备役。
③ 大川周明：（1886—1957年）山形县人，东大毕业。曾担任过满铁社员。以西欧帝国主义对亚洲的解放为自己的主义，日本右翼及军人关系密切。他与“三月事件”、“5?15事件”有牵联，在东京审判中，以精神障碍未被起诉。
缄黙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 : 日本NHK记者专访录 /管宁.-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