诀别日本 建设东北
管宁
断然易帜
张作霖撤出北京后，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于1928年6月8日顺利进入北京城。至此，历时二年之久的北伐战争暂时告一段落，民国建国以来一直作为北洋军阀巢穴的北京政府灭亡了。国民政府基本上统一了全中国。蒋介石来到了北京郊外的碧云寺，向安放在这座寺院中的孙中山灵位报告了北伐胜利的消息。
张学良继张作霖成为东北的新统治者之后，接受不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焦点。蒋介石暗地里与张学良频繁接触。关于当时国民政府对张学良的策动工作，曾担任过张学良秘书的刘鸣九说道：
“蒋介石派人来，谈与东北的合作问题，奉天与南京的往来相当频繁。南京政府为达成全国统一，要求张学良尽快易帜。但是，由于不仅有日本的压力，奉天内部还有杨宇霆的反对，张学良无法统一意见。”
但是，这时的张学良已决心摒弃日本方面的执拗劝说，压制奉军内部一部分人的反对，决意接受国民政府的中国统一。1928年12月29日，他断然“易帜”，将东北全境的旗帜都换成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鲜明地表示出与日本决别的姿态。
——“从中国统一这一点说来，‘易帜’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非常重要的事件，请问‘易帜’的准备工作是如何做的？”
“我下令只有三天功夫，被服厂就把青天白日旗做好了。我当年做事，我部下都很怕我。我要说做的事情就得做，做不了不行的。当时日本有一种优越感，他们根本就不懂得中国的事。当时日本人不知道我要换成青天白日旗，不是一面，一下子把全东北的旗子都要换了，那他们也不知道。日本的情报活动太粗心了，当时花在谍报活动上的钱，等于都扔到垃圾箱里了”。
——“加入国民政府，是否可以认为主要是您父亲张作霖被杀引起的？”
“这倒不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激怒我。过去也是这样，就是没这个事情我也是这样的。我自己负责任。我从来主张国家统一，我自己那时非常想，感到自己的国家不强，没有力量。不过这件事邀使我，使我抗日决心更大。我这个人说话很坦率，请原谅”。
那么，当时张学良的左近亲信们又是如何看待“断然易帜”的呢？除像杨宇霆那样公然与张学良的政策唱反调的人外，不愿将东北置于蒋介石国民政府统治之下的大有人在。
“张学良爱国，同时感到光靠东北的力量不足以与日本对峙，要依靠全国的力量。于是他挂起了青天白日旗，加入了国民政府。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奉军共有30万人，有海军，还。当时蒋介石的军队不过20万，没有海军，也没有飞机。从数量上说，我们的力量大。如果张作霖活着的话，绝不会服从国民政府的。但是张学良为了统一，为了与外国对峙，认为中国的统一是必要的。便毅然挂起了青天白日旗”。 （采访卢广绩）
肃清杨宇霆、常荫槐
张学良断然“易帜”之后，倾全力结束奉军内部的领导权之争，强化自己在东北的统治。当时在奉军内部，分为以张学良为代表的“陆大派”(中国国内陆军大学毕业)和以杨宇霆为代表的“士官派”(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互相争夺奉军内部的领导权。“士官派”的代表杨宇霆是奉军亲日派的主要人物，日本关东军中也有人试图推出杨宇霆做张作霖的继承人。在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为奉军新的领导者之后，杨宇霆仍不愿听从这位年轻领导者的命令，从而加深了两者之间在感情上的对立。
“张学良为祝贺杨宇霆的父亲的生日宴会曾到过杨宇霆家，但杨宇霆在客厅里，没出来迎接。宴会完了之后，他才从二楼下来，护兵说‘杨监督出迎’。当时张学良是东北的领袖，杨宇霆只不过是个兵工厂督办，但他却以一副不屑一顾的态度说：‘汉卿，看戏去’，就把张学良领走了。”(采访陈兆鳞)
杨宇霆经常反对张学良的政策，不过两个人根本的对立还是由于杨宇霆反对“易帜”。由于张作霖与日本的深厚渊源，奉系军阀原本就是一个亲日的军阀集团，亲日派的代表杨宇霆坚决反对东北“易帜”。
“杨宇霆和常荫槐①当时要求张学良收回苏联握有的中东铁路的权益。当时常荫槐是东北交通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他想把中东铁路掌握在他的手中，但张学良不同意。常荫槐还想掌握铁道监督署这个机构，张学良也没有同意。于是杨宇霆便在一张便笺上写上‘委派常荫槐为铁道监督署监督’，强迫张学良签名。杨宇霆和常荫槐的这种做法太过分了。他们根本不把张学良当作上司。于是张学良才决心清除他们两个人。张学良说了一句‘晚上再商量’，送走两人之后，开始准备。那天晚上，将杨宇霆和常荫槐叫到张帅府大青楼中的会议室——老虎厅，就在这里处决了。处决后，死尸用毯子包好，交给了他们的家属。”(采访刘鸣九)
“易帜”的第二年，1929年1月10日。
清除杨宇霆和常荫槐，可以说是“陆大派”与“士官派”两派对立和争夺领导权的必然结果。对于张学良来说，这无疑是他不愿回顾的事。
——“您清除了杨宇霆和常荫槐，能讲讲当时的理由吗？”
“这件事与郭松龄的叛变也有关系。杨宇霆和常荫槐搞的事情，简单说，我已经心里知道了，他们俩相勾结我都知道。他们俩要出问题，不能说叛变，他们要搞点名堂。他们干的事我就不说了，我知道好多。当时我想你们俩就搞出问题来，我还是能控制你们。弄得老百姓吃苦、弄得我部下吃苦，那我是不对的，我宁可让人家骂我，怕我。当然我这么一做，很多人看我太凶了，那也没关系。”
——“是不是因为他们与日本太靠近了？”
“不是，都不是。你们不知道这个主题。他们当时偷买了军火，等于准备叛变。很简单。很多事，说起来太多了。”
军队近代化和学校建设
张学良通过“易帜”和肃清奉军内亲日派的主要人物，表明了与日本诀别的姿态，强化了他还在东北的基础。之后，张学良开始根据自己的理想全力经营东北。
“你们日本人杀了我父亲，而且为了日本，还要把事实真相隐藏起来。我父亲是想和日本合作的，我自己也是同一心情。但干这种事的正是日本人，我怎么还能与日本合作呢？换句话说，我父亲与日本合作被杀了，如果我还和日本合作的话，那不是我比我父亲更容易被暗杀吗，因此我不能与日本合作，合作就是卖国贼”。
张学良首先着手改组东北军,致力于装备的近代化.他整顿扩大了奉天的兵工厂,调整了东北军的武器供给配制,同时积极引进坦克、飞机等近代武器。他还在东北设立了海军司令部，整顿了海军建制，同时还招募法国人为教官，充实了空军。这样，东北军便成了一支陆海空三军军容整齐的近代式军队。
在推进军队近代化的同时，张学良还在奉天扩建了东北大学，在各地建立了中学，致力于人才的培养。张学良所建原东北大学的图书馆、教学楼现为辽宁省人民政府所用，从这些坚固漂亮的西洋建筑中，可以感到他对这所大学所寄予的不同一般的期望。
在这次采访时我们得到的胶片当中，有一张是张学良当年参加辽宁省海城县同泽中学开学典礼的胶片。其中拍摄当时盛大的开学典礼的情况和学生们上体操课，及学生与教师在一起的各种场面。
“我不光是想让东三省，而且想让全国都好起来。我父亲给我留下很多财产，我有很多钱，我把这些钱几乎都捐出去了，建立了东北大学等学校。那些费用都是我出的。一点儿也没使公家的钱。我很高兴这样做。我要让国家强起来，要强起来就得培养人才。教育是建国的根本。”
铁道建设与开发葫芦岛
张学良设立了东北交通委员会，全力推进东北的铁道建设。
1927年，建成大通线(大虎山——通辽)，1929年吉海线(吉林——海龙)通车。通过与已经完工的铁道的连结，完成了吉林省敦化连接京奉线的东干线(敦化——吉林——海龙——京奉线)和连接黑龙江的克山与京奉线的西干线（克山——齐齐哈尔——昂昂溪——洮南——通辽——大虎山——京奉线）两大干线。
当时，日本方面认为张学良的铁道建设违反了两国间关于不得敷设与满洲并行的铁道的《满洲并行线禁止规定》②，不断向张学良提出抗议。
——“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这个问题得这么讲，不能说是关东军的问题，这是日本方面，日本政府。当时有两件事情表示出来，一个是我们要修一条铁路，由大虎山修到黑龙江去。为这条铁路的事，惹起了很多的麻烦。他们说这条铁路与南满铁路平行了。这不能说是平行，因为我们去黑龙江要过南满路，还要走过中东路，所以我们自己修一条铁路，由大虎山修到黑龙江去，这事是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您从一开始就没想到要和日本发生正面冲突啰。”
“也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不能说是竞争的问题。我们要是自己不修这条路，要经过南满，还要经过中东路，这个样子我们就可以直接去了。这不能说竞争，事实是南满铁路受影响了，可我们自己并没说要竞争啊。”
“修铁路的事情并不是在我执政时开始的，我父亲在世时已经有计划了。简单说，我是尽量想跟日本人合作，说实在的，日本可以说没有合作的诚意。我简单解释合作的意思，合作是我们两个人的合作，可日本总想自己操纵，这就没办法(合作)。”
张学良在建设两大铁路干线的同时，还于1930年7月开始，利用德国(荷兰——译者注)资本开发葫芦岛，建设大规模的港湾码头。葫芦岛工程完工之后，就可以通过两大干线将黑龙江和吉林与葫芦岛连接起来，中国方面就可以将东北的物产直接输往海外。
“另外一个就是开发葫芦岛问题，那时我们出口大豆，出口很多。当时我们到大连去，受到日本方面的刁难限制，所以我们要开一个岛，为此，引起点儿麻烦。日本人老想把东北的经济利益控制在自己手里，我们当然也要为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着想了。日本人完全是站在一种不平等的立场上，把中国当作殖民地对待”。
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
张学良在推进东北经营的同时，还进一步深了与国民政府的联系。1930年春，以山西省为根据地的军阀阎锡山③联合冯玉祥和李宗仁，开始了要求蒋介石辞职的反蒋军事行动。政府军在河南省部和安徽省北部与冯玉祥军，在山东与攻陷济南的阎锡山军发生了激烈冲突。被称为“中原大战”的这种反蒋联合行动，将蒋介石的中央政府逼入了困境。
这时，决定这次战争胜负的，便是拥有号称20万或30万近代化东北军的张学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蒋介石把张学良拉入自己的阵营，1930年6月要求张学良出兵。
当时，张学良虽未立刻出兵，但于1930年9月18日发表了“防止内战、维持和平乃当今第一要务”的声明，明确了站在蒋介石一方的立场。他对冯玉祥、阎锡山发出“静待中央之处置”的警告，率领10万东北军进入华北。由于张学良的这种“武装调停”，使得蒋介石成功地打败了反蒋联合。
由于中原大战之功，张学良于同年10月9日升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11月12日，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身份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三届四中全会，受到国民政府的盛大欢迎。12月，张学良在北京设立副总司令行营，一手掌握了东北和华北的军事大权。时张学良29岁。
在这次我们得到的胶片当中，有张学良1930年11月赴南京时的情节。内容是张学良到达南京之后与蒋介石一同参谒孙文的中山陵，向孙文灵位敬献花圈的场面。当时蒋介石在台上让张学良站在自己身边，向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和军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张学良还在下榻的官邸内如集内外记者，举行了盛大的记者招待会，乘坐坦克接受了记者们的拍照。影片在张学良被国民政府官员和记者们包围着乘船浏览长江中结束。这部影片是张学良处于鼎盛时期的象征，向我们传递了在南京备受称赞时张学良那无比畅快的心情。
但是，与这种热烈场面不同的是，经过在南京与国民政府高官们的频繁交往而对政府的实际情况有所了解之后，张学良开始对国民政府感到了极大的不满。
“当年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是相当有好感的。后来就不这样了。我当时看国民政府的军队，有些作风比老式军队还坏。尤其在政治上，比那些政客、比原来的政治更腐败，有些地方还不如(原来的政治)。开始我还不这样看，后来到了南京，接触的越多、越深，越发现不满的地方。简单4个字，不是为国家，只是为了争权夺利”。
“满洲事变”前夜、 满铁经营的恶化
随着张学良独立地经营东北的进展，与满铁的矛盾开始明朗化了。
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被称为日本在满洲的“生命线”。这个会社是日俄战争后日本为经营从俄国接收的东清铁道而设立的，它不只经营铁道，还经营抚顺的煤矿，鞍山的铁矿，是支撑中国东北地区整个经济的国策会社。
但是，由于张学良在东侧和西侧新敷设了两条与满铁并行的铁道，对迄今为止满铁在满洲的垄断地位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日本政府认为，这不仅是对“满铁”的威胁，而且也损害了日本在满洲的权益。
位于东京银座的满铁会，是一个由原满铁社员组成的亲睦团体，现在仍有6000名会员。每年10月，满铁会都要在明治神宫召开总会，参拜原安置在满铁总裁室中的明治开皇铜像。旧满铁会员认为，满铁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经过苦斗而建立起来的“明治天皇的遗产”。这尊明治天皇铜像即是它的象征。日本战败之后，大连神宫的神官将这尊铜像携归日本，安置在明治神宫。满铁会员怀有一种强烈的自负，认为要绝对保卫明治天皇时代由众多的士兵流血牺牲获得的这一“日本的生命线”。
对于他们来说，当时的张学良显然已成为日本的敌人。当年的满铁会员森山诚之氏说道：
“从1929年(昭和四年)起，满铁的货物锐减，运费收入也急剧减少。由于张学良修了满铁对抗的并行线，与满铁的竞争激烈，满铁的货运量和收入都减少了。这种状况威胁着满铁的经营。将满铁迫入经营困境的祸根是张学良，因此我们不能再用好眼光看他。”
实际上，满铁经营从1930年(昭和五年)开始恶化，客票收入从前一年的1745万元减少为1146万元，货运收入从10108万元减少为7793万元，铁道事业收入从7500万元减少为5800万元。1931年(昭和六年)，营业收入损失了340万元。
不过，某满铁会员认为，满铁经营的恶化，与其说是由于张学良敷设了并行线所致，倒不如说是受当时的世界性经济萧条和影响所致。他说道“
“当时的经营情况确实恶化了，不过那不是由于张学良的包围网所致，而是由于当时的不景气。”
实际上，当时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也波及到了满洲，满洲的特产大豆等农作物的价格暴跌，货运减少，从而也影响了满铁的经营。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1929年，张学良继大通线之后，又在吉海上降低了运费，这确实加速了满铁的经营不振。
“1931年(昭和六年)，满铁停止了定期的工资升级，夏天的红包也只发了一半。当时满铁极力削减经费，甚至解雇月工资在150元以上的高级职员。因此，在职员当中，许多人感到如此下去满铁将会枯渴，已经到了或者日本从满洲撤退，或者日本向中国屈服的紧急关头。”
满铁的经营不振，即作为日本在满洲权益的动摇。使在华日侨及关东军都充满了危机感。于是，他们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张学良。
与佐分利贞男的交往
田中内阁倒台之后，日本外交的推进者是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④。他推行的是一条与田中首相的强硬线形成鲜明对照的协调外交路线。中国方面也认为“武断外交已去”，对币原的外交路线给以好评。
经币原授意，佐分利贞男⑤被选拔为驻中国公使。
佐分利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曾以随员身份参加过日内瓦的裁军会议和华盛顿会议。在出席1925年召开的“支那关税会议”期间，颇受中国要人的信任。币原看中了佐分利，在他已预定要被派作驻苏大使之后，强行说服他做了驻华公使。
1929年(昭和四年)8月，佐分利赴南京，开始为修改中日条约进行准备交涉。目的是想改正迄今为止中国与日本之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与国民政府建立对等的外交关系，他的这一姿态受到中国方面的欢迎。张学良当时亲切会见了佐分利。
“我们在日本领事馆谈到深夜，谈得非常好。他说：我回到日本去，尽我的力量。那时说满洲悬案问题有多少多少件，我说我也尽力量帮你忙，我能做得到的，我一定做到。你非要逼着我这样做，我做不到，我不能做。我跟他说：我能叫你做背叛日本的事情吗？假使我要卖国行为，你能看得起我吗？你也看不起我。佐分利这个人很好，但他回去后死了。”
到达中国之后，佐分利开始着手准备与中国进行正式交涉。1929年11月，佐分利临时回国。但是，11月29日，佐分利突然神秘地死去了。《大阪朝日新闻》以大字标题报道：
“佐分利支那公使在箱根用手枪自杀。
为准备即将开始的日支交涉而于本月21日回东京的驻支那公使佐分利贞男氏，于29日夜间在箱根的下富士屋旅馆第197号房间用手枪自杀。在重要的对支交涉即将到来之际，佐氏之死非常令人惋惜。“
佐分利右手握手枪，打中头部，当即死亡。警察验尸的结果断定是“自杀”。
但是，当时就有人怀疑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佐分利是个左撇子，用右手握手枪未免有些奇怪。关于自杀的动机，有人说是由于他妻子死后他患了神经衰弱，有人说他是由于日支交涉前途维艰无法忍受才自杀的等等。总之，缺乏有力的证据。因此许多人对他的死抱有疑问。
币原外相说：“27日，我会见了公使，他非常健康，决不可能是神经衰弱。我虽然不知道公使到箱根去的事，但从他那健康的神情和动作来看，绝不可能是自杀。况且对自杀原因的推论也只是各种勉强的猜测而已。”
佐分利之死，也给予中国方面以很大的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在接到佐分利死讯时大惊失色，说道：“今失去公使，使原先好不容易达到的谅解化为泡影——对于中日两国来说，诚可惜之至”。
对于国民政府来说，可以说是在改正不平等条约之际失去了一位最好的理解者。
作家松本清张在《昭和史发掘》一书中，对于佐分利公使之死说道“想推论为他杀，而不是自杀”，指出当时有许多对佐分利的软弱外交抱有反感的国家主义团体。
佐分利之死至今还是个谜，但不管怎么说，由于这一事件，币原外相的和平外交无疑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我很怀疑他不是自杀，是他杀。那天我也跟那位先生讲过，日本到了那个时候，真是上帝能容忍日本哪!日军人狂妄到那个程度，不但是对我们中国，就是对他们本国的元老重臣，都是用这个办法。军人狂妄到这个程度，日本没灭亡，那真是上帝的恩典!这是我的看法。我当时非常难过，没法子。我怎么退步，怎么样想和日本合作，也没法子。我实在对日本不满，但我知道，我们中国没有同日本打仗的能力，我只要跟日本把话说明白，大家能够互相让步，互相明白，可那时日本的军人狂妄到极点，我没有办法。……依我说日本人那时很糊涂、太笨，我父亲时也是一样想合作，但你这个合作条件太苛刻，你非要我当奴隶，那我做不到。”
与日本的对立加深
日本人觉得自己在满洲的权益受到了威胁，开始埋怨币原推行的对华协调外交路线。1931年1月，币原外相在第五十九届国会上宣称他正在探索日中两国共存共荣的道路。但是，原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⑥在议会上攻击币原外交是“绝对无为旁观主义”的“软弱外交”。“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便是由松冈洋右首先提出来的。松冈的发言对当时日本人中的法西斯情结来说，无疑是火上浇油。
实际上，币原对满洲铁道问题绝非置之不顾。他曾指示一定要阻止中国方面建筑会给满铁带来致命的竞争影响的新路线。1931年起，满铁理事木村锐市开始与张学良政权进行有关铁道问题的谈判，只是一直未取得什么引人注目的成果。作为张学良来说，尽管他很欣赏币原的协调外交，但他也无法压制东北民众中日渐澎湃高涨的抗日运动。
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已不满足于仅仅要求撤消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要求归还旅顺、大连，收回南满铁路。在张学良的统治下，东北地区的民族工业作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断发展。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日本的国家主义在满洲展开了激烈的正面对抗。
“当时日本完全是侵略的态度，这在我们眼里是看得很清楚的。举个例子。譬如旅顺和大连的问题。当时，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期已经满了，我们想收回来。不过考虑到长时期内日本在旅顺和大连的建设，我们也考虑了日本的立场。我们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即把这两个港口作为自由港，在当地举行自由选举，从居民中选出领导者进行治理。也就是说，权利归中国，但运作由当地居民，即日本人进行。我们提出这个方案之后，当时日本方面的回答实在令我难过。他们说：‘这两个地方是我们用弓箭射来的。如果你们想要回去，那就同样用弓箭来夺吧。’也就是说，想要旅顺和大连，那就战场上见。”
进入1931年后，发生了两个加速两国对立的事件。一个是七月份发生的“万宝山事件”，由移民到长春郊区的朝鲜人与当时中国人之间发生的摩擦，引发了朝鲜国内的排华暴动，日中关系日趋紧张。
8月，又发生了中村大尉被杀事件。参谋本部的中村震大郎大尉为搜集情报潜入禁止日本人通行的兴安岭地区，被当地中国驻军发现，6月27日被枪杀。中国方面开始时否认这件事，8月17日真相公布之后，对华强硬论在驻满日本人中沸腾了起来。
当时曾任满铁职员的森山诚之在描述驻满日本人情绪时说道：“事已至此，一触即发，结果是渐渐受压，只能坐以待毙。于是，全体日本人都行动了起来，他们高喊‘军队是干什么吃的!’对关东军提出鼓励和希望。这些都是必然的。‘关东军让人家搞成这样，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关东军占领满洲的计划
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想运用军事力量一举解决满洲的这种状况。石原是日本陆军中屈指可数的秀才，1928年10月起担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他将对拿破仑、费理德里希的战略研究与自己的日莲宗信仰结合起来，创立了他的“世界最终战论”。1930年，他悄悄地完成了以军事力量占领满蒙，使之变成日本领土的计划。
在山形县的鹤冈市立图书馆中，保存有记录着石原上述构想的文件。石原认为，未来的世界将在东洋文明的代表日本与西洋文明的代表美国之间发生的一场世界最终战争。为了准备这场战争，日本必须尽快增强自己的国力，而为了增强日本的国力，就必须将满蒙作为日本的领土。按照石原的构想，将满蒙变成日本领土之后，它的农产品能解决日本的粮食问题，而且还能成为日本重工业的基础。另外，占领满洲还可以拯救大危机后大量增加日本失业者，复兴经济。石原认为，这种军事行动，应该赶在美国海军实力尚未增强，苏联尚未从革命的混乱中恢复过来时进行，最迟不能晚于1936年。
除石原莞尔⑦外，陆军中央里也有人怀有占领满蒙的想法。1931年6月，陆军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策大纲”。其中说道：“如果不能缓和张学良的排日方针，采取军事行动也是不得已的。”不过，方策大纲对关东军的行动极其慎重，将发动军事攻击的时间定在1932年以后。
石原没有得到政府中央对自己构想的认可，他准备以军部为主导，“通过谋略、制造机会”，实现自己的计划。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大佐⑧支持石原的设想，1931年7月，他从东京秘密给奉天送去了24英时榴弹炮。
① 常荫槐：（1876—1929年）吉林省梨树县人。1927年任张作霖安国军政府交通部次长，1928年任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副委员长、黑龙江政府主席，1929年与杨宇霆一起被张学良处死。
② 《满洲并行线禁止规定》：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得到满洲的权益得到清政府的追认。但围绕北京会议中“清国全权声明”问题，日本方面解释为禁止建设一切与满铁并行的铁路线，中国方面而反驳说这不是故意损害满铁的利益。
③ 阎锡山：（1883—1960年）字百川，山西省五台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身。民国成立后，握有山西的军政大权。倡导“山西门罗主义”。曾帮助北伐。中日战争时，先曾进行抗日，后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战后，曾担任过台湾行政院长和国防部长。
④ 币原喜重郎：（1872—1951年）大阪人，东大毕业。曾担任过大隈内阁以下5次外相次官。1919年任驻美国大使，在第1、2次加藤内阁，第1、2次若槻内阁及滨口内阁中担任外相，开展以英美为基调的外交，被军部和右翼攻击为软弱外交。1945年10月，继东久迩内阁后任首相，推进宪法改正和民主化政策。后担任吉田内阁国务相、众议院长。
⑤ 佐分利贞男：（1879—1929年）东大毕业，历任驻美大使馆员，通商、条约局长是“币原外交”的实际推进着。任驻华公使期间，1929年临时回国，于11月29日在籍根用手枪自杀。也有人怀疑是他杀。佐分利自杀事件乃是昭和史中的一个谜。
⑥ 松冈洋右：（1880—1946年）山口县人。曾留美，毕业于俄勒冈州立大学。回国后入外务省，任巴黎和会随员、上海总领事。退职后，由田中义一推荐入满铁，1927年任副总裁。1930年通过政友会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提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1933年2月，以首席代表身份参加国际联盟临时大会，当会议表决通过李顿报告书时，松冈退场。后又担任满铁总裁、第二次近卫内阁外相，参与缔结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及日苏中立条约。战后定为A级战犯，病死。
⑦ 石原莞尔：（1889—1494年）山形县人，陆军士官学校21期生。毕业后任教官，赴德。1928年任关东军参谋，1931年任作战主任参谋，参与制定全满洲作战方案。1935年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二、二六”事件中主张用武力讨伐叛乱军人。1937年升为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少将）。1937年日中战争全面爆发后，石原任东军副参谋长，1940年晋升中将、第16师团长，后转为预备役。
⑧ 永田铁山：（1884—1935年）长野县人，陆军士官校16期生。毕业后曾住日本驻德及瑞士武官，陆军省动员课长，军事课长，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少将），陆军省军务局长等要职。1935年被皇道派军人相泽三郎杀死。
缄黙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 : 日本NHK记者专访录 /管宁.-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